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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书屋》的忠实读者，我把它2007年的十佳文章复印下来合成一辑，在茶余饭后反复看了几遍。每看一次，都会有深切的感动和深刻的庄严。感动是因为作者的忧患意识和赤子情怀，而久违的庄严，则来自于作者们对普世价值的思考和追问。于是，欣慰和希望在心底奔涌。作者们所表现出的良知、智慧、激情和锐气，使我们有理由相信，自由、平等和幸福的新世纪之光，正在照临我们这个曾经多灾多难的民族和她的每一个公民。
（一）
狄马先生说：“有一种怯懦叫宽容”，其实反过来讲更为明了，即“有一种宽容叫怯懦”，有些怯懦是中国式的宽容，而有些宽容更是典型的中国式的怯懦。而现代文明中的“宽容”一词却与怯懦无关，真正的宽容是对不同意见和生活方式的容忍和理解，是对公民合法权利的尊重和保护，而绝不是对不义和不公的逆来顺受。
读狄马之作，总让人想起目光如炬的鲁迅先生。鲁迅先生剖析民族的生存环境和整体心理，发现真正的宽容是如此稀缺，而无谓的怯懦却随处可见，从而“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研读中国的历史，看到了其中的治乱循环，更看出了其中可怕的心理过程。那就是在我们的历史传统里，统治者对子民任意践踏和“瞒骗”，而民众始而出于自保的无奈而逃避，继而在失望和绝望的情绪累积中走向疯狂。鲁迅先生以老吏断狱般的眼光，揭示了顺民与暴民的两极两通。
宽容是离不开公平和正义的，两百多年以前，英国法律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曼斯菲尔德法官，对一个举国关注的黑人奴隶逃跑案这样宣判：“奴隶制度的状况是如此丑恶，以至除了明确的法律以外，不能容忍任何东西支持它。因此，不管这个判决造成何种不便，我都不能说这种情况是英格兰法律所允许和肯定的。因此必须释放这个黑人……每个来到英格兰的人都有权得到我们法律的保护，不管他在此之前受过何种压迫，他的皮肤是何种颜色。英格兰自由的空气不能让奴隶制玷污！”
一个民族整体的健康心理和正常的生存环境才是宽容之所以滥觞的根本。感谢狄马先生，他在一连串的举证和剖析中，让我们读懂了事件背后所蕴含的逻辑与意义。
（二）
“如果把一个社会比作一条大江大河的话，那么不宽容污染的是水流，不公正则污染的是水源。”与狄马的文章相呼应，经济学家卢周来提出了一个中国迫切需要面对的话题：“建设一个公平的社会”。公平话题很复杂，但卢周来先生力求以浅显并有趣的经济学实验为例，向我们传达关于“公平”的常识，强调公平是“至上的美德，最合乎人性的”。一个社会要充满生机和活力，必须把公平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
平均主义不是公平，以特权争夺非分的资源更不是公平。卢周来先生有感于愈来愈大的贫富鸿沟，深切赞同“更多社会主义、更多市场经济”的主张。事实上，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持续不断的工人运动，正是他们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冲淡甚而抑制了资本主义弱肉强食的血腥。因此社会主义所标举的公平正义的理念永远不会过时。
公平当然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但如果我们不去追求不可能的东西，那么就不会得到任何可能的东西。社会的公平，有赖于政府的公共政策在造成“机会平等”等方面的努力，所有的“游戲规则”要使置身其中的人获得起码的安全感。所谓“服务型政府”，其实质便是廉洁和公正。卢周来先生的文章立论中肯，正气昭彰，体现了知识分子可贵的理性和良知。
