中共第一任沈阳市政府市长是谁？是朱其文，他上任时是1948年11月2日，沈阳刚刚解放。我是从《大棋局中的国共关系》这本书中了解这一细节的，非沈阳人或许会忽略。这本书是写国共关系的，还是1944年到1950年的国共关系。那是历史跌宕、风云聚散的6年，日本军国主义即将投降、国共两党争夺天下、中共成立新中国。历史从来就不简单，剧变中的这段历史更复杂。在这本书中，我们看到了国共斗争，还看到了国共背后美国和苏联等国家暗中角力，以及三国四方的大利益、大格局關系。
　　现在提“国际化”，我们马上会想到现在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其实，与中国有关的国际化，至少从那时已开始。这本书给人最大感慨是，那时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每一个重大决策，几乎都是三国四方博弈的结果。美国和苏联的政治力量深刻地影响着国共，国共双方各自的认知和思维、行为方式，从过程上看，也与美苏发生着紧密联系。
　　我们从书中小标题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比如：延安对美外交；毛赫交恶开端；美国与让东北；中共首个盟约；苏美两分中朝；反苏还是反美；魏德迈的建议；美迟到的援助；苏隐蔽的支持；米高扬秘使华；全面反美到来……可以说，在那6年，中共与苏联的关系、中共与美国的关系；国民党与苏联的关系、国民党与美国的关系，从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在开始和过程中就已阵营分明，爱恨清晰。三国四方一直在大利益、大格局中进行着无休无止的联系、沟通、影响、决策，你中有我，我中有他。
　　这或许不是中国面对的最早的国际化，但应该算是相对比较系统、完整的国际化在中国的呈现。微观而言，比如，1943年7月初，胡宗南部进抵洛川，毛泽东马上让董必武向史迪威等美英人士求救；1945年4月，负责协调国共关系的美国政府代表赫尔利再经莫斯科赴华时，斯大林向他再次重申“中共非共”和支持国民党的态度。宏观来看，比如，苏联与当时的国民党政府签署了中苏第一个盟约；1947年4月，中共借马歇尔停战带来的喘息机会，靠苏联源源不断的援助，在临江重创了国民党精锐之师。等等这些，远非民族矛盾、两党纷争能解释，而是弥漫着国际化因素。
　　正如本书封底文字所言：这本书虽以国共为题，却并不按照冷战模式两分世界。它试图说说意识形态以外的东西，试图讲讲人在大环境中的命运……以民族主义——现代主义为核心的世界观和历史观，无助于我们反思人类社会20世纪的野蛮属性，文化差异也不能通过扩大对立去弥合。
　　国共当时的内战，“就苏美而言，权力渗透国界，并非纯粹内战。”作者序中所言极是。“我们所要做的，仅是在历史的细节处放慢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