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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使联系增多且更加紧密，但却也导致了一个狂乱的积极回应，使人渐渐相互疏远——不再团结。
乐观主义者长期以来在网络世界里占据着主导地位。他们坚决相信并宣称，互联网能创造出一个更加透明的世界，快速便捷的信息传递方式能使全世界的人们一同发出文明和谐的声音。
但我却不这么认为，并且作为《大西洋月刊》的一名成员，我的目标是揭示互联网主导下的世界背后所隐含的意义。
我曾经非常担心互联网会产生一种可能使我们疏远的离心力。在关于华盛顿政府预算的激烈讨论中，互联网为毫不妥协的各方立场提供了有力支持；在频频的商业交易中，互联网提供了便利的平台，驱动了金融市场的波动；推特网被用来组织英国街头的骚乱等，这一切使我想起了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于1994年写成的《极端时代》（The Age of Extremes）。此书的内容涉及到发生在那个被霍布斯鲍姆称为“短暂的20世纪”的历史性事件。但相信他同样也能易如反掌地写出21世纪的互联网时代。
霍布斯鲍姆写道：“在第三个千年之际，世界将毫无悬念地仍然延续动荡的政治和暴力的政治改革。”但令他没想到的是，这些极端现象全都是因互联网主导的过度联系而诱发。当然，在1994年要得出这样的结论还为时过早。
我的主要看法反映在积极回应这个概念上。我就像工程师（我承认我是一名工程师）一样运用这个概念。与“积极”概念相关的事实就是变化的加强或增多，而不是指令人满意的结果。例如，如果你小时候在一个账户里存了一笔钱，并且有2%的利息，利息会被计入你的账户中，使存款呈指数级增长。36年后，你的存款就能翻倍了。但要是你能找到一家银行给你5%的利息，那更快的增速会使你的存款在短短的14年内就翻倍。
由于互联网能增强联系，因此我们的经济、金融、政治、商业和社会的进程也会因此而得到加强。但过多的积极回应也会将事情推向极端。
互联网一直是积极回应的好朋友。通过加强相互联系，互联网在系统中集合了许多回应信息，并将它们推向极端状态。在埃及和突尼斯，互联网传递了脸谱网和推特网上发布的信息，放大了社会动荡的局面——这是积极回应的理想效应。互联网在衍生性金融产品的爆发式增长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从2000年的60万亿美元增长到2007年的600多万亿美元——这是积极回应的非理想效应。如果没有互联网对信息的强大支持，这种增长是不可能出现的。如果没有互联网，雷曼兄弟公司在破产时怎么会要处理账面上98万美元的衍生产品？
放眼看去，互联网的积极回应无处不在。仔细思考一下被我称为“思想传染”的现象——这也是我下面要详细讨论的。而别人可能用不一样的名称来称呼这种现象。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称之为“引爆点”（the Tipping Point）；20世纪最伟大的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称之为“自我实现预言”，之所以能实现，是因为公众相信能实现。例如，当人们相信一家银行会倒闭，他们就会蜂拥而至取回大笔存款，而良好的金融机构也免不了崩溃。积极回应的一个特点是，当它形成思想传染后，总能击中一些问题的要害。
积极回应过程在互联网股票泡沫和随后2000年初的崩盘中都起到了助推作用。人们在股票上涨时买入，因为相信这些股票会继续上涨。短线操作者通过互联网散布谣言，抬高股价，从而催生大量买盘。当泡沫破裂时，默顿的预言实现，股价跌到了底板。股民认定股价会继续下跌，于是大量抛售。下跌的股价使其他人陷入恐慌并也开始抛盘。
垄断是众多企业在高度关联环境下的一种自然状态，原因之一就是被称为网络效应的东西。当事情形成相互关联时，一个人做某件事的价值会推高其他人做同一件事的价值。因为你的朋友都加入了脸谱网，所以你也加入了脸谱网，于是脸谱网就变成了垄断。一旦你成为脸谱网的新会员，你会使脸谱网对原会员更有价值。网络效应推动了英特尔、微软、谷歌、亚马逊和苹果公司的成功。
