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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1月9日，吉鸿昌将军在天津国民饭店遇刺。这一重大政治事件，在国民政府封锁消息的情况下，一时不被世人所知。不久，英文《泰晤士报》披露了这一惊人新闻，国内各报也相继报道。但凶手是谁，不得而知。直到天津解放后，1951年天津市人民法院才将真凶吕一民绳之以法。
凶手受命军统天津站
早在1932年8月，国民政府就秘密下令通缉吉鸿昌。但那时，吉鸿昌与冯玉祥正在察北武装抗日，受到全国各界爱国人士的拥护与支持，他们一时不敢贸然下手。1933年春，蒋介石命令复兴社特务处特务王天木来津建立特务组织——天津站。下设情报组和行动组，并配备秘密电台，从事搜集有关革命和进步人士的情报，以及用绑架、暗杀等手段迫害革命人士和反蒋抗日分子。1934年，由在南京香林寺特务训练班受过训的陈恭澍接任天津站站长。同年下半年由天津军统特务将侦察到的吉鸿昌开展活动的情况上报南京，蒋介石大为震怒，一方面发出通缉吉鸿昌、南汉宸、宣侠父的紧急命令；一方面通过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派天津站站长陈恭澍负责对吉鸿昌等人进行杀害。
陈恭澍受命后，深感此事重大。为了尽快完成这项任务，他与情报组组长王文反复磋商后，决定由王文再吸收几名“胆大心细”、善于搞特务活动的成员，让他们具体执行刺杀活动。王文先在天津物色人选，十多天也未能找到合适的人。于是他又来到北平，就在西单商场门前，巧遇了多年未见的表兄吕一民。在那一瞬间，王文眼前一亮，他想，这不正是最好的人选吗！
吕一民，原名吕鸿勋，1901年出生在河北省宝坻县羊岗村（现已属天津市）。他早年丧父，在母亲的娇生惯养下，极端贪婪自私，行为鬼祟，人称贼鬼油滑的“花花公子”。吕一民尚未读完初中，就抛妻弃母到处游荡，一心追求升官发财的捷径。王文的出现给他带来了一线希望。
吕一民将王文引至家中盛情款待。言谈之中，吕一民了解了王文的身份，并探知他此刻正在收罗人马，当即表示自己愿为蒋委员长效力，愿在王文手下听从差遣。王文也表示回津后向站长请示，让吕一民静候佳音。
当天，王文即动身返津，向陈恭澍汇报他北平之行的收获，并对吕一民大加赞赏。一收到天津的电报，吕一民便火速来津。在西火车站下车后，他先到金钢桥下坡吉升客栈开了一个房间，安顿好东西，乘车到王文家，见面后又马不停蹄地回店取了东西，托王文将见面礼送到陈恭澍家中，再由王文带领，到军统天津站报到。先见礼后见人，陈恭澍对吕一民又添了一分好感，所以二人见面时，气氛十分热烈。到津不久，吕一民在河北李公祠西恒丰货栈，找到比他小八岁的本家堂叔伯侄子吕问友。在他的举荐下，陈恭澍吸收他二人作为情报助手。在英租界巴克斯道弄到一所楼房作为据点，开展特务活动。至此，刺杀吉鸿昌小组成员已全部聚齐。陈恭澍负责指挥，吕一民、吕问友和王文执行侦察和具体刺杀任务。
吉鸿昌被刺受伤
吉鸿昌潜回天津，最初住在英租界的中心花园侧面的红楼，并以此为聚会点。每至夜晚，吉鸿昌寓所三楼的灯光，常透过窗帘缝隙，人影隐约可见。吕一民等白天化装成小贩，鬼鬼祟祟地躲在吉家的门口附近察看行人；夜晚便在四周往来巡视，伺机动手。吉鸿昌有所察觉后，便把聚会点转移至法租界惠中饭店，以打牌做掩护，继续开展革命活动。后因特务时常跟踪，吉鸿昌又搬到英租界墙子河外牛津别墅，并将聚会点转移到国民饭店。这一招果然奏效，有较长一段时间没有受到特务的干扰。
