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国粹学报》每期于扉页刊登中国古代圣賢及学者图像并附赞语或附遗墨手迹，例如有神农、黄帝、尧、舜、仓颉、大禹、汤王、周文王、周公、周武王、老子、孔子、墨子、孟子、伏生、董仲舒、许慎、郑玄、范仲淹、王安石、周敦颐、张载、陆游、陆九渊、朱熹、郑思肖、陈白沙、王阳明、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傅山、陈子龙、黄道周、刘宗周、朱彝尊、颜元等的图像，这些资料皆是辛苦访求而得，十分珍贵。中国的众多古代圣贤及学者是国粹派学者们崇敬的对象，其精神是中华国魂之体现，显示了一种学术倾向——国粹。
国粹派学者为了“保种爱国”，特别宣扬汉民族的历史传统，这意味着对清王朝的否定与排斥。黄节撰著《黄史》即意在恢复汉民族的光荣，追溯汉民族在历史上曾称夏、诸夏、中夏、华夏、华土、中华，而以中国为通称。他认为中华民族在晚清时期，已面临严重的种族危机：“若夫塞外杂种，盗窃神器，面临中夏，变乱道德，而畛绝吾族，虽有尧舜之圣，不与其字，仇之，敌之，诛逐之可也。昊天不佣，降此鞠讻，泰西民族主义，汹汹东侵。彼窃据吾土者，乃日举吾族血食，拱手授人，作投赠交游之物，若桃李焉，若缟纻焉。哀哀吾群，几何而不胥为美洲之红种，澳洲之黑种矣。”这指出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对外屈辱，丧权割地，必将导致中华民族的危亡;因此推翻中国最后一个封建专制王朝是汉民族的历史使命。
邓实编辑南宋爱国志士岳飞、文天祥、陆秀夫、谢枋得、王炎午、汪元量、林德旸、郑思肖等的诗文集于《国粹学报》连续刊出，定总名为《正气集》，以宣扬中华民族之浩然正气。他谈编辑之意云：
《正气集》何为而作也，所以表彰神州之国粹，而存正气于天壤也。夫神州旧学，其至粹者曰道德，道德之粹，其适用于今者曰正气。正气者天地之粹，日星之灵，而神州五千年所以立国之魂也。自古以来，夷狄乱华，中原涂炭，国破家亡，何代蔑有！而忠臣义士，节妇烈夫，杀身成仁，至死不悔，为风雨之鸡声，岁寒之松柏，卒以留正朔于空山，起神州之陆沉者，何莫非一息之正气有以维系之哉！
南宋的爱国志士们的浩然正气是国魂、是国粹，故是中华民族效法的榜样。黄节又为明季许多爱国志士立传，以发扬汉民族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他在为明代志士左懋第重新立传之后说：“呜呼！船山王子（王夫之）有言：今族类不能自固，而何他仁义之云云。自南宋以来，仗节死国，杀身成仁之士，远轶前古，斯非族类之大战，而吾同系之懿邪！文文山（文天祥）不屈于胡元，北死殉国，阅四百年，复丁其时，而以死节著最者惟左萝石（懋第）。《宋史》之传文山也，诬以黄冠归里之请，吾痛其于文山劲节，多未能传，曰是（元）脱脱之所为也。吾何怪《明史》成于张廷玉诸人之手，乃于萝石争朝见，争薤发诸端，凡其言论可以愧厉风动天下者，不著一言，使百世以下，读萝石传者，并其苦节而忘之。”《宋史》和《明史》的编者为前朝忠义爱国之士作传时，去掉了他们忠义的言论，并歪曲了苦难死节的事实，为此黄节重新为他们立传以表彰汉民族的正气。
当我们纵观国粹派学者的国学观念和国粹思想时，不难见到他们在与西学相对抗的意识支配下，力图复兴中华传统学术，他们虽然以儒学为国粹，却不囿于狭隘的儒家观念，而是在儒学的基础上吸收中华学术之优长，提倡心得、实行和新理;他们发扬汉民族忠义的民族气节体现的浩然正气，表现出推翻满清封建王朝的决心和意志，超越了维新主义者君主立宪的主张，而宣传革命思想;他们也不同于此后的国粹主义者倡导用封建的政治伦理以改变现
实的世道民风，或完全舍弃学术而为政治服务。因此他们办的《国粹学报》具有现实意义和学术意义，掀起了国学思潮，推动了国学运动的发展。
