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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总是以自己的方式陶醉。虽然大多数的都仅仅是自我放纵的行为，但有一部分的陶醉方式改变了历史的轨迹。”这是上海当代艺术馆八周年特展“陶醉”的前言，展方希望借此呈现上海当代艺术发展的面貌，其中折射的艺术特质，又颇合这座城市本身“海纳百川”的气质：在多元中寻找主线，在保守中勇于创新；是小圈子的狂欢与自娱，也是大圈子的清醒与务实。
此次参展艺术家跨度老中青三代，既有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也有以上海为家的外乡人，甚至外国人。艺术家们将上海这座城市的面貌和人文情怀或多或少地糅合进了他们的创作之中，也为上海当代艺术带来生机。
展览划分为不同的主题区域，以“展中展”的形式呈现，与上海这座城市的特点相呼应。参展艺术家中，有上海当代艺术圈的领军人丁乙，这次依旧带来他数十年如一日的“十示”系列，及创作手绘稿，让人窥见“十示”的新可能；也有依旧坚持传统架上绘画的年轻艺术家耿旖旎；有影像、行为等先锋性的艺术表达，也有依旧注重手工与宏大叙事的传统主题；有观念为先的行为录像作品《不毛之地》，亦有关注现实社会与文化的装置作品《派对已经开始》。《派对已经开始》是由比利时艺术家海蒂·芙欧特（Heidi Voet）带来的，由上百公斤的中文报纸的碎片组成，其中有报道全球生态恶化、经济危机或自然灾害的新闻，开幕现场有志愿者时不时抓起一把纸片喜悦地抛向空中，直到它飘落堆积到楼下展厅，形成上下空间彼此呼应的两堆，“每日新闻”就这样被传播着又被取代着。另一位摄影艺术家托马斯·福瑟与很多中国当代艺术家结缘，用手中的相机记录了他们生活中的一些点滴，集成一本珍贵的影集，比如在游泳的吴山专、张恩利的椅子——有趣的是，拍摄的风格与拍摄对象的气质默契吻合。
策展人马修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表达了对上海这座城市的喜爱：“我认为上海是中国最令人感到愉快的城市，相对于其他的城市而言，上海保留了较多的旧式优雅风尚以及一种传奇性。”同时，马修也表达了上海当代艺术的看法：“对于这样一个有着2300多万人口的城市来说，当代艺术发展的空间却相当受限制。这可能是因为过去的30年中国把主要精力放在经济建设中，人们还没有意识到精神财富是多么重要。当然，这是一个必然趋势。上海近些年在商业资本赞助下出现的美术馆、博物馆很多，这是一个好的现象。”
像马修这样纷纷远道重洋来上海发展的外国人也有很多。上海是中国大陆最开放的城市，也是吸收西方文化最充分的地方。相对于中国其他丰厚文化底蕴与历史人文发展的城市，开埠仅170年的上海只有在近100年中才成为历史的焦点，在上海年轻时尚的外表下，骨子里却是扎实的实用主义。于艺术中的体现是，以古典西洋油画技法与前苏联学院派技法为圭臬。不管是早一辈的陈逸飞，还是现在的丁乙、余友涵、俞晓夫、姜建中，及至年轻一辈的施勇、金峰、马良、鸟头组合等，还有早期参加过“’85新潮”的一批艺术家，他们的创作以架上作品为主，其中很大一部分人一边创作一边在高校任教，或者有个安稳的单位。更多的职业画家选择签约画廊，只有很少一部分还在坚持不受资金和委托制约的独立创作，自主选择市场及所要参加的展览。这样就使得，占据圈内领军人地位和主流地位的艺术家们，实质上已经是满足于现状而坐享其成的状态，他们不再疲于创新，而是消费着他们已有的名望。虽然不少人如丁乙，个人风格标识出色，然而一旦树立起个人风格后，就再也不会给人们带来什么惊喜与感动了。此外，这些上海的艺术家们又喜欢以小团体名义活动，“M50艺术园区”就是这样的小团体集结之处。所以，在笔者看来，上海还无法像四川、北京、广州那样凝结成一股强大的地域力量，并影响全国。