陈恭澍见失去了目标，不免将吕一民等叫来训斥一番，并决定分头跟踪侦察。由吕一民负责侦察吉鸿昌，吕问友负责跟踪吉鸿昌的好友任应岐。陈恭澍说：“跟住任应岐就一定能找到吉鸿昌。”一天，吕问友跟踪任应岐至国民饭店，果然在二楼45号房发现了吉鸿昌。在45号房内，吉鸿昌正与任应岐、刘少南及李干三一边打牌一边谈着工作。吉鸿昌的座位靠近暖水汀，于是他脱去外衣，只穿一件白褂。
陈恭澍获悉后非常高兴，亲自出马来到国民饭店后门，躲在汽车里指挥这次行动。王文、吕一民等在45号对面也开了一个房间，在特务杨华庭化装侦察后，吕一民、吕问友突然冲进屋内开枪便射，刘少南中弹当即死亡。跳弹伤及吉鸿昌的右肩，暴徒正欲再次开枪，吉急扑上去踢掉其手枪，二吕见势不妙，冲出门外，由西餐部仓皇逃走。
法工部局巡捕闻听枪声，冲上楼来问道：“谁是吉鸿昌？”吉鸿昌答：“我在此等候多时了！”巡捕说：“请你到工部局辛苦一趟吧！”吉鸿昌说：“我被刺受伤，须到医院治疗。”巡捕打电话请示工部局许可后，将吉鸿昌送进医院稍加治疗，后连同任应岐、李干三一同拘押。时为1934年11月9日。
吉鸿昌英勇就义
1934年11月10日，国民党北平军分会军统特派员郑介民来津，与法租界当局秘密协商引渡吉鸿昌、任应岐。13日，孔祥熙、宋美龄由绥远经北平至津，为引渡吉鸿昌对法租界施加压力。14日，他们被引渡至天津公安局，后又被押往国民党第51军军法处受审，并关押于曹家花园陆军监狱。此后，何应钦唯恐夜长梦多，急电令天津当局把吉鸿昌押解到北平。22日，吉鸿昌、任应岐及吉鸿昌的连襟林少文等3人，被武装军警秘密押往北平。11月24日，何应钦接到蒋介石的加急密电，上写：“就地枪决。”何应钦立即在吉鸿昌、任应岐卷宗上用朱笔批了“立枪决”三字，又批“由林少文陪绑”，交部下执行。
当日，吉鸿昌、任应岐正进午餐，军法官来到监房，宣读了判决他们死刑的命令。吉鸿昌听后说：“知道了！”神情自若，继续午餐。饭毕，吉鸿昌要了笔墨和纸。他先给党写了一封汇报信，报告了在天津被捕的经过和为党的事业而坚贞不屈的决心；之后他又先后给妻子、兄弟们及家乡好友各写了一封遗书。第一封遗书的原件并未交给吉夫人，其余三封都交给了吉夫人。
随着一声枪响，民族英雄吉鸿昌壮烈牺牲，时年39岁。
（据《世纪》）
凶手受命军统天津站
早在1932年8月，国民政府就秘密下令通缉吉鸿昌。但那时，吉鸿昌与冯玉祥正在察北武装抗日，受到全国各界爱国人士的拥护与支持，他们一时不敢贸然下手。1933年春，蒋介石命令复兴社特务处特务王天木来津建立特务组织——天津站。下设情报组和行动组，并配备秘密电台，从事搜集有关革命和进步人士的情报，以及用绑架、暗杀等手段迫害革命人士和反蒋抗日分子。1934年，由在南京香林寺特务训练班受过训的陈恭澍接任天津站站长。同年下半年由天津军统特务将侦察到的吉鸿昌开展活动的情况上报南京，蒋介石大为震怒，一方面发出通缉吉鸿昌、南汉宸、宣侠父的紧急命令；一方面通过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派天津站站长陈恭澍负责对吉鸿昌等人进行杀害。
陈恭澍受命后，深感此事重大。为了尽快完成这项任务，他与情报组组长王文反复磋商后，决定由王文再吸收几名“胆大心细”、善于搞特务活动的成员，让他们具体执行刺杀活动。王文先在天津物色人选，十多天也未能找到合适的人。于是他又来到北平，就在西单商场门前，巧遇了多年未见的表兄吕一民。在那一瞬间，王文眼前一亮，他想，这不正是最好的人选吗！
吕一民，原名吕鸿勋，1901年出生在河北省宝坻县羊岗村（现已属天津市）。他早年丧父，在母亲的娇生惯养下，极端贪婪自私，行为鬼祟，人称贼鬼油滑的“花花公子”。吕一民尚未读完初中，就抛妻弃母到处游荡，一心追求升官发财的捷径。王文的出现给他带来了一线希望。
吕一民将王文引至家中盛情款待。言谈之中，吕一民了解了王文的身份，并探知他此刻正在收罗人马，当即表示自己愿为蒋委员长效力，愿在王文手下听从差遣。王文也表示回津后向站长请示，让吕一民静候佳音。
