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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事情都从记忆中消失了，而50多年前的西宁之行，却至今仍然牢牢地刻在脑海里无法忘却。
1959年对中国人来说，是献礼之年。各行各业都忙着为国庆10周年献礼。北京建了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等十大建筑。电影界奉献出了《五朵金花》等18部优秀影片。我所任职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也为编辑出版《中国各地民间故事集》和《中国各地歌谣集》两套大型献礼丛书成立了献礼办公室。陶建基先生被委任为献礼办公室副主任，我被调去当秘书。陶先生是民主党派，解放前就在国统区用“曼斯”的笔名翻译过苏联作家伊凡·柯鲁包夫的长篇小说《鼓风炉旁40年》，我上中学时就读过的，解放后曾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供职。那时他是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他为人谦和厚道、严于自律、学识渊博，又有编辑出版工作经验，负责这两套囊括全国各省丛书的统领，他是最合适不过的人选。少数民族史诗的搜集出版，从1958年7月起就纳入了中国作协、中国民研会和文学研究所的工作日程。其时，蒙古史诗已先后有两种版本问世，边垣编著的《洪古尔》1951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1958年作家出版社印行了第2版；琶杰演唱的《英雄格斯尔可汗》也在这一年问世。规模最为宏伟的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的搜集翻译工作，便显得特别紧迫和突出起来。为了促进《格萨尔》的搜集工作，经中央宣传部批准，由青海省担纲开始全面搜集，组织上派我赴青海去与青海省文联联系落实。
我要去的西宁，那时还不通火车。在一般人的观念中，西宁离北京是那样的遥远，常常叫人想起大唐的文成公主远嫁吐蕃王松赞干布，在唐蕃古道上骑马乘轿的苍凉。大概也是为了国庆献礼吧，从甘肃的柳园到西宁的铁路9月份修通，国庆节要通车，实现兰州到西宁的铁路全线贯通。对我来说，这可是个好消息。我去西宁不用乘坐长途汽车了。我买到了从柳园到西宁的火车票，登上了第一趟去西宁的试通车的旅程。跨黄河，越湟水，铁路蜿蜒爬行在遍地是黄色油菜花的湟水河谷里，一路向西，向西。走走停停，停停走走，边走边修，边修边走。乘客们不时地下车来观望从未见到过的高原景色。列车上没有饮用水，没有食品，没有卧铺，没有广播。在乐都等县城停车时，我们到湟水河里舀水喝，在河床岸边漫步游玩，四处捡拾散落在河谷里的新石器时代柳湾人遗留下的彩陶罐、彩陶盆、碎瓦片。那情那景，叫人赏心悦目，心旷神怡，却也陡增了几分思古之幽情。
好容易到了渴望中的古城西宁。这个古称“湟中”的省府，原本是一座具有2000多年历史的高原古城。西汉元狩二年（前121），霍去病将军在此设西平亭。东汉建安十九年（214），设西海郡。唐初（619），建鄯州，成为青藏高原与中原的交通中转站。五代北宋时称青唐城，是吐蕃唃厮啰的国都，成为东西商贸交通的都会。宋崇宁三年（1104），宋军进入青唐城， 改称西宁州（取名西方安宁之意），建陇右都护府。这个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通衢，沟通中原与西部边地的重要城镇，唐蕃古道必经之地的古城，如今就在我的脚下了。可是，我置身其中的这座古城，却完全不是想象中的样子，多么像是一个小小的县城呀。几十年之后的今天，记忆已经很模糊了，只记得那城墙是黄土筑就的，而且已经倾圮残断有日了。问好了路，我便从大十字一路向北走，出了北门，找到了省委招待所。那时住招待所是很便宜的。只不过床上的那床棉被的被头油乎乎的，大概总有一年没有拆洗过了，着实在我心里引起一些不快。
