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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我们未曾忘记，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曾经有一个特殊群体，他们来自朝鲜、越南、美国……他们是外籍中共党员。在他们中，既有医术高超的医学专家，也有业务精湛的红色翻译;既有颇具传奇色彩的百战将星，也有谱写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著名作曲家……他们绝大多数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急需的各行各业中出色的行家里手。他们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把毕生的智慧和心血奉献给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全世界的影响，在中共党史上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马海德：情系中国的红色医生
马海德原名沙菲克·乔治·海德姆，出生于美国纽约州西部港口城市布法罗。8岁那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一场席卷全球的可怕瘟疫，让死里逃生的海德姆开始对人生进行深度思索。
为了应对流感危机，当时的美国出现了很多提供免费医疗的医生。一位好心的老医生亲自到家里免费为贫穷的海德姆一家治疗，使他们转危为安。这让年幼的海德姆内心深处升起一个强烈的愿望：“长大了我一定要当一名医生，为天下穷困的人看病！”
1933年，天资聪颖、踏实勤奋的海德姆，靠着奖学金从瑞士日内瓦大学毕业并获医学博士学位，正式成为一名医生。医生的职业不仅可以带来很高的收入，还让他拥有令人尊敬的社会地位，但海德姆不顾父母的坚决反对，毅然决定奔赴正处于战火中的中国上海考察热带病。海德姆始终记得自己儿时的梦想。
如果说此时年轻的海德姆正在实现儿时治病救人的理想，那么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则让他的人生信念发生了质的转变。
十里洋场的大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来自天南地北的人都想在这里实现自己飞黄腾达的梦想。放眼四望，满眼繁华，但求生之艰，实在让踏上异国他乡的青年为自己微薄的收入汗颜。漂洋过海的海德姆和相伴而来的两位同学先后在上海广慈医院和雷士德医院工作，后来又想方设法在九江路开设了一家私人诊所，还常常找机会去给医学院的学生们上临床课，以期多些收入。即便这样夜以继日地工作，他的生活还是时常捉襟见肘。仅仅坚持了一年多，海德姆的两位同学实在忍受不了，先后离他而去。
海德姆这位学有所成的医学博士，脑子里不时浮现起小时候那位医生上门免费为全家人治病的情景，靠着心底那个梦想的支撑，海德姆留在了上海。这一留，成了他命运转变的开始。
20世纪30年代，中国正遭受日寇侵略。加上国民党对共产党实施的白色恐怖，一时间，上海掀起了血雨腥风。
作为一个治病救人的外国人，海德姆忽然发现被病毒侵蚀的身体有被治愈的希望，但制度却会消灭更多人的生命。但哪一种制度才会让更多人幸免于难？哪一种制度才能让更多的人过上幸福的生活？
海德姆去工厂进行职业病调查，与在公共租界担任工厂督察的新西兰人路易·艾黎成为好朋友。他们常常在一起探讨时事，交流对底层弱势群体生存状况的看法。海德姆更加深切地体会到，穷人需要的不仅是药片，更重要的是整个社会病症的医治。
接触社会现实越多，海德姆内心就越沉重。“我可以每天治好一个中国病人，可是现行的社会制度却可能让成千上万人在同一天死去，所以我考虑再三，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投身革命。”海德姆在给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在整个中国都处于苦难的时候，个人的问题都微不足道。我对中国和中国人民争取解放的事业十分关注。”
海德姆看到国民党在虹桥机场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青年，这才知道中国还有另外一个世界。为了弄明白这个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海德姆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研究中国革命问题。从新认识的朋友史沫特莱那里，海德姆阅读了《中国红军在前进》一书，知道了江西苏区的消息，知道了中国红军和共产党领导的苏区的新生活。史沫特莱告诉他：“仅仅靠行医救死扶伤是不够的，我们应该做更多的事情来帮助中国人民改变这个黑暗的社会。”
认识宋庆龄是海德姆成长为一名共产主义信徒的关键。在宋庆龄的严格考验和培养锻炼下，他不但更进一步接触到了中国革命，知晓了许多与中国共产党有关的事情，還利用美国人的身份，经常穿梭于上海的大街小巷，成为中共地下党的秘密联络人，完成宋庆龄嘱托的掩护地下工作人员和传送情报等任务。
1936年5月底，海德姆在宋庆龄的安排下，偕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去革命圣地延安。两人到达陕北后，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接见。此时延安的中国共产党还并不为外面的世界所了解。蒋介石政府开动宣传机器，鼓吹中国共产党威胁论调。西方记者斯诺发表了在陕北3个月里的所见所闻，让国际社会了解到了真相。