“实用”于艺术创作来说是负面态度；但在另一方面，这种“实用”在艺术市场中的表现却更有优势。作为中国的经济中心，上海的金融资本更能发挥它的特殊优势，从上海近些年由私人或企业出资兴建的私人美术馆与博物馆活跃度可见一斑。除了上海当代艺术馆，龙美术馆、昊美术馆、证大喜马拉雅艺术中心、没顶空间、K11艺术中心等，以及各家大大小小的画廊，其中又以外资画廊如香格纳、沪申画廊、外滩18号画廊为领军。当然，私人美术馆，其定位受制于董事长或创始人的个人口味，比如龙美术馆和昊美术馆。香格纳画廊、沪申画廊、外滩美术馆等则更多的是关注年轻人，提供给年轻人一个自由、本我表达的平台，所以它们多有呈现更具先锋性也更有趣的展览。如上海当代艺术馆今年3月的“存在——+关注 年轻艺术家群展”，展览中有很多作品并非只是创作出来然后拿到展览馆那么简单，在创作的过程就邀请公众的参与；还有很多现场创作的装置作品，这些作品是很难像传统架上油画或者雕塑那般被人收藏或保存，但这不妨碍创作者实现他们的想法，这一点尤为难得。又如外滩18号画廊于去年下半年推出的“亮点——中国青年艺术绘画展”，很多参展艺术家甚至是以绘画为业余爱好，但一笔一划之间的用心是有目共睹。让我记忆深刻的是岳明的“桃伯特”系列，是以卡漫的形式讲述一个略带伤感和孤独的童话，折射出某些现代社会生态。艺术创作中的“故事性”，是否是久违的感觉？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资本反而是有利于当代艺术生态的发展了。艺术最大的用处在于其“无用”，艺术要在一个经济社会中得以生存，它必须要有赞助。
上海是一个消费文化盛行的城市，是一片非常利于当代艺术生根发芽的土壤。艺术品作为满足人们精神需求的奢侈品在今天的西方，已是上层社会和富人圈的必备品，进而成为一种炫耀品。在资本日益渗透的上海，当代艺术也不可避免地呈现这样的趋势。只有规范的良性市场下，那些有才华的艺术家，才有更多机会被在不为生存的担忧的心态下坚持艺术创作，且走得更远。我们可喜地看到许多私人美术馆和画廊正在为提供给年轻艺术家这样一个平台而努力。
然而，笔者依旧不得不对这些有才华的年轻艺术家的前景表示一丝担心。海纳百川确实是上海的特色，但是艺术审查的苛刻也极大限度地降低了上海的包容性。从这个大环境下看，上海当代艺术馆多年的努力与坚持就显得尤为可贵。此次展览中的某件行为作品是非常有争议的：一位艺术家牵着一只母鸡站在十字路口，然后朝着母鸡扔鸡蛋，一只只地扔。我想到上世纪60年代一位美国大法官针对当时政府对言论自由限制的感言，但在此引用亦可：“禁锢思想、希望和想象会招致更多危险；恐惧会滋生压迫；压迫会引发更多仇恨；仇恨必将危及政府的稳定。……纠正坏主意的最好办法，就是提出一个好主意。……如果有足够的时间，应当让人们借助讨论揭示谬误，通过教育祛除邪念，靠更多言论矫正异议，而非强制他人噤声沉默。”我们不能因为不喜欢这件作品的表达方式，就禁止以后所有以此种表达方式创作的艺术作品，那样的话，很可能就再也没有艺术品了。
虽然，从体制来说，政府政策导向与硬件建设的先天不足，艺术机构的暮气沉沉及其造血机制的营养不良也一直困扰着上海当代艺术的良性发展。好在有民间力量先觉先行，主动打造出当代艺术继续推进的现实环境，成为上海的艺术生态自信的正能量。从私立画廊、艺术中心、艺术家工作室集合区的建立到半官方色彩的中小型美术馆的萌生，从独立展览的策划到媒体环境的营造，还包括艺术市场的火热，比如佳士得进驻内地就首先花落上海。这之间，热热闹闹，不眠不休，参与盛宴的人们也有着精明、清醒的头脑，他们知道这场宴会的规则并乐在其中。不过，真正清醒的人，应该认识到宴会只能是调剂和点缀，真正有价值的是什么？诚如策展人马修所言：“真正让事情变得有趣的，不是新的艺术空间或新的资本的涌现，而是新的艺术家的出现。”