我的使命是来落实中宣部转发的文件，尽快组织对藏族史诗《格萨尔》开展实地调查、采录和资料搜集。青海省被指定为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云南、新疆、内蒙古七个《格萨尔》流传省区的首选地。第二天一上班，我便到青海省文联去拜访青海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文联副主席、作协主席程秀山同志。他出身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以创办《青海湖》文学月刊和发表小说《桑巴久周》而被誉为青海文学的开创者和奠基者。接待我的是《青海湖》编辑部的左可国和王歌行，还有刚从中国民研会下放到这里的徐国琼。他们承诺尽快落实，第一步是先抓好现有的《格萨尔》抄本、唱本和外国资料的汉译编印。他们打算利用在监狱里服刑的一些前国民政府的要员，如县长、警察局长等来做这项烦难而艰巨的工作，因为他们懂藏文、英文，能胜任翻译和资料整理的工作。我的任务很快得到了落实，甚至超出了我的预想，心情变得轻松愉快起来。接下来，他们陪我去参观了青海省博物馆，我对原始文化有浓厚的兴趣，而那里收藏着的从仰韶文化到马家窑文化的大量出土文物，记录着我们华夏民族的早期文明。这次参观，成了我30年后承担的一项国家社科基金研究项目“中国原始艺术”的原因。
同年12月18日，程秀山带着他们编印的60多本《格萨尔》内部资料本来京汇报工作。北京召开了《格萨尔》工作座谈会。在老舍先生主持下，讨论和部署了藏族史诗的抢救和搜集工作。我们把他带来的这套青海文联编印的《格萨尔》资料本收藏在王府大街64号，当时中国文联（现在商务印书馆）地下室的一间库房里。被称为“文革重灾区”的中国文联受到冲进来的红卫兵泯灭人性的、毁灭性的打砸抢的那一天，库房的门仍然紧锁着，这批珍贵的民族文学资料本得以幸免于难。中国文联及各协会宣布解散时，所有重要一点儿的文件、物品，都在军工宣队的指挥下装进战备箱，运去了“三线”湖北省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的山洞里保存。而另一批保存在青海文联的《格萨尔》资料本，却在“文革”一开始就被红卫兵投入了火中，幸得徐国琼同志奋不顾身地从大火中抢救出来，为藏族文化事业立了一大奇功！
后来，我又作为中国旅游文化学会的一员去西宁和青海其他地方做过一次考察。那已是20世纪90年代的事了。在时代巨人的步伐中，古城西宁自是物是人非，模样大变了，已步入了现代化城市的行列。我们入住的也不再是昔日那个简陋而又有欠清洁的省委招待所，而是青海宾馆了。当我站在宾馆前的广场上，凝视着西宁的老街和新景，回想着几十年前因《格萨尔》而结缘的文坛老友陶建基和程秀山两位前辈都早已成了故人，心头突然涌现出一阵惆怅。主持翻译和编印了大批资料本、最早全面推行搜集计划的程秀山，《作家大词典》里只记下了他的代表作和他对青海文学的贡献，而他为《格萨尔》的搜集和传播所付出的心血和所做的贡献，却被后人忽略和遗忘了。我手头保存下来的几本青海印制的《格萨尔》资料本，也许成为这段历史小插曲的唯一纪念了。
1959年对中国人来说，是献礼之年。各行各业都忙着为国庆10周年献礼。北京建了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等十大建筑。电影界奉献出了《五朵金花》等18部优秀影片。我所任职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也为编辑出版《中国各地民间故事集》和《中国各地歌谣集》两套大型献礼丛书成立了献礼办公室。陶建基先生被委任为献礼办公室副主任，我被调去当秘书。陶先生是民主党派，解放前就在国统区用“曼斯”的笔名翻译过苏联作家伊凡·柯鲁包夫的长篇小说《鼓风炉旁40年》，我上中学时就读过的，解放后曾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供职。那时他是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他为人谦和厚道、严于自律、学识渊博，又有编辑出版工作经验，负责这两套囊括全国各省丛书的统领，他是最合适不过的人选。少数民族史诗的搜集出版，从1958年7月起就纳入了中国作协、中国民研会和文学研究所的工作日程。其时，蒙古史诗已先后有两种版本问世，边垣编著的《洪古尔》1951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1958年作家出版社印行了第2版；琶杰演唱的《英雄格斯尔可汗》也在这一年问世。规模最为宏伟的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的搜集翻译工作，便显得特别紧迫和突出起来。为了促进《格萨尔》的搜集工作，经中央宣传部批准，由青海省担纲开始全面搜集，组织上派我赴青海去与青海省文联联系落实。