随行的海德姆看到了延安的真实情况，他相信这里的人组建的这个生机勃勃的红色政权，会让他用药片救治下来的人有更多存活的机会，会给予他更多用手术刀救治病人的机会。海德姆决定留在延安，他开始从一个对革命的同情者变成一个真正的革命者。
周恩来得知海德姆的祖先是阿拉伯人后，向海德姆提议说：“（陕甘宁）回族地区姓马的人比较多，你就叫马海德吧！”从此，海德姆就有了一个中国名字——马海德。1936年10月中旬，马海德决定加入中国工农红军。12年后的1948年，毛泽东主席在西柏坡说：“马海德是在根据地中共党员、红军战士损失百分之九十的情况下加入我们队伍的。”
马海德加入红军后，党中央、毛泽东任命马海德这位医学博士为“中央红军卫生总顾问”，标志着他正式成为红军队伍中的一员。1937年2月10日，马海德向周恩来申请并经同意，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马海德以美国专家的身份参加红军，成为第一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国党员，这在中共党史上是从未有过的新鲜事。马海德自成为“中央红军卫生总顾问”后，不只是给中央首长做保健医生，还坚持为延安地区广大军民治病。据有病案可查的记录，仅在1944年到1947年期间，马海德在延安地区诊治的伤病员就达到了4万多人次。
马海德筹建了陕甘宁边区医院，为发展八路军和红色根据地的医疗卫生事业打下了良好基础。马海德在好友白求恩大夫不幸逝世后，于1939年11月15日写了《我认识的诺尔曼·白求恩》一文，最早在海外媒体上宣传白求恩的事迹。马海德和中央军委卫生部的领导共同商量后，建立了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总院，先后发展了8所中心医院，24所分院，形成了总计拥有11800张病床的医疗网。 马海德不仅是医疗专家，还是一位人民外交家。多年来，他参与了大量外事工作。1944年7月，驻华美军司令史迪威将军派了一个美军观察组来到延安，中央决定由马海德和黄华两人担任美军观察组的顾问。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1月，由美国、中共和国民党三方代表参加的军调处执行部在北京成立，马海德充分利用和美国代表团成员在一起的机会，向他们讲述自己的经历和多年来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告诉他们抗战胜利后的中国人民多么渴望和平，以及中共为了争取和平、制止内战作出了怎样的努力。在此工作期间，他还陪同安娜·路易丝·斯特朗女士飞往延安访问毛主席。正是在这次访问中，毛主席作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
1949年9月，经周恩来总理亲自签署，马海德成为加入新中国国籍的第一位外国人。
几天之后，毛泽东主席邀请马海德一家，在家里举行宴会招待这位为中国革命无私奉献的外国人。在开国大典上，马海德作为新中国公民，被邀请上天安门城楼观礼。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海德协助组建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致力于性病和麻风病的防治和研究。1953年，在他的提议下中国皮肤性病研究所（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性病研究所前身）成立。作为副所长和顾问，马海德在性病和麻风病的防治和研究方面，取得了世界范围内的成果。
马海德在攻克性病之后，提出在中国消灭麻风病的目标。在他的主持下，江苏省海安县和广东省潮安县成立了麻风病综合防治研究基地。中国50多万麻风病人，得到了有效救治。
经过他不懈的努力，广州成立了中国麻风病防治协会、中国麻风病福利基金会和中国麻风病防治研究中心，第一届国际麻风病学术交流会在中国召开。从新中国成立到马海德去世，因为他的努力，麻风病病发人数下降到每年不足2000人，治愈病人21万人，中国基本上控制了麻风病。马海德曾任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和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1988年9月23日，国家卫生部授予他“新中国卫生事业的先驱”荣誉称号。
1988年10月3日，马海德在北京病逝。根据他的遗嘱，他的骨灰一部分被安置在北京，一部分撒在陕北的黄土高坡，还有一部分带回美国家乡。中国人民没有忘记马海德，2009年，他被评选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2019 年，他被评选为“最美奋斗者”“新中国成立以来100位感动中国的西方人物之一”。
李敦白：架起中外交流桥梁
与马海德不同的是，李敦白1921年8月14日出生于美国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的一个名门望族，姓名是悉尼·里滕伯格。他从小就“离经叛道”，17岁时开始参加工会和学生运动，支持黑人解放斗争，19岁就成为美国共产党党员。1942年，当时还叫里滕伯格的李敦白应征入伍。
根据当时美国的有关规定，他入伍以后不得不脱离党籍。1943年，他被调到斯坦福大学陆军语言学校学习中文。1945年9月16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一个月，李敦白来到中国云南。他被分配到昆明美军军法处赔偿损失部担任中文专员，专门负责调查美军在当地的违法行为以及当地的中国人向美国军方索赔的案件。这份工作让他有很多机会接触到中国社会不同阶层的人民，渐渐看到国民党当局的腐败和黑暗的统治，更对口耳相传中廉洁并且充满理想的中国共产党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
