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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至8月，国民政府在庐山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名流参加的“庐山谈话会”，共同商讨国事。7月17日上午，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在谈话会上正式发表《抗战宣言》，拉开了伟大的全民族抗战的序幕。毛泽东指出：《抗战宣言》“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
“庐山谈话会”也因为《抗战宣言》的发表而载入史册。
各界名流聚庐山
1937年5月27日，蒋介石、汪精卫等党政要员上了庐山，商讨对待侵华日军的国策大计。
为了进一步听取民众意见，国民党决定，以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汪精卫和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蒋介石的名义，邀请各党派、各民主团体、各界名人到庐山召开“谈话会”
6月23日，张群以中政会秘书长名义，向全国各界名流正式发出请柬。柬文为：
“敬启者：庐山夏日，景候清嘉，嘤鸣之求，匪伊朝夕。先生积学盛名，世所共仰。汪蒋二公，拟因暑季畅接光华，奉约高轩，一游牯岭。聆珠玉之谈吐，比金石之攻错。幸纡游山之驾，藉闻匡世之言。扫径以俟，欣伫何如。”
被邀者计200余人，谈话日期定于7月15日至8月15日，分三期进行。
7月7日，卢沟桥事变突发，一时全国形势骤紧，举国上下要求立即全面对日作战的呼声直冲庐山。7月8日下午，蒋介石收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9人联名打来的电报：“庐山蒋委员长钧鉴：日寇进攻卢沟桥，实行其武装夺取华北之已定步骤。平津为华北重地，万不容再有丧失。敬恳严令二十九军奋勇抵抗，并本三中全会御亡抗战之旨，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红军将士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家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7月9日下午，蒋介石收到由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等代表全体红军拍来的电报：“我全体红军愿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名为抗日前锋，与日寇决一死战！”各党各派也纷纷致电国民政府，要求立即对日作战。
参加“庐山谈话会”第一期的代表亦都克服各种困难，从全国各地赶奔庐山。
周恩来与各界名流话时局
7月15日上午，汇集庐山的各界名流齐聚“仙岩饭店”，畅叙国事。其中有浙江大学校长竺可祯、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北大文学院长胡适、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长马寅初、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傅斯年、商务印书馆经理王云五、大律师张志让，著名教授和学者梁实秋、梅思平、胡建中等。
《中央日报》的一位记者首先请胡适先生谈谈对时局的看法。胡适略为思忖，随即侃侃而言：“众所周知，我以前曾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然而当今之世，日寇欺人太甚，偌大个华北，已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再这样下去，国将不国，还谈什么研究问题、科学救国！当今最大的问题，就是全国同心，把日寇赶出中国！”
著名教育家张伯苓先生一改平日的平稳、持重，情绪激动地说：“‘南开’凝聚了我一生之心血，战端一开，难以保全。保不住就不保了，决不能向日本人屈服！打烂了‘南开’可以再重建，国家一旦灭亡了，还谈什么教育！”张伯苓说着，禁不住热泪盈眶，听者无不动容。