我要去的西宁，那时还不通火车。在一般人的观念中，西宁离北京是那样的遥远，常常叫人想起大唐的文成公主远嫁吐蕃王松赞干布，在唐蕃古道上骑马乘轿的苍凉。大概也是为了国庆献礼吧，从甘肃的柳园到西宁的铁路9月份修通，国庆节要通车，实现兰州到西宁的铁路全线贯通。对我来说，这可是个好消息。我去西宁不用乘坐长途汽车了。我买到了从柳园到西宁的火车票，登上了第一趟去西宁的试通车的旅程。跨黄河，越湟水，铁路蜿蜒爬行在遍地是黄色油菜花的湟水河谷里，一路向西，向西。走走停停，停停走走，边走边修，边修边走。乘客们不时地下车来观望从未见到过的高原景色。列车上没有饮用水，没有食品，没有卧铺，没有广播。在乐都等县城停车时，我们到湟水河里舀水喝，在河床岸边漫步游玩，四处捡拾散落在河谷里的新石器时代柳湾人遗留下的彩陶罐、彩陶盆、碎瓦片。那情那景，叫人赏心悦目，心旷神怡，却也陡增了几分思古之幽情。
好容易到了渴望中的古城西宁。这个古称“湟中”的省府，原本是一座具有2000多年历史的高原古城。西汉元狩二年（前121），霍去病将军在此设西平亭。东汉建安十九年（214），设西海郡。唐初（619），建鄯州，成为青藏高原与中原的交通中转站。五代北宋时称青唐城，是吐蕃唃厮啰的国都，成为东西商贸交通的都会。宋崇宁三年（1104），宋军进入青唐城， 改称西宁州（取名西方安宁之意），建陇右都护府。这个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通衢，沟通中原与西部边地的重要城镇，唐蕃古道必经之地的古城，如今就在我的脚下了。可是，我置身其中的这座古城，却完全不是想象中的样子，多么像是一个小小的县城呀。几十年之后的今天，记忆已经很模糊了，只记得那城墙是黄土筑就的，而且已经倾圮残断有日了。问好了路，我便从大十字一路向北走，出了北门，找到了省委招待所。那时住招待所是很便宜的。只不过床上的那床棉被的被头油乎乎的，大概总有一年没有拆洗过了，着实在我心里引起一些不快。
我的使命是来落实中宣部转发的文件，尽快组织对藏族史诗《格萨尔》开展实地调查、采录和资料搜集。青海省被指定为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云南、新疆、内蒙古七个《格萨尔》流传省区的首选地。第二天一上班，我便到青海省文联去拜访青海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文联副主席、作协主席程秀山同志。他出身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以创办《青海湖》文学月刊和发表小说《桑巴久周》而被誉为青海文学的开创者和奠基者。接待我的是《青海湖》编辑部的左可国和王歌行，还有刚从中国民研会下放到这里的徐国琼。他们承诺尽快落实，第一步是先抓好现有的《格萨尔》抄本、唱本和外国资料的汉译编印。他们打算利用在监狱里服刑的一些前国民政府的要员，如县长、警察局长等来做这项烦难而艰巨的工作，因为他们懂藏文、英文，能胜任翻译和资料整理的工作。我的任务很快得到了落实，甚至超出了我的预想，心情变得轻松愉快起来。接下来，他们陪我去参观了青海省博物馆，我对原始文化有浓厚的兴趣，而那里收藏着的从仰韶文化到马家窑文化的大量出土文物，记录着我们华夏民族的早期文明。这次参观，成了我30年后承担的一项国家社科基金研究项目“中国原始艺术”的原因。
同年12月18日，程秀山带着他们编印的60多本《格萨尔》内部资料本来京汇报工作。北京召开了《格萨尔》工作座谈会。在老舍先生主持下，讨论和部署了藏族史诗的抢救和搜集工作。我们把他带来的这套青海文联编印的《格萨尔》资料本收藏在王府大街64号，当时中国文联（现在商务印书馆）地下室的一间库房里。被称为“文革重灾区”的中国文联受到冲进来的红卫兵泯灭人性的、毁灭性的打砸抢的那一天，库房的门仍然紧锁着，这批珍贵的民族文学资料本得以幸免于难。中国文联及各协会宣布解散时，所有重要一点儿的文件、物品，都在军工宣队的指挥下装进战备箱，运去了“三线”湖北省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的山洞里保存。而另一批保存在青海文联的《格萨尔》资料本，却在“文革”一开始就被红卫兵投入了火中，幸得徐国琼同志奋不顾身地从大火中抢救出来，为藏族文化事业立了一大奇功！
后来，我又作为中国旅游文化学会的一员去西宁和青海其他地方做过一次考察。那已是20世纪90年代的事了。在时代巨人的步伐中，古城西宁自是物是人非，模样大变了，已步入了现代化城市的行列。我们入住的也不再是昔日那个简陋而又有欠清洁的省委招待所，而是青海宾馆了。当我站在宾馆前的广场上，凝视着西宁的老街和新景，回想着几十年前因《格萨尔》而结缘的文坛老友陶建基和程秀山两位前辈都早已成了故人，心头突然涌现出一阵惆怅。主持翻译和编印了大批资料本、最早全面推行搜集计划的程秀山，《作家大词典》里只记下了他的代表作和他对青海文学的贡献，而他为《格萨尔》的搜集和传播所付出的心血和所做的贡献，却被后人忽略和遗忘了。我手头保存下来的几本青海印制的《格萨尔》资料本，也许成为这段历史小插曲的唯一纪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