（三）
追求社会公平离不开民主政治。每次想起这个话题，总是感到沉甸甸的分量。应克复先生的文章《民主：内生与借鉴》，从不同的社会结构疏理了中西政治文化的发展史，作为一种学术观点，它能激发人们从深层次去思考问题。东西方国家都有过漫长的专制历史，而西方国家之所以率先以民主取代专制，与其封建社会独特的结构大有关联。日本、泰国等东方国家实行的君主立宪制，明显地是从西方引进的。不丹人民一向满意在开明国王管治下的生活，但近来辛格老国王却告诫人们：“为了不丹人长远的幸福，我们必须推行民主，一个有效的制度比王位更重要。”
社会上时常发出一种声音，即“中国老百姓的素质太差”，所以不适宜过民主生活。每次听到这种声音，我都纳闷很久：这些人究竟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
民主从本质上讲是对“公权力”的约束和监督，是要从根本上铲除权力为所欲为的恶之花。中国几千年的皇权统治极大地满足了当权者及其趋附者的支配欲，但权力的肆无忌惮却使民众饱受冤屈。所谓“民本主义”，实际上是用民和牧民。
古今中外，几乎所有的人都渴望权力，都不乏支配欲，正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性中的兽性总是残留在进化的历程中。遏制它的爆发，只能靠在理性精神指引下的制度安排，用权力来约束权力。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坦然面对人性的幽暗面。任何掩盖和粉饰都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四）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东西能与时间较量。当二十世纪的壮阔波澜已成过眼云烟时，再回首，我们方能用平常心去衡量已经逝去的时光。冷眼的看待需要距离，否则会有过多的情绪干扰我们的判断。逝者已矣，来者可追。上个世纪的世界，留下了太多的话题、亮点和暗点，也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和丰富的常识。透过世间纷繁的现象，我们看到一个本质的世界：失望和焦虑不可避免，但更多的是希望和理想。
朱尚同先生的大作《在理性的天平上告别二十世纪》既是启示录，又像宣言书。他祈望处在不同阶层的人们，都会珍惜用一个世纪的时光筑就的发展基石。的确，在世纪转换的节点，人类期盼伟大的飞跃。在上世纪，文明的成果是那么辉煌灿烂，但人类最深重的罪孽也在那里流淌。洗刷人间的罪恶和悲情，不仅需要忏悔，同样需要阳光、理性和宽容的救赎。二十世纪的灿烂和辉煌像一个燃烧的火把，需要我们用热烈的情感去添薪助燃，更需要我们用理性的眼光小心守护。否则，天火能够照亮人间的道路，也能焚毁人类的家园。二十世纪凝聚的丰富常识，同样需要我们用敬畏的心态对待之，高深的真理固然可贵，但常识更能温暖和呵护我们的心灵。
（五）
在《书屋》的作者中，蔡蓬溪先生是引人瞩目的一位思想者。他有很好的政治哲学之训练，对未来充满理性的期待，但同时又对民族的历史充满敬意。他对中国传统民间社会的描绘，对中国先人文明创造的礼赞，乃至对山水田园诗意生活的向往，都展现了他对文明进程的通感和通识。他看似拙朴高古，实则睿智明达。我最欣赏他的《从现代性的迷失中反思封建主义》，文中的一段话尤为精到：“启蒙绝不是单纯意义上的西化，而是一个复杂的多元主义工程。统而言之是用西方文明和中国传统文明双重地启蒙民众。”
