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董仲舒是今文经学大师，他构建了有别于孔子的儒学体系，对世界本原问题、名实关系、天人关系和知行关系等一系列重大哲学理论、范畴，都做出了比较系统和深刻的论述。本文仅就董仲舒对孔子哲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谈一些肤浅的认识。
　　关键词：董仲舒；孔子哲学；继承；发展
　　
　　黑格尔认为孔子的教训是一种道德哲学，他说：“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黑格尔的这一“误会”显然不能影响我们对孔子思想理论高度的认可。准确说，孔子讲的更像人生哲学。董仲舒的思想明显比孔子复杂。我们试从几方面来探悉董仲舒对孔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一、天人关系
　　
　　孔子的“天”具有神性意义。他关于天的概念，上承于西周以来的正统天命观。《诗》、《书》中的“天”是神义性的，如“天命靡常”、“天将其乱”、“天佑下民”等。孔子的“天”，基本上依照这一线索发展。《论语》中的“天”字十六见，或属意志之天(如“获罪于天，无所祷也”)或属运命之天(如“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皆属神义性之天。基本上，孔子对天的观念继承了《诗》、《书》及春秋时神义性的正统观点，他与大多数同时代的人一样，都不否认天的神性本质。
　　董仲舒的“天”与孔子不完全相同，它不单是“至上神”，而且还具有封建伦常意义和自然物质性，它是三者的合一物。董仲舒认为：“为人者天也，人之为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明确指出了“人本于天”，天为“人之曾祖父”，所谓“祖”无疑就是最早，最古老的根源，没有比天更早、更高的本原了。除此之外，董仲舒还赋予它以封建社会人类学的普泛化或叫泛封建社会人类学，其意主要是把天地、阴阳、四时和五行都封建人伦化。他“首推阴阳”，把阴阳五行说纳入了儒家学说，这可以说是董仲舒新儒学区别于孔子儒学的主要特色之一，甚至是天的核心性质。
　　
　　二、名实关系
　　
　　名实关系，也就是概念和实在事物之间的关系，这也是中国哲学史上反复讨论的重要命题之一。
　　孔子所处的时代，是诸侯侵伐兼并“礼崩乐坏”的时代，他认为之所以会发生“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这一局面，是由名实相违造成的。因而只有通过正名才能正实，只有恢复了周礼的“名正”，社会才能转危为安，转乱为治。他强调“言”赖于“名”，“正名”是“立言”的前提和基础。要施行一种政治制度，要提倡一种伦理规范，要建立明确的刑功赏罚，离不开“正名”。即是说，“正名”不但是思维(立言)的首要条件，而且也是实现政治秩序有效运行的必要条件。董仲舒说：“名者，大理之首章也。录其首章之意，以窥其中之事，则是非可知，逆顺自著，其几通于天地矣。”在此，名也就成为判断一切事物是非的依据和标准了。事物只是名的体现，一旦掌握了名，则事物的是非，逆顺就可以随之判断了。这种以名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正好是对孔子“正名”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三、伦理关系
　　
　　董仲舒的“三纲五常”很明显是源于孔孟儒家学说，也借鉴了法家特别是韩非子的思想。孔子提倡忠孝，如《论语·八佾》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颜渊》也说：“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韩非有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的主张。这里所说的“常道”，无疑为董仲舒的“纲”、“常”所仿效。
　　董仲舒的“三纲”说：“天为君而覆露之，地为臣而持载之；阳为夫而生(疑“生”字误，似应为“主”字——引者注)之，阴为妇而助之；春为父而生之，夏为子而养之；秋为死而棺之，冬为痛而丧之。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董仲舒在这里把封建社会的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伦理关系，看作为“王道之三纲”，这在中国历史上还属首次。
　　另外，他把王道“三纲”之源归于“天”。董仲舒先把封建社会的人伦关系移到了神秘的自然之天的身上，然后又反转来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把从社会移到天地、阴阳、四时之间的所谓君臣、父子、夫妇关系，说成是人间君臣、父子、夫妇之间关系的根据。这样他就把封建社会的人伦关系的根源归结到了自然及神秘的“天”，将“三纲”神秘化、神圣化、永恒化和普遍化了。
　　董仲舒把神学唯心主义的世界观运用于人类社会的伦理关系中，并将其作为调整伦理关系的基本原则，创造性地发展了孔子提倡的君臣父子伦理纲常关系。
　　
　　四、知行关系
　　
　　对于知识的来源这一根本问题，孔子是承认有圣人的，他们可以不实践、不学习，生来就具有正确的知识。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因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这样，孔子就按照人们对于社会的认知水平和能力，明确地把人们分为若干等级，以示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地位的尊卑贵贱。
　　另外，孔子有“性相近，习相远”和“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说法，董仲舒继承了孔子的说法。他所谓的“圣人之性”就相当于孔子的“上智”，“斗筲之性”就相当于孔子的“下愚”，“中民之性”就是“性相近，习相远”。他还说“名性，不以上，不以下，以其中名之。”
　　董仲舒除了讲圣人之性、中民之性、斗筲之性，又把人分为圣人、仁人、君子、贤人、善人、正人、庶人、小人，不仅有既定的称谓，而且可以有相应的职务。他指出圣人、仁人可以当三公；君子，贤人可以为卿；善人可以为大夫；正人可以为士。
　　董仲舒关于圣人之性的规定，是当时皇权绝对化在人性论上的反映。他把圣人之性说成是超人的绝对善性，这同太一神的至高无上性是一致的，也同他政治上的大一统，思想上独尊儒术的建议是完全一致的，都是与封建中央集权的政治需要相适应的。董仲舒同孔子一样对斗筲之人十分轻蔑，说他们“弗系人数而已”。在三性中，上下两性是对立的两极，董仲舒把圣人之性和斗筲之性，规定为纯粹的仁义和完全的为生为利，这无疑是对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发挥。
　　董仲舒是我国古代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他深得春秋公羊学大义，融会儒家各流派及诸子百家的学术思想，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建立了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与时俱进地适应和满足了汉武帝“大一统”的需求。董仲舒的思想，不仅只是哲学思想，还有政治法律思想，社会经济思想，教育思想，历史思想，这些都为当时的社会和后世提供了宝贵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