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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病危的那一天
1997年2月，也即旧历丁丑年正月，全体政治局常委都接到通知不要出京，留在家中待命。不是发生了什么意外变故，而是一个既定的进程日益迫近终点：邓小平走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医院的报告说他已经病危。自从1994年春节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公开露面了，境外的媒体就像那个总是高喊“狼来了”的孩子，至少100次说他“病危”，他却在京城里自己那个四方形的院落中，过得既舒适又洒脱。这一次没有谁说什么，可是“狼”真的来了。
只有他的家人和党的新一代领袖们知道这个消息。根据医生解释，他的心脏健康，肝脾也好，没有老年人常见的糖尿病或者前列腺炎，致命的问题发生在神经系统，这在医学上叫做“帕金森综合征”，是一种没有办法根治的疾病。“他患帕金森综合征的时间也长，治了十几年呢，”外科专家吴蔚然说，“到后来，越来越差。”疾病蔓延到呼吸器官，一发不可收拾。
1996年12月的一个清晨，邓小平一觉醒来，觉得呼吸不畅。
按照过去多年的习惯，他本应走到卫生间里去洗脸刷牙，然后坐在一个小方桌子边上喝一杯茶，开始吃早餐，有牛奶和鸡蛋。秘书通常在这时进来，把他要用的东西放在办公室里———眼镜、手表、放大镜，还有一摞文件和报纸。邓小平把这一天剩下的大部分时间花在办公室里。这里有一个办公桌，但他不喜欢坐在那里，通常是坐在一个单人沙发上批阅文件或者翻看报纸。他喜欢看地图，喜欢翻字典，有时候看看《史记》或者《资治通鉴》，但他更喜欢看《聊斋》。他喜欢打桥牌、游泳、看人家踢足球，但他最经常的运动是散步。他喜欢散步，对他来说，那是锻炼，是休息，也是思考。有人说这是他在“文化大革命”被贬、离群索居在南昌郊区那个小院子时养成的习惯，那条著名的“小平小道”就是他在那三年里踩出来的。
这个早晨，邓小平咳嗽不止，几乎不能正常呼吸，甚至不能咽食物，更无法完成他平时的那些活动。身边的医生已经不能应付这个局面，只好把他送进医院。车子经过京城最重要的街道长安街，经过天安门广场和中南海的新华门，经过熙熙攘攘的西单路口、复兴门和军事博物馆，一路向西驶去。
这是一个非常时刻，可当时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中南海里一些最重要的领导人，在1月份还到外地去巡视了———李鹏去了辽宁，李瑞环去了海南，乔石去了江苏和上海，朱镕基去了重庆，胡锦涛也按照计划出访南美三国。
多少年来，中国人判断政治气候冷暖的一个依据，就是党的领导人是否在公开场合露面，现在看到这些人的行踪，他们就觉得天下太平，却完全没有注意到党的最重要的领导人江泽民始终坐镇京城，那些已经出京的领导人们，也不像往年那样和四方百姓共度春节，全都缩短行程，匆匆赶回京城。
那时候老百姓谈论的事情大体就是这些，可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真正在医院里的不是什么“遭车祸身受重伤的处长”，而是一代伟人邓小平。
生命的最后几天
元旦那天下了小雪，把京城变成一片白色。对北方人来说，这意味着吉祥和丰年。可是在三○一医院，看不到一点喜庆气氛。邓小平的病房设在院子南端一栋小楼的顶层，一条汽车匝道从地面一直延伸上来。病榻周围总是站着很多人，还有些医生护士进进出出，但有时候只有随身医生黄琳和他在一起。他看到电视里面正在播放一部纪录片，就凝神看起来。有一阵子，他的精神好一些，可还是看不清楚电视屏幕上那个远远走过来的人是谁。
“那边，走过来的那个，”他问，“是谁啊？”
黄琳笑了：“那个是您啊，您看清楚了。”
那个人走近了，他终于看到了自己，动动嘴角，笑一笑。黄琳告诉他，这电视片名叫《邓小平》，是中央电视台刚刚拍摄的，有十二集呢。邓小平什么也不说，只一集一集地看下去。黄琳知道他耳背，听不见，就俯身靠向他的耳畔，把电视里面那些颂扬他的话一句句重复出来，忽然感到这老人的脸上绽出一丝异样的羞涩。直到五年以后，黄琳还能记得那个瞬间：“不知道我形容得准确不准确，就是被表扬以后不好意思的那种感觉。”
邓小平有时候昏昏沉沉地睡着，有时候异常清醒。他已经不再评价别人，也不再在意别人对他的评价。黄琳想，他在1992年说了那么多话，现在总该再给中国人留点什么吧，便问他还有什么话想说。邓小平淡淡地回答：“该说的都说过了。”
