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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1年起，日本电视台（Nippon TV）几乎每年都会播出一期时长大约2个小时的益智类特别节目，简称《头脑王》。节目组从全日本预选出8名参赛者以争夺“头脑王”的称号，获胜者可赢得100万日元的奖金。每期节目都可谓“神仙打架”，参赛者大多来自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偶尔会有庆应义塾大学等名校学子点缀其中。最终，冠军毫无例外地在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之间产生，尤其是两所大学医学部的学子，表现极为亮眼。截至2021年2月，《头脑王》共播出9期，其中，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学子分别赢得7次和2次冠军。
在《名侦探柯南》的世界里，西有服部平次，东有工藤新一。京都大学和东京大学常被类比为服部平次和工藤新一的关系，即“西有京都大学，东有东京大学”。若论录取难度、毕业生收入、财政拨款等，东京大学无疑位于日本大学的最顶端。对于成绩极为突出的学子而言，京都大学似乎是“退而求其次”的存在。其实，早在两所大学创立之初，世人心中的高低顺位就已定下。
江户时代，天皇居于京都，德川幕府则在江户（现在的东京）执掌权柄。在将近300年的岁月里，江户逐渐发展成为日本的政治文化中心，而京都这座古城则显得有些衰败。到了江户时代末期，西方列强迫使日本打开国门，在此风雨飘摇之际，德川幕府的威信摇摇欲坠。随着“大政奉还”“王政复古”等事件的相继发生，京都重新成为日本的政治中心。1868年秋，明治天皇发布诏书，改“江户”为“东京”，此后经历了一系列的策划和讨论，天皇和政府都迁移到东京，史称“东京奠都”，东京在事实上发挥了首都的作用。
既然东京已成为日本的政治中心，那么在天子脚下创设第一所大学也就变得理所当然。1877年，东京大学正式创立，接着于1886年依照《帝国大学令》改名为“帝国大学”。此后有人提出在日本近畿地区另设大学，但是由于财政困难，长期以来，东京大学即“帝国大学”都是日本政府创办的唯一一所帝国大学。
转机出现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后。1895年，清政府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连同“赎辽费”在内总共向日本赔偿2.3亿两白银。日本政府的腰包一下子鼓了起来。以此为契机，文部次官牧野伸显在时任文相西园寺公望的指示下起草方案，提议将清朝赔款的一部分用于创立京都帝国大学。该建议虽未被采纳，但京都大学创立事宜却正式提上了日程。1897年，京都帝国大学成立，东京的帝国大学随之改称为“东京帝国大学”。
要创办一所具有近代性质的大学绝非易事。因为日本选择了将“西化”作为近代化的手段，西方的一切都变得权威化，故而需要拥有西方学识甚至留过洋的知识分子来充当师资。京都大学草创时期面临严重的师资缺口，据日本学者天野郁夫调查，除了把意向师资紧急派往西方留学以外，京都帝国大学还聘用了许多东京帝国大学的毕业生。如此一来，在世人心中，成立时间较晚、地理位置相对偏僻、师资力量中有不少源自东京帝国大学的京都帝国大学自然成了比东京帝国大学低一等的存在。哪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帝国大学”的头衔不复存在，但这种高低顺位仍长期存在于日本人的意识当中。
1968—1969年，“东大纷争”爆发，受这场学生运动的影响，日本文部省宣布中止1969年度的东京大学入学考试。许多以东京大学为目标的学子不得不转投其他名校。其中一人名叫森重文，他选择了京都大学。1990年，森重文荣获“数学界的诺贝尔奖”—菲尔兹奖，他不禁感慨万千，“我那时如果去了东大，恐怕没法获得菲尔兹奖”。确实，如日本学者橘木俊诏教授所言，东京大学更多地向社会输送政治家、官僚等文科类精英，而京都大学则有重视理工科、把研究排在第一位的传统。
▲ 汤川秀树
京都大学有别于东京大学的定位，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劣势情况下的主动选择。东京大学地处政治中心，从创立之初就不断向政界输送人才，早已在政界形成了强大的校友网络。远在关西的京都大学毕业生若要去关东的东京政界分一杯羹，自然不占“地利”。另一方面，正因为京都远离政界漩涡，才得以形成独立、自由的学风，培养出专注于学术研究的人才。
如本文开篇所述，几乎每年的“头脑王”都在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学子中产生，两校医学部学子更是其中的佼佼者。这是因为在日本，医学部是最难考的院系，同所综合性大学的医学部入学难度往往高于其他院系。按理说，东京大学医学部的生源应该比京都大学医学部好，“头脑王”节目的冠军比例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但事实上，东京大学医学部没有培养出一名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而京都大学医学部毕业生本庶佑于2018年获得此项殊荣。顺便说一句，臭名昭著的“731部队”创始人、部队长石井四郎也是京都帝国大学的毕业生。