文明不是飞来峰，它是在传统的基础上矗立起来的。关于“封建主义”，我们过去往往限于作政治化的图解，而缺乏文化意义上的审视。在国家的现代化显得那么迫切的时候，我们常常在浮躁和短视中，有意无识地将“封建主义”时代的文明弃之如敝屣。历史之于一个民族，就像记忆之于一个正常人的大脑。我们不能设想一个失忆的人会是一个健康的人。所以我们也就不能理解，为什么当民族的记忆被惊人割裂的时候，会呈现出价值取向的紊乱和精神上的无根性。媒体上众多的笑话和闹剧正源于精神无根性导致的荒疏。失忆和无聊无疑是一对孪生姐妹。
中国先人伟大的文明创造绝不是“专制主义”一语可以概括的。我们曾经有过精彩绝伦的学术经典、文学艺术和工艺机巧，这笔丰厚的遗产本有滋养现代人的丰富营养，但却远未与活着的中国人产生心灵上的契合。当大众为追求“速度”和增长身心交瘁之时，很有必要反观一下农业文明时代的生活节奏、诗意想象和文明成果。这样做不是要回到过去，而是想一想在不断翻新的名词术语背后，实质上的文明进步是否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各种指标的生活质量是否无一例外地得到了提升？蔡先生说，诗意的无功利性的生活最适合人性，人类终将会从严重偏离而回归正轨。
（六）
传统中优秀的东西正在逐渐复苏。刚刚过完的法定清明节，得到民间社会广泛的认同。既清且明的时节，除了怀念先祖，慎终追远，还有对自然丰厚赐与的铭记和感恩。在呼唤国人历史记忆过程中，像蔡禹僧先生这样的学者还有很多，比如写《中国式的忧郁》的周拓先生，就让我们领略了文学史上的另一传统。他认为“忧郁源自于人对自身存在的反复拷问，源自于人对整个人类生存境遇的终极关怀”，“中国的文学自古以来不乏忧郁的传统”，只是这一传统后来始而被轰轰烈烈的斗争所中断，继而又被物欲的极度狂欢所淹没。
在中国文学的长河中，以忧郁为灵魂的作品有其沉重的历史感和独特的审美价值。《昭明文选》收灵了大量这样的作品，江淹的《忆赋》、《别赋》，陆机的《叹逝赋》，潘岳的《怀旧赋》，皆下笔惊心，愁烟满纸，使读之者阅历愈久，共鸣愈深。忧郁既是心结，又是境界。王国维评论词作至李后主“眼界始大，感慨遂深”，原因在李后主经历剧变后愁肠百结，发而为文动人心魄，而王国维又恰好“性复忧郁”，“情感苦多”，同是天涯沦落人，于是便有了穿越千年的交感。
中国式的忧郁自然不同于俄罗斯，但作为一种情感，曾长期奔涌在中国人的心灵中，今后或许会延续下去，并在品质上得到升华。
（七）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便开始了被边缘化的命运，现在几乎所有的文学期刊均在惨淡中经营。更为严重的是，文学不仅遭到大众的冷遇，而且受到社会精英群体的遗弃。再者，随着网络时代的来临，任何一个写手都可将自己的作品上网发表，这又使“作家”这个称呼失去了往日的光环。在这样不景气的情况下，许多作家纷纷转换职业和志业，文学的天堂似乎一去不复返了。
思想界、学术界的人士对当下中国的文学状况给予了毫不留情的批判，其中便包括摩罗先生。当代文学为什么遭到精英群体的遗弃？摩罗先生认为，这主要是因为“文化精英对文学的期待越来越无法得到满足”，两者就像跑在两股道上的车，找不到会合点。
什么是真正的文学和优秀的文学，如今会码字的人都可以说上一番。不少中国作家很有与世界接轨的“远见”，他们或者标榜探索普遍的人性，直面人类面临的共同困境，要为世界开太平，或者“躲进小楼成一统”，专心抒写个人隐秘的心灵世界，尝试为小我寻求救赎之道。他们的眼界要么大得很，要么小得很。这样的创作心态，究竟是文学观念的进步还是人文精神的溃散？是正常的分疏还是反常的逃避？
（八）
