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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今年高考成绩公布,高考状元再次成为社会各界的热门话题,但是,在江苏省高考成绩公布之后,媒体集体“失声”,社会也一片寂静——原来从今年起,该省不再公布高考前100名考生的名次,媒体也就无从打探出谁是今年的高考状元。(据6月25日《扬子晚报》)
不再公布前100名考生名次,得益于今年江苏新出台的“三不”规定,即不宣传中高考成绩,不宣传中商考升学率,不炒作中高考状元。没了状元之扰,记者坦言“轻松了许多”,估计同样感到轻松的还有更多的考生和家长,因为每炒作一位状元,对那些高考失利者可能都是一次打击。
其实,类似江苏的“三不”规定,从教育部到其他地方各级教育部门也都制定过,但是,现实中不是被搁置一边,就是在执行中走样变形,以至炒作商考状元从未绝迹,甚至愈演愈烈。
我们知道,高考也只不过是一次普通的高等级考试,由其产生的状元也就存在着知识偏好、临场发挥等多重原因和偶然因素,这一次考得最好,并不代表素质最高,更不能表明今后发展就好。据教育专家的一份《中国状元职场状况调查》表明,1977年到2006年的30年,全国各省状元全军覆没,没有发现一个成为从政、经商、做学问等方面的杰出人才。这难道还不值得我们深思?
对状元进行炒作,更多地还是利益驱使,对社会来说并无多少实际功效,一些高校、商家、媒体将很多利好的政策和有限的社会资源一古脑地加载到状元身上,对其他考生并不公平。一个理智、客观、公允的社会,是不应该让“马太效应”无限放大的。正因如此,在对待高考状元问题上,我们不妨多些理性,少些锦上添花,而对高考落榜者多些人性关爱,少些讽刺挖苦,对那些考上学校但学费无着者多一些实质性帮助,这也算是一种教育公平吧。
江苏这次带头不公布高考前100名考生名次,“从源头上”堵住了对状元的炒作,对淡化应试教育、推进素质教育具有良好的导向作用。当然,这个良好的开端只点亮了江苏的“一片天”,要想让整个社会进入“无状元时代”,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毕竟人们对高考的关注和对状元的情结“根深蒂固”。
不炒作状元,社会将会减少许多硝烟、喧嚣和浮躁,高考将变得更为理性,教育将交得更为公平,社会将变得更为清明。期盼整个社会“无状元时代”的早日到来。
“权贵经济”损害社会公平
刘道彩
据国务院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部门的一份联合调查报告显示,截至2006年3月底,中国内地私人拥有财产超过5000万元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的有3220人。在超过1亿元的富豪当中,有2952人是高干子女,他们占据了亿元户的91%,拥有资产20450余亿元。(据6月25日《时代周报》)
早在198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禁止领导干部的子女、配偶经商的决定》就提出,“所有干部子女特别是在经济部门工作的干部子女,都不得凭借家庭关系,利用牌价议价差别,拉扯关系,非法倒买倒卖,牟取暴利。”然而,据上述调研报告考证:“亿万富翁”高于子女的资产来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权力资本”。
这让我想到原云南省省长李嘉廷之子李勃的一句话,“身在侯门,不当革命接班人就当商人”。李勃背靠父亲这棵大树,以做生意为名,通过贷款,批地等获取好处费,几年下来收入愈千万。伏法后的李勃才发现,自己其实对做生意一窍不通,没有父亲的关照,在商海中根本就寸步难行。
有人曾归纳不少高干子女的经商之道:以权力作后台,拿老爹当招牌,只赚不亏,一本万利;建筑、房地产、进出口贸易,什么热门就搞什么;倒项目、卖工程,非法批地、贷款,什么与权力关联密切就经营什么。
也许正因如此,“假高干子女”诈骗案也是前仆后继,按下葫芦浮起瓢。浙江一农村妇女金月异,假冒中纪委某高干的女儿,竟然空手套住中国最大的橡胶助剂企业——山东圣奥引%的控股权。故事听起来像天方夜谭,却就在我们眼皮底下实实在在上演了。一个初中水平的农村妇女一路瞒天过海,骗过那么多精明的企业家、主管部门的领导,我想靠的不仅是表演才能,更是那张中央高官之女的假名片。
中国人向来不患贫而患不均。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基尼系数为超过世界警戒线的0.46,社会分配上存在的主要矛盾,不是贫富差距与收入的不均衡,而是获得财富机会的不公平。换言之,现在有很多财富积累不是靠辛勤汗水和正常的商品交换完成的。
有学者曾提出要警惕中国的“权贵经济”,其实,只要权力介入经济活动又得不到制约的时候,资源的配置就会既不符合效率原则,又不符合公平原则,从而出现财富的“权贵化”等问题。只有健全权力约束机制,才能有效杜绝权贵经济的出现,让人民群众都能享有拥抱财富的机会。
不再公布前100名考生名次,得益于今年江苏新出台的“三不”规定,即不宣传中高考成绩,不宣传中商考升学率,不炒作中高考状元。没了状元之扰,记者坦言“轻松了许多”,估计同样感到轻松的还有更多的考生和家长,因为每炒作一位状元,对那些高考失利者可能都是一次打击。
其实,类似江苏的“三不”规定,从教育部到其他地方各级教育部门也都制定过,但是,现实中不是被搁置一边,就是在执行中走样变形,以至炒作商考状元从未绝迹,甚至愈演愈烈。
我们知道,高考也只不过是一次普通的高等级考试,由其产生的状元也就存在着知识偏好、临场发挥等多重原因和偶然因素,这一次考得最好,并不代表素质最高,更不能表明今后发展就好。据教育专家的一份《中国状元职场状况调查》表明,1977年到2006年的30年,全国各省状元全军覆没,没有发现一个成为从政、经商、做学问等方面的杰出人才。这难道还不值得我们深思?