《国粹学报》自1905年1月创刊，至1911年8月，历时七年，共出版八十二期，因国学保存会大多数成员皆从事于实际的革命工作而停刊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标志国粹派学者鼓吹革命的历史使命的完成，国粹思潮从此衰微了。这时国学运动中的新思潮已发展，1923年北京大学创办《国学季刊》，1926年《古史辨》由朴社出版，1928年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问世。它们表明国学运动新倾向派继国粹学派而起，已逐渐成为国学运动的主流，并成为支配学术界的势力。国学新倾向派的学者的代表人物胡适、顾颉刚和傅斯年，他们的共同学术倾向是以科学考证方法对中国文献与历史存在的若干狭小的学术问题作纯学术的研究。二十世纪的国学运动从1905年讫于1949年主要存在国粹派和新倾向派。现在我们若要探讨《国粹学报》及国粹派在国学运动中的意义，很有必要将这两派的学术思想和方法加以比较，从而可见它们在学术上的成就。
（一） 国学保存会的成立适应了晚清的国学思潮，此会的同仁们创办学报，搜集国学文献，举办国学讲习班，编订国学教科书，建设藏书楼，他们切实地掀起国学运动并形成国粹学派。《国粹学报》的创办，标志国学运动的兴起，它的作者们志在保存中华固有的学术而与西学相对抗，致力于弘扬国粹的工作，表明为坚定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国粹学者们以新的观念和方法研究国学，发表了众多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论文，是中国现代学术论文的最初形态，体现了对中国传统学术的深入的研究，尝试解决了系列的学术问题，推动了国学运动的发展;这在中国国学运动和中国学术史上都具有创新的意义和重大的功绩。然而他们提倡旧学，发扬国粹的精神和反对西学的态度，致使在辛亥革命之后，由于国学运动新倾向的发展而失去了进步的意义。
（二） 中国古代的文人学者由于受儒家政治理想的影响，追求学术的实用价值，志于通经致用;尤其因自汉代以来统治阶级实行选举和科举考试制度为文人学者开辟了入仕之路，亦为儒者的政治理想提供了实现的可能，遂造成中国缺乏以求真知为治学目的的真正的学者。国粹派学者，基本上属于中国传统的文人学者，同样抱着通经致用的主张。他们治学和研究国学不是为了求得学理的真知，而是为了弘扬国粹，在求知与致用方面处于两难的境地。因此当新文化学者们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批判的态度，以新文化思想视“国粹”为“国渣”而提倡为求真理而求真理的纯学术的观点来研究国学时，国粹派的治学态度与方法便缺乏现代学术的光辉了，必然为新倾向派所取代。 （三） 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传统学术面临着与现代新学科的融洽而必然要向现代学术的转化。在这种新的文化背景下，国学家在研究国学时怎样确定国学的界域，则甚感困惑。国学保存会举办的国学讲习会和编订的国学教科书，即将国学的对象分割为哲学、历史、文学、伦理、政治等现代新学科，以之与新的学制相适应。在此观念的引导下，国粹派学者发表关于现代新学科诸科的各种学术论文，这实际上意味着对国学的消解，同时表现为对国学性质理解的模糊。因此随着新倾向派的发展与国学观念的新的界定，国粹派的国学观念则因其宽泛模糊而在适应现代新学科的过程中被消解了。我们从新倾向派的主要的和最有影响的出版物——《国学季刊》《古史辨》和《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可见其是以中国文献与历史存在的狭小的学术问题为研究对象，不主张理论的观念的探讨，反对疏通，关注的不是义理而是具体的事实的学术问题，并对狭小的学术问题作窄而深的繁丰细密的研究。这样使国学的对象非常明确，它不是空泛的研究中国传统的学术和文化，而是仅关注其中的狭小的学术问题，由此形成一种中国学术中的特殊的学科，而与现代各学科相别，其成果又可能成为现代学科的某些事实的依据。因此新倾向派继国粹派之后成了国学运动的主流。