当天，王文即动身返津，向陈恭澍汇报他北平之行的收获，并对吕一民大加赞赏。一收到天津的电报，吕一民便火速来津。在西火车站下车后，他先到金钢桥下坡吉升客栈开了一个房间，安顿好东西，乘车到王文家，见面后又马不停蹄地回店取了东西，托王文将见面礼送到陈恭澍家中，再由王文带领，到军统天津站报到。先见礼后见人，陈恭澍对吕一民又添了一分好感，所以二人见面时，气氛十分热烈。到津不久，吕一民在河北李公祠西恒丰货栈，找到比他小八岁的本家堂叔伯侄子吕问友。在他的举荐下，陈恭澍吸收他二人作为情报助手。在英租界巴克斯道弄到一所楼房作为据点，开展特务活动。至此，刺杀吉鸿昌小组成员已全部聚齐。陈恭澍负责指挥，吕一民、吕问友和王文执行侦察和具体刺杀任务。
吉鸿昌被刺受伤
吉鸿昌潜回天津，最初住在英租界的中心花园侧面的红楼，并以此为聚会点。每至夜晚，吉鸿昌寓所三楼的灯光，常透过窗帘缝隙，人影隐约可见。吕一民等白天化装成小贩，鬼鬼祟祟地躲在吉家的门口附近察看行人；夜晚便在四周往来巡视，伺机动手。吉鸿昌有所察觉后，便把聚会点转移至法租界惠中饭店，以打牌做掩护，继续开展革命活动。后因特务时常跟踪，吉鸿昌又搬到英租界墙子河外牛津别墅，并将聚会点转移到国民饭店。这一招果然奏效，有较长一段时间没有受到特务的干扰。
陈恭澍见失去了目标，不免将吕一民等叫来训斥一番，并决定分头跟踪侦察。由吕一民负责侦察吉鸿昌，吕问友负责跟踪吉鸿昌的好友任应岐。陈恭澍说：“跟住任应岐就一定能找到吉鸿昌。”一天，吕问友跟踪任应岐至国民饭店，果然在二楼45号房发现了吉鸿昌。在45号房内，吉鸿昌正与任应岐、刘少南及李干三一边打牌一边谈着工作。吉鸿昌的座位靠近暖水汀，于是他脱去外衣，只穿一件白褂。
陈恭澍获悉后非常高兴，亲自出马来到国民饭店后门，躲在汽车里指挥这次行动。王文、吕一民等在45号对面也开了一个房间，在特务杨华庭化装侦察后，吕一民、吕问友突然冲进屋内开枪便射，刘少南中弹当即死亡。跳弹伤及吉鸿昌的右肩，暴徒正欲再次开枪，吉急扑上去踢掉其手枪，二吕见势不妙，冲出门外，由西餐部仓皇逃走。
法工部局巡捕闻听枪声，冲上楼来问道：“谁是吉鸿昌？”吉鸿昌答：“我在此等候多时了！”巡捕说：“请你到工部局辛苦一趟吧！”吉鸿昌说：“我被刺受伤，须到医院治疗。”巡捕打电话请示工部局许可后，将吉鸿昌送进医院稍加治疗，后连同任应岐、李干三一同拘押。时为1934年11月9日。
吉鸿昌英勇就义
1934年11月10日，国民党北平军分会军统特派员郑介民来津，与法租界当局秘密协商引渡吉鸿昌、任应岐。13日，孔祥熙、宋美龄由绥远经北平至津，为引渡吉鸿昌对法租界施加压力。14日，他们被引渡至天津公安局，后又被押往国民党第51军军法处受审，并关押于曹家花园陆军监狱。此后，何应钦唯恐夜长梦多，急电令天津当局把吉鸿昌押解到北平。22日，吉鸿昌、任应岐及吉鸿昌的连襟林少文等3人，被武装军警秘密押往北平。11月24日，何应钦接到蒋介石的加急密电，上写：“就地枪决。”何应钦立即在吉鸿昌、任应岐卷宗上用朱笔批了“立枪决”三字，又批“由林少文陪绑”，交部下执行。
当日，吉鸿昌、任应岐正进午餐，军法官来到监房，宣读了判决他们死刑的命令。吉鸿昌听后说：“知道了！”神情自若，继续午餐。饭毕，吉鸿昌要了笔墨和纸。他先给党写了一封汇报信，报告了在天津被捕的经过和为党的事业而坚贞不屈的决心；之后他又先后给妻子、兄弟们及家乡好友各写了一封遗书。第一封遗书的原件并未交给吉夫人，其余三封都交给了吉夫人。
随着一声枪响，民族英雄吉鸿昌壮烈牺牲，时年39岁。
（据《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