在这里，开明书店的老板给他取了一个地道的中文名字——李敦白，就是在唐代大诗人李白的名字中间加了个代表厚道正直的“敦”字，而且与“Rittenberg”谐音。
李敦白经办的第一个案件是一个12岁女孩的死亡案。案件的最终处理结果，是受害者家属只得到8美元的赔偿。李敦白通过阅读中国报纸杂志了解中国社会，他很喜欢阅读中国共产党主办的《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想不到由此结交了一些中共地下党员。他常常利用美军的身份，替他的地下党朋友购买一些紧俏的商品，甚至用美军的吉普车把上了国民党反动派“黑名单”的中共地下党员转移到城外，帮助他们脱离险境。
為了避免退伍回国，李敦白想方设法调赴上海的美军陆军总部工作，最终如愿以偿地留在了让他“觉得很精彩”的中国。经昆明中共地下党员的介绍，他和上海的中共地下党接上了头，并认识了宋庆龄。不久，通过宋庆龄的介绍，李敦白成为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驻华办事处的救济观察员，任务是把救济粮送往受灾地区，包括解放区。为此他非常高兴，因为从此他“脱离”了美国军队。
正是这个工作，让作为美国观察员的李敦白意外获悉国民党将要“围剿”共产党部队的情报，他及时转告了当时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李先念。后来，李敦白被邀请到了他向往的革命圣地延安。在延安，李敦白认识了时任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中央青年团书记冯文彬，并且见到了毛泽东、朱德。这些共产党的领袖为人随和，对他礼貌有加。在这里，他看到了和国民党统治区截然不同的情形，这里人人平等，遇事公开讨论，重视群众意见。
李敦白懂中、英文，被安排担任新华总社的英语专家，负责翻译和修改稿件。在张家口时，李敦白就已经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到了延安后他再次提出了请求，并且请在中原解放区相识的李先念、王震作为自己的入党介绍人。经中央书记处五大书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的直接批准，李敦白成为首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美国人（马海德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加入中国籍）。此后不久，斯特朗第二次到延安采访。新华总社的负责人廖承志委派李敦白担任翻译，陪同斯特朗访问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同志。李敦白为斯特朗把一些文件、资料译成英文，两个人合作撰写、著述。李敦白的工作得到了中央领导人的肯定。
1946年底，毛泽东在同几个西方记者谈话中说：“现在有两种美国人，马海德、李敦白、史沫特莱都是好的美国人，在延安有个斯特朗也是好人，这样的人我们都欢迎。”与此同时，李敦白也加深了对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认识，并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47年3月，国民党胡宗南部进攻延安，新华社转移到太行山麓的涉县，李敦白在该地工作了大约一年。在此期间，他协助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开办了英语广播。1948 年5月间，新华社又转移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附近的几个村庄，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工作。 “我还是那个努力在中美之間架起桥梁的人。只要在这座桥上发挥作用，再小的人物也可以变得很伟大。”1986年2月11日，李敦白和夫人王玉琳在北京友谊宾馆举办了来华40年和他们结婚30年纪念的招待会。李敦白在中国非同寻常的经历对他来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晚年的李敦白与妻子在美国注册了一家公司，名称就叫“李敦白有限公司”，专门为在中国做生意的美国公司做咨询顾问。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以一种新的方式，做些实际的、对中国有益的事情”。
洪水：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双料将军
在我国的开国将军中，一位名叫洪水的少将别具风采，他不仅是中国的开国将军，还兼有越南人民军少将军衔，这在世界军事史上恐怕也是非常罕有的。
洪水原名武元博，1908年出生于原法属殖民地越南首都河内的一个房产主兼地主家庭。洪水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正值越南被法国殖民者占领时期。法国殖民者和越南封建统治者的野蛮统治，不断激起越南人民的不满和反抗。
在河内师范学校毕业后，洪水追随胡志明去法国，从事革命活动。在巴黎，他认识了周恩来、陈延年、李富春等中国战友。1924年年底，16岁的洪水怀揣着爱国理想，来到中国寻求革命火种。1925年初到达广州并经蔡畅介绍进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广州也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在革命的危急关头，洪水毅然退出国民党，后由陈一民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11日参加了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洪水由越南党组织安排转移到泰国。
