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魏晋南北朝时期民间音乐逐渐从小道发展至被文人认可。这个过程杂糅着南北文化的巨大差异和对立。东晋是民间音乐发展的主要阶段。这一时期的民间音乐主要是吴歌。东晋本身国家音乐机构不完善,南北文化差异、南北语言差异等原因,官方音乐并没有从一开始就吸纳吴歌等民间音乐进入官方音乐系统。司马睿仓促南下建国,其时五胡乱华北方离乱,大量世族跟随皇权迁徙江左。世族的南迁带来中原正统文化南迁。北方而来的世族带来的中原文化势必与江左文化产生冲突,导致东晋初年民间音乐发展艰难。
【关键字】民间音乐;东晋初年;文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民间音乐逐渐从小道发展至被文人认可,及至进入官方史料记载,经历了漫长的时间。这个过程杂糅着南北文化的巨大差异和对立。东晋初年民间音乐的发展十分艰难。
东晋时期是民间音乐发展的主要阶段。这一时期的民间音乐主要是吴歌。《宋书·乐志》所载八首吴歌,其中可证两首为西晋时期创作,五首是东晋孝武帝太元之后,即建国将近五十年以后才出现的。也就是说,整个东晋初年所能留在文献中的民间音乐仅仅只有一首。由此可见东晋初年民间音乐发展的艰难。吴歌在国家政权尚未南移之时已经悄然自足发展,至西晋灭亡东晋建国后,吴歌才渐渐被文人发现且记录于文献。但是由于东晋本身国家音乐机构的不完善,和南北文化差异、南北语言差异等原因,官方音乐并没有一开始就吸纳吴歌等民间音乐进入官方音乐系统。官方史料对此语焉不详。
司马睿仓促南下建国,当时五胡乱华北方离乱,大量世族跟随皇权迁徙江左。世族的南迁必定引发文化南迁。北方而来的世族带来的中原文化势必与江左文化产生冲突。东晋国家建国以来危机矛盾不断,同样的文化建构音乐之建构也在重重矛盾冲突中艰难的寻找突破口。
民间文学是针对文人士大夫雅文学而言的一种称谓;民间音乐区别于朝廷正统音乐,是广大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中较普遍的一种音乐形式。她产生于民间、创造于民众之中;并不像官方正统音乐一般,可能随时会因政权的消亡而岌岌可危。但她的产生和存在方式却对研究者造成巨大困难:民间音乐产生于普通大众之中,她所依托的是民众的口耳相传;在艺术上粗糙简单,在历史的长河里极少能被史书记载。仅仅只有少数民歌能够被文人所认可,从而记录在史料当中。但不可否认的是,有着广大群众基础的民间音乐,绝不可能只如文献只言片语般稀少,大量的民歌应当始终存在于民间,且随着历史文化的演进,逐渐融入到文人士大夫的“雅”文学当中。
东晋初年的民间音乐大多数是建业周围所产生的“吴歌”。东晋建国初期本身政权就与江左政治集团有种种矛盾冲突,无论文化音乐之不和。就政治因素影响而言,吴歌等民间音乐产生根植于江南民间社会;这种音乐模式自西晋以来就以自己的方式和文化特征在民间滋生、发展,在政权尚未抵达江左之时,就已然占领了江南之地。这并不是政权所能影响的结果。东晋建国以来整个朝廷“无雅乐器及伶人”,音乐机构残缺不全,其朝廷礼仪所需要的音乐活动稀疏减少。自身的音乐文化凋敝,根本就不能够以国家之重来影响民间音乐发展。史料所言“至娱耳目之乐,所不忍闻,故网之耳”,正是这个时期内社会音乐沉寂的描述。
在将近五十到一百年间里,东晋特殊的政治文化影响民间音乐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南北文化的差异和隔阂,第二是音乐本身媒介语南北语言的差异。首先从东晋初年王宫宴饮活动的史料记载来看,朝廷贵族宴饮之音乐大抵还是中原主流的清商乐。无论是贵族还是文人士人,对于江南民间音乐吴歌尚未开始接受;民间音乐此时尚未有能够和朝廷正统音乐相对峙的能力。
