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关注紫云英，是在《儿童文学》杂志读到了吴洲星的小说《紫云英》，这篇小说因其独特的“睡棺”情节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几次去浙江，在路边和田野里，我寻觅过紫云英的踪迹。那些在绿叶衬托下的紫白相间的花，随风起舞，宛如一个个古怪的精灵。在我看来，紫云英是一个纯洁无暇的词语，它寄存了人们对南方花草的浪漫怀想。前不久，我读到了周华诚的《紫云英》，在作者质朴干净的文字中，紫云英的多副面孔逐一呈现，它们共同塑造了作者笔下的紫云英形象。
　　在《紫云英》一文中，紫云英是作为一种消费符号出场的。寓居北京的朋友书枝，来到江南，邀“我”共同品尝一盘紫云英。表面上看，这是一种文雅的相聚方式，实则隐含了一种金钱主导的消费模式。作为菜肴的紫云英，它的功能不再是满足人们的审美需要，而是转变为一种对味蕾欲望的无限满足。它折射出一种消费观念的变迁——从前一些被认为乡野鄙俗低下的农作物，成为今天满足所谓的高端群体消费的特权。这一转变颇为耐人寻味，从深层次的原因看，无非是一种金钱对“弱势群体”的再度消费罢了。
　　接下来，紫云英又成为一种平等的伦理符号，只不过此刻它叫作红花草。毫无疑问，紫云英的这副面孔是与特定的时代分不开的。在物质相对匮乏的年代，可供人们消费的食品或作物有限，于是，人与猪吃一样的食物——红花草。在散文中，外公坐到灶下斫猪草，人们只会将最好的东西拿去给别人享用，自己则留下差的，这些颇具农耕文明气息的行为在今天已经被商品经济的法则吞噬殆尽了。所以，作者借红花草之名，凭吊的是人与人亲密无间、人与动物平等相处的乡村伦理。不可否认，在这种回望与怀念的书写中，乡村自有的暴力与野蛮被驱散了，留下的只有安静、素朴、纯净等浪漫情调。坦白而言，这是时下诸多散文作家在书写乡村时惯用的策略，它一方面满足了现代人逃离都市重返乡村的乌托邦冲动，另一方面又流露出对当年生在乡村长在乡村的先辈们的深切怀念。
　　值得注意的是，紫云英的第三种面孔是作为一种文化符号登场的。在散文中，作者从《史记》中的苜蓿一词起笔，辨析了苜蓿与红花草的区别，进而强调了牛吃红花草的危害。接下来，作者又考证了嘉湖农民《沈氏农书》和鲍山的《野菜博录》中对红花草的记载。这种文化血脉上的寻踪是颇有深意的，它还原了红花草作为一种植物的原始面目，厘清了社会、政治、经济等强加至红花草身上的“非法信息”。回归本真，从紫云英到红花草，名称的变化传递出不同的符号功能，也是值得我们深入分析的。
　　通过对紫云英三副面孔的论述，我们不难发现紫云英一词身上承载的多种符号特征：作为一种现代菜肴的消费符号，作为一种平等观念的伦理符号，作为一种植物的文化符号……正是这多重身份的重疊与交织，作者笔下的紫云英形象才得以建构。紫云英承担了这样一种叙述功能：它既直指当下消费时代的种种“雅趣”，又勾连了消逝的乡村经验，还追溯了文化意味上的紫云英的初始面貌。从叙述时间上看，此文由近及远，最终又返归当下，这种画圆式的做法呈现出作者对散文结构的处理方式。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曾将紫云英作为电脑桌面的壁纸，每次电脑从黑色变亮，紫云英的形象就出现在我眼前，看着那绿色中紫白相间的花，我的思绪也跳到了某个旷野，它就像一条向前延伸的路，不断引导我向前寻找一抹绿色与清凉。
　　周聪，青年评论家，长江文艺出版社编辑，现居湖北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