在许多国家，互联网在拉大收入差距上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互联网减轻了外包的难度。企业可以通过互联网精准地控制自身的供应链。一套离岸管理系统具有与现场管理一样的工作效率。结果导致在美国的富士康工人要比在中国的富士康工人每月多赚300美元。另外一个极端是，对冲基金雇佣的“股市分析高手”通过编写电脑驱动的高频率交易计划而赚得了数十亿美元。当揭开离岸管理和高频率交易的面纱时，你会发现是许多积极回应工程在工作，那些都是互联网提供的便利。
互联网能够成为一个强大的传媒，进而创造一个思想库。我们大多数人更倾向于查阅支持自身观点的资料。自由主义者通常会收听美国国家公共电台，保守主义者则会从福克斯网络频道获取感兴趣的新闻。
在互联网上，你可以找到一个思想库，里面有所有可以想象得到的观点与想法——反堕胎主义与人工流产合法主义、削减政府开支主义与向富人征税主义、穆斯林极端主义与温和主义、茶党绝对主义与稳健自由主义。当人们进入这种思想库时，他们的想法会有助于创造一个思想极端的世界和两极化的政治立场，并使之更强硬。
无论身在哪里，无论什么事情，你几乎都能发现一个因互联网而变得恶毒并走向极端的过程。奥巴马在竞选总统时利用互联网创造了募集资金7.5亿美元的记录，超过了小布什和约翰·克里在2004年竞选时的总和——一种新的政治基金走向了极端。
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单日的外汇交易已飙升到了4万亿美元，增长了近10倍。这样的增长主要是投机的增加所带动起来的。在股市交易中，利用互联网进行的高频率交易如今占到了总交易量的2/3，远远高于几年前的水平。互联网的杠杆效应哺育出了投机极端。
在互联网产生深远和惊人影响之前，霍布斯鲍姆就已经预言世界将处于“动荡的政治和暴力的政治改革”中。如果今天他能再次审视他的观点，他会发现他的预言已经变成了现实，然而，他从来没有考虑过的互联网却是如今这个极端世界中的主角。
（原载美国《大西洋月刊》）
乐观主义者长期以来在网络世界里占据着主导地位。他们坚决相信并宣称，互联网能创造出一个更加透明的世界，快速便捷的信息传递方式能使全世界的人们一同发出文明和谐的声音。
但我却不这么认为，并且作为《大西洋月刊》的一名成员，我的目标是揭示互联网主导下的世界背后所隐含的意义。
我曾经非常担心互联网会产生一种可能使我们疏远的离心力。在关于华盛顿政府预算的激烈讨论中，互联网为毫不妥协的各方立场提供了有力支持；在频频的商业交易中，互联网提供了便利的平台，驱动了金融市场的波动；推特网被用来组织英国街头的骚乱等，这一切使我想起了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于1994年写成的《极端时代》（The Age of Extremes）。此书的内容涉及到发生在那个被霍布斯鲍姆称为“短暂的20世纪”的历史性事件。但相信他同样也能易如反掌地写出21世纪的互联网时代。
霍布斯鲍姆写道：“在第三个千年之际，世界将毫无悬念地仍然延续动荡的政治和暴力的政治改革。”但令他没想到的是，这些极端现象全都是因互联网主导的过度联系而诱发。当然，在1994年要得出这样的结论还为时过早。
我的主要看法反映在积极回应这个概念上。我就像工程师（我承认我是一名工程师）一样运用这个概念。与“积极”概念相关的事实就是变化的加强或增多，而不是指令人满意的结果。例如，如果你小时候在一个账户里存了一笔钱，并且有2%的利息，利息会被计入你的账户中，使存款呈指数级增长。36年后，你的存款就能翻倍了。但要是你能找到一家银行给你5%的利息，那更快的增速会使你的存款在短短的14年内就翻倍。
由于互联网能增强联系，因此我们的经济、金融、政治、商业和社会的进程也会因此而得到加强。但过多的积极回应也会将事情推向极端。
