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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妇女地位
明确妇女工作的方向
抗战时期延安的妇女工作，始终是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关怀指引下开展的。不仅党在关键时期提出妇女工作的方针和政策，及时发现和纠正妇女运动中的偏差，而且党的领导人还经常参加妇女们的集会和活动，或是讲话，或是题词，指导妇女运动健康发展。
1937年3月8日，延安召开纪念三八妇女节大会，有四五千人到会。朱德、郭洪涛（边区党委书记）发表演说，希望妇女们积极投入革命队伍中来。
1938年11月13日，抗大举行女生大队（第八大队）成立典礼，毛泽东出席并讲话。他说：“全民族所有的人不分男女老幼，都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尤其是我们的女同胞。”“解放中华民族的责任不但男同胞承担，女同胞也要承担。”只有中华民族获得解放，才能有妇女的解放。毛泽东还指出，妇女要求得解放，必须积极抗日，必须依靠妇女自己努力争取权利。11月17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开展妇女工作的决定》，要求用各种方法宣传妇女大众在抗战建国和将来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立刻建立与健全各级党的委员会之下的妇女部和妇女运动委员会；动员全党女干部与女党员担任妇女工作；注意女党员的吸收和女干部的培养。12月15日，抗大女生队学员即将毕业分配工作，毛泽东对她们作了关于政治持久战的讲话。他说：我们打日本必须有一个政治上的持久战。所以，每个革命者在政治上要有持久性，要准备应对各种曲折，克服各种困难。世界上无论什么事情都是走“之”字路规律，而不是走“一”字路。我们抗日战争要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这也是走“之”字路。
1939年2月中旬，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听取李富春关于妇女工作的报告。毛泽东发言说：过去党内一贯忽视妇女工作，主要由于没有一些经常做妇女工作的干部，今后负责同志要经常注意妇女工作。会议决定中央妇委设立常委，建立机关进行工作。3月3日，中央妇委根据中央决定，发出《关于目前妇女运动的方针和任务的指示信》。3月8日，延安召开纪念纪念三八妇女节大会，毛泽东、王稼祥、陈云、李富春、谢觉哉等中央负责人；中央妇委代表张琴秋、孟庆树、吴兆祥等出席。毛泽东讲话说：今天是妇女大众团结起来，向压迫者示威的一天。“在中国抗日战争中，没有妇女积极参加，最后胜利是不可能的。”“我们要学习大革命时代牺牲了的妇女模范领袖女共产党员向警予，她为妇女解放，为劳动大众解放，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一生”。我们纪念三八妇女节，就是要妇女结成团体，争取妇女的自由与平等。没有妇女的参加，世界上的任何事情就都不成。打日本、生产运动，没有妇女参加，都绝对不能成功。妇女要结成团体，斗争才有力量。“妇女解放与社会解放是密切地联系着的，妇女解放运动应成为社会解放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离开了社会解放运动，妇女解放是得不到的；同时，没有妇女运动，社会解放也是不可能的。”李富春的讲话提出三点希望：一、大家要注意妇女工作；二、妇女更要注意妇女工作；三、不仅妇女要做大时代的贤妻良母，而且男子要做新时代的贤父良子孝子。
从1939年起，边区政府历次颁布的、经毛泽东审定的《施政纲领》都规定：“实行男女平等，提高妇女在政治、经济、社会上的地位，实行自愿的婚姻制度，禁止买卖婚姻与童养媳”；“保护女工、产妇、儿童，坚持自愿的一夫一妻制”。
1940年3月16日，延安各界举行因故推迟了的纪念三八妇女节大会。毛泽东出席并讲话。他说：妇女的力量是伟大的，世界上什么事情，没有妇女参加就不能成功。全国妇女要加紧团结起来，齐心合力，为争取全国妇女的自由平等而奋斗。现在有些地方，不准妇女开大会，不准妇女讲话，不准妇女讲自由平等，这是不对的。我们这里妇女要开会，要讲话，要自由平等。2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根据地各级妇女组织与工作暂行条例》，指出：目前只在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各级内设立妇委，区党委以下一般不设。妇委为同级党委的下属部门，须绝对服从同级党委的领导。妇委一切较重要的指示，须经过同级党委的审核与批准，方可发出。这一决定保证了党对妇女工作的绝对领导。
1942年3月8日，朱德代表党中央参加延安三八妇女节纪念大会并讲话。他号召妇女积极参加生产，参加整风运动，支援抗战胜利。丁玲被群众拥上台，她对姐妹们说：牢骚是要发的，事也要做。她号召大家都下乡，老老实实地去做一些工作。同日，毛泽东为三八妇女节题词：“深入群众，不尚空谈”，委婉地批评了妇女工作中空谈翻身，而不行动起来参加斗争的现象。