1928年6月，中共两广省委通过越南革命青年会通知洪水，让他返回中国参加党的秘密活动。于是洪水再次来到中国，在香港海员工会从事工人运动的组织工作。此时，正值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的紧要时期。1929年1月初，湘、赣两省国民党军在萍乡成立“会剿”总指挥部，纠集了6个旅约3万人的兵力，准备分五路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国工农红军发动第三次“会剿”。
洪水受过良好的教育，加之性格爽朗幽默，在行军打仗之余还担当宣传工作。有一段时期，他在红军学校担任宣传科科长兼政治文化教员，并与李伯钊、赵品三等人共同努力，创办了工农红军历史上第一个剧社——工农剧社，在中央苏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洪水的知名度也随之大大提高。
洪水被调入中央苏区，来到了红十二军所属的汀（长汀）连（连城）赤卫团任职。1930年6月中旬，红四军、红六军和红十二军合编成红军第一路军，不久改称红军第一军团，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和前敌委员会书记。从此，洪水开始了在毛泽东、朱德直接领导下的武装革命斗争生涯。
1931年春，洪水调入新编的红十二军第三十四师，先后担任第一〇二团政治委员，师政治部副主任、主任等职，率领所属部队经历了其后的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1934年1月，他参加了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1935年6月18日，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胜利会师。随后，洪水随朱德、刘伯承来到左路军工作。由于洪水作为朱德、刘伯承的坚定跟随者，坚决执行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并敢于面对面地同张国焘进行激烈辩论，结果被张国焘打成“国际间谍”，列入了捕杀名单，幸亏有朱德和刘伯承的巧妙保护，他才免遭杀害，但却又一次被开除了党籍。
洪水对革命始终充满坚定的信念。部队被打散，孤身一人的洪水化装成当地老百姓，独自由南向北，爬雪山、过草地，义无反顾地奔向延安。时值隆冬，为了生存，为了找到中央红军，他一路帮人放牧、讨饭，遇到敌人还要东躲西藏，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在1936年年初走到延安。
抗战开始后，洪水被派到山西五台县东冶区当民运干部。他发动群众“借”了阎锡山老丈人家的几百支长短枪，气得阎锡山大骂：“洪水洪水，简直洪水猛兽。”为此阎锡山找到当时正在太原的周恩来，以统战组织牺盟会的名义，逼着八路军方面处理洪水。结果洪水被调到晋察冀军区，又被开除党籍。不过这只是为了应付阎锡山，洪水到了晋察冀军区不久，又恢复了党籍。
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者占领了越南。在越南共产党和胡志明的请求下，中共中央认真研究后决定，先调洪水回延安，在中央党校参加整风学习，经过休整后回越南参加抗战。
越南八月革命前，越南共产党再次向中国共产党提出，希望在中国工作的洪水等越南同志尽快回国参加斗争。为回国后能更好地发挥作用，洪水和其他即将回国的越南同志抓紧做好各方面准备。洪水则把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著作翻译成越南文。
1945年11月初，洪水回到河内后，立即前去看望胡志明主席。胡志明高兴地对洪水说：“山弟（胡志明对洪水的爱称），好样的，祖国正等着你呢！”为适应越南的斗争和工作环境，已改名为阮山的洪水被任命为越南南方抗战委员会主席。1947年年初，他到连接北南战场的四、五战区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在这里，他要完成两个使命，既要坚守越南中部的战略要地，又要承担支援全国抗战的重任。
洪水虽在中国从事了20多年的武装斗争，但他不是机械地照搬中国革命的理论词条，而是根据越南的国情和每个战役的特点，灵活地指挥作战。这期间，洪水还撰写了不少军事著作，特别是《战术》和《越南革命的战略力量——民兵》两部著作，为越南的革命军事理论奠定了基础。他在胡志明主席的领导下参加越南抗法战争，为越南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卓越功勋。1948年，洪水被授予越南当时的最高军衔——少将。
1950年，为了加强中越两党、两国、两军的联络，洪水重返中国，先后在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联络部、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后来并入总参谋部）工作。1951年任中共中央统战部科长，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条令局副局长，总参战斗训练杂志社社长。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启动军衔制。在周总理的关照下，洪水最终被授予少将军衔，成为同时拥有中越两国少将军衔的第一人。
1956年夏，洪水病了，经检查是肺癌晚期。这时他格外想念他的祖国，提出了归国的要求。