此外，日本首位诺贝尔奖得主是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理学部的汤川秀树，他在京都大学理学部的同年级同學朝永振一郎是日本第二位诺贝尔奖得主，两人均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据说读书时两人就是竞争对手。如果只论日本诺贝尔奖得主的毕业院校，截至2021年初，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各培养出8名诺贝尔奖得主，其中，东京大学有3名诺贝尔奖得主获得的是文学奖、和平奖，而京都大学的诺贝尔奖得主都是自然科学领域的高精尖人才。京都大学在理工科领域的强大科研能力，由此可见一斑。
京都大学除了在理工科的科研领域大放异彩以外，在人文社科学界也声名远扬。举例而言，我们常常听说“京都学派”一词，却很少听到诸如“东京学派”等表述。其实“京都学派”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既指西田几多郎、田边元、高山岩男、高坂正显等哲学家流派，也指内藤湖南、桑原隲藏、宫崎市定等东洋史学家流派。除此以外，近代经济学、文学、宪法学等京都大学不同时代的学者们也被纳入“京都学派”的范畴。从广义的概念来看，京都大学在人文社科领域已形成强大的学术基础和影响力。
不过，狭义的“京都学派”则指以西田几多郎、田边元为师门的哲学家群体。其中，高坂正显、西谷启治、高山岩南、铃木成高被列为“京都学派四天王”。1941年11月26日，也就是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前，日本《中央公论》杂志社召开“世界史的立场与日本”座谈会，其后又于日美开战后，陆续召开了两场座谈会。“京都学派四天王”是参会成员，他们在会上指出，日本要在东亚担任指导者，以“新道德”为基础创造“新秩序”，在世界史的浪潮中用“新秩序”来对抗“欧美秩序”。京都学派希望重新审视西方哲学史，超越西欧近代思想，建构出日本自己的哲学体系，却走上了为日本对外侵略提供理论依据的道路。
▲ 京都大学秋季
与成立时间较早、深度参与到“文明开化”“富国强兵”浪潮的东京大学相比，京都大学诞生于甲午战争后日本初步建立起强国地位的时期，且成立之时就被冠以“帝国大学”的头衔。尽管京都帝国大学的毕业生们较少投身政界，而是精耕学术领域；然而，在日本帝国主义浪潮下诞生的京都帝国大学有意无意地被裹挟其中，为日本的侵略战争贡献了力量。
1947年，京都帝国大学改称“京都大学”，这所“旧帝大”的学者们也对过去的行为加以反省。比如，广岛和平纪念公园有一座名为“若叶”的铜像，碑台上刻着汤川秀树祈祷和平的和歌。这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参与过核武器研究的著名物理学家，在战后积极投身于反核运动，并联名签署《罗素—爱因斯坦宣言》，呼吁各国领导人重视核武器的危险性，采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国际冲突。
西有京都大学，东有东京大学
在《名侦探柯南》的世界里，西有服部平次，东有工藤新一。京都大学和东京大学常被类比为服部平次和工藤新一的关系，即“西有京都大学，东有东京大学”。若论录取难度、毕业生收入、财政拨款等，东京大学无疑位于日本大学的最顶端。对于成绩极为突出的学子而言，京都大学似乎是“退而求其次”的存在。其实，早在两所大学创立之初，世人心中的高低顺位就已定下。
江户时代，天皇居于京都，德川幕府则在江户（现在的东京）执掌权柄。在将近300年的岁月里，江户逐渐发展成为日本的政治文化中心，而京都这座古城则显得有些衰败。到了江户时代末期，西方列强迫使日本打开国门，在此风雨飘摇之际，德川幕府的威信摇摇欲坠。随着“大政奉还”“王政复古”等事件的相继发生，京都重新成为日本的政治中心。1868年秋，明治天皇发布诏书，改“江户”为“东京”，此后经历了一系列的策划和讨论，天皇和政府都迁移到东京，史称“东京奠都”，东京在事实上发挥了首都的作用。
既然东京已成为日本的政治中心，那么在天子脚下创设第一所大学也就变得理所当然。1877年，东京大学正式创立，接着于1886年依照《帝国大学令》改名为“帝国大学”。此后有人提出在日本近畿地区另设大学，但是由于财政困难，长期以来，东京大学即“帝国大学”都是日本政府创办的唯一一所帝国大学。
转机出现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后。1895年，清政府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连同“赎辽费”在内总共向日本赔偿2.3亿两白银。日本政府的腰包一下子鼓了起来。以此为契机，文部次官牧野伸显在时任文相西园寺公望的指示下起草方案，提议将清朝赔款的一部分用于创立京都帝国大学。该建议虽未被采纳，但京都大学创立事宜却正式提上了日程。1897年，京都帝国大学成立，东京的帝国大学随之改称为“东京帝国大学”。