1943年2月26日，中共中央对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的方针作出决定。中央指出：战斗、生产、教育，是目前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三大任务，广大农村妇女要努力参加生产。“提高妇女的政治地位、文化水平，改善生活，以达到解放的道路，亦须从经济丰富与经济独立入手。”多生产，多积蓄，妇女及其家庭的生活都过得好，也就能逐渐挣脱封建的压迫了。“这就是在整个群众工作中广大农村妇女的特殊利益中心所在，也就是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妇女工作的新方向。”毛泽东在审阅这个决定时，加写了这样一段话：“妇女工作者本身必须学得农村经济知识，了解妇女生产内容，才能真正成为农村群众生产的组织者与指导者。许多有能力的女同志必须到合作社去工作。再则许多女党员、女干部，必须到公营经济机关中去工作，使公营经济发展起来。那些浮在上层，空闲无事，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毛泽东加写的这段话，与前一年三八节的题词精神是一致的。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了妇女工作的总方向，他说：“要保护青年、妇女、儿童的利益，救济失学青年，并使青年、妇女组织起来，以平等地位参加有益于抗日战争和社会进步的各项工作，实现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使青年和儿童得到有益的学习。” 健全妇女组织
实抓妇女工作的各项任务
党中央与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不久，就开始抓妇女工作。因为长征中的妇女组织基本瘫痪，这时组织建设就成为当务之急。
1935年11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组织问题，决定设立中央组织局。不久，组织局在甘泉县下寺湾成立，负责人周恩来，组织部长李维汉，宣传部长吴亮平，白区工作部部长贾拓夫，妇女部长邓六金（1911—2003）。长征刚结束，就在中央机构内设立妇女部，足见党中央对妇女工作的重视。1936年7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央西北局，西北局内设立了妇女部，部长王泉媛（1913—2009）。1937年2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边区的组织机构和人事安排 ，决定李坚贞（亦作李建珍）任中央妇女部部长，邓颖超参加妇女部的工作。
此后，中央设立妇女运动委员会（简称“中央妇委”），由蔡畅担任书记。在中央妇委的领导下，妇女联合会纷纷建立起来，带领妇女参加抗日斗争或支援前线工作。1938年3月8日，陕甘宁边区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在延安师范学校召开，出席大会的共200多人。大会宣布边区妇女联合会（简称“边区妇联”）正式成立。毛泽东出席大会并讲话祝贺。时任陕北省委妇女部部长的史秀云作《边区妇女运动的任务》的报告，边区党委书记郭洪涛到会讲话。经过4天讨论，大会通过了《陕甘宁边区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陕甘宁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章程》，选出执委15人，执委会又产生常委会，主持妇联日常工作。当时规定的入会条件是：凡13岁以上的女性，只要不是汉奸，赞成妇联宗旨，经会员一人介绍，都可以参加妇联。会后，边区设立了5个分区妇联办事处，18个县妇联，一个直属市妇联，179个区妇联，1065个乡妇女代表大会，各级妇联干部360多人，会员达27万多人。
1940年12月7日，陕甘宁边区妇联在延安召开第二次执委会扩大会议，30多人出席，朱德、王明、高岗到会并讲话。边区妇联副主任白茜作工作总结及今后工作方针任务的报告，妇联主任徐明清作大会总结。会议提出了“深入群众”“深入家庭”的口号，明确今后工作以发动妇女参加生产为中心，引导边区妇女参加各种建设，参加政治文化、妇婴卫生、儿童保育等活动。大会还补选了执委，由邓颖超、蔡畅、孟庆树、曹轶欧、徐明清等23人组成新的边区妇联执委会。
1945年7月12日，党中央任命蔡畅为中央妇女委员会主任。 1946年8月15日至19日，边区妇联召开第三次执委会。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中央妇委书记蔡畅、康克清、张琴秋等到会。林伯渠、蔡畅讲了话。会议提出妇运工作的任务是：广泛发动妇女参加民主建设事业，开展妇女生产与妇婴卫生运动。
创办《中国妇女》
宣传革命思想和妇女知识
1939年6月1日，《中国妇女》杂志在延安创刊。该刊为16开本，中央妇委编辑。毛泽东题写刊名和贺诗。共出版两卷22期。1941年3月26日，根据党中央关于调整刊物的决定停刊。
《中国妇女》在创刊号刊出毛泽东《题〈中国妇女〉之出版》的四言诗手迹，单页印在扉页。全诗是：
妇女解放，突起异军，
两万万众，奋发为雄。
男女并驾，如日方东，
以此制敌，何敌不倾？
到之之法，艰苦斗争，
世无难事，有志竟成。
有妇人焉，如旱望云，
此编之作，伫看风行。
这是毛泽东一生诗词创作中为数不多的四言诗之一。题词对广大妇女作了高度的评价，将妇女解放提高到民族解放的高度，认为妇女与男子在民族解放斗争中居于同样的重要地位。同时，指出取得胜利的基本原则和该刊出版的意义，表达了对《中国妇女》的殷切期望。