毛主席、周总理在全国政协礼堂接见了洪水。周总理亲自安排他回国事宜，国防部长彭德怀、总参谋长黄克诚仔细交代洪水的秘书韩守文等同志护送洪水回国，并决定送给洪水3万元人民币作为治病费用。在当时，这是一笔相当大的数目。在越南，国家领导人薪金最高的是胡志明主席，每月3.5万越盾，合人民币35元，其他领导人仅30元。因此，洪水说：“我来中国是革命的。3万元太多了，我不要。”
“这是党中央的决定。你对中国革命有很大贡献，是积劳成疾，中国人民永远感激你！”彭德怀说，“我们不仅要对你负责到底，也要对越南党和政府负责。越南现在条件十分艰苦，困难很多，不能再给越南增加负担了。”洪水无法推辞，这才收下巨款。
马海德：情系中国的红色医生
马海德原名沙菲克·乔治·海德姆，出生于美国纽约州西部港口城市布法罗。8岁那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一场席卷全球的可怕瘟疫，让死里逃生的海德姆开始对人生进行深度思索。
为了应对流感危机，当时的美国出现了很多提供免费医疗的医生。一位好心的老医生亲自到家里免费为贫穷的海德姆一家治疗，使他们转危为安。这让年幼的海德姆内心深处升起一个强烈的愿望：“长大了我一定要当一名医生，为天下穷困的人看病！”
1933年，天资聪颖、踏实勤奋的海德姆，靠着奖学金从瑞士日内瓦大学毕业并获医学博士学位，正式成为一名医生。医生的职业不仅可以带来很高的收入，还让他拥有令人尊敬的社会地位，但海德姆不顾父母的坚决反对，毅然决定奔赴正处于战火中的中国上海考察热带病。海德姆始终记得自己儿时的梦想。
如果说此时年轻的海德姆正在实现儿时治病救人的理想，那么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则让他的人生信念发生了质的转变。
十里洋场的大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来自天南地北的人都想在这里实现自己飞黄腾达的梦想。放眼四望，满眼繁华，但求生之艰，实在让踏上异国他乡的青年为自己微薄的收入汗颜。漂洋过海的海德姆和相伴而来的两位同学先后在上海广慈医院和雷士德医院工作，后来又想方设法在九江路开设了一家私人诊所，还常常找机会去给医学院的学生们上临床课，以期多些收入。即便这样夜以继日地工作，他的生活还是时常捉襟见肘。仅仅坚持了一年多，海德姆的两位同学实在忍受不了，先后离他而去。
海德姆这位学有所成的医学博士，脑子里不时浮现起小时候那位医生上门免费为全家人治病的情景，靠着心底那个梦想的支撑，海德姆留在了上海。这一留，成了他命运转变的开始。
20世纪30年代，中国正遭受日寇侵略。加上国民党对共产党实施的白色恐怖，一时间，上海掀起了血雨腥风。
作为一个治病救人的外国人，海德姆忽然发现被病毒侵蚀的身体有被治愈的希望，但制度却会消灭更多人的生命。但哪一种制度才会让更多人幸免于难？哪一种制度才能让更多的人过上幸福的生活？
海德姆去工厂进行职业病调查，与在公共租界担任工厂督察的新西兰人路易·艾黎成为好朋友。他们常常在一起探讨时事，交流对底层弱势群体生存状况的看法。海德姆更加深切地体会到，穷人需要的不仅是药片，更重要的是整个社会病症的医治。
接触社会现实越多，海德姆内心就越沉重。“我可以每天治好一个中国病人，可是现行的社会制度却可能让成千上万人在同一天死去，所以我考虑再三，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投身革命。”海德姆在给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在整个中国都处于苦难的时候，个人的问题都微不足道。我对中国和中国人民争取解放的事业十分关注。”
海德姆看到国民党在虹桥机场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青年，这才知道中国还有另外一个世界。为了弄明白这个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海德姆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研究中国革命问题。从新认识的朋友史沫特莱那里，海德姆阅读了《中国红军在前进》一书，知道了江西苏区的消息，知道了中国红军和共产党领导的苏区的新生活。史沫特莱告诉他：“仅仅靠行医救死扶伤是不够的，我们应该做更多的事情来帮助中国人民改变这个黑暗的社会。”
认识宋庆龄是海德姆成长为一名共产主义信徒的关键。在宋庆龄的严格考验和培养锻炼下，他不但更进一步接触到了中国革命，知晓了许多与中国共产党有关的事情，還利用美国人的身份，经常穿梭于上海的大街小巷，成为中共地下党的秘密联络人，完成宋庆龄嘱托的掩护地下工作人员和传送情报等任务。
1936年5月底，海德姆在宋庆龄的安排下，偕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去革命圣地延安。两人到达陕北后，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接见。此时延安的中国共产党还并不为外面的世界所了解。蒋介石政府开动宣传机器，鼓吹中国共产党威胁论调。西方记者斯诺发表了在陕北3个月里的所见所闻，让国际社会了解到了真相。
随行的海德姆看到了延安的真实情况，他相信这里的人组建的这个生机勃勃的红色政权，会让他用药片救治下来的人有更多存活的机会，会给予他更多用手术刀救治病人的机会。海德姆决定留在延安，他开始从一个对革命的同情者变成一个真正的革命者。
周恩来得知海德姆的祖先是阿拉伯人后，向海德姆提议说：“（陕甘宁）回族地区姓马的人比较多，你就叫马海德吧！”从此，海德姆就有了一个中国名字——马海德。1936年10月中旬，马海德决定加入中国工农红军。12年后的1948年，毛泽东主席在西柏坡说：“马海德是在根据地中共党员、红军战士损失百分之九十的情况下加入我们队伍的。”