以文学创作出名的王蒙先生，近年来转向写思想文化方面的随笔，作品不时见诸报刊，其中有好几篇便发表在《书屋》杂志上。王蒙先生研究《道德经》与中国式宗教意识的关系，文中不乏文学家的瑰丽想象和神来妙笔，如他认为老子的“道法自然”把本质化的“道”与原真性的“自然”緊密相连，意味着老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明白：“彼岸的一切只有通过此岸来把握，此岸的呈现即是彼岸的信息、彼岸的下载。”他强调“道法自然”，很有些存在先于本质的意味。
道家与道教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道家的宇宙论、认识论和修身方法，对东汉时期开始成形的道教有直接的影响，但道教在吸收道家的思想之外，还融合了古代神仙家的方术以及民间的巫术鬼神信仰，从而形成了与其他宗教有可比性的经典教仪、教团组织、仪式活动和戒律制度。王蒙先生在文章中未能说明此种区别，而是笼统地说道教没有像佛教释伽、基督耶稣这样人格化的神，因而避免了许多神学难题。实际上，道教从酝酿到成形，便着意将“道”改造为老子的化身，认为“老子者，道也。乃生于无形之先，起于太初之前”。张天师撰《老子想尔注》，声称道即是一，“一散形为气，聚形为太上老君”。可见，道教作为中国式的宗教，亦注重以人格化的神开宗立派，吸引教众。教派一旦确立，与其他宗教的矛盾也就不可避免。
（九）
伍国先生的《大话唐僧和孙悟空》，是获奖文章中少有的以趣味取胜的篇什，读来令人大快朵颐。该文贴了唐僧不少大字报，说他“委实缺少领导风范”，“其实是一个儒家士大夫”，孙悟空打心眼里就瞧不起他。唐僧居于孙悟空之上，有如“外行领导内行”，是古代官场潜规则在取经路上的再现。说了这些，作者犹不过瘾，又下狠笔刻画唐僧的诡诈荒唐，尤其是面对女色时的六神无主，直到将唐僧“意淫的哀伤”揭露无遗，这才真正解了气。相反，伍国先生大赞孙悟空才是真正的一代高僧，他出家动机纯正，完全是出于“一种存在主义的痛苦”，完全是基于自己想要了断轮回的内心驱动。他珍惜观音赐予的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沿途上忍受了种种磨难，包括唐僧这样无能的领导者带给他的严重心理不适，终于完全使命，取回真经。
唐僧和《水浒传》中的宋江一样，都是属于看上去很平庸的人物，但却一个成了取经路上的师傅，一个成了造反道上的首领，而且稳坐第一把交椅。你看《水浒传》中的那些英雄，鲁智深、林冲、武松、李逵等个个胆气冲天，武艺高强，却在宋江这个一心想招安的“鸟人”门下受屈，好不郁闷。鲁智深的勇气、见识不是很有些像孙悟空么？读《西游记》和《水浒传》，读者难免为此动怒，但怒处亦是乐处，伍国先生想必有同慨吧。
（十）
“我们丧失相信的能力了吗”？毕会成先生在一篇只有三千字的文章中反复追问。这沉痛的追问源自于某些媒体将“准自杀者”界定为“跳楼秀”、“跳桥秀”、“跳塔秀”的恶劣行为，源自于看客们“要跳就跳”的疯狂呐喊。
媒体和看客们的合谋，活现出城市公共生活中的道德贫血症。毕会成先生悲愤地指出，“自杀秀”的频繁上演如同进京上访一样，是对基层司法救济和申诉渠道丧失信心的表现。媒体对“自杀秀”的妖魔化处理，是对真正问题的掩盖和转移，即把体制性弊端转化为个人的道德缺陷，把社会正义问题转化为对“刁民”的声讨，使造成“自杀秀”的职能部门的渎职责任被免于追究。而如果对“自杀秀”施以惩罚，则无异于二次伤害，是非正义的二次方。
如今有一种叫“注意力经济”的提法，一些媒体对“自杀秀”的处理于是就成了媒介策略，但这样的策略无疑使本应充当社会正义守持者的媒体蒙辱。而看客们的冷漠心态却并不新鲜，依然是鲁迅先生当年所揭示的看客心理，即把他人的痛苦当赏玩，把自己的“幸免”当本事。
对社会“弱者”的同情，是文明人起码的道德良知，每一个人在特定人际关系中都有可能成为弱者。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能对准自杀者的悲情无动于衷吗？
