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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为近代教育改革创造了有利的政治条件和宽松的社会环境。南京临时政府时期为适应和推动政治体制的转变，对教育体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在普通教育领域取得巨大的成就，并且对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南京临时政府时期;普通教育;改革
蔡元培先生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中提到：“教育有二大别：曰隶属于政治者，曰超轶乎政治者。专制时代（兼立宪而含专制性质者言之），教育家循政府之方针以标准教育，常为纯粹之隶属政治者。共和时代，教育家得于人民之地位以定标准，乃得有超轶政治之教育。清之季世，隶属政治之教育。”指出了南京临时政府的普通教育改革与封建专制时期的教育之间的区别。现今，学界对于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普通教育改革研究还比较少，本人想通过对普通教育制度的改革、教育宗旨的转变、教育内容的转变三方面来阐述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普通教育改革对近代教育的深远影响。
一、普通教育制度近代化的探索与曙光
20世纪初清朝末年，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对以科举为中心的封建教育体制进行改革，希望缓和日益加深的政治矛盾与危机。
第一、1902年，清政府公布由管学大臣张百熙拟定的一系列章程，即“钦定学堂章程”。因1902年为中国的农历壬寅年，故又称“壬寅学制”。第一次对近代中国的教育从纵、横两方面进行系统而完备的规范。纵向：分为三阶段，第一阶段为初等教育，第二阶段为中等教育，第三阶段为高等教育。从蒙学开始到大学毕业共需20年。横向：主要是各级学科的实业学堂。每一级别都有相对应的实业教育学堂。“壬寅学制”虽然公布，但并未实施。只能作为思想上进步的沉淀，并未产生太大的社会影响和效益。
第二、1903年，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将大学章程、各级学堂章程进行切实商定，拟定《初等小学堂章程》、《高等小学堂章程》、《中学堂章程》、《高等学堂章程》、《大学堂章程》附《通儒院章程》等，通称为《奏定学堂章程》，并奏准由管学大臣通行，各省一体遵照开办。该章程于光绪二十九年（1904年）即阴历即癸卯年得以施行，故又称“癸卯学制”，这个学制比“壬寅学制”更加完善，对各级教育做出更加明确的规定，尤其重视各级实业学堂，培养各种实用人才，以改变教育脱离实际的弊端。“癸卯学制”为培养适应社会发展所需人才做出了具体规定，也为中国传统教育走向近代教育做了充足的准备。
第三、1905年，科举考试制度被正式废除，并设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掌管全国教育事务的中央机构——学部。
清末的“新政”，仅在教育体制改革上卓有成效，为新式的近代教育发展奠定了基础。为了适应近代形势发展，在教育上安排了所需的实业科目。但仍以经世致用为主，表面上拆掉科举的框架，松绑了士族的思想束缚，可是不谈教育的独立、民主。改革后的教育仍是封建主义教育，清末一系列的学制不是崭新的体制，它只是一个拥有着封建主义教育灵魂，近代实业教育身躯的过渡，它不能符合近代民族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进一步要求。
教育不是政治，但是教育的发展和改革离不开宽松的政治环境和积极政策的支持。戊戌维新运动所提倡的教育改革没有跨越传统教育的羁绊；虽然开始重视实学，但根除不了重人伦轻自然的传统意识；虽然废除了科举教育制度，但是还没有挣脱传统精英教育的旧枷锁。
第四、中国教育走向近代化的过程是曲折的。符合中国近代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需要的改革普通教育的指导思想确立，是在中国辛亥革命之后，所以对中国教育近代化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是1911年在中国大地上爆发的辛亥革命。满清封建专制统治的覆灭标志着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的终结和资产阶级共和制的诞生。这使一切依附于专制政体的思想文化、意识形态失去了“寄主”。西方近代思想的更深层次的引入，为中国传统教育的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础，为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二、普通教育办学宗旨的进步