梁实秋接着说道：“昨天我在松树路漫步，看到路旁石头上刻着马占山将军的一首诗，慷慨激昂，颇有岳飞《满江红》之遗风。”梁实秋抑扬顿挫地吟哦起来：“‘百战赋归来，言游匡山麓。爱此钦崎石，状如於菟伏。摩挲舒长啸，狂飚振林木。国难今方殷，国仇犹未复。禹迹遍荆榛，恐汝眠难熟。何当奋爪牙，万里飞食肉。’马占山将军把林中之石喻为小老虎（於菟），要奋爪扬齿，去飞食日寇之肉，何等壮怀激烈。诗是民国二十二年写的，如今已是民国二十六年了，我们还没有对日宣战，多少‘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啊！”
傅斯年紧接着又补了一句：“再这样下去，全国人民都要成‘遗民’了，‘王师’又在何处耶？！”
众人正在议论纷纷，忽听有人高叫：周恩来先生来了。
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走进“仙岩饭店”。周恩来是上山与国民党进行合作抗日的第四轮谈判的，他抓住“谈话会”这个机会，与各党各派人士、各界名流广泛接触，向他们介绍、宣传中共的抗日救国主张。
周恩来逐个与各位代表握手。当他来到张伯苓面前时，张伯苓一把搂住他，激动地说：“贵党不计前嫌，共赴国难，可敬可佩呀！周先生，你是我们天津的骄子啊！”周恩来也动感情地说：“张伯老毕生为民为国，世所敬仰。在此民族危亡之时，又深明大义，极力主张对日作战，实为国人之楷模呀！”
代表们请周恩来讲话。周恩来谈了中国共产党对合作抗日的一贯主张，强调在国难当头之时，各党各派尤其要精诚团结，以民族利益为重，摒弃一切前嫌、成见，携手共赴国难。周恩来最后说道：“各位先生都是学贯中西、通晓古今的有识之士，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华民族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在世界居领先地位。但是近百年来，我们落后了、衰弱了，多少耻辱的条约，像尖刀一样扎在中国人民的心上，每一个有志之士都无法忍受这种耻辱。中国是我们中国人民的，不能由外国列强任意争夺宰割。只要我们四万万同胞紧紧拧成一股绳，我们不但能战胜外寇，而且一定能建设一个强盛的中国。”
周恩来的一番话受到各位名流的一致赞同。
“庐山谈话会”与《抗战宣言》
1937年7月16日，比原定日期推迟了一天的“庐山谈话会”第一期在传习学舍楼上举行。
会场布置得很别致，没有设主席台，席位被精心安排成“山”字形，桌面铺着洁白的台布，每个坐位前都泡有一杯云雾茶，惟有蒋介石面前是清水一杯。会厅里悬挂着一副巨大垂幔：“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
出席开幕式的共158人，除了各界名流外，还有国民党要人于右任、冯玉祥、李烈钧、戴传贤等，青年党代表左舜生、曾琦，国社党代表张君劢，以及农民党、村治派的代表。
蒋介石和汪精卫并肩而坐。汪精卫一身质地考究的浅灰西装，雪白的领前别着黑蝴蝶领结，头发梳理得整洁光亮。蒋介石身穿玄色长袍，上套黑色马褂，清癯的面容上挂着几丝笑容。
九时许，张群宣布“谈话会”正式开始。他简单地表述了召开“庐山谈话会”的缘起、宗旨和意愿。接着，汪精卫代表政府致词：
“感谢各位代表来此，共商国事……自九一八以来，精诚团结、共赴国难，成为全国一致的口号。共赴国难，是我们共同的目的；精诚团结，是达到此目的所必需的条件。几年以来，不但本党同志，共本此心，不断努力，即全国知识界、产业界的有力分子，也是共本此心。对于国家危急，只宜设法挽救，不宜因见解或政策之不同，而轻言破坏。对于政府所处之困难，加以体谅，予以扶助。最近又突然爆发卢沟桥事件，危机情形，更加严重。根本方法，仍是精诚团结，将全国人力物力，熔成一片，方可以抵抗强敌，自救危亡。对于怎样解除困难，复兴民族，参加谈话会的代表，定有许多高见。还望畅所欲言。要批评的尽量加以批评，要发表的意见，多多发表，千万不存客气，不存芥蒂。我们深信，经此一番讨论之后，必能更看出光明的路线。”
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第一个站起来，慷慨陈言：“日寇猖狂，中国危在旦夕。身为军人，惟有以死相拼。战死疆场，死得其所！现在还有人在说些什么‘和必乱，战必败，败而言和，和而后安’。和了几年，安在何处？还有人把希望寄于美国、英国的出面干涉和援助，中国人民的事情为什么不能由中国人民自己做主？以全国之人力物力，难道还怕小小的日本吗？当今之时，惟有速速抗战，宁使人、地皆成灰烬，决不任敌寇从容践踏而过！”
国社党代表张君劢接着发言：“民国成立前后，吾国党派纷起，各为中华复兴而筹划谋略，惟望吾国能洗雪外寇屡次欺凌之耻辱。民国成立二十六年中，对于中山先生治国之理想，无不竭诚希望其完成。目前国难严重，在此时民族生存之重要，超过一切。必先有民族，方能谈到其它。在国民政府之精诚团结号召下，各党各派，在野人士，都应对政府表示其信任之善意，同心同德，本着中山先生‘天下为公’之遗训，共赴国难，共担忧虑，尽快驱除外虏，光我中华是要。”
在会上发言的还有胡适、左舜生、钱昌照等人。大家一致拥护精诚团结、一致抗日的方针。整个会场充满热烈、慷慨的气氛。