独有凤凰池上客，阳春一曲和皆难。《书屋》在努力地坚持自己的风格和主张，已属难能可贵。在这个平台上阅读和交流的人们，一直在享受着播撒常识、收获知识、开启思维的快乐。虽然作者和读者队伍的广度有限，但我相信多数阅读《书屋》的人都有严肃和认真的态度。在读者们推选的这些获奖文章中，良知和理性、智慧和机巧、幽默和俏皮、思辨和心绪，犹如珠海散贝，每一片都能带给我们意外的惊喜，都能让我们感慨无尽，受益多多。感谢《书屋》的作者们，更感谢《书屋》越来越多的读者！
（一）
狄马先生说：“有一种怯懦叫宽容”，其实反过来讲更为明了，即“有一种宽容叫怯懦”，有些怯懦是中国式的宽容，而有些宽容更是典型的中国式的怯懦。而现代文明中的“宽容”一词却与怯懦无关，真正的宽容是对不同意见和生活方式的容忍和理解，是对公民合法权利的尊重和保护，而绝不是对不义和不公的逆来顺受。
读狄马之作，总让人想起目光如炬的鲁迅先生。鲁迅先生剖析民族的生存环境和整体心理，发现真正的宽容是如此稀缺，而无谓的怯懦却随处可见，从而“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研读中国的历史，看到了其中的治乱循环，更看出了其中可怕的心理过程。那就是在我们的历史传统里，统治者对子民任意践踏和“瞒骗”，而民众始而出于自保的无奈而逃避，继而在失望和绝望的情绪累积中走向疯狂。鲁迅先生以老吏断狱般的眼光，揭示了顺民与暴民的两极两通。
宽容是离不开公平和正义的，两百多年以前，英国法律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曼斯菲尔德法官，对一个举国关注的黑人奴隶逃跑案这样宣判：“奴隶制度的状况是如此丑恶，以至除了明确的法律以外，不能容忍任何东西支持它。因此，不管这个判决造成何种不便，我都不能说这种情况是英格兰法律所允许和肯定的。因此必须释放这个黑人……每个来到英格兰的人都有权得到我们法律的保护，不管他在此之前受过何种压迫，他的皮肤是何种颜色。英格兰自由的空气不能让奴隶制玷污！”
一个民族整体的健康心理和正常的生存环境才是宽容之所以滥觞的根本。感谢狄马先生，他在一连串的举证和剖析中，让我们读懂了事件背后所蕴含的逻辑与意义。
（二）
“如果把一个社会比作一条大江大河的话，那么不宽容污染的是水流，不公正则污染的是水源。”与狄马的文章相呼应，经济学家卢周来提出了一个中国迫切需要面对的话题：“建设一个公平的社会”。公平话题很复杂，但卢周来先生力求以浅显并有趣的经济学实验为例，向我们传达关于“公平”的常识，强调公平是“至上的美德，最合乎人性的”。一个社会要充满生机和活力，必须把公平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
平均主义不是公平，以特权争夺非分的资源更不是公平。卢周来先生有感于愈来愈大的贫富鸿沟，深切赞同“更多社会主义、更多市场经济”的主张。事实上，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持续不断的工人运动，正是他们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冲淡甚而抑制了资本主义弱肉强食的血腥。因此社会主义所标举的公平正义的理念永远不会过时。
公平当然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但如果我们不去追求不可能的东西，那么就不会得到任何可能的东西。社会的公平，有赖于政府的公共政策在造成“机会平等”等方面的努力，所有的“游戲规则”要使置身其中的人获得起码的安全感。所谓“服务型政府”，其实质便是廉洁和公正。卢周来先生的文章立论中肯，正气昭彰，体现了知识分子可贵的理性和良知。
（三）