1912年2月8日，蔡元培又发表《对于新教育的意见》一文,蔡元培权衡中国古代和世界各国教育体制的利弊，提出新时代的教育应注重军国民主义、实利主义，德育主义、世界观和美育主义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蔡元培的“五育”方针，从受教育者本体上着想，反映了资产阶级个性解放、自由发展和健全人格的需要，它否定了以培养科名仕宦之才的精英主义封建教育，提出了向造就知识型、素质型人才的义务教育体制转变的要求，为中国的近代化教育在民国的实施指明了方向并为中国初步建立了新式的、与共和政治相适应的教育体制。
蔡元培主持制定的民国教育宗旨是中国近代新式教育产生以来由政府正式颁布的第二个教育宗旨。它所提出的一些基本原则，为民国教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虽然在 以后的历史进程中还会出现反复，但是，它所体现出来的强烈的反封建精神、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迫切愿望、重视实用知识的积极态度、突出个性发展的民主意识等等，却被以后的历史一再证明代表了近代教育发展的正确方向。
三、普通教育教学内容与学制方面的创新
1912年7月10日，教育部在北京召开临时教育会议，学制问题是重要议程之一。经过热烈的讨论，形成并通过了《学校系统案》。9月3日教育部公布《学校系统令》，因1912年农历是壬子年,所以亦称《壬子学制》。此后，教育部又陆续颁布了小学、中学、专门学校、实业学校、师范教育及大学的有关法令规程。1913年（农历癸丑年），教育部将《壬子学制》与这些法令规程的内容互相补充，形成《壬子癸丑学制》。
1912年10月24日，教育部公布大学令22条，就大学的宗旨、大学的分科、学生的入学资格、大学院的设立、大学生修业年限、学位的授予、教师的资格和职称评定都有明确的规定。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大学分为文科、理科、法科、商科、医科、农科、工科”，并规定“大学以文、理二科为主；须合于下列各款之一，方名为大学：一、文、理二科并设者；二、文科兼法、商二科者；三、理科兼医、农、工三科或二科一课者。”“大学设教授、助教授”、“大学遇必要时得延聘讲师”。还规定只要符合大学办学要求，私人或私法人者亦得设立大学。
1913年1月12日，教育部又公布国立、公立大学规程；1月16日，教育部又公布私立大学规程。由于这些法规的颁布，便是中国的高等教育进入正规的、有序的法制管理阶段，开辟了中国高等教育的新纪元。从此，中国的大学便有国立、公立、私立和专门学校、高等师范学校的区分。
至此，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教育改革已经初步完成。并且产生了深刻和较远的影响。
辛亥革命后，由蔡元培先生等资产阶级革命派所领导的教育改革，从中国教育改革的历史进程看，我认为，其最大的功绩是适应了中国社会由君主专制政体向民主共和政体转变的历史潮流。并且，新的民主主义教育也为中国社会的变革提供了制度上的借鉴和人才上的保证。教育宗旨反映着国家的意志，代表着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蔡元培主持并制定的民初教育宗旨明确宣布取消“忠君”“尊孔”以及他对宗旨内容的深刻阐述，在中国近代教育发展史上第一次从指导思想上划清了近代新式民主教育与传统封建教育的界线。虽然，这种对封建教育的全面批判和对西方近代教育理论宣传介绍的新高潮要到新文化运动以后才逐渐明朗，但其源头却是从辛亥革命、特别是从民初的民主教育改革开始的。
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教育改革适应政体转变的努力具体体现在《普通教育暂行办法》、《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壬子癸丑学制》以及许多具体的规章制度中。像人们所熟悉的废止小学读经，提倡男女平等，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校，禁止使用清末所颁行的教科书，废除学堂毕业奖励出身的制度，取消贵胃学堂等等，都体现出鲜明的反封建性。总言之，正是辛亥革命推翻帝制、高扬共和旗帜的社会氛围规定了教育改革的方向；而民初教育改革把适应政体转变作为最主要的任务，民初教育改革对其后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乃至社会主义革命事实上都起到了较大的影响，也反映出教育改革者深沉的历史感和高瞻远瞩的民主自觉意识。
参考文献
[1]蔡元培.对于新教育之意见[A].高平叔.蔡元培全集：第2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4.
