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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实施以来，我国农村贫困人口总量持续减少。到2005年, 按官方绝对贫困县估计的农村贫困人口已经减少到2365万, 但我们也看到，脱贫人口的返贫现象严重，据有关部门统计,中国目前各地返贫率平均达到15%左右,从根本上消除农村绝对贫困，解决返贫问题，成为当务之急。单靠政府力量难以从根本上消除农村贫困，利用慈善教育的力量，对农村绝对贫困的消除有着重大意义。
造成农村贫困的深层是教育贫困
就生存贫困而言，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规模持续减少，但我们应当注意到，仅就发展贫困人口而言，减少幅度是极低的。这意味着有相当一部分生存贫困人口在摆脱生存贫困以后，并没有及时地摆脱发展贫困。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不仅来自于低收入人群收入增长的缓慢，更主要的是来自于农村居民获取发展能力需要付出的代价变得越来越高，发展能力明显不足。
从经济学角度看,教育水平与农民收入提高紧密相关，农村贫困从根本上说是个教育贫困问题。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指出“教育会生产劳动能力”，指明了教育是劳动力再生产的必要条件。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也曾有一个著名论断:从对影响农业经济发展的要素来看,土地的差异是不重要的,素质的差异是最重要的。20世纪80年代初，世界银行对44个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国家的社会教育收益率的计算结果如下:按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的顺序,不同国家各级教育的社会收益率分别为:发展中国家27%、16%、13%,中等国家16%、14%、10%,发达国家13%、10%、9%。一般来讲，农民受教育的程度每增加1年,其收入至少提高15%，教育投资给个人带来的经济收益也十分明显。因此大力发展和完善农村各类型教育，才能从深层次上解决农村贫困问题。
现有扶贫主体的局限性
反贫困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扶贫效率的提高不仅要依靠政府力量，还应实行多元化扶贫战略。在政府引导下，要广泛动员国内外社会力量参与支持贫困地区的扶贫开发建设。在国家财力有限而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的情况下，国家不可能大幅度增加投入，需要同时支持农村初等教育、中等教育乃至高等教育的发展。故扶贫资金来源上还需要社会各界扶贫援助及海外捐赠援助。我国现行扶贫战略和政策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各级政府,非政府组织特别是慈善组织和个人对扶贫的主动参与较少,决策和实施的盲目性较大，不可避免地产生难以反映当地最根本的和最急需的要求的现象。政府的资源有限,不可能全部承担起扶贫任务。慈善团体和个人补充的话,必然对中国农村贫困地区脱贫产生积极影响。
慈善力量对消除农村绝对贫困的作用远未充分发挥作用
我国慈善事业已经具备了加快发展的基本条件。国民手中的金融资产高达10 多万亿元以上,从而表明具备大力发展慈善事业的经济基础。慈善事业也已经有了一定的实践经验和基础,如中华慈善总会和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组织的“希望工程”等各种社会性救助活动亦对慈善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这些以社会捐献为基础的慈善事业实践,均为慈善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经验与教训。
但是我国的慈善事业尤其是慈善教育对消除农村贫困的贡献较低，各种慈善组织的作用远未充分发挥， 2005年11月11日，民政部公布的第一部《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指导纲要》指出，目前全国登记在册的非营利民间组织为28万家，很多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民间组织，与慈善有关的则更少。而美国早在1990年，就已经有140多万家非营利民间机构。同时，我国慈善机构的募捐能力较弱。2004年，全国395家慈善(总、协)会共募集资金16.9亿元。一方面是基数巨大的普通人的爱心，另一方面是来自海外的善款。而这些款项用于急需的农村贫困的消除的资金更是少的可怜。必须采取措施，吸引和鼓励社会资金支持农村扶贫。
完善免税激励慈善组织投向农村贫困地区教育
法规和政策是引导和激励慈善组织和个人投身农村贫困教育的重要推动力。我国相关免税的条件比较苛刻，优惠不够，没有充分发挥慈善母法的指导作用和免税政策的激励作用。这就不能有力促进慈善组织捐助农村教育。值得注意的是，我国还缺乏通过征收遗产税等形式从反面推动捐赠事业发展的有效法律手段。引导激励慈善组织资助农村贫困地区教育的法律法规就更无从谈起了。