（四） 国粹学派的治学宗旨，既反对清代的汉学，也反对宋学，主张采各学派之长，甚至提倡参证西学，使学者独创的心得与实行和新理相结合而成为新的学术风尚。我们纵观国粹派学者的论文，他们是以探讨义理和强调致用为主，而其中又有不少的学者显然是属于经古文学派（汉学）的，故《国粹学报》又发表了许多考证性的论文。这些考证论文在学理的探讨和方法的使用方面均大大超越了清代的乾嘉学者，体现了国粹派所达到的最高学术成就。新倾向派学者们非常尊重这部分国粹派学者，并发扬了他们的治学方法。新倾向派学者提倡的科学考证方法是对乾嘉考据学的继承和发展，同时吸收了西方现代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他们在研究中国文献与历史存在的若干狭小的学术问题时，正是使用了新的科学考证方法，对中国传统学术研究取得辉煌而巨大的成就，超越了乾嘉学派和国粹学派，为现代中国学术的发展作出了前所未有的重大贡献，将国学研究推向了崇高的学术境界。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新倾向派成为国学运动的主流已是定势，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成为潮流，以致考证的学风支配学术界而为一时代之宗尚，将国学运动推向了高潮。
（五） 国粹派的大多数学者是具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的，他们宣传和鼓吹汉民族仁人志士的忠义的爱国精神，支持了同盟会反对封建王朝的革命，这在晚清时期是进步的思想，而且特具现实的社会意义。他们理解的国学是中国固有的传统学术，他们以国学中的精华与核心的国粹是儒学。然而我们不难发现他们并不固执地提倡儒学，尤其未固执地宣扬儒家的政治伦理观念，而有时甚至对儒家学说进行批判。他们将中国古代忠义爱国之士所体现的汉民族的气节——正义认为是国粹的突出的体现。这与此后国学运动中殘存的国粹势力是完全相异的。在新倾向派成为国学运动主流之后，国粹思潮仍然存在，而且在国学运动终结之后亦存在于现在的新的国学热潮之内，它是根深蒂固的。我们可见在辛亥革命《国粹学报》停刊之后，早期的国粹派完成了其学术使命，以后的国粹残余真正将儒学视为国粹，大力提倡儒家的政治伦理，试图改变世道民心，恢复封建的道德秩序，或者欲使旧的伦理道德与新的社会观念相协调，更有以政治观念取代国学趋势。这些均偏离了国学运动的主流，造成对国学性质认识的障碍和迷误。我们若将早期国粹学派、国粹思潮残余和国学新倾向派进行比较，则可较为客观地评价《国粹学报》及国粹派的意义了。
《国粹学报》的首创意义和学术成就及学术影响在国学运动中是具重要的积极的意义的。它促进了新倾向派的产生，使新文化学者们重新估量中国传统学术的价值，探索国学研究新的途径和方法，从而使国学运动的发展走上正确的宽广的道路。国粹派学者正是起到导夫先路的作用。现在国学热潮再度兴起时，我们不应忘记《国粹学报》和国粹派学者们。
（作者单位：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国粹派学者为了“保种爱国”，特别宣扬汉民族的历史传统，这意味着对清王朝的否定与排斥。黄节撰著《黄史》即意在恢复汉民族的光荣，追溯汉民族在历史上曾称夏、诸夏、中夏、华夏、华土、中华，而以中国为通称。他认为中华民族在晚清时期，已面临严重的种族危机：“若夫塞外杂种，盗窃神器，面临中夏，变乱道德，而畛绝吾族，虽有尧舜之圣，不与其字，仇之，敌之，诛逐之可也。昊天不佣，降此鞠讻，泰西民族主义，汹汹东侵。彼窃据吾土者，乃日举吾族血食，拱手授人，作投赠交游之物，若桃李焉，若缟纻焉。哀哀吾群，几何而不胥为美洲之红种，澳洲之黑种矣。”这指出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对外屈辱，丧权割地，必将导致中华民族的危亡;因此推翻中国最后一个封建专制王朝是汉民族的历史使命。
邓实编辑南宋爱国志士岳飞、文天祥、陆秀夫、谢枋得、王炎午、汪元量、林德旸、郑思肖等的诗文集于《国粹学报》连续刊出，定总名为《正气集》，以宣扬中华民族之浩然正气。他谈编辑之意云：
《正气集》何为而作也，所以表彰神州之国粹，而存正气于天壤也。夫神州旧学，其至粹者曰道德，道德之粹，其适用于今者曰正气。正气者天地之粹，日星之灵，而神州五千年所以立国之魂也。自古以来，夷狄乱华，中原涂炭，国破家亡，何代蔑有！而忠臣义士，节妇烈夫，杀身成仁，至死不悔，为风雨之鸡声，岁寒之松柏，卒以留正朔于空山，起神州之陆沉者，何莫非一息之正气有以维系之哉！
