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对华报道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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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列居全球四大经济体之一,其经济状况、发展与走向对世界经济有着极大的影响力。有着160多年历史的英国杂志《经济学人》(又译《经济学家》)是一份被西方世界认为较为专业和高端、以时评和新闻分析为主的周刊。分析《经济学人》的对华报道,可以管窥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经济的评价,探寻西方主流媒体的对华报道框架。
  本研究选取《经济学人》网站2007年4月至12月对华报道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同时以《经济学人》同年11月至12月对印度的报道作为参照系,以求通过对比使研究更为深入。经过网站搜索,本研究样本总数为38篇,其中19篇以中国为主要报道对象,15篇以印度为主要报道对象,另有4篇兼论中国和印度。
  
  报道内容分析:对中、印两国的负面报道多于正面报道
  
  《经济学人》对中国经济的关注是较为全面周全的。19篇对华报道较为均衡地分布在样本选择的9个月中,涉及各个领域,相比之下,对印度的报道则主要集中在高科技领域、社会生活和社会政治民主与发展。对中国的关注更多地着眼于经济的负面因素,负面报道多于正面报道。
  在标题中,《经济学人》对华报道的标题多数不带感情色彩,能够判断出标题倾向性的7篇文章中,正负面为1比6。关于印度的文章情形类似,正负面比为2:5,略好于对华报道。
  在全文中,我们将全文有超过一半的内容是对报道对象作出正面评价的文章列为正面报道。在能够判断出倾向性的12篇文章中,《经济学人》的对华报道正负面文章比例为4比8,负面报道数量是正面报道的两倍。相较于其对印报道的5比6,《经济学人》对中国的正面性评价还是比较低的。
  报道对象中,我们依据报道对象是否有利于树立正面国家形象为由判断正负面性。在能够判断倾向的12篇对华报道中,正负面之比为3比9。同样,相较于对印报道的4比6,仍显得《经济学人》对中国的宽容度略低于印度。
  在引语(包括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方面,我们同样以半数作为划分标准区分正负面倾向。在可以判断倾向的13篇对华报道中,正负面比例为7比6,对印则为3比7,这是四项指标中唯一一项对中国的正面评价指数高于印度的。
  在新闻报道中,信源也是一个值得重点分析的要素。19篇对华报道中有36.8%以中国为主要信源,31.6%以美国或国际组织为主要信源,中国信源和外国信源占有几乎相同的地位。相比之下,对印报道中主要信源为印度的占总数的80%。由此可见,《经济学人》对中国和印度的报道引用的信源都以被报道国家为主,但对华报道的信源更加多样,除了本国信源以外,外方信源也占有重要地位。对印报道的信源就比较单一,可见印度人在本国问题上拥有更多的话语权,而中国人在本国问题上的话语权很大一部分让渡给了美国和一些国际组织。
  本次研究的样本中有4篇报道兼论中国和印度。从这四篇文章看,《经济学人》触摸到了中印两国经济腾飞因素中最为重要的科技领域,同时毫不,留情地指出两国在自主科技研发上存在的弊病,甚至激进地预言中印两国如果不靠西方的科技,或者不向西方学习,则无法长久维持目前的发展势头。这样的分析明显具有西方中心和西方优越的议题框架。
  纵观《经济学人》的中印报道,报道形式多以解释性报道为主,通过运用引语和数据表达其观点和立场,而对中、印的报道都显示了西方媒体对发展中国家惯用的负面报道框架:在中、印报道中,尽管有三分之一的文章力求中立客观,但还是有三分之二左右的文章显示了一定的倾向性,而这种倾向性以负面为主。
  
  图片与编辑手法分析:温和与中立中不乏倾向性
  
  本次研究的38篇样本文章共有27篇配有图片,配图文章数占总数的三分之二强,可见图片的表现力是很受《经济学人》重视的。下面选择两张具有代表性的图片进行说明。
  漫画是很受欢迎的艺术形式。下文的熊猫图被用于“Stronger China”和“How fit is the panda?”两篇文章中。熊猫是中国的象征,它肥胖,行动迟缓,正努力地在跑步机上锻炼身体。而这两篇文章恰恰是一面褒扬中国经济发展,另一面则表达了中国经济充满危机、可能只是短暂繁荣的观点。
  数字统计图表和表格也是《经济学人》常用的图片形式,这种定量分析的独特作用就是让数字来呈现最直观、最富有说服力和生命力的事实,启发读者思考、并向读者施加影响。样本中有超过一半的文章使用了曲线、柱状等各种形式的图表,例如,GDP增长图、价格走势图、FDI变化图表等。简明、清晰、说服力强。
  关于中国消费者的存款与消费问题的文章配图,说中国希望有更大的消费市场,但是每个家庭确似乎只是花很少一部分钱用来消费。图表的标题用了“Hey,small spender!”这样语气来表现,配上感叹号,带有很强的调侃性,很容易就形成中国人吝于消费的结论,也令人产生对这种消费倾向可能导致的经济形势的疑虑。
  《经济学人》对华报道的编辑手法还是比较温和中立的,这与其一贯的风格有很大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学人》的报道没有倾向性。
  《经济学人》以宏观的经济视角来审视中国经济,它在对华报道中的一些常用词语、图片、句式、语气等都隐隐呈现出“中国虽然在快速发展,但是很多方面都存在问题”的议题框架。在这一议题框架下,《经济学人》通过选择新闻材料,以文章的消息来源、引语、评价性语句、报道内容性质、编辑手法等要素来建构新闻,使用解释性语言,将报道对象置于宏大的背景中去分析、阐释。
  除此之外,基于文化、种族、国别、阶层以及知识、道德等种种因素而形成的新闻报道框架也在《经济学人》的报道中有所呈现。在对华和对印报道的比较分析中,我们发现《经济学人》对中国的态度更负面、对印度更友善,可以感受到意识形态和文化差异所造成的新闻报道框架在潜移默化地发挥作用。
  
  一点启示
  
  《经济学人》是以深度、高端为卖点的媒体,读者层次高,影响力大。它的涉华报道以独特视角和观点见长,在国际涉华舆论中充当“意见领袖”的角色。综合近些年来对其涉华报道的相关研究成果来看,“中国虽然在快速发展,但是很多方面都存在问题”是它基本的议题框架。
  从根本上说,《经济学人》是一本反映西方主流社会意见的刊物,我们并不期望它采取对华高调友好的办刊方针,能够日益客观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事实上,与以前相比,近年来《经济学人》的涉华报道更加趋于客观、平衡,意识形态偏见在减弱,新闻专业主义在增强。虽然其涉华报道着眼于中国发展中存着的许多问题,并持批评性的态度,但读者依然能够从它刊登的报道和评论的字里行间感受到中国的进步与发展。
  因此,对于《经济学人》涉华的报道和评论,无论正面抑或负面,我们均应持平和心态,坦然面对。为了弥补西方媒体对华报道和评论方面的偏颇,我们在对外报道中国的发展成就时,应重视议题设置的全面性或完整性,对外界关切和质疑的问题,要及时给出我们的解释和答案,清晰地发出我们的声音,掌握话语的主动权。
  
  (作者分别系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新闻系副教授和新闻系学生)
  
  责编:谭 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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