适宜的法规政策能促进慈善事业的发展，进而有利于农村贫困的消除。国家应当尽快研究并制定《慈善事业法》，从法制上统一规范慈善事业的性质、组织形式和具体的运作程序，明确政府部门和社会协调机构，并通过政府与社会的监督确保慈善组织的运作符合法制规范。另外，还应充分发挥税收的激励机制，改变目前税收不合理的状况，实行捐赠免税和征收遗产税，制定社会捐献方面的免税规则，对个人所得税严格执行累进税率制。如美国福特汽车公司老福特去世时，按当时的税率应当征收3亿美元遗产税，福特家族选择了将97%的非表决形式的公司股票捐献给福特基金会，家族则保留了有表决权的股票余额。以此法规政策鼓励社会力量捐资，促使企业及富裕社会成员热心慈善事业。尤其引导他们投资于农村贫困地区的教育事业。
严格慈善教育资金管理，提高扶贫效益
教育捐赠事业是道德事业,严格资金管理，建立健全资金的监督反馈机制,是捐赠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教育捐赠资金的管理应公开、透明,资金必须专户管理，独立核算，由专职财务人员负责账务管理，实行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使用须公正、公平,程序应规范,具有民主性、开放性。教育捐赠机构内部应设立专门资金管理机构和监事机构。教育行政部门和其他接受教育捐赠的有关部门要设立或明确专门的机构，明确专人负责捐赠工作，同时要建立教育捐赠的各项规章制度。另外，资金接收部门和个人，应接受国家有关部门的稽查和监督，接受捐赠人的查询，确保资金高效的运用于农村扶贫。捐赠人是非常关心捐赠财物的使用情况和使用效益的，同时捐赠资金的使用情况成为捐赠人是否继续捐赠的重要依据。因此，捐赠项目完成后,还应向捐赠组织或个人反馈，并及时将捐赠项目、捐赠资金的使用情况向捐赠人通报。如，为了抓好邵逸夫先生捐赠项目的管理，教育部由港澳台办负责邵氏项目的统筹管理工作。由于管理严格、规范，邵氏工程一般都成为当地的精品工程，受到了邵先生的赞赏，进而加大了捐赠力度。
促使事业成为全社会事业
但目前有资料显示，内地富豪的总财富多过香港，在社会捐赠方面却远不及香港商界。必须加大宣传来真正唤醒并树立国民的互助友爱意识,使慈善事业成为全社会的事业，促进农村扶贫事业的发展。
捐赠属于道德范畴，为慈善事业，捐赠行为的非强制性和自愿性，决定了社会成员的善爱之心对捐赠事业的发展起道德支撑作用。比尔·盖茨为公益事业迄今已捐献200多亿美元，我国李嘉诚、王永庆等都是热心教育公益事业的典型。我们应利用各种媒体宣传他们的事迹，表彰他们的精神。与此同时，中华传统文化中，尊师重教，扶贫济困，是教育捐赠的道德基础，也是促使企业和个人向教育捐赠的精神支柱。对于这些优良传统和文化，我们要大力弘扬。要通过多种形式，如政府表彰、新闻媒体宣传、对捐赠学校和建筑物命名等进行鼓励，营造教育捐赠的良好文化氛围。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创新基地）
造成农村贫困的深层是教育贫困
就生存贫困而言，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规模持续减少，但我们应当注意到，仅就发展贫困人口而言，减少幅度是极低的。这意味着有相当一部分生存贫困人口在摆脱生存贫困以后，并没有及时地摆脱发展贫困。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不仅来自于低收入人群收入增长的缓慢，更主要的是来自于农村居民获取发展能力需要付出的代价变得越来越高，发展能力明显不足。
从经济学角度看,教育水平与农民收入提高紧密相关，农村贫困从根本上说是个教育贫困问题。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指出“教育会生产劳动能力”，指明了教育是劳动力再生产的必要条件。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也曾有一个著名论断:从对影响农业经济发展的要素来看,土地的差异是不重要的,素质的差异是最重要的。20世纪80年代初，世界银行对44个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国家的社会教育收益率的计算结果如下:按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的顺序,不同国家各级教育的社会收益率分别为:发展中国家27%、16%、13%,中等国家16%、14%、10%,发达国家13%、10%、9%。一般来讲，农民受教育的程度每增加1年,其收入至少提高15%，教育投资给个人带来的经济收益也十分明显。因此大力发展和完善农村各类型教育，才能从深层次上解决农村贫困问题。
现有扶贫主体的局限性
反贫困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扶贫效率的提高不仅要依靠政府力量，还应实行多元化扶贫战略。在政府引导下，要广泛动员国内外社会力量参与支持贫困地区的扶贫开发建设。在国家财力有限而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的情况下，国家不可能大幅度增加投入，需要同时支持农村初等教育、中等教育乃至高等教育的发展。故扶贫资金来源上还需要社会各界扶贫援助及海外捐赠援助。我国现行扶贫战略和政策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各级政府,非政府组织特别是慈善组织和个人对扶贫的主动参与较少,决策和实施的盲目性较大，不可避免地产生难以反映当地最根本的和最急需的要求的现象。政府的资源有限,不可能全部承担起扶贫任务。慈善团体和个人补充的话,必然对中国农村贫困地区脱贫产生积极影响。