该刊以妇女为对象，刊登中央相关决定、指示、消息，以及各种文艺作品，办得生动活泼，深受妇女读者们的欢迎。以创刊号为例，理论文章有王明的《论妇女解放问题》、张闻天的《对妇女干部的几点希望》、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的《列宁与劳动妇女》；散文有严慰冰的《从征行》、叶群的《生产突击队在我们》；妇女卫生知识有朱仲丽的《谈谈女子的月经》、李开诗的《儿童保育法》；木刻有江丰的《开荒》《女生开荒队》等。还有诗歌、小品等，丰富多彩。这个刊物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每期都有文艺作品。木刻作品都是名家所作，如江丰、马达等木刻家；丁玲、颜一烟、魏巍、魏伯等作家；高敏夫等诗人，都有作品在《中国妇女》上发表。它除在延安和各根据地发行外，还在国统区传播，同样受到那里妇女们的欢迎。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中国妇女》克服种种困难，共出版22期。它以妇女解放为中心，共发表稿件305篇。内容涉及妇女运动的43篇，妇女组织的20篇，生产活动的11篇，妇女教育的9篇，宪政运动的23篇，家庭问题的10篇，卫生儿童的32篇，妇运动态的54篇，外国妇运的29篇，文艺等类的74篇。这些文章的作者有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张闻天、王明等，有中央妇委成员邓颖超、孟庆树、康克清、蔡畅等。但大部分作者是各级妇女工作干部和关心妇女的各界人士。
培养妇女干部
创建中国女子大学
1939年2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开展妇女工作的决定》。其中第四条要求“注意于女党员吸收及女干部的培养”。同年3月3日，中央妇委发出经中央同意的《关于目前妇女运动的方针和任务的指示》，要求重视妇女教育工作。后经毛泽东提议，中央决定在延安创办中国女子大学。
筹备工作紧张而有序地进行。中央任命女大校长初为王明，后由李富春接任，副校长柯庆施、林莎，政治部主任孟庆树，教育长张琴秋，总务长吴朝祥。招生工作随即开始。
当时延安的经济十分困难。为了支持女大办校，毛泽东带头捐助100元，董必武和邓颖超也从他们的薪水中捐出一部分，帮助女大创办。周恩来把大批图书捐赠给女大。张闻天、王稼祥、刘少奇、陈云、邓发、博古、林伯渠等都给予积极帮助。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等听到创办女大的消息，都表示愿意给予帮助。邓小平拨给女大一批马匹，叶剑英、李克农都热心为女大募捐。陕甘宁边区的机关团体也都给女大以支援，帮助解决教学、设备等方面的困难。女大还得到全国各党派各团体的关心和支援，很多朋友写信来询问女大情况，为女大捐款。 在中央领导和国内外的支持下，女大于同年3月初招生，6月中旬开课。学生中知识分子占80%以上，工人占10%，农民占6%；文化程度方面，大学的占10%，中学的占70%；学生来自全国21个省，另外还有从海外来延安的华侨青年；学生年龄最大的41岁（1人），最小的14岁（2人），大多数在18岁—22岁之间。
1939年7月20日下午，女大在中央大礼堂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参加典礼的除女大教职员、学生外，还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的全体同志，党、政、军各首长及各机关代表，从前方回来的八路军、新四军代表，以及印度援华医疗队队长安德华。当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走上主席台时，全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在会上，毛泽东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女大的成立，在政治上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创办中国女子大学，是革命的需要，目前抗战的需要，妇女自求解放的需要。它不仅要培养大批有理论武装的妇女干部，而且要培养大批做实际工作的妇女运动干部，准备到前线去，到农村、工厂中去，组织二万万二千五百万妇女，来参加抗战。假如中国没有占半数的妇女的觉醒，中国抗战是不会胜利的。妇女在抗战中有非常重大的作用：教育子女，鼓励丈夫，教育群众，均需要通过妇女。只有妇女都动员起来，全中国人民也必然动员起来。我们还需要与轻视妇女运动的观念作斗争，因为持这种观念的人看不出妇女的作用，忽视妇女在革命中的伟大力量。只有克服这些阻碍，才能使现在的女大发展起来。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抗战胜利之时。
接着，周恩来讲：“自从九一八以来，广大妇女参加了救亡运动，直到如今，抗战的巨流，更是冲破了封建的男女关系的壁垒。今天的中国妇女，在抗战中已经表现了积极的作用。如妇女界领袖宋庆龄、何香凝等女士的热心救亡工作；宋美龄、李德全等女士对于抢救难童、保育工作，均有极大的贡献。中国妇女热烈参加前线工作，如胡兰畦、丁玲等所组织的战地服务队，在前线艰苦奋斗，获得全国人民称颂。更如浙江的妇女营，直接参加战斗，袭击敌人，有了光荣的战绩。这些都是在抗战洪流锻炼出来的新女性。因此，妇女地位也大大提高。这个提高，是由于妇女努力参加革命而造成的。当着全国妇女起来，风起云涌之际，希望女大赶快培养造就大批的女干部，到全国各地去领导广大的妇女运动。”
之后，女大学生代表向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邓小平（代表八路军）、张鼎丞（代表新四军）献旗。最后进行文艺演出。
