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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光阴在汉江日夜不息的奔流中已然逝去，然而汉水清波中流淌过的湖湘辛亥革命先烈的热血却仿佛仍有余温，他们击水中流的呐喊依然震耳，志士们的不朽功勋已然镌刻在千里汉江的记忆里，永远不会随波而去。辛亥革命的胜利，武昌起义当居首功。武昌首义虽然发生在湖北，湖南人却以热血浇灌了革命胜利之花，成为了武昌首义的中流砥柱。
苦心筹划之功
清末，为推翻清王朝的反动腐朽统治，各地革命者相继组织了大量的革命团体，但是因为文化观念、地域差异等原因，在革命战略、具体行动方式上却存在着分歧。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各个革命团体之间的联合又不可避免。
早先，由于同盟会组织体系松散，在鄂革命团体虽然以同盟会中部总会为盟主，但是却有着自身独立的组织体系，其中以共进会和文学社力量最为强大，而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实为后者。文学社的起源要追溯到1904年7月刘静庵、宋教仁、吕大森、张难先、胡瑛、曹亚伯等在武昌多宝寺街成立科学补习所。由于屡遭清廷查缉，后又用过日知会、军队同盟会、群治学社、振武学堂等名称。1911年初，振武学堂改名为文学社，选举湖南澧州（今澧县）人蒋翊武为社长，常德人刘复基为评议部长，其骨干成员多为湖南人。其会员绝大多数为趋向革命的士兵和青年学生，也吸收少数进步的下级军官参加。与当时另一个武昌起义领导团体——由同盟会分离出来的共进会相比，文学社无论是在成员人数、影响力上都要胜出。据王华国《文学社事实》所记：“当去秋（1911年）之初，除政、学、商而外，该社之社员已将近万人，其势力不可谓不宏大矣。”蒋翊武还以《大江报》为平台大肆宣传革命思想，以引导和开启新军士兵的革命意愿， “军中官长畏报如虎，恨报刺骨；而士兵同志乃信仰益深，志向益坚。《大江报》之声誉因之与日俱增，销路大畅”。
湖南人对武昌首义筹备的最大贡献，在于实现了革命团体的团结合作。文学社与共进会之间，因为种种原因存在抵牾，甚至还发生过“马队纠纷”。共进会因为本身经费较为充足，看不起文学社等革命团体，而文学社因为在新军中已有良好的基础，对共进会在新军中发展成员也存在抵触情绪。两个团体之间的矛盾成为革命的重要障碍，此时，湖南人谭人凤力促文学社和共进会消除成见，实行联合，“和衷共济，相辅而行”。 文学社评议部长刘复基在两会联合过程中居功至伟，他首先说服同乡文学社社长蒋翊武，而后3次代表文学社与共进会协商。在面对共进会会员盛气凌人的谈判态度时，刘复基不卑不亢、据理力争、晓以大义：“我们向来是合作的，不过以前的合作是消极的合作，今后要积极的合作。现在革命形势，已如箭在弦上，有不得不发之势。本人建议，我们到了与清朝政府短兵相接、你死我活的时候，应该把文学社、共进会名义暂时搁置不用，大家都以革命党人的身份，和清朝政府拼个死活，‘事成则卿，不成则烹’！希望全体同志群策群力，铤险以赴，再不存门户之见，多所顾虑了。”9月24日，文学社、共进会两团体重要骨干及各标、营代表又在武昌胭脂巷11号胡祖舜寓所召开大会，孙武主持会议，刘复基拟定的《人事草案》和《起义计划》获得通过。会上，刘复基被推选为军事指挥部调查部副部长，兼常驻筹备员，负责筹备起义的各项具体工作，“凡关于用兵方略，调查地形及举义先后一切大计，皆公（指刘复基）一手为之” 。湖南人的宽广胸怀让两者之间的联合得以实现，为武昌首义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湖南人还为武昌首义制定了具体的行动计划并果断行动。