司马睿建国之初内忧外患:北方的无力统筹;南方江左辖制下亦叛乱不断。北方长期以来的文化统治地位,使南下世族始终带有文化和政治上的优越感;这些政治权贵远离北方故土,人之恋故必然使得这些人对中原文化变本加厉的固守坚持。政治军事上的矛盾使江左当地世族对北方南下世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存有相当程度的敌对或对抗心理。南方世家经营江左根基深厚,无论文化还是政治均非司马睿集团可一日更改。《晋书·周舰传》载“时中国亡官失守之士避乱来者,多居显位,驾御吴人,吴人颇怨。”这应当是当时南方士人对南下之人的普遍态度。不可避免的是,在整个追崇北方文化、中原清商乐的政权氛围中,北人始终是政治和文化的统治者,南人也始终对北方的中原文化存在根深蒂固的仰慕效仿之情。重重复杂因素影响下,南方民间音乐要进入正统士人文化者的视线,越发困难。
从音乐语言的角度来看,北方“洛阳”音和江左南音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别。音乐、尤其是民间音乐的产生发展传播,无一不以语言为媒介。史料中所载建业地区使用的官话是中原的洛阳音。陈寅恪在《述东晋王导之功业》中分析道:“洛阳者,东汉、曹魏、西晋三朝政治文化之中心,而东晋、南朝之侨姓高门又源出此,数百年来一脉绵延之仕族,则南方冠冕君子所操之北音,自宜以洛阳及其近旁者为标准矣。”由此可见东晋时贵族士人文人等皆以洛阳音为风尚,江南语所演唱的民间音乐吴歌自然不会、也没有机会为世族文人所见。南方士人尚且不甚看重南音吴语、不看重吴语所唱的民间音乐,更遑论南下世族。
东晋初年的民间音乐因为政治、文化等种种因素,于史料中呈现荒凉稀疏的面貌。这既是东晋初年司马氏尚且无力建构宫廷音乐文化的原因,更是南北文化之差异和文化慕北潮流下的必然结果。
参考文献
[1]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年版.
[2]《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
[3](梁)沈约,《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
[4]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
作者简介:倪璐,咸阳师范学院,音乐学院,讲师。
【关键字】民间音乐;东晋初年;文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民间音乐逐渐从小道发展至被文人认可,及至进入官方史料记载,经历了漫长的时间。这个过程杂糅着南北文化的巨大差异和对立。东晋初年民间音乐的发展十分艰难。
东晋时期是民间音乐发展的主要阶段。这一时期的民间音乐主要是吴歌。《宋书·乐志》所载八首吴歌,其中可证两首为西晋时期创作,五首是东晋孝武帝太元之后,即建国将近五十年以后才出现的。也就是说,整个东晋初年所能留在文献中的民间音乐仅仅只有一首。由此可见东晋初年民间音乐发展的艰难。吴歌在国家政权尚未南移之时已经悄然自足发展,至西晋灭亡东晋建国后,吴歌才渐渐被文人发现且记录于文献。但是由于东晋本身国家音乐机构的不完善,和南北文化差异、南北语言差异等原因,官方音乐并没有一开始就吸纳吴歌等民间音乐进入官方音乐系统。官方史料对此语焉不详。
司马睿仓促南下建国,当时五胡乱华北方离乱,大量世族跟随皇权迁徙江左。世族的南迁必定引发文化南迁。北方而来的世族带来的中原文化势必与江左文化产生冲突。东晋国家建国以来危机矛盾不断,同样的文化建构音乐之建构也在重重矛盾冲突中艰难的寻找突破口。
民间文学是针对文人士大夫雅文学而言的一种称谓;民间音乐区别于朝廷正统音乐,是广大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中较普遍的一种音乐形式。她产生于民间、创造于民众之中;并不像官方正统音乐一般,可能随时会因政权的消亡而岌岌可危。但她的产生和存在方式却对研究者造成巨大困难:民间音乐产生于普通大众之中,她所依托的是民众的口耳相传;在艺术上粗糙简单,在历史的长河里极少能被史书记载。仅仅只有少数民歌能够被文人所认可,从而记录在史料当中。但不可否认的是,有着广大群众基础的民间音乐,绝不可能只如文献只言片语般稀少,大量的民歌应当始终存在于民间,且随着历史文化的演进,逐渐融入到文人士大夫的“雅”文学当中。