慈善力量对消除农村绝对贫困的作用远未充分发挥作用
我国慈善事业已经具备了加快发展的基本条件。国民手中的金融资产高达10 多万亿元以上,从而表明具备大力发展慈善事业的经济基础。慈善事业也已经有了一定的实践经验和基础,如中华慈善总会和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组织的“希望工程”等各种社会性救助活动亦对慈善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这些以社会捐献为基础的慈善事业实践,均为慈善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经验与教训。
但是我国的慈善事业尤其是慈善教育对消除农村贫困的贡献较低，各种慈善组织的作用远未充分发挥， 2005年11月11日，民政部公布的第一部《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指导纲要》指出，目前全国登记在册的非营利民间组织为28万家，很多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民间组织，与慈善有关的则更少。而美国早在1990年，就已经有140多万家非营利民间机构。同时，我国慈善机构的募捐能力较弱。2004年，全国395家慈善(总、协)会共募集资金16.9亿元。一方面是基数巨大的普通人的爱心，另一方面是来自海外的善款。而这些款项用于急需的农村贫困的消除的资金更是少的可怜。必须采取措施，吸引和鼓励社会资金支持农村扶贫。
完善免税激励慈善组织投向农村贫困地区教育
法规和政策是引导和激励慈善组织和个人投身农村贫困教育的重要推动力。我国相关免税的条件比较苛刻，优惠不够，没有充分发挥慈善母法的指导作用和免税政策的激励作用。这就不能有力促进慈善组织捐助农村教育。值得注意的是，我国还缺乏通过征收遗产税等形式从反面推动捐赠事业发展的有效法律手段。引导激励慈善组织资助农村贫困地区教育的法律法规就更无从谈起了。
适宜的法规政策能促进慈善事业的发展，进而有利于农村贫困的消除。国家应当尽快研究并制定《慈善事业法》，从法制上统一规范慈善事业的性质、组织形式和具体的运作程序，明确政府部门和社会协调机构，并通过政府与社会的监督确保慈善组织的运作符合法制规范。另外，还应充分发挥税收的激励机制，改变目前税收不合理的状况，实行捐赠免税和征收遗产税，制定社会捐献方面的免税规则，对个人所得税严格执行累进税率制。如美国福特汽车公司老福特去世时，按当时的税率应当征收3亿美元遗产税，福特家族选择了将97%的非表决形式的公司股票捐献给福特基金会，家族则保留了有表决权的股票余额。以此法规政策鼓励社会力量捐资，促使企业及富裕社会成员热心慈善事业。尤其引导他们投资于农村贫困地区的教育事业。
严格慈善教育资金管理，提高扶贫效益
教育捐赠事业是道德事业,严格资金管理，建立健全资金的监督反馈机制,是捐赠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教育捐赠资金的管理应公开、透明,资金必须专户管理，独立核算，由专职财务人员负责账务管理，实行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使用须公正、公平,程序应规范,具有民主性、开放性。教育捐赠机构内部应设立专门资金管理机构和监事机构。教育行政部门和其他接受教育捐赠的有关部门要设立或明确专门的机构，明确专人负责捐赠工作，同时要建立教育捐赠的各项规章制度。另外，资金接收部门和个人，应接受国家有关部门的稽查和监督，接受捐赠人的查询，确保资金高效的运用于农村扶贫。捐赠人是非常关心捐赠财物的使用情况和使用效益的，同时捐赠资金的使用情况成为捐赠人是否继续捐赠的重要依据。因此，捐赠项目完成后,还应向捐赠组织或个人反馈，并及时将捐赠项目、捐赠资金的使用情况向捐赠人通报。如，为了抓好邵逸夫先生捐赠项目的管理，教育部由港澳台办负责邵氏项目的统筹管理工作。由于管理严格、规范，邵氏工程一般都成为当地的精品工程，受到了邵先生的赞赏，进而加大了捐赠力度。
促使事业成为全社会事业
但目前有资料显示，内地富豪的总财富多过香港，在社会捐赠方面却远不及香港商界。必须加大宣传来真正唤醒并树立国民的互助友爱意识,使慈善事业成为全社会的事业，促进农村扶贫事业的发展。
捐赠属于道德范畴，为慈善事业，捐赠行为的非强制性和自愿性，决定了社会成员的善爱之心对捐赠事业的发展起道德支撑作用。比尔·盖茨为公益事业迄今已捐献200多亿美元，我国李嘉诚、王永庆等都是热心教育公益事业的典型。我们应利用各种媒体宣传他们的事迹，表彰他们的精神。与此同时，中华传统文化中，尊师重教，扶贫济困，是教育捐赠的道德基础，也是促使企业和个人向教育捐赠的精神支柱。对于这些优良传统和文化，我们要大力弘扬。要通过多种形式，如政府表彰、新闻媒体宣传、对捐赠学校和建筑物命名等进行鼓励，营造教育捐赠的良好文化氛围。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创新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