蒋翊武早在1911年8月就制定了起义计划，并担任总指挥。在武昌起义的前一天晚上，蒋翊武发布了第一号武装起义命令。刘复基为筹备起义四处奔走，并亲自制造炸药。1911年10月7日，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革命机关中制造炸药时起火、爆炸。俄巡捕房闻讯，派警察荷枪实弹赶来，团团包围，将所藏枪械、弹药、名册等重要文件全部搜去，交湖广总督衙门处理。刘复基等3位烈士被捕，刘在就义时还高呼：“同胞们！大家努力！可怜我这些遭虐的同胞呵！”而正是3位烈士的就义，引发了广大革命党人的怒火，武昌起义从而一触即发，“龟山苍苍、江水泱泱，烈士一死满清亡”。
同赴蹈海之举
辛亥革命爆发前，自宋教仁等人到武昌参与建立科学补习所以后，两省反清志士之间便互相声援，相互支持，成为密不可分的整体。1911年4月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后，谭人凤、宋教仁等改变革命策略，将革命重心放在长江流域，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制定了湖南、湖北此起彼应、彼起此应的方针。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以后，推定焦达峰、杨任、谢介僧、曾杰等组成湖南分会，负责湖南起义的准备工作。武昌起义前，湖南共进会的骨干焦达峰秘赴武汉，与湖北反清志士相约，“中国革命以两湖为主动，如湖北首先起义，则湖南即日响应；湖南首先起义，则湖北即日响应；两湖能同时举义更好”。
武昌起义爆发后，尽管革命党人在短短数天内就控制了九省通衢、中部重镇武汉，并获得了汉阳兵工厂和广大武汉市民支持，但是由于当时通讯不发达，清政府严密封锁消息，武昌起义成功的消息还没有传遍海内外。武昌起义爆发的第三天，间道回湘省亲的同盟会员、上海中国公学教员谭心休首度带来了武昌起义爆发的消息。接着，湖北同盟会员胡燮槐日夜兼程来长沙联络，证实了武昌起义消息的可靠性。按照同盟会中部总会制定的湖南、湖北此起彼应、彼起此应的方针，湖南革命党人立即着手起义的准备。1911年10月13日晚，焦达峰、陈作新等湖南革命党人举行会议，决定10月20日在长沙响应武昌首义，约定城内放火为号，城外新军见火即行跑步进城，并成立了以焦、陈为首的同盟会战时统筹部，负责起义的领导工作。10月22日，革命党人在长沙起义成功，一日之间“须臾满城皆白旗”。
湖南宣布独立，对武昌起义的支持具有心理上和军事上的双重后果。从心理上看，武昌起义后仅湖北一省脱离清政府而宣告独立，其余各省革命党人虽然蓄势待发，但是却还没有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湖南起义成功，成为推翻清政府的第一张骨牌，对其他各省的革命进程起到了促进作用。从军事上讲，湖南起义让湖北前线的革命者有了安稳的后方，武昌起义部队得以集中精力迎战南下清军。更为关键的是，湖南在起义成功后，就马上向武昌前线派出了自己的精锐新军，从10月28日起至11月25日，湖南先后派出4批16个营共8000余人的援鄂军队，参加阳夏浴血保卫战。4批援鄂军队分别为：第一批湘军步兵独立第一协协统王隆中部5个营，四十九标为基础编成；第二批湘军第二师第三协协统甘光典部4个营；第三批湘军第一师第二协协统刘玉堂部4个营；第四批湘军步兵独立第九标标统刘耀武部3个营。湖南新军成为武汉前线最有战斗力的队伍。需要强调的是，湖南新军还是在长沙革命形势尚未稳定的情况下派出的，此时反动力量随时酝酿反扑，焦达峰、陈作新二人被杀害，然而湖南革命党人为了保卫武昌首义的胜利果实，毫不虑及自身安危，这种顾全大局、舍己为人的气节体现了湖南革命党人的大义所在。
血洒汉江之义