女大初创时，中央党校的两个妇女训练班合并过来，有学生近500人。后来全校共设8个班，其中普通班5个，主要是文化程度较高的沦陷区来的爱国女青年；高级班1个，主要是红军中的领导和沦陷区来的高级女知识分子；陕干班1个，主要是专门培养陕甘宁边区的妇女干部；特别班1个，主要是参加过长征的文化程度较低的女干部。高级研究班培养较高理论的干部，特别班主要培养有妇运经验的工农妇女干部。普通班学制3个月，高级班学制6个月，甚至更长，选学一些马列经典著作。
根据毛泽东关于“要培养几千几百个妇女英雄，几百几千个妇女运动的职业家和博士”的思想，女大制定了“以养成具有革命理论基础、革命工作方法、妇女运动专长和相当职业技能等抗战建国知识的妇女干部为目的”的教育方针。女大校歌中唱道：“我们要深入农村工厂，我们要英勇的走上战场，一个个锻炼得如铁似钢，争取民族、社会和妇女的解放”。
女大开设必修课和选修课两种课程。必修课包括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其中，普通班有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问题、中国共产党问题、社会发展史、中国近代史、军事教育、妇女运动、生理卫生等；高级研究班增加马列主义、党的建设等；特别班有识字课、政治课、妇女工作等。选修课有外国语（俄、英、日）、新闻学、速记技术、会计、医药、艺术等。女大教员多半从延安各机关、学校聘请人兼任，专职教员较少。如二三十年代创造社名将李初梨，统战部副部长柯庆施，刚从苏联归来的艺术家、鲁艺副院长赵毅敏，著名女作家丁玲，音乐家冼星海，著名医生何穆等，均应邀兼任各科教学。毛泽东、周恩来、邓颖超等还亲自给女大学生讲授中共党史。另外，为了加强对学生的管理，还聘请了有斗争经验的老同志担任各班的政治指导员。
在两年的时间里，女大先后培养了1000多名妇女干部。1941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女大与陕北公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合并，成立延安大学，校址仍在女大原址。
女大学生中有的在抗日前线捐躯，有的在解放战争中牺牲。全国解放后，她们中的许多同志担任了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职务，继续为党和人民努力工作着。正如当年《新中华报》所指出的：女大是革命妇女干部的摇篮！
发挥妇女力量
积极参与各种活动
1939年，延安兴起大生产运动，中央妇委和边区妇联积极响应，号召和组织妇女们积极投入这一运动。首先是帮助女大组织学生经常参加农业生产、修路和背柴等劳动。有时为了突击锄草或帮助秋收，学校就停课集中时间劳动。1939年8月，女大学生到离校13里远的山上锄草，4天锄完300亩地。10月，女大举行秋收动员大会，成立了生产委员会，组织全校师生完成收割500亩庄稼的任务。1940年，女大考虑到女同志生理上的特殊性，决定生产运动向以下几个方面发展：（一）农业方面：种菜、植树、喂猪、牧羊等；（二）商业方面：扩大原有合作社的日用品部和食品部，并自制豆腐、豆浆等；（三）工业方面：设立手工业工厂，编织羊毛产品，制造丸药等。此外还有制衣车间和制鞋车间。学生以班为单位，轮流参加生产，一个星期换一次。生产期内除选修课外，一律暂时停课。每班两个多月可轮换一次，每班全年总计生产一个半月。女大的手工业工厂，从1940年2月到4月，缝制了近万套单衣，每月可制鞋300双，除了满足本校师生需要外，还与边区财经部订了购销合同。
在此基础上，1940年3月16日，中央妇委举办了妇女生活展览会，展示妇女的生产成绩，表彰了386名模范妇女及模范妇孺工作者。1941年3月，延安“三八”节筹委会主办的“三八”展览会设“妇女生产成绩”部分，妇女们生产的各种产品，特别引人注目。
边区妇联定期组织参观团、慰问团、征粮工作团等分赴各地开展工作。1939年9月1日，妇联组成参观团，到高等法院和保育院参观。女大慰问团携带着慰问品，分赴八路军模范军医院和边区医院慰问伤病战士。
1939年11月，毛泽东、吴玉章等发起成立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作为响应，次年1月7日，延安各界妇女代表90余人，在女大召开延安妇女界宪政促进会发起人大会。会议通过了简章和“告妇女同胞书”，还成立了大会筹备会秘书处。1月17日下午，延安妇女界宪政促进会在延安举行成立大会，女大几百名学生向与会妇女宣传宪政运动的意义。
1940年1月5日下午，从新疆脱险归来的八路军战士300余人（即原西路军进入新疆的一部分）乘车抵达延安。林伯渠、王若飞等以及边区妇联和各界群众2000多人在南门外列队欢迎。8月到12月，八路军百团大战的捷报传到延安。9月14日，边区妇女救国联合会、延安妇女界宪政促进会联名给朱德、彭德怀和八路军参加百团大战的全体将士发去热情洋溢的慰问信。妇女界对香港报界工人同胞的反汪（精卫）斗争给予了政治和经济上的援助。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发起5分钱募捐运动，妇联积极响应，并给香港三报罢工同胞写去慰问信，热情称赞他们英勇不屈的革命斗争精神，表示誓做他们的后盾。
1944年5月30日，时任《新民报》记者的赵超构，随中外记者访问团访问延安一个月，归后写成长文《毛泽东先生访问记》。其中盛赞延安妇女自由、平等的幸福生活。他写道：“妇女们将孩子交给托儿所，可以出来和男子一样工作，不再依靠男人生活或受男人的气。恋爱、结婚和离婚，都是自由的，平等的。但政府规定，在女方怀孕或产后一年内，男方不得提出离婚，意在保护妇女的利益。延安女子充满快乐的朝气。每种集体活动中，都能看到许多妇女的身影。她们和男子一样参加社会政治活动，优秀的还能当选各级领导干部。延安妇女是幸福的！”