此次参展艺术家跨度老中青三代，既有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也有以上海为家的外乡人，甚至外国人。艺术家们将上海这座城市的面貌和人文情怀或多或少地糅合进了他们的创作之中，也为上海当代艺术带来生机。
展览划分为不同的主题区域，以“展中展”的形式呈现，与上海这座城市的特点相呼应。参展艺术家中，有上海当代艺术圈的领军人丁乙，这次依旧带来他数十年如一日的“十示”系列，及创作手绘稿，让人窥见“十示”的新可能；也有依旧坚持传统架上绘画的年轻艺术家耿旖旎；有影像、行为等先锋性的艺术表达，也有依旧注重手工与宏大叙事的传统主题；有观念为先的行为录像作品《不毛之地》，亦有关注现实社会与文化的装置作品《派对已经开始》。《派对已经开始》是由比利时艺术家海蒂·芙欧特（Heidi Voet）带来的，由上百公斤的中文报纸的碎片组成，其中有报道全球生态恶化、经济危机或自然灾害的新闻，开幕现场有志愿者时不时抓起一把纸片喜悦地抛向空中，直到它飘落堆积到楼下展厅，形成上下空间彼此呼应的两堆，“每日新闻”就这样被传播着又被取代着。另一位摄影艺术家托马斯·福瑟与很多中国当代艺术家结缘，用手中的相机记录了他们生活中的一些点滴，集成一本珍贵的影集，比如在游泳的吴山专、张恩利的椅子——有趣的是，拍摄的风格与拍摄对象的气质默契吻合。
策展人马修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表达了对上海这座城市的喜爱：“我认为上海是中国最令人感到愉快的城市，相对于其他的城市而言，上海保留了较多的旧式优雅风尚以及一种传奇性。”同时，马修也表达了上海当代艺术的看法：“对于这样一个有着2300多万人口的城市来说，当代艺术发展的空间却相当受限制。这可能是因为过去的30年中国把主要精力放在经济建设中，人们还没有意识到精神财富是多么重要。当然，这是一个必然趋势。上海近些年在商业资本赞助下出现的美术馆、博物馆很多，这是一个好的现象。”
像马修这样纷纷远道重洋来上海发展的外国人也有很多。上海是中国大陆最开放的城市，也是吸收西方文化最充分的地方。相对于中国其他丰厚文化底蕴与历史人文发展的城市，开埠仅170年的上海只有在近100年中才成为历史的焦点，在上海年轻时尚的外表下，骨子里却是扎实的实用主义。于艺术中的体现是，以古典西洋油画技法与前苏联学院派技法为圭臬。不管是早一辈的陈逸飞，还是现在的丁乙、余友涵、俞晓夫、姜建中，及至年轻一辈的施勇、金峰、马良、鸟头组合等，还有早期参加过“’85新潮”的一批艺术家，他们的创作以架上作品为主，其中很大一部分人一边创作一边在高校任教，或者有个安稳的单位。更多的职业画家选择签约画廊，只有很少一部分还在坚持不受资金和委托制约的独立创作，自主选择市场及所要参加的展览。这样就使得，占据圈内领军人地位和主流地位的艺术家们，实质上已经是满足于现状而坐享其成的状态，他们不再疲于创新，而是消费着他们已有的名望。虽然不少人如丁乙，个人风格标识出色，然而一旦树立起个人风格后，就再也不会给人们带来什么惊喜与感动了。此外，这些上海的艺术家们又喜欢以小团体名义活动，“M50艺术园区”就是这样的小团体集结之处。所以，在笔者看来，上海还无法像四川、北京、广州那样凝结成一股强大的地域力量，并影响全国。