马海德加入红军后，党中央、毛泽东任命马海德这位医学博士为“中央红军卫生总顾问”，标志着他正式成为红军队伍中的一员。1937年2月10日，马海德向周恩来申请并经同意，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马海德以美国专家的身份参加红军，成为第一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国党员，这在中共党史上是从未有过的新鲜事。马海德自成为“中央红军卫生总顾问”后，不只是给中央首长做保健医生，还坚持为延安地区广大军民治病。据有病案可查的记录，仅在1944年到1947年期间，马海德在延安地区诊治的伤病员就达到了4万多人次。
马海德筹建了陕甘宁边区医院，为发展八路军和红色根据地的医疗卫生事业打下了良好基础。马海德在好友白求恩大夫不幸逝世后，于1939年11月15日写了《我认识的诺尔曼·白求恩》一文，最早在海外媒体上宣传白求恩的事迹。马海德和中央军委卫生部的领导共同商量后，建立了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总院，先后发展了8所中心医院，24所分院，形成了总计拥有11800张病床的医疗网。 马海德不仅是医疗专家，还是一位人民外交家。多年来，他参与了大量外事工作。1944年7月，驻华美军司令史迪威将军派了一个美军观察组来到延安，中央决定由马海德和黄华两人担任美军观察组的顾问。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1月，由美国、中共和国民党三方代表参加的军调处执行部在北京成立，马海德充分利用和美国代表团成员在一起的机会，向他们讲述自己的经历和多年来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告诉他们抗战胜利后的中国人民多么渴望和平，以及中共为了争取和平、制止内战作出了怎样的努力。在此工作期间，他还陪同安娜·路易丝·斯特朗女士飞往延安访问毛主席。正是在这次访问中，毛主席作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
1949年9月，经周恩来总理亲自签署，马海德成为加入新中国国籍的第一位外国人。
几天之后，毛泽东主席邀请马海德一家，在家里举行宴会招待这位为中国革命无私奉献的外国人。在开国大典上，马海德作为新中国公民，被邀请上天安门城楼观礼。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海德协助组建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致力于性病和麻风病的防治和研究。1953年，在他的提议下中国皮肤性病研究所（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性病研究所前身）成立。作为副所长和顾问，马海德在性病和麻风病的防治和研究方面，取得了世界范围内的成果。
马海德在攻克性病之后，提出在中国消灭麻风病的目标。在他的主持下，江苏省海安县和广东省潮安县成立了麻风病综合防治研究基地。中国50多万麻风病人，得到了有效救治。
经过他不懈的努力，广州成立了中国麻风病防治协会、中国麻风病福利基金会和中国麻风病防治研究中心，第一届国际麻风病学术交流会在中国召开。从新中国成立到马海德去世，因为他的努力，麻风病病发人数下降到每年不足2000人，治愈病人21万人，中国基本上控制了麻风病。马海德曾任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和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1988年9月23日，国家卫生部授予他“新中国卫生事业的先驱”荣誉称号。
1988年10月3日，马海德在北京病逝。根据他的遗嘱，他的骨灰一部分被安置在北京，一部分撒在陕北的黄土高坡，还有一部分带回美国家乡。中国人民没有忘记马海德，2009年，他被评选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2019 年，他被评选为“最美奋斗者”“新中国成立以来100位感动中国的西方人物之一”。
李敦白：架起中外交流桥梁
与马海德不同的是，李敦白1921年8月14日出生于美国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的一个名门望族，姓名是悉尼·里滕伯格。他从小就“离经叛道”，17岁时开始参加工会和学生运动，支持黑人解放斗争，19岁就成为美国共产党党员。1942年，当时还叫里滕伯格的李敦白应征入伍。
根据当时美国的有关规定，他入伍以后不得不脱离党籍。1943年，他被调到斯坦福大学陆军语言学校学习中文。1945年9月16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一个月，李敦白来到中国云南。他被分配到昆明美军军法处赔偿损失部担任中文专员，专门负责调查美军在当地的违法行为以及当地的中国人向美国军方索赔的案件。这份工作让他有很多机会接触到中国社会不同阶层的人民，渐渐看到国民党当局的腐败和黑暗的统治，更对口耳相传中廉洁并且充满理想的中国共产党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
在这里，开明书店的老板给他取了一个地道的中文名字——李敦白，就是在唐代大诗人李白的名字中间加了个代表厚道正直的“敦”字，而且与“Rittenberg”谐音。
李敦白经办的第一个案件是一个12岁女孩的死亡案。案件的最终处理结果，是受害者家属只得到8美元的赔偿。李敦白通过阅读中国报纸杂志了解中国社会，他很喜欢阅读中国共产党主办的《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想不到由此结交了一些中共地下党员。他常常利用美军的身份，替他的地下党朋友购买一些紧俏的商品，甚至用美军的吉普车把上了国民党反动派“黑名单”的中共地下党员转移到城外，帮助他们脱离险境。