（责编 王燕萍）
明确妇女工作的方向
抗战时期延安的妇女工作，始终是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关怀指引下开展的。不仅党在关键时期提出妇女工作的方针和政策，及时发现和纠正妇女运动中的偏差，而且党的领导人还经常参加妇女们的集会和活动，或是讲话，或是题词，指导妇女运动健康发展。
1937年3月8日，延安召开纪念三八妇女节大会，有四五千人到会。朱德、郭洪涛（边区党委书记）发表演说，希望妇女们积极投入革命队伍中来。
1938年11月13日，抗大举行女生大队（第八大队）成立典礼，毛泽东出席并讲话。他说：“全民族所有的人不分男女老幼，都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尤其是我们的女同胞。”“解放中华民族的责任不但男同胞承担，女同胞也要承担。”只有中华民族获得解放，才能有妇女的解放。毛泽东还指出，妇女要求得解放，必须积极抗日，必须依靠妇女自己努力争取权利。11月17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开展妇女工作的决定》，要求用各种方法宣传妇女大众在抗战建国和将来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立刻建立与健全各级党的委员会之下的妇女部和妇女运动委员会；动员全党女干部与女党员担任妇女工作；注意女党员的吸收和女干部的培养。12月15日，抗大女生队学员即将毕业分配工作，毛泽东对她们作了关于政治持久战的讲话。他说：我们打日本必须有一个政治上的持久战。所以，每个革命者在政治上要有持久性，要准备应对各种曲折，克服各种困难。世界上无论什么事情都是走“之”字路规律，而不是走“一”字路。我们抗日战争要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这也是走“之”字路。
1939年2月中旬，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听取李富春关于妇女工作的报告。毛泽东发言说：过去党内一贯忽视妇女工作，主要由于没有一些经常做妇女工作的干部，今后负责同志要经常注意妇女工作。会议决定中央妇委设立常委，建立机关进行工作。3月3日，中央妇委根据中央决定，发出《关于目前妇女运动的方针和任务的指示信》。3月8日，延安召开纪念纪念三八妇女节大会，毛泽东、王稼祥、陈云、李富春、谢觉哉等中央负责人；中央妇委代表张琴秋、孟庆树、吴兆祥等出席。毛泽东讲话说：今天是妇女大众团结起来，向压迫者示威的一天。“在中国抗日战争中，没有妇女积极参加，最后胜利是不可能的。”“我们要学习大革命时代牺牲了的妇女模范领袖女共产党员向警予，她为妇女解放，为劳动大众解放，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一生”。我们纪念三八妇女节，就是要妇女结成团体，争取妇女的自由与平等。没有妇女的参加，世界上的任何事情就都不成。打日本、生产运动，没有妇女参加，都绝对不能成功。妇女要结成团体，斗争才有力量。“妇女解放与社会解放是密切地联系着的，妇女解放运动应成为社会解放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离开了社会解放运动，妇女解放是得不到的；同时，没有妇女运动，社会解放也是不可能的。”李富春的讲话提出三点希望：一、大家要注意妇女工作；二、妇女更要注意妇女工作；三、不仅妇女要做大时代的贤妻良母，而且男子要做新时代的贤父良子孝子。
从1939年起，边区政府历次颁布的、经毛泽东审定的《施政纲领》都规定：“实行男女平等，提高妇女在政治、经济、社会上的地位，实行自愿的婚姻制度，禁止买卖婚姻与童养媳”；“保护女工、产妇、儿童，坚持自愿的一夫一妻制”。
1940年3月16日，延安各界举行因故推迟了的纪念三八妇女节大会。毛泽东出席并讲话。他说：妇女的力量是伟大的，世界上什么事情，没有妇女参加就不能成功。全国妇女要加紧团结起来，齐心合力，为争取全国妇女的自由平等而奋斗。现在有些地方，不准妇女开大会，不准妇女讲话，不准妇女讲自由平等，这是不对的。我们这里妇女要开会，要讲话，要自由平等。2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根据地各级妇女组织与工作暂行条例》，指出：目前只在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各级内设立妇委，区党委以下一般不设。妇委为同级党委的下属部门，须绝对服从同级党委的领导。妇委一切较重要的指示，须经过同级党委的审核与批准，方可发出。这一决定保证了党对妇女工作的绝对领导。
1942年3月8日，朱德代表党中央参加延安三八妇女节纪念大会并讲话。他号召妇女积极参加生产，参加整风运动，支援抗战胜利。丁玲被群众拥上台，她对姐妹们说：牢骚是要发的，事也要做。她号召大家都下乡，老老实实地去做一些工作。同日，毛泽东为三八妇女节题词：“深入群众，不尚空谈”，委婉地批评了妇女工作中空谈翻身，而不行动起来参加斗争的现象。