追求社会公平离不开民主政治。每次想起这个话题，总是感到沉甸甸的分量。应克复先生的文章《民主：内生与借鉴》，从不同的社会结构疏理了中西政治文化的发展史，作为一种学术观点，它能激发人们从深层次去思考问题。东西方国家都有过漫长的专制历史，而西方国家之所以率先以民主取代专制，与其封建社会独特的结构大有关联。日本、泰国等东方国家实行的君主立宪制，明显地是从西方引进的。不丹人民一向满意在开明国王管治下的生活，但近来辛格老国王却告诫人们：“为了不丹人长远的幸福，我们必须推行民主，一个有效的制度比王位更重要。”
社会上时常发出一种声音，即“中国老百姓的素质太差”，所以不适宜过民主生活。每次听到这种声音，我都纳闷很久：这些人究竟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
民主从本质上讲是对“公权力”的约束和监督，是要从根本上铲除权力为所欲为的恶之花。中国几千年的皇权统治极大地满足了当权者及其趋附者的支配欲，但权力的肆无忌惮却使民众饱受冤屈。所谓“民本主义”，实际上是用民和牧民。
古今中外，几乎所有的人都渴望权力，都不乏支配欲，正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性中的兽性总是残留在进化的历程中。遏制它的爆发，只能靠在理性精神指引下的制度安排，用权力来约束权力。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坦然面对人性的幽暗面。任何掩盖和粉饰都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四）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东西能与时间较量。当二十世纪的壮阔波澜已成过眼云烟时，再回首，我们方能用平常心去衡量已经逝去的时光。冷眼的看待需要距离，否则会有过多的情绪干扰我们的判断。逝者已矣，来者可追。上个世纪的世界，留下了太多的话题、亮点和暗点，也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和丰富的常识。透过世间纷繁的现象，我们看到一个本质的世界：失望和焦虑不可避免，但更多的是希望和理想。
朱尚同先生的大作《在理性的天平上告别二十世纪》既是启示录，又像宣言书。他祈望处在不同阶层的人们，都会珍惜用一个世纪的时光筑就的发展基石。的确，在世纪转换的节点，人类期盼伟大的飞跃。在上世纪，文明的成果是那么辉煌灿烂，但人类最深重的罪孽也在那里流淌。洗刷人间的罪恶和悲情，不仅需要忏悔，同样需要阳光、理性和宽容的救赎。二十世纪的灿烂和辉煌像一个燃烧的火把，需要我们用热烈的情感去添薪助燃，更需要我们用理性的眼光小心守护。否则，天火能够照亮人间的道路，也能焚毁人类的家园。二十世纪凝聚的丰富常识，同样需要我们用敬畏的心态对待之，高深的真理固然可贵，但常识更能温暖和呵护我们的心灵。
（五）
在《书屋》的作者中，蔡蓬溪先生是引人瞩目的一位思想者。他有很好的政治哲学之训练，对未来充满理性的期待，但同时又对民族的历史充满敬意。他对中国传统民间社会的描绘，对中国先人文明创造的礼赞，乃至对山水田园诗意生活的向往，都展现了他对文明进程的通感和通识。他看似拙朴高古，实则睿智明达。我最欣赏他的《从现代性的迷失中反思封建主义》，文中的一段话尤为精到：“启蒙绝不是单纯意义上的西化，而是一个复杂的多元主义工程。统而言之是用西方文明和中国传统文明双重地启蒙民众。”
文明不是飞来峰，它是在传统的基础上矗立起来的。关于“封建主义”，我们过去往往限于作政治化的图解，而缺乏文化意义上的审视。在国家的现代化显得那么迫切的时候，我们常常在浮躁和短视中，有意无识地将“封建主义”时代的文明弃之如敝屣。历史之于一个民族，就像记忆之于一个正常人的大脑。我们不能设想一个失忆的人会是一个健康的人。所以我们也就不能理解，为什么当民族的记忆被惊人割裂的时候，会呈现出价值取向的紊乱和精神上的无根性。媒体上众多的笑话和闹剧正源于精神无根性导致的荒疏。失忆和无聊无疑是一对孪生姐妹。