武昌起义第二天，清廷下令将湖广总督瑞澂革职，但为了稳定形势，仍让其带罪立功，暂时署理湖广总督，并在军事上作出了部署：紧急抽调参加永平秋操北洋新军第二、四镇星夜驰援湖北战场，下令陆军大臣荫昌统一指挥湖北及援鄂各军，又命令冯国璋部为预备力量。为解燃眉之急，清廷命令河南新军张锡元部与湖北都统张彪残部会和，稳固武汉外围形势，清军还派遣海军都督萨镇冰率海军舰队从长江逆流而上，包抄革命军后路，以图对武汉形成夹击之势。清廷先后在武汉前线集结了3万军队，占据了数量上绝对优势，且清军多为北洋久经战阵之精锐部队，配备了机关枪等当时最先进的武器装备。
与之对应的是，起义军只有兵力6000人，其中仅一半人来自新军，战斗力不高，武器装备落后，仅靠高昂的士气支撑作战，双方力量对比悬殊。在此危急时刻，又是湖南人以天下为己任，临危受命。10月28日，黄兴抵达汉口，随行者有宋教仁、刘揆一等湖南志士，他们在突破清军长江水师封锁线后抵达武汉，受到各界的热烈欢迎。黄兴被前线将士拥戴为民军总司令，市民还自发特制一丈二尺“黄”字大旗三面，分别竖立于武汉三镇之黄鹤楼、龟山、新市场上空，极大地鼓舞了前线士气。其时，汉口革命军经连日奋战，部队已经极疲惫，黄兴不计个人利害，承担起指挥汉口军事的重任，经过29、30、31日3天激战，起义军因实力悬殊，被迫放弃汉口。此后，黄兴根据形势变化，下令起义军退守汉阳，命蒋翊武在大智门前线遍地埋设地雷。黄兴为防守汉阳，以襄河为界，设置了三道防线，第一线用机枪把守，第二线建筑堡垒阵地，以守代攻，第三线在龟山兵工厂环山设立炮台20座，组成炮火网，居高临下，俯视汉口。黄兴还亲自视察战地，对防卫工事，以及机枪阵地、炮台设置亲予规划，构建了较为完备的火力体系。11月5日，当冯国璋率5000余人进攻汉阳时，在起义军的严密防守下死伤累累。
11月19日后，援鄂湘军部队相继开赴武汉，并发挥了主力军作用。黄兴在获知家乡的部队来援后迅速过江检阅，并勉励湘军协统王隆中：“自古湘军无敌手，把湘军安置在汉阳十里铺前线，希望你第一仗就打出湘军的威风来！”随后，甘兴典也从岳阳率领一协湘军前来助战，汉口前线士气备受鼓舞，纷纷请求反攻。在反攻汉口战斗中，湘军担当了进攻的中坚力量。黄兴自己统率湘军主力及部分鄂军担任主攻，趁夜色冒雨在断琴口登浮桥过江，王隆中率领湘军第一协为右翼，甘兴典率领湘军第二协为左翼，湖湘将士在反攻中奋勇当先，浴血奋战，屡克强敌，后因湖北新兵自乱阵脚，湘军被迫撤退。为保障前线供给，黄兴还派程潜、胡瑛、刘揆一返湘，在洞庭湖周边各县，征集大批米粮，组织船队，运往汉阳，支援前线。在黄兴的指挥下，汉阳保卫战持续了40多天之久，拖住了清军的主力部队，为其他各省宣布独立争取了宝贵的时间，为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对此，冯自由评论道：“黄兴率众渡江，坚守汉阳，与清军相持者一月。各省遂得乘机大举，先后响应……。清廷知大势已去，始派使南下议和，而革命之基础因之日固，卒以开创中华民国之新局。故克强之功，虽在坚守汉阳，而其能坚守汉阳，以促各省革命党之响应，则关系民国之兴亡尤巨。”
黄兴在离开武汉后，武汉革命军的指挥仍然由湖南人蒋翊武担任，蒋为此呕心沥血，规划武昌防御，顶住了清军猛烈的攻势。此后，负责武昌防卫的还是湖南人谭人凤。武昌起义之初，谭人凤来鄂后，即向黎元洪提出建议，立刻出击，消灭刘家庙残敌，击退刚刚来到、尚未站稳脚跟的部分海军，然后扼守战略要地武胜关，以防敌人由河南进入湖北。湖南宣告独立后，他又到长沙敦促湘军援鄂，在新军誓师会上，他当场赋军歌一首：“湖南子弟善攻取，手执钢刀九十九；电扫中原定北京，杀尽胡人方罢手。”汉阳失守后，谭人凤任武昌防御使兼北面招讨使。他立下“城存与存，城亡与亡”的誓言，率领军民坚守阵地，苦战10天，终于保住武昌。章太炎称赞道：“若夫见利思义，见危受命，久不忘平生之言者，唯君一人而已矣。”