1943年2月26日，中共中央对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的方针作出决定。中央指出：战斗、生产、教育，是目前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三大任务，广大农村妇女要努力参加生产。“提高妇女的政治地位、文化水平，改善生活，以达到解放的道路，亦须从经济丰富与经济独立入手。”多生产，多积蓄，妇女及其家庭的生活都过得好，也就能逐渐挣脱封建的压迫了。“这就是在整个群众工作中广大农村妇女的特殊利益中心所在，也就是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妇女工作的新方向。”毛泽东在审阅这个决定时，加写了这样一段话：“妇女工作者本身必须学得农村经济知识，了解妇女生产内容，才能真正成为农村群众生产的组织者与指导者。许多有能力的女同志必须到合作社去工作。再则许多女党员、女干部，必须到公营经济机关中去工作，使公营经济发展起来。那些浮在上层，空闲无事，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毛泽东加写的这段话，与前一年三八节的题词精神是一致的。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了妇女工作的总方向，他说：“要保护青年、妇女、儿童的利益，救济失学青年，并使青年、妇女组织起来，以平等地位参加有益于抗日战争和社会进步的各项工作，实现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使青年和儿童得到有益的学习。” 健全妇女组织
实抓妇女工作的各项任务
党中央与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不久，就开始抓妇女工作。因为长征中的妇女组织基本瘫痪，这时组织建设就成为当务之急。
1935年11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组织问题，决定设立中央组织局。不久，组织局在甘泉县下寺湾成立，负责人周恩来，组织部长李维汉，宣传部长吴亮平，白区工作部部长贾拓夫，妇女部长邓六金（1911—2003）。长征刚结束，就在中央机构内设立妇女部，足见党中央对妇女工作的重视。1936年7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央西北局，西北局内设立了妇女部，部长王泉媛（1913—2009）。1937年2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边区的组织机构和人事安排 ，决定李坚贞（亦作李建珍）任中央妇女部部长，邓颖超参加妇女部的工作。
此后，中央设立妇女运动委员会（简称“中央妇委”），由蔡畅担任书记。在中央妇委的领导下，妇女联合会纷纷建立起来，带领妇女参加抗日斗争或支援前线工作。1938年3月8日，陕甘宁边区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在延安师范学校召开，出席大会的共200多人。大会宣布边区妇女联合会（简称“边区妇联”）正式成立。毛泽东出席大会并讲话祝贺。时任陕北省委妇女部部长的史秀云作《边区妇女运动的任务》的报告，边区党委书记郭洪涛到会讲话。经过4天讨论，大会通过了《陕甘宁边区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陕甘宁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章程》，选出执委15人，执委会又产生常委会，主持妇联日常工作。当时规定的入会条件是：凡13岁以上的女性，只要不是汉奸，赞成妇联宗旨，经会员一人介绍，都可以参加妇联。会后，边区设立了5个分区妇联办事处，18个县妇联，一个直属市妇联，179个区妇联，1065个乡妇女代表大会，各级妇联干部360多人，会员达27万多人。
1940年12月7日，陕甘宁边区妇联在延安召开第二次执委会扩大会议，30多人出席，朱德、王明、高岗到会并讲话。边区妇联副主任白茜作工作总结及今后工作方针任务的报告，妇联主任徐明清作大会总结。会议提出了“深入群众”“深入家庭”的口号，明确今后工作以发动妇女参加生产为中心，引导边区妇女参加各种建设，参加政治文化、妇婴卫生、儿童保育等活动。大会还补选了执委，由邓颖超、蔡畅、孟庆树、曹轶欧、徐明清等23人组成新的边区妇联执委会。
1945年7月12日，党中央任命蔡畅为中央妇女委员会主任。 1946年8月15日至19日，边区妇联召开第三次执委会。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中央妇委书记蔡畅、康克清、张琴秋等到会。林伯渠、蔡畅讲了话。会议提出妇运工作的任务是：广泛发动妇女参加民主建设事业，开展妇女生产与妇婴卫生运动。
创办《中国妇女》
宣传革命思想和妇女知识
1939年6月1日，《中国妇女》杂志在延安创刊。该刊为16开本，中央妇委编辑。毛泽东题写刊名和贺诗。共出版两卷22期。1941年3月26日，根据党中央关于调整刊物的决定停刊。
《中国妇女》在创刊号刊出毛泽东《题〈中国妇女〉之出版》的四言诗手迹，单页印在扉页。全诗是：
妇女解放，突起异军，
两万万众，奋发为雄。
男女并驾，如日方东，
以此制敌，何敌不倾？
到之之法，艰苦斗争，
世无难事，有志竟成。
有妇人焉，如旱望云，
此编之作，伫看风行。
这是毛泽东一生诗词创作中为数不多的四言诗之一。题词对广大妇女作了高度的评价，将妇女解放提高到民族解放的高度，认为妇女与男子在民族解放斗争中居于同样的重要地位。同时，指出取得胜利的基本原则和该刊出版的意义，表达了对《中国妇女》的殷切期望。