中国先人伟大的文明创造绝不是“专制主义”一语可以概括的。我们曾经有过精彩绝伦的学术经典、文学艺术和工艺机巧，这笔丰厚的遗产本有滋养现代人的丰富营养，但却远未与活着的中国人产生心灵上的契合。当大众为追求“速度”和增长身心交瘁之时，很有必要反观一下农业文明时代的生活节奏、诗意想象和文明成果。这样做不是要回到过去，而是想一想在不断翻新的名词术语背后，实质上的文明进步是否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各种指标的生活质量是否无一例外地得到了提升？蔡先生说，诗意的无功利性的生活最适合人性，人类终将会从严重偏离而回归正轨。
（六）
传统中优秀的东西正在逐渐复苏。刚刚过完的法定清明节，得到民间社会广泛的认同。既清且明的时节，除了怀念先祖，慎终追远，还有对自然丰厚赐与的铭记和感恩。在呼唤国人历史记忆过程中，像蔡禹僧先生这样的学者还有很多，比如写《中国式的忧郁》的周拓先生，就让我们领略了文学史上的另一传统。他认为“忧郁源自于人对自身存在的反复拷问，源自于人对整个人类生存境遇的终极关怀”，“中国的文学自古以来不乏忧郁的传统”，只是这一传统后来始而被轰轰烈烈的斗争所中断，继而又被物欲的极度狂欢所淹没。
在中国文学的长河中，以忧郁为灵魂的作品有其沉重的历史感和独特的审美价值。《昭明文选》收灵了大量这样的作品，江淹的《忆赋》、《别赋》，陆机的《叹逝赋》，潘岳的《怀旧赋》，皆下笔惊心，愁烟满纸，使读之者阅历愈久，共鸣愈深。忧郁既是心结，又是境界。王国维评论词作至李后主“眼界始大，感慨遂深”，原因在李后主经历剧变后愁肠百结，发而为文动人心魄，而王国维又恰好“性复忧郁”，“情感苦多”，同是天涯沦落人，于是便有了穿越千年的交感。
中国式的忧郁自然不同于俄罗斯，但作为一种情感，曾长期奔涌在中国人的心灵中，今后或许会延续下去，并在品质上得到升华。
（七）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便开始了被边缘化的命运，现在几乎所有的文学期刊均在惨淡中经营。更为严重的是，文学不仅遭到大众的冷遇，而且受到社会精英群体的遗弃。再者，随着网络时代的来临，任何一个写手都可将自己的作品上网发表，这又使“作家”这个称呼失去了往日的光环。在这样不景气的情况下，许多作家纷纷转换职业和志业，文学的天堂似乎一去不复返了。
思想界、学术界的人士对当下中国的文学状况给予了毫不留情的批判，其中便包括摩罗先生。当代文学为什么遭到精英群体的遗弃？摩罗先生认为，这主要是因为“文化精英对文学的期待越来越无法得到满足”，两者就像跑在两股道上的车，找不到会合点。
什么是真正的文学和优秀的文学，如今会码字的人都可以说上一番。不少中国作家很有与世界接轨的“远见”，他们或者标榜探索普遍的人性，直面人类面临的共同困境，要为世界开太平，或者“躲进小楼成一统”，专心抒写个人隐秘的心灵世界，尝试为小我寻求救赎之道。他们的眼界要么大得很，要么小得很。这样的创作心态，究竟是文学观念的进步还是人文精神的溃散？是正常的分疏还是反常的逃避？
（八）
以文学创作出名的王蒙先生，近年来转向写思想文化方面的随笔，作品不时见诸报刊，其中有好几篇便发表在《书屋》杂志上。王蒙先生研究《道德经》与中国式宗教意识的关系，文中不乏文学家的瑰丽想象和神来妙笔，如他认为老子的“道法自然”把本质化的“道”与原真性的“自然”緊密相连，意味着老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明白：“彼岸的一切只有通过此岸来把握，此岸的呈现即是彼岸的信息、彼岸的下载。”他强调“道法自然”，很有些存在先于本质的意味。