南宋的爱国志士们的浩然正气是国魂、是国粹，故是中华民族效法的榜样。黄节又为明季许多爱国志士立传，以发扬汉民族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他在为明代志士左懋第重新立传之后说：“呜呼！船山王子（王夫之）有言：今族类不能自固，而何他仁义之云云。自南宋以来，仗节死国，杀身成仁之士，远轶前古，斯非族类之大战，而吾同系之懿邪！文文山（文天祥）不屈于胡元，北死殉国，阅四百年，复丁其时，而以死节著最者惟左萝石（懋第）。《宋史》之传文山也，诬以黄冠归里之请，吾痛其于文山劲节，多未能传，曰是（元）脱脱之所为也。吾何怪《明史》成于张廷玉诸人之手，乃于萝石争朝见，争薤发诸端，凡其言论可以愧厉风动天下者，不著一言，使百世以下，读萝石传者，并其苦节而忘之。”《宋史》和《明史》的编者为前朝忠义爱国之士作传时，去掉了他们忠义的言论，并歪曲了苦难死节的事实，为此黄节重新为他们立传以表彰汉民族的正气。
当我们纵观国粹派学者的国学观念和国粹思想时，不难见到他们在与西学相对抗的意识支配下，力图复兴中华传统学术，他们虽然以儒学为国粹，却不囿于狭隘的儒家观念，而是在儒学的基础上吸收中华学术之优长，提倡心得、实行和新理;他们发扬汉民族忠义的民族气节体现的浩然正气，表现出推翻满清封建王朝的决心和意志，超越了维新主义者君主立宪的主张，而宣传革命思想;他们也不同于此后的国粹主义者倡导用封建的政治伦理以改变现
实的世道民风，或完全舍弃学术而为政治服务。因此他们办的《国粹学报》具有现实意义和学术意义，掀起了国学思潮，推动了国学运动的发展。
《国粹学报》自1905年1月创刊，至1911年8月，历时七年，共出版八十二期，因国学保存会大多数成员皆从事于实际的革命工作而停刊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标志国粹派学者鼓吹革命的历史使命的完成，国粹思潮从此衰微了。这时国学运动中的新思潮已发展，1923年北京大学创办《国学季刊》，1926年《古史辨》由朴社出版，1928年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问世。它们表明国学运动新倾向派继国粹学派而起，已逐渐成为国学运动的主流，并成为支配学术界的势力。国学新倾向派的学者的代表人物胡适、顾颉刚和傅斯年，他们的共同学术倾向是以科学考证方法对中国文献与历史存在的若干狭小的学术问题作纯学术的研究。二十世纪的国学运动从1905年讫于1949年主要存在国粹派和新倾向派。现在我们若要探讨《国粹学报》及国粹派在国学运动中的意义，很有必要将这两派的学术思想和方法加以比较，从而可见它们在学术上的成就。
（一） 国学保存会的成立适应了晚清的国学思潮，此会的同仁们创办学报，搜集国学文献，举办国学讲习班，编订国学教科书，建设藏书楼，他们切实地掀起国学运动并形成国粹学派。《国粹学报》的创办，标志国学运动的兴起，它的作者们志在保存中华固有的学术而与西学相对抗，致力于弘扬国粹的工作，表明为坚定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国粹学者们以新的观念和方法研究国学，发表了众多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论文，是中国现代学术论文的最初形态，体现了对中国传统学术的深入的研究，尝试解决了系列的学术问题，推动了国学运动的发展;这在中国国学运动和中国学术史上都具有创新的意义和重大的功绩。然而他们提倡旧学，发扬国粹的精神和反对西学的态度，致使在辛亥革命之后，由于国学运动新倾向的发展而失去了进步的意义。
（二） 中国古代的文人学者由于受儒家政治理想的影响，追求学术的实用价值，志于通经致用;尤其因自汉代以来统治阶级实行选举和科举考试制度为文人学者开辟了入仕之路，亦为儒者的政治理想提供了实现的可能，遂造成中国缺乏以求真知为治学目的的真正的学者。国粹派学者，基本上属于中国传统的文人学者，同样抱着通经致用的主张。他们治学和研究国学不是为了求得学理的真知，而是为了弘扬国粹，在求知与致用方面处于两难的境地。因此当新文化学者们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批判的态度，以新文化思想视“国粹”为“国渣”而提倡为求真理而求真理的纯学术的观点来研究国学时，国粹派的治学态度与方法便缺乏现代学术的光辉了，必然为新倾向派所取代。 （三） 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传统学术面临着与现代新学科的融洽而必然要向现代学术的转化。