2月7日是正月初一，邓小平没有回家，病房的医生和护士也没有回家，都在近旁房间里守着。警卫秘书张宝忠想起应该互道“新年快乐”，就把大家聚到一块儿。众人举起酒杯，说不出一句话，唯有泪千行。“希望咱们医务界，在新的一年里能创造奇迹。”张在心里这样说。可惜没有奇迹，邓小平又挺了12天，到2月19日，他的呼吸功能已经衰竭，只能借助机器来喘息。
医生赶紧向政治局报告，按照规则，还应向新闻界公布消息，可政治局觉得不能惊慌失措，尤其不能危及大局的稳定。在中南海的工作人员都没有看出什么异常。上午，乔石按原计划主持了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了三个条约和两个协定。前一天，李鹏还会见了美国前参议员贝内特·约翰斯顿。
骨灰撒向大海
2月19日，邓小平的心脏停止了跳动，那时是21：08。四天以前，卓琳写信给江泽民，转告“邓小平的嘱托”：不搞遗体告别仪式，不设灵堂，解剖遗体，留下角膜，供医学研究，把骨灰撒入大海里。
24日，星期一，早上9：34，一辆面包车驶出医院，载着灵柩，披着黑纱，在警车护卫下，缓缓西行。街两边站满人群，灵车一过，悲声四起，蓝天忽然阴云密布，哀乐徘徊在都市上空。从五棵松到八宝山殡仪馆，有2500米。笔直的一条大道，连个弯也没有。1949年共产党解放这座城市之后便拓宽了这条路，普通的百姓老爱说它是“黄泉路”，可是党的高级领导人喜欢说这是“去和马克思做伴的路”。从那以后，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走到这条路上，最早是任弼时，然后是周恩来、朱德和毛泽东，然后是胡耀邦和陈云，而这时，邓小平也在这条路上，渐行渐远。
邓小平的墓地在大海里，他的葬礼是在天上举行的。一架飞机孤寂地盘旋，机舱里满是鲜花的芬芳，芬芳中安卧着已经化做灰烬的伟人。邓小平的亲属、生前好友、党的高级官员守护在左右。卓琳跟在骨灰盒后面，只等舱门开启，便一把骨灰，一把鲜花，又一把骨灰，又一把鲜花，纷纷撒向蓝天，让它们随风飘去，落在海中。
飞机载着生者缓缓着陆，卓琳走下来，步履迟缓，身上一袭黑色丧服是特别制作的，这证明她对这天的仪式万分珍重，但是她只用简单的几个字就把围着她的记者打发了：“这是自然规律，没有办法。”
（据《变化1990———2002年中国实录》，凌志军著，人民日报出版社）
1997年2月，也即旧历丁丑年正月，全体政治局常委都接到通知不要出京，留在家中待命。不是发生了什么意外变故，而是一个既定的进程日益迫近终点：邓小平走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医院的报告说他已经病危。自从1994年春节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公开露面了，境外的媒体就像那个总是高喊“狼来了”的孩子，至少100次说他“病危”，他却在京城里自己那个四方形的院落中，过得既舒适又洒脱。这一次没有谁说什么，可是“狼”真的来了。
只有他的家人和党的新一代领袖们知道这个消息。根据医生解释，他的心脏健康，肝脾也好，没有老年人常见的糖尿病或者前列腺炎，致命的问题发生在神经系统，这在医学上叫做“帕金森综合征”，是一种没有办法根治的疾病。“他患帕金森综合征的时间也长，治了十几年呢，”外科专家吴蔚然说，“到后来，越来越差。”疾病蔓延到呼吸器官，一发不可收拾。
1996年12月的一个清晨，邓小平一觉醒来，觉得呼吸不畅。
按照过去多年的习惯，他本应走到卫生间里去洗脸刷牙，然后坐在一个小方桌子边上喝一杯茶，开始吃早餐，有牛奶和鸡蛋。秘书通常在这时进来，把他要用的东西放在办公室里———眼镜、手表、放大镜，还有一摞文件和报纸。邓小平把这一天剩下的大部分时间花在办公室里。这里有一个办公桌，但他不喜欢坐在那里，通常是坐在一个单人沙发上批阅文件或者翻看报纸。他喜欢看地图，喜欢翻字典，有时候看看《史记》或者《资治通鉴》，但他更喜欢看《聊斋》。他喜欢打桥牌、游泳、看人家踢足球，但他最经常的运动是散步。他喜欢散步，对他来说，那是锻炼，是休息，也是思考。有人说这是他在“文化大革命”被贬、离群索居在南昌郊区那个小院子时养成的习惯，那条著名的“小平小道”就是他在那三年里踩出来的。
这个早晨，邓小平咳嗽不止，几乎不能正常呼吸，甚至不能咽食物，更无法完成他平时的那些活动。身边的医生已经不能应付这个局面，只好把他送进医院。车子经过京城最重要的街道长安街，经过天安门广场和中南海的新华门，经过熙熙攘攘的西单路口、复兴门和军事博物馆，一路向西驶去。