[2] 林家有.辛亥革命与中国教育的近代化[J].中山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
[3] 孙培青主编：《中国教育史》[M]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年版
[4] 李华兴《民国教育史》[M]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P234页
[5] 田正平.杨晓 辛亥革命与中国教育近代化[J].浙江大学学报.2002,1
关键词：南京临时政府时期;普通教育;改革
蔡元培先生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中提到：“教育有二大别：曰隶属于政治者，曰超轶乎政治者。专制时代（兼立宪而含专制性质者言之），教育家循政府之方针以标准教育，常为纯粹之隶属政治者。共和时代，教育家得于人民之地位以定标准，乃得有超轶政治之教育。清之季世，隶属政治之教育。”指出了南京临时政府的普通教育改革与封建专制时期的教育之间的区别。现今，学界对于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普通教育改革研究还比较少，本人想通过对普通教育制度的改革、教育宗旨的转变、教育内容的转变三方面来阐述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普通教育改革对近代教育的深远影响。
一、普通教育制度近代化的探索与曙光
20世纪初清朝末年，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对以科举为中心的封建教育体制进行改革，希望缓和日益加深的政治矛盾与危机。
第一、1902年，清政府公布由管学大臣张百熙拟定的一系列章程，即“钦定学堂章程”。因1902年为中国的农历壬寅年，故又称“壬寅学制”。第一次对近代中国的教育从纵、横两方面进行系统而完备的规范。纵向：分为三阶段，第一阶段为初等教育，第二阶段为中等教育，第三阶段为高等教育。从蒙学开始到大学毕业共需20年。横向：主要是各级学科的实业学堂。每一级别都有相对应的实业教育学堂。“壬寅学制”虽然公布，但并未实施。只能作为思想上进步的沉淀，并未产生太大的社会影响和效益。
第二、1903年，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将大学章程、各级学堂章程进行切实商定，拟定《初等小学堂章程》、《高等小学堂章程》、《中学堂章程》、《高等学堂章程》、《大学堂章程》附《通儒院章程》等，通称为《奏定学堂章程》，并奏准由管学大臣通行，各省一体遵照开办。该章程于光绪二十九年（1904年）即阴历即癸卯年得以施行，故又称“癸卯学制”，这个学制比“壬寅学制”更加完善，对各级教育做出更加明确的规定，尤其重视各级实业学堂，培养各种实用人才，以改变教育脱离实际的弊端。“癸卯学制”为培养适应社会发展所需人才做出了具体规定，也为中国传统教育走向近代教育做了充足的准备。
第三、1905年，科举考试制度被正式废除，并设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掌管全国教育事务的中央机构——学部。
清末的“新政”，仅在教育体制改革上卓有成效，为新式的近代教育发展奠定了基础。为了适应近代形势发展，在教育上安排了所需的实业科目。但仍以经世致用为主，表面上拆掉科举的框架，松绑了士族的思想束缚，可是不谈教育的独立、民主。改革后的教育仍是封建主义教育，清末一系列的学制不是崭新的体制，它只是一个拥有着封建主义教育灵魂，近代实业教育身躯的过渡，它不能符合近代民族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进一步要求。
教育不是政治，但是教育的发展和改革离不开宽松的政治环境和积极政策的支持。戊戌维新运动所提倡的教育改革没有跨越传统教育的羁绊；虽然开始重视实学，但根除不了重人伦轻自然的传统意识；虽然废除了科举教育制度，但是还没有挣脱传统精英教育的旧枷锁。
第四、中国教育走向近代化的过程是曲折的。符合中国近代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需要的改革普通教育的指导思想确立，是在中国辛亥革命之后，所以对中国教育近代化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是1911年在中国大地上爆发的辛亥革命。满清封建专制统治的覆灭标志着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的终结和资产阶级共和制的诞生。这使一切依附于专制政体的思想文化、意识形态失去了“寄主”。西方近代思想的更深层次的引入，为中国传统教育的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础，为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二、普通教育办学宗旨的进步