在这种新的文化背景下，国学家在研究国学时怎样确定国学的界域，则甚感困惑。国学保存会举办的国学讲习会和编订的国学教科书，即将国学的对象分割为哲学、历史、文学、伦理、政治等现代新学科，以之与新的学制相适应。在此观念的引导下，国粹派学者发表关于现代新学科诸科的各种学术论文，这实际上意味着对国学的消解，同时表现为对国学性质理解的模糊。因此随着新倾向派的发展与国学观念的新的界定，国粹派的国学观念则因其宽泛模糊而在适应现代新学科的过程中被消解了。我们从新倾向派的主要的和最有影响的出版物——《国学季刊》《古史辨》和《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可见其是以中国文献与历史存在的狭小的学术问题为研究对象，不主张理论的观念的探讨，反对疏通，关注的不是义理而是具体的事实的学术问题，并对狭小的学术问题作窄而深的繁丰细密的研究。这样使国学的对象非常明确，它不是空泛的研究中国传统的学术和文化，而是仅关注其中的狭小的学术问题，由此形成一种中国学术中的特殊的学科，而与现代各学科相别，其成果又可能成为现代学科的某些事实的依据。因此新倾向派继国粹派之后成了国学运动的主流。
（四） 国粹学派的治学宗旨，既反对清代的汉学，也反对宋学，主张采各学派之长，甚至提倡参证西学，使学者独创的心得与实行和新理相结合而成为新的学术风尚。我们纵观国粹派学者的论文，他们是以探讨义理和强调致用为主，而其中又有不少的学者显然是属于经古文学派（汉学）的，故《国粹学报》又发表了许多考证性的论文。这些考证论文在学理的探讨和方法的使用方面均大大超越了清代的乾嘉学者，体现了国粹派所达到的最高学术成就。新倾向派学者们非常尊重这部分国粹派学者，并发扬了他们的治学方法。新倾向派学者提倡的科学考证方法是对乾嘉考据学的继承和发展，同时吸收了西方现代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他们在研究中国文献与历史存在的若干狭小的学术问题时，正是使用了新的科学考证方法，对中国传统学术研究取得辉煌而巨大的成就，超越了乾嘉学派和国粹学派，为现代中国学术的发展作出了前所未有的重大贡献，将国学研究推向了崇高的学术境界。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新倾向派成为国学运动的主流已是定势，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成为潮流，以致考证的学风支配学术界而为一时代之宗尚，将国学运动推向了高潮。
（五） 国粹派的大多数学者是具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的，他们宣传和鼓吹汉民族仁人志士的忠义的爱国精神，支持了同盟会反对封建王朝的革命，这在晚清时期是进步的思想，而且特具现实的社会意义。他们理解的国学是中国固有的传统学术，他们以国学中的精华与核心的国粹是儒学。然而我们不难发现他们并不固执地提倡儒学，尤其未固执地宣扬儒家的政治伦理观念，而有时甚至对儒家学说进行批判。他们将中国古代忠义爱国之士所体现的汉民族的气节——正义认为是国粹的突出的体现。这与此后国学运动中殘存的国粹势力是完全相异的。在新倾向派成为国学运动主流之后，国粹思潮仍然存在，而且在国学运动终结之后亦存在于现在的新的国学热潮之内，它是根深蒂固的。我们可见在辛亥革命《国粹学报》停刊之后，早期的国粹派完成了其学术使命，以后的国粹残余真正将儒学视为国粹，大力提倡儒家的政治伦理，试图改变世道民心，恢复封建的道德秩序，或者欲使旧的伦理道德与新的社会观念相协调，更有以政治观念取代国学趋势。这些均偏离了国学运动的主流，造成对国学性质认识的障碍和迷误。我们若将早期国粹学派、国粹思潮残余和国学新倾向派进行比较，则可较为客观地评价《国粹学报》及国粹派的意义了。
《国粹学报》的首创意义和学术成就及学术影响在国学运动中是具重要的积极的意义的。它促进了新倾向派的产生，使新文化学者们重新估量中国传统学术的价值，探索国学研究新的途径和方法，从而使国学运动的发展走上正确的宽广的道路。国粹派学者正是起到导夫先路的作用。现在国学热潮再度兴起时，我们不应忘记《国粹学报》和国粹派学者们。
（作者单位：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