这是一个非常时刻，可当时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中南海里一些最重要的领导人，在1月份还到外地去巡视了———李鹏去了辽宁，李瑞环去了海南，乔石去了江苏和上海，朱镕基去了重庆，胡锦涛也按照计划出访南美三国。
多少年来，中国人判断政治气候冷暖的一个依据，就是党的领导人是否在公开场合露面，现在看到这些人的行踪，他们就觉得天下太平，却完全没有注意到党的最重要的领导人江泽民始终坐镇京城，那些已经出京的领导人们，也不像往年那样和四方百姓共度春节，全都缩短行程，匆匆赶回京城。
那时候老百姓谈论的事情大体就是这些，可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真正在医院里的不是什么“遭车祸身受重伤的处长”，而是一代伟人邓小平。
生命的最后几天
元旦那天下了小雪，把京城变成一片白色。对北方人来说，这意味着吉祥和丰年。可是在三○一医院，看不到一点喜庆气氛。邓小平的病房设在院子南端一栋小楼的顶层，一条汽车匝道从地面一直延伸上来。病榻周围总是站着很多人，还有些医生护士进进出出，但有时候只有随身医生黄琳和他在一起。他看到电视里面正在播放一部纪录片，就凝神看起来。有一阵子，他的精神好一些，可还是看不清楚电视屏幕上那个远远走过来的人是谁。
“那边，走过来的那个，”他问，“是谁啊？”
黄琳笑了：“那个是您啊，您看清楚了。”
那个人走近了，他终于看到了自己，动动嘴角，笑一笑。黄琳告诉他，这电视片名叫《邓小平》，是中央电视台刚刚拍摄的，有十二集呢。邓小平什么也不说，只一集一集地看下去。黄琳知道他耳背，听不见，就俯身靠向他的耳畔，把电视里面那些颂扬他的话一句句重复出来，忽然感到这老人的脸上绽出一丝异样的羞涩。直到五年以后，黄琳还能记得那个瞬间：“不知道我形容得准确不准确，就是被表扬以后不好意思的那种感觉。”
邓小平有时候昏昏沉沉地睡着，有时候异常清醒。他已经不再评价别人，也不再在意别人对他的评价。黄琳想，他在1992年说了那么多话，现在总该再给中国人留点什么吧，便问他还有什么话想说。邓小平淡淡地回答：“该说的都说过了。”
2月7日是正月初一，邓小平没有回家，病房的医生和护士也没有回家，都在近旁房间里守着。警卫秘书张宝忠想起应该互道“新年快乐”，就把大家聚到一块儿。众人举起酒杯，说不出一句话，唯有泪千行。“希望咱们医务界，在新的一年里能创造奇迹。”张在心里这样说。可惜没有奇迹，邓小平又挺了12天，到2月19日，他的呼吸功能已经衰竭，只能借助机器来喘息。
医生赶紧向政治局报告，按照规则，还应向新闻界公布消息，可政治局觉得不能惊慌失措，尤其不能危及大局的稳定。在中南海的工作人员都没有看出什么异常。上午，乔石按原计划主持了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了三个条约和两个协定。前一天，李鹏还会见了美国前参议员贝内特·约翰斯顿。
骨灰撒向大海
2月19日，邓小平的心脏停止了跳动，那时是21：08。四天以前，卓琳写信给江泽民，转告“邓小平的嘱托”：不搞遗体告别仪式，不设灵堂，解剖遗体，留下角膜，供医学研究，把骨灰撒入大海里。
24日，星期一，早上9：34，一辆面包车驶出医院，载着灵柩，披着黑纱，在警车护卫下，缓缓西行。街两边站满人群，灵车一过，悲声四起，蓝天忽然阴云密布，哀乐徘徊在都市上空。从五棵松到八宝山殡仪馆，有2500米。笔直的一条大道，连个弯也没有。1949年共产党解放这座城市之后便拓宽了这条路，普通的百姓老爱说它是“黄泉路”，可是党的高级领导人喜欢说这是“去和马克思做伴的路”。从那以后，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走到这条路上，最早是任弼时，然后是周恩来、朱德和毛泽东，然后是胡耀邦和陈云，而这时，邓小平也在这条路上，渐行渐远。
邓小平的墓地在大海里，他的葬礼是在天上举行的。一架飞机孤寂地盘旋，机舱里满是鲜花的芬芳，芬芳中安卧着已经化做灰烬的伟人。邓小平的亲属、生前好友、党的高级官员守护在左右。卓琳跟在骨灰盒后面，只等舱门开启，便一把骨灰，一把鲜花，又一把骨灰，又一把鲜花，纷纷撒向蓝天，让它们随风飘去，落在海中。
飞机载着生者缓缓着陆，卓琳走下来，步履迟缓，身上一袭黑色丧服是特别制作的，这证明她对这天的仪式万分珍重，但是她只用简单的几个字就把围着她的记者打发了：“这是自然规律，没有办法。”
（据《变化1990———2002年中国实录》，凌志军著，人民日报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