该刊以妇女为对象，刊登中央相关决定、指示、消息，以及各种文艺作品，办得生动活泼，深受妇女读者们的欢迎。以创刊号为例，理论文章有王明的《论妇女解放问题》、张闻天的《对妇女干部的几点希望》、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的《列宁与劳动妇女》；散文有严慰冰的《从征行》、叶群的《生产突击队在我们》；妇女卫生知识有朱仲丽的《谈谈女子的月经》、李开诗的《儿童保育法》；木刻有江丰的《开荒》《女生开荒队》等。还有诗歌、小品等，丰富多彩。这个刊物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每期都有文艺作品。木刻作品都是名家所作，如江丰、马达等木刻家；丁玲、颜一烟、魏巍、魏伯等作家；高敏夫等诗人，都有作品在《中国妇女》上发表。它除在延安和各根据地发行外，还在国统区传播，同样受到那里妇女们的欢迎。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中国妇女》克服种种困难，共出版22期。它以妇女解放为中心，共发表稿件305篇。内容涉及妇女运动的43篇，妇女组织的20篇，生产活动的11篇，妇女教育的9篇，宪政运动的23篇，家庭问题的10篇，卫生儿童的32篇，妇运动态的54篇，外国妇运的29篇，文艺等类的74篇。这些文章的作者有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张闻天、王明等，有中央妇委成员邓颖超、孟庆树、康克清、蔡畅等。但大部分作者是各级妇女工作干部和关心妇女的各界人士。
培养妇女干部
创建中国女子大学
1939年2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开展妇女工作的决定》。其中第四条要求“注意于女党员吸收及女干部的培养”。同年3月3日，中央妇委发出经中央同意的《关于目前妇女运动的方针和任务的指示》，要求重视妇女教育工作。后经毛泽东提议，中央决定在延安创办中国女子大学。
筹备工作紧张而有序地进行。中央任命女大校长初为王明，后由李富春接任，副校长柯庆施、林莎，政治部主任孟庆树，教育长张琴秋，总务长吴朝祥。招生工作随即开始。
当时延安的经济十分困难。为了支持女大办校，毛泽东带头捐助100元，董必武和邓颖超也从他们的薪水中捐出一部分，帮助女大创办。周恩来把大批图书捐赠给女大。张闻天、王稼祥、刘少奇、陈云、邓发、博古、林伯渠等都给予积极帮助。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等听到创办女大的消息，都表示愿意给予帮助。邓小平拨给女大一批马匹，叶剑英、李克农都热心为女大募捐。陕甘宁边区的机关团体也都给女大以支援，帮助解决教学、设备等方面的困难。女大还得到全国各党派各团体的关心和支援，很多朋友写信来询问女大情况，为女大捐款。 在中央领导和国内外的支持下，女大于同年3月初招生，6月中旬开课。学生中知识分子占80%以上，工人占10%，农民占6%；文化程度方面，大学的占10%，中学的占70%；学生来自全国21个省，另外还有从海外来延安的华侨青年；学生年龄最大的41岁（1人），最小的14岁（2人），大多数在18岁—22岁之间。
1939年7月20日下午，女大在中央大礼堂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参加典礼的除女大教职员、学生外，还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的全体同志，党、政、军各首长及各机关代表，从前方回来的八路军、新四军代表，以及印度援华医疗队队长安德华。当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走上主席台时，全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在会上，毛泽东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女大的成立，在政治上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创办中国女子大学，是革命的需要，目前抗战的需要，妇女自求解放的需要。它不仅要培养大批有理论武装的妇女干部，而且要培养大批做实际工作的妇女运动干部，准备到前线去，到农村、工厂中去，组织二万万二千五百万妇女，来参加抗战。假如中国没有占半数的妇女的觉醒，中国抗战是不会胜利的。妇女在抗战中有非常重大的作用：教育子女，鼓励丈夫，教育群众，均需要通过妇女。只有妇女都动员起来，全中国人民也必然动员起来。我们还需要与轻视妇女运动的观念作斗争，因为持这种观念的人看不出妇女的作用，忽视妇女在革命中的伟大力量。只有克服这些阻碍，才能使现在的女大发展起来。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抗战胜利之时。
接着，周恩来讲：“自从九一八以来，广大妇女参加了救亡运动，直到如今，抗战的巨流，更是冲破了封建的男女关系的壁垒。今天的中国妇女，在抗战中已经表现了积极的作用。如妇女界领袖宋庆龄、何香凝等女士的热心救亡工作；宋美龄、李德全等女士对于抢救难童、保育工作，均有极大的贡献。中国妇女热烈参加前线工作，如胡兰畦、丁玲等所组织的战地服务队，在前线艰苦奋斗，获得全国人民称颂。更如浙江的妇女营，直接参加战斗，袭击敌人，有了光荣的战绩。这些都是在抗战洪流锻炼出来的新女性。因此，妇女地位也大大提高。这个提高，是由于妇女努力参加革命而造成的。当着全国妇女起来，风起云涌之际，希望女大赶快培养造就大批的女干部，到全国各地去领导广大的妇女运动。”
之后，女大学生代表向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邓小平（代表八路军）、张鼎丞（代表新四军）献旗。最后进行文艺演出。