对状元进行炒作,更多地还是利益驱使,对社会来说并无多少实际功效,一些高校、商家、媒体将很多利好的政策和有限的社会资源一古脑地加载到状元身上,对其他考生并不公平。一个理智、客观、公允的社会,是不应该让“马太效应”无限放大的。正因如此,在对待高考状元问题上,我们不妨多些理性,少些锦上添花,而对高考落榜者多些人性关爱,少些讽刺挖苦,对那些考上学校但学费无着者多一些实质性帮助,这也算是一种教育公平吧。
江苏这次带头不公布高考前100名考生名次,“从源头上”堵住了对状元的炒作,对淡化应试教育、推进素质教育具有良好的导向作用。当然,这个良好的开端只点亮了江苏的“一片天”,要想让整个社会进入“无状元时代”,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毕竟人们对高考的关注和对状元的情结“根深蒂固”。
不炒作状元,社会将会减少许多硝烟、喧嚣和浮躁,高考将变得更为理性,教育将交得更为公平,社会将变得更为清明。期盼整个社会“无状元时代”的早日到来。
“权贵经济”损害社会公平
刘道彩
据国务院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部门的一份联合调查报告显示,截至2006年3月底,中国内地私人拥有财产超过5000万元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的有3220人。在超过1亿元的富豪当中,有2952人是高干子女,他们占据了亿元户的91%,拥有资产20450余亿元。(据6月25日《时代周报》)
早在198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禁止领导干部的子女、配偶经商的决定》就提出,“所有干部子女特别是在经济部门工作的干部子女,都不得凭借家庭关系,利用牌价议价差别,拉扯关系,非法倒买倒卖,牟取暴利。”然而,据上述调研报告考证:“亿万富翁”高于子女的资产来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权力资本”。
这让我想到原云南省省长李嘉廷之子李勃的一句话,“身在侯门,不当革命接班人就当商人”。李勃背靠父亲这棵大树,以做生意为名,通过贷款,批地等获取好处费,几年下来收入愈千万。伏法后的李勃才发现,自己其实对做生意一窍不通,没有父亲的关照,在商海中根本就寸步难行。
有人曾归纳不少高干子女的经商之道:以权力作后台,拿老爹当招牌,只赚不亏,一本万利;建筑、房地产、进出口贸易,什么热门就搞什么;倒项目、卖工程,非法批地、贷款,什么与权力关联密切就经营什么。
也许正因如此,“假高干子女”诈骗案也是前仆后继,按下葫芦浮起瓢。浙江一农村妇女金月异,假冒中纪委某高干的女儿,竟然空手套住中国最大的橡胶助剂企业——山东圣奥引%的控股权。故事听起来像天方夜谭,却就在我们眼皮底下实实在在上演了。一个初中水平的农村妇女一路瞒天过海,骗过那么多精明的企业家、主管部门的领导,我想靠的不仅是表演才能,更是那张中央高官之女的假名片。
中国人向来不患贫而患不均。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基尼系数为超过世界警戒线的0.46,社会分配上存在的主要矛盾,不是贫富差距与收入的不均衡,而是获得财富机会的不公平。换言之,现在有很多财富积累不是靠辛勤汗水和正常的商品交换完成的。
有学者曾提出要警惕中国的“权贵经济”,其实,只要权力介入经济活动又得不到制约的时候,资源的配置就会既不符合效率原则,又不符合公平原则,从而出现财富的“权贵化”等问题。只有健全权力约束机制,才能有效杜绝权贵经济的出现,让人民群众都能享有拥抱财富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