阳夏之役是保卫革命胜利果实具有转折意义的关键战役，湘军将士在血战中，奋不顾身，前赴后继，血洒疆场，牺牲超过万人。他们没能魂归故土，但他们的功绩将铭刻在历史丰碑之上，永远为后人所尊崇！
苦心筹划之功
清末，为推翻清王朝的反动腐朽统治，各地革命者相继组织了大量的革命团体，但是因为文化观念、地域差异等原因，在革命战略、具体行动方式上却存在着分歧。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各个革命团体之间的联合又不可避免。
早先，由于同盟会组织体系松散，在鄂革命团体虽然以同盟会中部总会为盟主，但是却有着自身独立的组织体系，其中以共进会和文学社力量最为强大，而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实为后者。文学社的起源要追溯到1904年7月刘静庵、宋教仁、吕大森、张难先、胡瑛、曹亚伯等在武昌多宝寺街成立科学补习所。由于屡遭清廷查缉，后又用过日知会、军队同盟会、群治学社、振武学堂等名称。1911年初，振武学堂改名为文学社，选举湖南澧州（今澧县）人蒋翊武为社长，常德人刘复基为评议部长，其骨干成员多为湖南人。其会员绝大多数为趋向革命的士兵和青年学生，也吸收少数进步的下级军官参加。与当时另一个武昌起义领导团体——由同盟会分离出来的共进会相比，文学社无论是在成员人数、影响力上都要胜出。据王华国《文学社事实》所记：“当去秋（1911年）之初，除政、学、商而外，该社之社员已将近万人，其势力不可谓不宏大矣。”蒋翊武还以《大江报》为平台大肆宣传革命思想，以引导和开启新军士兵的革命意愿， “军中官长畏报如虎，恨报刺骨；而士兵同志乃信仰益深，志向益坚。《大江报》之声誉因之与日俱增，销路大畅”。
湖南人对武昌首义筹备的最大贡献，在于实现了革命团体的团结合作。文学社与共进会之间，因为种种原因存在抵牾，甚至还发生过“马队纠纷”。共进会因为本身经费较为充足，看不起文学社等革命团体，而文学社因为在新军中已有良好的基础，对共进会在新军中发展成员也存在抵触情绪。两个团体之间的矛盾成为革命的重要障碍，此时，湖南人谭人凤力促文学社和共进会消除成见，实行联合，“和衷共济，相辅而行”。 文学社评议部长刘复基在两会联合过程中居功至伟，他首先说服同乡文学社社长蒋翊武，而后3次代表文学社与共进会协商。在面对共进会会员盛气凌人的谈判态度时，刘复基不卑不亢、据理力争、晓以大义：“我们向来是合作的，不过以前的合作是消极的合作，今后要积极的合作。现在革命形势，已如箭在弦上，有不得不发之势。本人建议，我们到了与清朝政府短兵相接、你死我活的时候，应该把文学社、共进会名义暂时搁置不用，大家都以革命党人的身份，和清朝政府拼个死活，‘事成则卿，不成则烹’！希望全体同志群策群力，铤险以赴，再不存门户之见，多所顾虑了。”9月24日，文学社、共进会两团体重要骨干及各标、营代表又在武昌胭脂巷11号胡祖舜寓所召开大会，孙武主持会议，刘复基拟定的《人事草案》和《起义计划》获得通过。会上，刘复基被推选为军事指挥部调查部副部长，兼常驻筹备员，负责筹备起义的各项具体工作，“凡关于用兵方略，调查地形及举义先后一切大计，皆公（指刘复基）一手为之” 。湖南人的宽广胸怀让两者之间的联合得以实现，为武昌首义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湖南人还为武昌首义制定了具体的行动计划并果断行动。蒋翊武早在1911年8月就制定了起义计划，并担任总指挥。在武昌起义的前一天晚上，蒋翊武发布了第一号武装起义命令。刘复基为筹备起义四处奔走，并亲自制造炸药。1911年10月7日，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革命机关中制造炸药时起火、爆炸。俄巡捕房闻讯，派警察荷枪实弹赶来，团团包围，将所藏枪械、弹药、名册等重要文件全部搜去，交湖广总督衙门处理。刘复基等3位烈士被捕，刘在就义时还高呼：“同胞们！大家努力！可怜我这些遭虐的同胞呵！”而正是3位烈士的就义，引发了广大革命党人的怒火，武昌起义从而一触即发，“龟山苍苍、江水泱泱，烈士一死满清亡”。