东晋初年的民间音乐大多数是建业周围所产生的“吴歌”。东晋建国初期本身政权就与江左政治集团有种种矛盾冲突,无论文化音乐之不和。就政治因素影响而言,吴歌等民间音乐产生根植于江南民间社会;这种音乐模式自西晋以来就以自己的方式和文化特征在民间滋生、发展,在政权尚未抵达江左之时,就已然占领了江南之地。这并不是政权所能影响的结果。东晋建国以来整个朝廷“无雅乐器及伶人”,音乐机构残缺不全,其朝廷礼仪所需要的音乐活动稀疏减少。自身的音乐文化凋敝,根本就不能够以国家之重来影响民间音乐发展。史料所言“至娱耳目之乐,所不忍闻,故网之耳”,正是这个时期内社会音乐沉寂的描述。
在将近五十到一百年间里,东晋特殊的政治文化影响民间音乐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南北文化的差异和隔阂,第二是音乐本身媒介语南北语言的差异。首先从东晋初年王宫宴饮活动的史料记载来看,朝廷贵族宴饮之音乐大抵还是中原主流的清商乐。无论是贵族还是文人士人,对于江南民间音乐吴歌尚未开始接受;民间音乐此时尚未有能够和朝廷正统音乐相对峙的能力。
司马睿建国之初内忧外患:北方的无力统筹;南方江左辖制下亦叛乱不断。北方长期以来的文化统治地位,使南下世族始终带有文化和政治上的优越感;这些政治权贵远离北方故土,人之恋故必然使得这些人对中原文化变本加厉的固守坚持。政治军事上的矛盾使江左当地世族对北方南下世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存有相当程度的敌对或对抗心理。南方世家经营江左根基深厚,无论文化还是政治均非司马睿集团可一日更改。《晋书·周舰传》载“时中国亡官失守之士避乱来者,多居显位,驾御吴人,吴人颇怨。”这应当是当时南方士人对南下之人的普遍态度。不可避免的是,在整个追崇北方文化、中原清商乐的政权氛围中,北人始终是政治和文化的统治者,南人也始终对北方的中原文化存在根深蒂固的仰慕效仿之情。重重复杂因素影响下,南方民间音乐要进入正统士人文化者的视线,越发困难。
从音乐语言的角度来看,北方“洛阳”音和江左南音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别。音乐、尤其是民间音乐的产生发展传播,无一不以语言为媒介。史料中所载建业地区使用的官话是中原的洛阳音。陈寅恪在《述东晋王导之功业》中分析道:“洛阳者,东汉、曹魏、西晋三朝政治文化之中心,而东晋、南朝之侨姓高门又源出此,数百年来一脉绵延之仕族,则南方冠冕君子所操之北音,自宜以洛阳及其近旁者为标准矣。”由此可见东晋时贵族士人文人等皆以洛阳音为风尚,江南语所演唱的民间音乐吴歌自然不会、也没有机会为世族文人所见。南方士人尚且不甚看重南音吴语、不看重吴语所唱的民间音乐,更遑论南下世族。
东晋初年的民间音乐因为政治、文化等种种因素,于史料中呈现荒凉稀疏的面貌。这既是东晋初年司马氏尚且无力建构宫廷音乐文化的原因,更是南北文化之差异和文化慕北潮流下的必然结果。
参考文献
[1]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年版.
[2]《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
[3](梁)沈约,《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
[4]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
作者简介:倪璐,咸阳师范学院,音乐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