道家与道教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道家的宇宙论、认识论和修身方法，对东汉时期开始成形的道教有直接的影响，但道教在吸收道家的思想之外，还融合了古代神仙家的方术以及民间的巫术鬼神信仰，从而形成了与其他宗教有可比性的经典教仪、教团组织、仪式活动和戒律制度。王蒙先生在文章中未能说明此种区别，而是笼统地说道教没有像佛教释伽、基督耶稣这样人格化的神，因而避免了许多神学难题。实际上，道教从酝酿到成形，便着意将“道”改造为老子的化身，认为“老子者，道也。乃生于无形之先，起于太初之前”。张天师撰《老子想尔注》，声称道即是一，“一散形为气，聚形为太上老君”。可见，道教作为中国式的宗教，亦注重以人格化的神开宗立派，吸引教众。教派一旦确立，与其他宗教的矛盾也就不可避免。
（九）
伍国先生的《大话唐僧和孙悟空》，是获奖文章中少有的以趣味取胜的篇什，读来令人大快朵颐。该文贴了唐僧不少大字报，说他“委实缺少领导风范”，“其实是一个儒家士大夫”，孙悟空打心眼里就瞧不起他。唐僧居于孙悟空之上，有如“外行领导内行”，是古代官场潜规则在取经路上的再现。说了这些，作者犹不过瘾，又下狠笔刻画唐僧的诡诈荒唐，尤其是面对女色时的六神无主，直到将唐僧“意淫的哀伤”揭露无遗，这才真正解了气。相反，伍国先生大赞孙悟空才是真正的一代高僧，他出家动机纯正，完全是出于“一种存在主义的痛苦”，完全是基于自己想要了断轮回的内心驱动。他珍惜观音赐予的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沿途上忍受了种种磨难，包括唐僧这样无能的领导者带给他的严重心理不适，终于完全使命，取回真经。
唐僧和《水浒传》中的宋江一样，都是属于看上去很平庸的人物，但却一个成了取经路上的师傅，一个成了造反道上的首领，而且稳坐第一把交椅。你看《水浒传》中的那些英雄，鲁智深、林冲、武松、李逵等个个胆气冲天，武艺高强，却在宋江这个一心想招安的“鸟人”门下受屈，好不郁闷。鲁智深的勇气、见识不是很有些像孙悟空么？读《西游记》和《水浒传》，读者难免为此动怒，但怒处亦是乐处，伍国先生想必有同慨吧。
（十）
“我们丧失相信的能力了吗”？毕会成先生在一篇只有三千字的文章中反复追问。这沉痛的追问源自于某些媒体将“准自杀者”界定为“跳楼秀”、“跳桥秀”、“跳塔秀”的恶劣行为，源自于看客们“要跳就跳”的疯狂呐喊。
媒体和看客们的合谋，活现出城市公共生活中的道德贫血症。毕会成先生悲愤地指出，“自杀秀”的频繁上演如同进京上访一样，是对基层司法救济和申诉渠道丧失信心的表现。媒体对“自杀秀”的妖魔化处理，是对真正问题的掩盖和转移，即把体制性弊端转化为个人的道德缺陷，把社会正义问题转化为对“刁民”的声讨，使造成“自杀秀”的职能部门的渎职责任被免于追究。而如果对“自杀秀”施以惩罚，则无异于二次伤害，是非正义的二次方。
如今有一种叫“注意力经济”的提法，一些媒体对“自杀秀”的处理于是就成了媒介策略，但这样的策略无疑使本应充当社会正义守持者的媒体蒙辱。而看客们的冷漠心态却并不新鲜，依然是鲁迅先生当年所揭示的看客心理，即把他人的痛苦当赏玩，把自己的“幸免”当本事。
对社会“弱者”的同情，是文明人起码的道德良知，每一个人在特定人际关系中都有可能成为弱者。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能对准自杀者的悲情无动于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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