同赴蹈海之举
辛亥革命爆发前，自宋教仁等人到武昌参与建立科学补习所以后，两省反清志士之间便互相声援，相互支持，成为密不可分的整体。1911年4月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后，谭人凤、宋教仁等改变革命策略，将革命重心放在长江流域，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制定了湖南、湖北此起彼应、彼起此应的方针。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以后，推定焦达峰、杨任、谢介僧、曾杰等组成湖南分会，负责湖南起义的准备工作。武昌起义前，湖南共进会的骨干焦达峰秘赴武汉，与湖北反清志士相约，“中国革命以两湖为主动，如湖北首先起义，则湖南即日响应；湖南首先起义，则湖北即日响应；两湖能同时举义更好”。
武昌起义爆发后，尽管革命党人在短短数天内就控制了九省通衢、中部重镇武汉，并获得了汉阳兵工厂和广大武汉市民支持，但是由于当时通讯不发达，清政府严密封锁消息，武昌起义成功的消息还没有传遍海内外。武昌起义爆发的第三天，间道回湘省亲的同盟会员、上海中国公学教员谭心休首度带来了武昌起义爆发的消息。接着，湖北同盟会员胡燮槐日夜兼程来长沙联络，证实了武昌起义消息的可靠性。按照同盟会中部总会制定的湖南、湖北此起彼应、彼起此应的方针，湖南革命党人立即着手起义的准备。1911年10月13日晚，焦达峰、陈作新等湖南革命党人举行会议，决定10月20日在长沙响应武昌首义，约定城内放火为号，城外新军见火即行跑步进城，并成立了以焦、陈为首的同盟会战时统筹部，负责起义的领导工作。10月22日，革命党人在长沙起义成功，一日之间“须臾满城皆白旗”。
湖南宣布独立，对武昌起义的支持具有心理上和军事上的双重后果。从心理上看，武昌起义后仅湖北一省脱离清政府而宣告独立，其余各省革命党人虽然蓄势待发，但是却还没有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湖南起义成功，成为推翻清政府的第一张骨牌，对其他各省的革命进程起到了促进作用。从军事上讲，湖南起义让湖北前线的革命者有了安稳的后方，武昌起义部队得以集中精力迎战南下清军。更为关键的是，湖南在起义成功后，就马上向武昌前线派出了自己的精锐新军，从10月28日起至11月25日，湖南先后派出4批16个营共8000余人的援鄂军队，参加阳夏浴血保卫战。4批援鄂军队分别为：第一批湘军步兵独立第一协协统王隆中部5个营，四十九标为基础编成；第二批湘军第二师第三协协统甘光典部4个营；第三批湘军第一师第二协协统刘玉堂部4个营；第四批湘军步兵独立第九标标统刘耀武部3个营。湖南新军成为武汉前线最有战斗力的队伍。需要强调的是，湖南新军还是在长沙革命形势尚未稳定的情况下派出的，此时反动力量随时酝酿反扑，焦达峰、陈作新二人被杀害，然而湖南革命党人为了保卫武昌首义的胜利果实，毫不虑及自身安危，这种顾全大局、舍己为人的气节体现了湖南革命党人的大义所在。
血洒汉江之义
武昌起义第二天，清廷下令将湖广总督瑞澂革职，但为了稳定形势，仍让其带罪立功，暂时署理湖广总督，并在军事上作出了部署：紧急抽调参加永平秋操北洋新军第二、四镇星夜驰援湖北战场，下令陆军大臣荫昌统一指挥湖北及援鄂各军，又命令冯国璋部为预备力量。为解燃眉之急，清廷命令河南新军张锡元部与湖北都统张彪残部会和，稳固武汉外围形势，清军还派遣海军都督萨镇冰率海军舰队从长江逆流而上，包抄革命军后路，以图对武汉形成夹击之势。清廷先后在武汉前线集结了3万军队，占据了数量上绝对优势，且清军多为北洋久经战阵之精锐部队，配备了机关枪等当时最先进的武器装备。