1912年2月8日，蔡元培又发表《对于新教育的意见》一文,蔡元培权衡中国古代和世界各国教育体制的利弊，提出新时代的教育应注重军国民主义、实利主义，德育主义、世界观和美育主义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蔡元培的“五育”方针，从受教育者本体上着想，反映了资产阶级个性解放、自由发展和健全人格的需要，它否定了以培养科名仕宦之才的精英主义封建教育，提出了向造就知识型、素质型人才的义务教育体制转变的要求，为中国的近代化教育在民国的实施指明了方向并为中国初步建立了新式的、与共和政治相适应的教育体制。
蔡元培主持制定的民国教育宗旨是中国近代新式教育产生以来由政府正式颁布的第二个教育宗旨。它所提出的一些基本原则，为民国教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虽然在 以后的历史进程中还会出现反复，但是，它所体现出来的强烈的反封建精神、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迫切愿望、重视实用知识的积极态度、突出个性发展的民主意识等等，却被以后的历史一再证明代表了近代教育发展的正确方向。
三、普通教育教学内容与学制方面的创新
1912年7月10日，教育部在北京召开临时教育会议，学制问题是重要议程之一。经过热烈的讨论，形成并通过了《学校系统案》。9月3日教育部公布《学校系统令》，因1912年农历是壬子年,所以亦称《壬子学制》。此后，教育部又陆续颁布了小学、中学、专门学校、实业学校、师范教育及大学的有关法令规程。1913年（农历癸丑年），教育部将《壬子学制》与这些法令规程的内容互相补充，形成《壬子癸丑学制》。
1912年10月24日，教育部公布大学令22条，就大学的宗旨、大学的分科、学生的入学资格、大学院的设立、大学生修业年限、学位的授予、教师的资格和职称评定都有明确的规定。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大学分为文科、理科、法科、商科、医科、农科、工科”，并规定“大学以文、理二科为主；须合于下列各款之一，方名为大学：一、文、理二科并设者；二、文科兼法、商二科者；三、理科兼医、农、工三科或二科一课者。”“大学设教授、助教授”、“大学遇必要时得延聘讲师”。还规定只要符合大学办学要求，私人或私法人者亦得设立大学。
1913年1月12日，教育部又公布国立、公立大学规程；1月16日，教育部又公布私立大学规程。由于这些法规的颁布，便是中国的高等教育进入正规的、有序的法制管理阶段，开辟了中国高等教育的新纪元。从此，中国的大学便有国立、公立、私立和专门学校、高等师范学校的区分。
至此，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教育改革已经初步完成。并且产生了深刻和较远的影响。
辛亥革命后，由蔡元培先生等资产阶级革命派所领导的教育改革，从中国教育改革的历史进程看，我认为，其最大的功绩是适应了中国社会由君主专制政体向民主共和政体转变的历史潮流。并且，新的民主主义教育也为中国社会的变革提供了制度上的借鉴和人才上的保证。教育宗旨反映着国家的意志，代表着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蔡元培主持并制定的民初教育宗旨明确宣布取消“忠君”“尊孔”以及他对宗旨内容的深刻阐述，在中国近代教育发展史上第一次从指导思想上划清了近代新式民主教育与传统封建教育的界线。虽然，这种对封建教育的全面批判和对西方近代教育理论宣传介绍的新高潮要到新文化运动以后才逐渐明朗，但其源头却是从辛亥革命、特别是从民初的民主教育改革开始的。
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教育改革适应政体转变的努力具体体现在《普通教育暂行办法》、《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壬子癸丑学制》以及许多具体的规章制度中。像人们所熟悉的废止小学读经，提倡男女平等，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校，禁止使用清末所颁行的教科书，废除学堂毕业奖励出身的制度，取消贵胃学堂等等，都体现出鲜明的反封建性。总言之，正是辛亥革命推翻帝制、高扬共和旗帜的社会氛围规定了教育改革的方向；而民初教育改革把适应政体转变作为最主要的任务，民初教育改革对其后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乃至社会主义革命事实上都起到了较大的影响，也反映出教育改革者深沉的历史感和高瞻远瞩的民主自觉意识。
参考文献
[1]蔡元培.对于新教育之意见[A].高平叔.蔡元培全集：第2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4.
[2] 林家有.辛亥革命与中国教育的近代化[J].中山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
[3] 孙培青主编：《中国教育史》[M]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年版
[4] 李华兴《民国教育史》[M]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P234页
[5] 田正平.杨晓 辛亥革命与中国教育近代化[J].浙江大学学报.20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