為了避免退伍回国，李敦白想方设法调赴上海的美军陆军总部工作，最终如愿以偿地留在了让他“觉得很精彩”的中国。经昆明中共地下党员的介绍，他和上海的中共地下党接上了头，并认识了宋庆龄。不久，通过宋庆龄的介绍，李敦白成为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驻华办事处的救济观察员，任务是把救济粮送往受灾地区，包括解放区。为此他非常高兴，因为从此他“脱离”了美国军队。
正是这个工作，让作为美国观察员的李敦白意外获悉国民党将要“围剿”共产党部队的情报，他及时转告了当时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李先念。后来，李敦白被邀请到了他向往的革命圣地延安。在延安，李敦白认识了时任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中央青年团书记冯文彬，并且见到了毛泽东、朱德。这些共产党的领袖为人随和，对他礼貌有加。在这里，他看到了和国民党统治区截然不同的情形，这里人人平等，遇事公开讨论，重视群众意见。
李敦白懂中、英文，被安排担任新华总社的英语专家，负责翻译和修改稿件。在张家口时，李敦白就已经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到了延安后他再次提出了请求，并且请在中原解放区相识的李先念、王震作为自己的入党介绍人。经中央书记处五大书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的直接批准，李敦白成为首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美国人（马海德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加入中国籍）。此后不久，斯特朗第二次到延安采访。新华总社的负责人廖承志委派李敦白担任翻译，陪同斯特朗访问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同志。李敦白为斯特朗把一些文件、资料译成英文，两个人合作撰写、著述。李敦白的工作得到了中央领导人的肯定。
1946年底，毛泽东在同几个西方记者谈话中说：“现在有两种美国人，马海德、李敦白、史沫特莱都是好的美国人，在延安有个斯特朗也是好人，这样的人我们都欢迎。”与此同时，李敦白也加深了对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认识，并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47年3月，国民党胡宗南部进攻延安，新华社转移到太行山麓的涉县，李敦白在该地工作了大约一年。在此期间，他协助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开办了英语广播。1948 年5月间，新华社又转移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附近的几个村庄，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工作。 “我还是那个努力在中美之間架起桥梁的人。只要在这座桥上发挥作用，再小的人物也可以变得很伟大。”1986年2月11日，李敦白和夫人王玉琳在北京友谊宾馆举办了来华40年和他们结婚30年纪念的招待会。李敦白在中国非同寻常的经历对他来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晚年的李敦白与妻子在美国注册了一家公司，名称就叫“李敦白有限公司”，专门为在中国做生意的美国公司做咨询顾问。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以一种新的方式，做些实际的、对中国有益的事情”。
洪水：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双料将军
在我国的开国将军中，一位名叫洪水的少将别具风采，他不仅是中国的开国将军，还兼有越南人民军少将军衔，这在世界军事史上恐怕也是非常罕有的。
洪水原名武元博，1908年出生于原法属殖民地越南首都河内的一个房产主兼地主家庭。洪水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正值越南被法国殖民者占领时期。法国殖民者和越南封建统治者的野蛮统治，不断激起越南人民的不满和反抗。
在河内师范学校毕业后，洪水追随胡志明去法国，从事革命活动。在巴黎，他认识了周恩来、陈延年、李富春等中国战友。1924年年底，16岁的洪水怀揣着爱国理想，来到中国寻求革命火种。1925年初到达广州并经蔡畅介绍进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广州也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在革命的危急关头，洪水毅然退出国民党，后由陈一民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11日参加了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洪水由越南党组织安排转移到泰国。
1928年6月，中共两广省委通过越南革命青年会通知洪水，让他返回中国参加党的秘密活动。于是洪水再次来到中国，在香港海员工会从事工人运动的组织工作。此时，正值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的紧要时期。1929年1月初，湘、赣两省国民党军在萍乡成立“会剿”总指挥部，纠集了6个旅约3万人的兵力，准备分五路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国工农红军发动第三次“会剿”。