女大初创时，中央党校的两个妇女训练班合并过来，有学生近500人。后来全校共设8个班，其中普通班5个，主要是文化程度较高的沦陷区来的爱国女青年；高级班1个，主要是红军中的领导和沦陷区来的高级女知识分子；陕干班1个，主要是专门培养陕甘宁边区的妇女干部；特别班1个，主要是参加过长征的文化程度较低的女干部。高级研究班培养较高理论的干部，特别班主要培养有妇运经验的工农妇女干部。普通班学制3个月，高级班学制6个月，甚至更长，选学一些马列经典著作。
根据毛泽东关于“要培养几千几百个妇女英雄，几百几千个妇女运动的职业家和博士”的思想，女大制定了“以养成具有革命理论基础、革命工作方法、妇女运动专长和相当职业技能等抗战建国知识的妇女干部为目的”的教育方针。女大校歌中唱道：“我们要深入农村工厂，我们要英勇的走上战场，一个个锻炼得如铁似钢，争取民族、社会和妇女的解放”。
女大开设必修课和选修课两种课程。必修课包括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其中，普通班有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问题、中国共产党问题、社会发展史、中国近代史、军事教育、妇女运动、生理卫生等；高级研究班增加马列主义、党的建设等；特别班有识字课、政治课、妇女工作等。选修课有外国语（俄、英、日）、新闻学、速记技术、会计、医药、艺术等。女大教员多半从延安各机关、学校聘请人兼任，专职教员较少。如二三十年代创造社名将李初梨，统战部副部长柯庆施，刚从苏联归来的艺术家、鲁艺副院长赵毅敏，著名女作家丁玲，音乐家冼星海，著名医生何穆等，均应邀兼任各科教学。毛泽东、周恩来、邓颖超等还亲自给女大学生讲授中共党史。另外，为了加强对学生的管理，还聘请了有斗争经验的老同志担任各班的政治指导员。
在两年的时间里，女大先后培养了1000多名妇女干部。1941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女大与陕北公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合并，成立延安大学，校址仍在女大原址。
女大学生中有的在抗日前线捐躯，有的在解放战争中牺牲。全国解放后，她们中的许多同志担任了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职务，继续为党和人民努力工作着。正如当年《新中华报》所指出的：女大是革命妇女干部的摇篮！
发挥妇女力量
积极参与各种活动
1939年，延安兴起大生产运动，中央妇委和边区妇联积极响应，号召和组织妇女们积极投入这一运动。首先是帮助女大组织学生经常参加农业生产、修路和背柴等劳动。有时为了突击锄草或帮助秋收，学校就停课集中时间劳动。1939年8月，女大学生到离校13里远的山上锄草，4天锄完300亩地。10月，女大举行秋收动员大会，成立了生产委员会，组织全校师生完成收割500亩庄稼的任务。1940年，女大考虑到女同志生理上的特殊性，决定生产运动向以下几个方面发展：（一）农业方面：种菜、植树、喂猪、牧羊等；（二）商业方面：扩大原有合作社的日用品部和食品部，并自制豆腐、豆浆等；（三）工业方面：设立手工业工厂，编织羊毛产品，制造丸药等。此外还有制衣车间和制鞋车间。学生以班为单位，轮流参加生产，一个星期换一次。生产期内除选修课外，一律暂时停课。每班两个多月可轮换一次，每班全年总计生产一个半月。女大的手工业工厂，从1940年2月到4月，缝制了近万套单衣，每月可制鞋300双，除了满足本校师生需要外，还与边区财经部订了购销合同。
在此基础上，1940年3月16日，中央妇委举办了妇女生活展览会，展示妇女的生产成绩，表彰了386名模范妇女及模范妇孺工作者。1941年3月，延安“三八”节筹委会主办的“三八”展览会设“妇女生产成绩”部分，妇女们生产的各种产品，特别引人注目。
边区妇联定期组织参观团、慰问团、征粮工作团等分赴各地开展工作。1939年9月1日，妇联组成参观团，到高等法院和保育院参观。女大慰问团携带着慰问品，分赴八路军模范军医院和边区医院慰问伤病战士。
1939年11月，毛泽东、吴玉章等发起成立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作为响应，次年1月7日，延安各界妇女代表90余人，在女大召开延安妇女界宪政促进会发起人大会。会议通过了简章和“告妇女同胞书”，还成立了大会筹备会秘书处。1月17日下午，延安妇女界宪政促进会在延安举行成立大会，女大几百名学生向与会妇女宣传宪政运动的意义。
1940年1月5日下午，从新疆脱险归来的八路军战士300余人（即原西路军进入新疆的一部分）乘车抵达延安。林伯渠、王若飞等以及边区妇联和各界群众2000多人在南门外列队欢迎。8月到12月，八路军百团大战的捷报传到延安。9月14日，边区妇女救国联合会、延安妇女界宪政促进会联名给朱德、彭德怀和八路军参加百团大战的全体将士发去热情洋溢的慰问信。妇女界对香港报界工人同胞的反汪（精卫）斗争给予了政治和经济上的援助。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发起5分钱募捐运动，妇联积极响应，并给香港三报罢工同胞写去慰问信，热情称赞他们英勇不屈的革命斗争精神，表示誓做他们的后盾。
1944年5月30日，时任《新民报》记者的赵超构，随中外记者访问团访问延安一个月，归后写成长文《毛泽东先生访问记》。其中盛赞延安妇女自由、平等的幸福生活。他写道：“妇女们将孩子交给托儿所，可以出来和男子一样工作，不再依靠男人生活或受男人的气。恋爱、结婚和离婚，都是自由的，平等的。但政府规定，在女方怀孕或产后一年内，男方不得提出离婚，意在保护妇女的利益。延安女子充满快乐的朝气。每种集体活动中，都能看到许多妇女的身影。她们和男子一样参加社会政治活动，优秀的还能当选各级领导干部。延安妇女是幸福的！”
（责编 王燕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