与之对应的是，起义军只有兵力6000人，其中仅一半人来自新军，战斗力不高，武器装备落后，仅靠高昂的士气支撑作战，双方力量对比悬殊。在此危急时刻，又是湖南人以天下为己任，临危受命。10月28日，黄兴抵达汉口，随行者有宋教仁、刘揆一等湖南志士，他们在突破清军长江水师封锁线后抵达武汉，受到各界的热烈欢迎。黄兴被前线将士拥戴为民军总司令，市民还自发特制一丈二尺“黄”字大旗三面，分别竖立于武汉三镇之黄鹤楼、龟山、新市场上空，极大地鼓舞了前线士气。其时，汉口革命军经连日奋战，部队已经极疲惫，黄兴不计个人利害，承担起指挥汉口军事的重任，经过29、30、31日3天激战，起义军因实力悬殊，被迫放弃汉口。此后，黄兴根据形势变化，下令起义军退守汉阳，命蒋翊武在大智门前线遍地埋设地雷。黄兴为防守汉阳，以襄河为界，设置了三道防线，第一线用机枪把守，第二线建筑堡垒阵地，以守代攻，第三线在龟山兵工厂环山设立炮台20座，组成炮火网，居高临下，俯视汉口。黄兴还亲自视察战地，对防卫工事，以及机枪阵地、炮台设置亲予规划，构建了较为完备的火力体系。11月5日，当冯国璋率5000余人进攻汉阳时，在起义军的严密防守下死伤累累。
11月19日后，援鄂湘军部队相继开赴武汉，并发挥了主力军作用。黄兴在获知家乡的部队来援后迅速过江检阅，并勉励湘军协统王隆中：“自古湘军无敌手，把湘军安置在汉阳十里铺前线，希望你第一仗就打出湘军的威风来！”随后，甘兴典也从岳阳率领一协湘军前来助战，汉口前线士气备受鼓舞，纷纷请求反攻。在反攻汉口战斗中，湘军担当了进攻的中坚力量。黄兴自己统率湘军主力及部分鄂军担任主攻，趁夜色冒雨在断琴口登浮桥过江，王隆中率领湘军第一协为右翼，甘兴典率领湘军第二协为左翼，湖湘将士在反攻中奋勇当先，浴血奋战，屡克强敌，后因湖北新兵自乱阵脚，湘军被迫撤退。为保障前线供给，黄兴还派程潜、胡瑛、刘揆一返湘，在洞庭湖周边各县，征集大批米粮，组织船队，运往汉阳，支援前线。在黄兴的指挥下，汉阳保卫战持续了40多天之久，拖住了清军的主力部队，为其他各省宣布独立争取了宝贵的时间，为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对此，冯自由评论道：“黄兴率众渡江，坚守汉阳，与清军相持者一月。各省遂得乘机大举，先后响应……。清廷知大势已去，始派使南下议和，而革命之基础因之日固，卒以开创中华民国之新局。故克强之功，虽在坚守汉阳，而其能坚守汉阳，以促各省革命党之响应，则关系民国之兴亡尤巨。”
黄兴在离开武汉后，武汉革命军的指挥仍然由湖南人蒋翊武担任，蒋为此呕心沥血，规划武昌防御，顶住了清军猛烈的攻势。此后，负责武昌防卫的还是湖南人谭人凤。武昌起义之初，谭人凤来鄂后，即向黎元洪提出建议，立刻出击，消灭刘家庙残敌，击退刚刚来到、尚未站稳脚跟的部分海军，然后扼守战略要地武胜关，以防敌人由河南进入湖北。湖南宣告独立后，他又到长沙敦促湘军援鄂，在新军誓师会上，他当场赋军歌一首：“湖南子弟善攻取，手执钢刀九十九；电扫中原定北京，杀尽胡人方罢手。”汉阳失守后，谭人凤任武昌防御使兼北面招讨使。他立下“城存与存，城亡与亡”的誓言，率领军民坚守阵地，苦战10天，终于保住武昌。章太炎称赞道：“若夫见利思义，见危受命，久不忘平生之言者，唯君一人而已矣。”
阳夏之役是保卫革命胜利果实具有转折意义的关键战役，湘军将士在血战中，奋不顾身，前赴后继，血洒疆场，牺牲超过万人。他们没能魂归故土，但他们的功绩将铭刻在历史丰碑之上，永远为后人所尊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