洪水受过良好的教育，加之性格爽朗幽默，在行军打仗之余还担当宣传工作。有一段时期，他在红军学校担任宣传科科长兼政治文化教员，并与李伯钊、赵品三等人共同努力，创办了工农红军历史上第一个剧社——工农剧社，在中央苏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洪水的知名度也随之大大提高。
洪水被调入中央苏区，来到了红十二军所属的汀（长汀）连（连城）赤卫团任职。1930年6月中旬，红四军、红六军和红十二军合编成红军第一路军，不久改称红军第一军团，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和前敌委员会书记。从此，洪水开始了在毛泽东、朱德直接领导下的武装革命斗争生涯。
1931年春，洪水调入新编的红十二军第三十四师，先后担任第一〇二团政治委员，师政治部副主任、主任等职，率领所属部队经历了其后的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1934年1月，他参加了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1935年6月18日，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胜利会师。随后，洪水随朱德、刘伯承来到左路军工作。由于洪水作为朱德、刘伯承的坚定跟随者，坚决执行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并敢于面对面地同张国焘进行激烈辩论，结果被张国焘打成“国际间谍”，列入了捕杀名单，幸亏有朱德和刘伯承的巧妙保护，他才免遭杀害，但却又一次被开除了党籍。
洪水对革命始终充满坚定的信念。部队被打散，孤身一人的洪水化装成当地老百姓，独自由南向北，爬雪山、过草地，义无反顾地奔向延安。时值隆冬，为了生存，为了找到中央红军，他一路帮人放牧、讨饭，遇到敌人还要东躲西藏，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在1936年年初走到延安。
抗战开始后，洪水被派到山西五台县东冶区当民运干部。他发动群众“借”了阎锡山老丈人家的几百支长短枪，气得阎锡山大骂：“洪水洪水，简直洪水猛兽。”为此阎锡山找到当时正在太原的周恩来，以统战组织牺盟会的名义，逼着八路军方面处理洪水。结果洪水被调到晋察冀军区，又被开除党籍。不过这只是为了应付阎锡山，洪水到了晋察冀军区不久，又恢复了党籍。
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者占领了越南。在越南共产党和胡志明的请求下，中共中央认真研究后决定，先调洪水回延安，在中央党校参加整风学习，经过休整后回越南参加抗战。
越南八月革命前，越南共产党再次向中国共产党提出，希望在中国工作的洪水等越南同志尽快回国参加斗争。为回国后能更好地发挥作用，洪水和其他即将回国的越南同志抓紧做好各方面准备。洪水则把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著作翻译成越南文。
1945年11月初，洪水回到河内后，立即前去看望胡志明主席。胡志明高兴地对洪水说：“山弟（胡志明对洪水的爱称），好样的，祖国正等着你呢！”为适应越南的斗争和工作环境，已改名为阮山的洪水被任命为越南南方抗战委员会主席。1947年年初，他到连接北南战场的四、五战区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在这里，他要完成两个使命，既要坚守越南中部的战略要地，又要承担支援全国抗战的重任。
洪水虽在中国从事了20多年的武装斗争，但他不是机械地照搬中国革命的理论词条，而是根据越南的国情和每个战役的特点，灵活地指挥作战。这期间，洪水还撰写了不少军事著作，特别是《战术》和《越南革命的战略力量——民兵》两部著作，为越南的革命军事理论奠定了基础。他在胡志明主席的领导下参加越南抗法战争，为越南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卓越功勋。1948年，洪水被授予越南当时的最高军衔——少将。
1950年，为了加强中越两党、两国、两军的联络，洪水重返中国，先后在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联络部、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后来并入总参谋部）工作。1951年任中共中央统战部科长，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条令局副局长，总参战斗训练杂志社社长。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启动军衔制。在周总理的关照下，洪水最终被授予少将军衔，成为同时拥有中越两国少将军衔的第一人。
1956年夏，洪水病了，经检查是肺癌晚期。这时他格外想念他的祖国，提出了归国的要求。
毛主席、周总理在全国政协礼堂接见了洪水。周总理亲自安排他回国事宜，国防部长彭德怀、总参谋长黄克诚仔细交代洪水的秘书韩守文等同志护送洪水回国，并决定送给洪水3万元人民币作为治病费用。在当时，这是一笔相当大的数目。在越南，国家领导人薪金最高的是胡志明主席，每月3.5万越盾，合人民币35元，其他领导人仅30元。因此，洪水说：“我来中国是革命的。3万元太多了，我不要。”
“这是党中央的决定。你对中国革命有很大贡献，是积劳成疾，中国人民永远感激你！”彭德怀说，“我们不仅要对你负责到底，也要对越南党和政府负责。越南现在条件十分艰苦，困难很多，不能再给越南增加负担了。”洪水无法推辞，这才收下巨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