“实用”于艺术创作来说是负面态度；但在另一方面，这种“实用”在艺术市场中的表现却更有优势。作为中国的经济中心，上海的金融资本更能发挥它的特殊优势，从上海近些年由私人或企业出资兴建的私人美术馆与博物馆活跃度可见一斑。除了上海当代艺术馆，龙美术馆、昊美术馆、证大喜马拉雅艺术中心、没顶空间、K11艺术中心等，以及各家大大小小的画廊，其中又以外资画廊如香格纳、沪申画廊、外滩18号画廊为领军。当然，私人美术馆，其定位受制于董事长或创始人的个人口味，比如龙美术馆和昊美术馆。香格纳画廊、沪申画廊、外滩美术馆等则更多的是关注年轻人，提供给年轻人一个自由、本我表达的平台，所以它们多有呈现更具先锋性也更有趣的展览。如上海当代艺术馆今年3月的“存在——+关注 年轻艺术家群展”，展览中有很多作品并非只是创作出来然后拿到展览馆那么简单，在创作的过程就邀请公众的参与；还有很多现场创作的装置作品，这些作品是很难像传统架上油画或者雕塑那般被人收藏或保存，但这不妨碍创作者实现他们的想法，这一点尤为难得。又如外滩18号画廊于去年下半年推出的“亮点——中国青年艺术绘画展”，很多参展艺术家甚至是以绘画为业余爱好，但一笔一划之间的用心是有目共睹。让我记忆深刻的是岳明的“桃伯特”系列，是以卡漫的形式讲述一个略带伤感和孤独的童话，折射出某些现代社会生态。艺术创作中的“故事性”，是否是久违的感觉？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资本反而是有利于当代艺术生态的发展了。艺术最大的用处在于其“无用”，艺术要在一个经济社会中得以生存，它必须要有赞助。
上海是一个消费文化盛行的城市，是一片非常利于当代艺术生根发芽的土壤。艺术品作为满足人们精神需求的奢侈品在今天的西方，已是上层社会和富人圈的必备品，进而成为一种炫耀品。在资本日益渗透的上海，当代艺术也不可避免地呈现这样的趋势。只有规范的良性市场下，那些有才华的艺术家，才有更多机会被在不为生存的担忧的心态下坚持艺术创作，且走得更远。我们可喜地看到许多私人美术馆和画廊正在为提供给年轻艺术家这样一个平台而努力。
然而，笔者依旧不得不对这些有才华的年轻艺术家的前景表示一丝担心。海纳百川确实是上海的特色，但是艺术审查的苛刻也极大限度地降低了上海的包容性。从这个大环境下看，上海当代艺术馆多年的努力与坚持就显得尤为可贵。此次展览中的某件行为作品是非常有争议的：一位艺术家牵着一只母鸡站在十字路口，然后朝着母鸡扔鸡蛋，一只只地扔。我想到上世纪60年代一位美国大法官针对当时政府对言论自由限制的感言，但在此引用亦可：“禁锢思想、希望和想象会招致更多危险；恐惧会滋生压迫；压迫会引发更多仇恨；仇恨必将危及政府的稳定。……纠正坏主意的最好办法，就是提出一个好主意。……如果有足够的时间，应当让人们借助讨论揭示谬误，通过教育祛除邪念，靠更多言论矫正异议，而非强制他人噤声沉默。”我们不能因为不喜欢这件作品的表达方式，就禁止以后所有以此种表达方式创作的艺术作品，那样的话，很可能就再也没有艺术品了。
虽然，从体制来说，政府政策导向与硬件建设的先天不足，艺术机构的暮气沉沉及其造血机制的营养不良也一直困扰着上海当代艺术的良性发展。好在有民间力量先觉先行，主动打造出当代艺术继续推进的现实环境，成为上海的艺术生态自信的正能量。从私立画廊、艺术中心、艺术家工作室集合区的建立到半官方色彩的中小型美术馆的萌生，从独立展览的策划到媒体环境的营造，还包括艺术市场的火热，比如佳士得进驻内地就首先花落上海。这之间，热热闹闹，不眠不休，参与盛宴的人们也有着精明、清醒的头脑，他们知道这场宴会的规则并乐在其中。不过，真正清醒的人，应该认识到宴会只能是调剂和点缀，真正有价值的是什么？诚如策展人马修所言：“真正让事情变得有趣的，不是新的艺术空间或新的资本的涌现，而是新的艺术家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