要创办一所具有近代性质的大学绝非易事。因为日本选择了将“西化”作为近代化的手段，西方的一切都变得权威化，故而需要拥有西方学识甚至留过洋的知识分子来充当师资。京都大学草创时期面临严重的师资缺口，据日本学者天野郁夫调查，除了把意向师资紧急派往西方留学以外，京都帝国大学还聘用了许多东京帝国大学的毕业生。如此一来，在世人心中，成立时间较晚、地理位置相对偏僻、师资力量中有不少源自东京帝国大学的京都帝国大学自然成了比东京帝国大学低一等的存在。哪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帝国大学”的头衔不复存在，但这种高低顺位仍长期存在于日本人的意识当中。
理工类人才的摇篮
1968—1969年，“东大纷争”爆发，受这场学生运动的影响，日本文部省宣布中止1969年度的东京大学入学考试。许多以东京大学为目标的学子不得不转投其他名校。其中一人名叫森重文，他选择了京都大学。1990年，森重文荣获“数学界的诺贝尔奖”—菲尔兹奖，他不禁感慨万千，“我那时如果去了东大，恐怕没法获得菲尔兹奖”。确实，如日本学者橘木俊诏教授所言，东京大学更多地向社会输送政治家、官僚等文科类精英，而京都大学则有重视理工科、把研究排在第一位的传统。
京都大学有别于东京大学的定位，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劣势情况下的主动选择。东京大学地处政治中心，从创立之初就不断向政界输送人才，早已在政界形成了强大的校友网络。远在关西的京都大学毕业生若要去关东的东京政界分一杯羹，自然不占“地利”。另一方面，正因为京都远离政界漩涡，才得以形成独立、自由的学风，培养出专注于学术研究的人才。
如本文开篇所述，几乎每年的“头脑王”都在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学子中产生，两校医学部学子更是其中的佼佼者。这是因为在日本，医学部是最难考的院系，同所综合性大学的医学部入学难度往往高于其他院系。按理说，东京大学医学部的生源应该比京都大学医学部好，“头脑王”节目的冠军比例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但事实上，东京大学医学部没有培养出一名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而京都大学医学部毕业生本庶佑于2018年获得此项殊荣。顺便说一句，臭名昭著的“731部队”创始人、部队长石井四郎也是京都帝国大学的毕业生。
此外，日本首位诺贝尔奖得主是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理学部的汤川秀树，他在京都大学理学部的同年级同學朝永振一郎是日本第二位诺贝尔奖得主，两人均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据说读书时两人就是竞争对手。如果只论日本诺贝尔奖得主的毕业院校，截至2021年初，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各培养出8名诺贝尔奖得主，其中，东京大学有3名诺贝尔奖得主获得的是文学奖、和平奖，而京都大学的诺贝尔奖得主都是自然科学领域的高精尖人才。京都大学在理工科领域的强大科研能力，由此可见一斑。
京都学派
京都大学除了在理工科的科研领域大放异彩以外，在人文社科学界也声名远扬。举例而言，我们常常听说“京都学派”一词，却很少听到诸如“东京学派”等表述。其实“京都学派”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既指西田几多郎、田边元、高山岩男、高坂正显等哲学家流派，也指内藤湖南、桑原隲藏、宫崎市定等东洋史学家流派。除此以外，近代经济学、文学、宪法学等京都大学不同时代的学者们也被纳入“京都学派”的范畴。从广义的概念来看，京都大学在人文社科领域已形成强大的学术基础和影响力。
不过，狭义的“京都学派”则指以西田几多郎、田边元为师门的哲学家群体。其中，高坂正显、西谷启治、高山岩南、铃木成高被列为“京都学派四天王”。1941年11月26日，也就是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前，日本《中央公论》杂志社召开“世界史的立场与日本”座谈会，其后又于日美开战后，陆续召开了两场座谈会。“京都学派四天王”是参会成员，他们在会上指出，日本要在东亚担任指导者，以“新道德”为基础创造“新秩序”，在世界史的浪潮中用“新秩序”来对抗“欧美秩序”。京都学派希望重新审视西方哲学史，超越西欧近代思想，建构出日本自己的哲学体系，却走上了为日本对外侵略提供理论依据的道路。
与成立时间较早、深度参与到“文明开化”“富国强兵”浪潮的东京大学相比，京都大学诞生于甲午战争后日本初步建立起强国地位的时期，且成立之时就被冠以“帝国大学”的头衔。尽管京都帝国大学的毕业生们较少投身政界，而是精耕学术领域；然而，在日本帝国主义浪潮下诞生的京都帝国大学有意无意地被裹挟其中，为日本的侵略战争贡献了力量。
1947年，京都帝国大学改称“京都大学”，这所“旧帝大”的学者们也对过去的行为加以反省。比如，广岛和平纪念公园有一座名为“若叶”的铜像，碑台上刻着汤川秀树祈祷和平的和歌。这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参与过核武器研究的著名物理学家，在战后积极投身于反核运动，并联名签署《罗素—爱因斯坦宣言》，呼吁各国领导人重视核武器的危险性，采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国际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