互联网一直是积极回应的好朋友。通过加强相互联系，互联网在系统中集合了许多回应信息，并将它们推向极端状态。在埃及和突尼斯，互联网传递了脸谱网和推特网上发布的信息，放大了社会动荡的局面——这是积极回应的理想效应。互联网在衍生性金融产品的爆发式增长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从2000年的60万亿美元增长到2007年的600多万亿美元——这是积极回应的非理想效应。如果没有互联网对信息的强大支持，这种增长是不可能出现的。如果没有互联网，雷曼兄弟公司在破产时怎么会要处理账面上98万美元的衍生产品？
放眼看去，互联网的积极回应无处不在。仔细思考一下被我称为“思想传染”的现象——这也是我下面要详细讨论的。而别人可能用不一样的名称来称呼这种现象。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称之为“引爆点”（the Tipping Point）；20世纪最伟大的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称之为“自我实现预言”，之所以能实现，是因为公众相信能实现。例如，当人们相信一家银行会倒闭，他们就会蜂拥而至取回大笔存款，而良好的金融机构也免不了崩溃。积极回应的一个特点是，当它形成思想传染后，总能击中一些问题的要害。
积极回应过程在互联网股票泡沫和随后2000年初的崩盘中都起到了助推作用。人们在股票上涨时买入，因为相信这些股票会继续上涨。短线操作者通过互联网散布谣言，抬高股价，从而催生大量买盘。当泡沫破裂时，默顿的预言实现，股价跌到了底板。股民认定股价会继续下跌，于是大量抛售。下跌的股价使其他人陷入恐慌并也开始抛盘。
垄断是众多企业在高度关联环境下的一种自然状态，原因之一就是被称为网络效应的东西。当事情形成相互关联时，一个人做某件事的价值会推高其他人做同一件事的价值。因为你的朋友都加入了脸谱网，所以你也加入了脸谱网，于是脸谱网就变成了垄断。一旦你成为脸谱网的新会员，你会使脸谱网对原会员更有价值。网络效应推动了英特尔、微软、谷歌、亚马逊和苹果公司的成功。
在许多国家，互联网在拉大收入差距上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互联网减轻了外包的难度。企业可以通过互联网精准地控制自身的供应链。一套离岸管理系统具有与现场管理一样的工作效率。结果导致在美国的富士康工人要比在中国的富士康工人每月多赚300美元。另外一个极端是，对冲基金雇佣的“股市分析高手”通过编写电脑驱动的高频率交易计划而赚得了数十亿美元。当揭开离岸管理和高频率交易的面纱时，你会发现是许多积极回应工程在工作，那些都是互联网提供的便利。
互联网能够成为一个强大的传媒，进而创造一个思想库。我们大多数人更倾向于查阅支持自身观点的资料。自由主义者通常会收听美国国家公共电台，保守主义者则会从福克斯网络频道获取感兴趣的新闻。
在互联网上，你可以找到一个思想库，里面有所有可以想象得到的观点与想法——反堕胎主义与人工流产合法主义、削减政府开支主义与向富人征税主义、穆斯林极端主义与温和主义、茶党绝对主义与稳健自由主义。当人们进入这种思想库时，他们的想法会有助于创造一个思想极端的世界和两极化的政治立场，并使之更强硬。
无论身在哪里，无论什么事情，你几乎都能发现一个因互联网而变得恶毒并走向极端的过程。奥巴马在竞选总统时利用互联网创造了募集资金7.5亿美元的记录，超过了小布什和约翰·克里在2004年竞选时的总和——一种新的政治基金走向了极端。
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单日的外汇交易已飙升到了4万亿美元，增长了近10倍。这样的增长主要是投机的增加所带动起来的。在股市交易中，利用互联网进行的高频率交易如今占到了总交易量的2/3，远远高于几年前的水平。互联网的杠杆效应哺育出了投机极端。
在互联网产生深远和惊人影响之前，霍布斯鲍姆就已经预言世界将处于“动荡的政治和暴力的政治改革”中。如果今天他能再次审视他的观点，他会发现他的预言已经变成了现实，然而，他从来没有考虑过的互联网却是如今这个极端世界中的主角。
（原载美国《大西洋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