7月17日，“谈话会”的第二天，一个永载史册的日子。一身戎装的蒋介石，精神抖擞地发表《抗战宣言》。他说：“各位先生、女士，中国正在外求和平、内求统一的时候，突然发生了卢沟桥事变。不但我举国民众悲愤不置，世界舆论也都异常震惊，此事发展结果，不仅是中国存亡的问题，而将是世界人类祸福之所系。”“我们是弱国，对自己国家力量，要有忠实估计，为进行建设，绝对的需要和平。过去数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对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之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惟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徬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这一次事件并不是偶然，和平已非轻意可以求得，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已快要临到这极人世悲惨之境地，在这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我们不能不应战。至于战争既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全体代表都静静地倾听着，蒋介石越讲声调越高。他猛然举起一只手臂，厉声说道：“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说着，蒋介石将手臂猛地往下一劈。
会场上响起热烈的掌声，掌声飞出窗外，在峰峦间回荡。与会代表都站了起来，长时间鼓掌，不少人热泪盈满了眼眶。中国人民苦盼了七年的心愿，今天终于得以实现，伟大的全民族的抗日战争，终于在庐山正式拉开了序幕。
在各小组的讨论会上，代表们都衷心拥护蒋委员长的讲话，衷心拥护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
18日，部分代表专程赴庐山西麓海会寺，参加“庐山军官训练团”毕业典礼，勉励即将与日寇作战的将校军官们奋勇杀敌，打出军威国威，驱逐外寇，收复国土，重整河山。
第一期谈话会于7月19日结束，比预定计划提前五天。
出席第二期“庐山谈话会”的各界名流，7月下旬相继抵达牯岭。他们之中有任启珊、吴康、许仕廉、王芸生、洪深、章益、蒋百里、张季鸾、沈钧儒、吴南轩、潘序伦、刘彦、戴修瓒、周北峰、张凌高、肖一山、王亚明、朱庆澜、杜重远、李剑农、陶希圣、顾毓琇、杨公达、潘公展、段锡朋、经亨颐、叶楚伧等。留在庐山的张伯苓、蒋梦麟、胡适等也参加了第二期谈话会。
27日晚，来宾们在“仙岩饭店”共进晚餐，相互交流意见。著名戏剧家洪深忽地跳进餐厅，宣布中国军队重创日军，克复丰台的消息。大家极为兴奋，纷纷举杯庆祝胜利。窗外，传来一阵阵鞭炮声，整个牯岭山城都沸腾了。庐山山民和来山游客纷纷走上牯岭大街游行，欢庆胜利。代表们也涌出饭店，汇入欢腾的人流之中。
7月28日上午，第二期谈话会仍然在传习学舍二楼举行。因蒋介石返回南京主持战局，谈话会由汪精卫独自主持。
汪精卫致完词后，任启珊、吴康、许仕廉、王芸生、章益、吴南轩、潘序伦、洪深相继发言，就政治、外交、经济、教育等方面如何适应举国抗战的新形势发表了各自的意见。汪精卫表示要将代表们的意见好好整理出来，送交行政院和各有关部门，加以仔细研究和落实。
中午，汪精卫照例宴请所有与会代表。席间，潘序伦建议以第二期谈话会同人名义，发电勖勉宋哲元将军及二十九军全体将士。众人一致赞同，当即由王芸生等人拟就电文，云：
“第二期谈话会开始之际，奉读感电，敬悉我忠勇将士守土御寇决心，至深钦佩。读阅战报，尤切激昂。顷闻移节保定，切盼与中央所派各军同心戮力抗战到底。同仁等不敏，竭心力以从诸公之后。中国每一块土地，皆满布每一个国民之血迹。宁使人地都成灰烬，决不任敌人从容践踏而过。谨布精诚，遥祝胜利。”
7月29日，谈话会继续进行。因日军已占领北平，局势日益严峻，加之大政方针已定，与会代表都急于返回原处，安排应对事宜，第二期谈话会于29日下午即告结束。
喧腾的牯岭山城因代表们和大批工作人员及新闻记者们的离去而显得冷清许多，第三期谈话会也因战事紧张而未举行，但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一场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战争正在全面展开，并在八年后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责任编辑 晏蔚青
“庐山谈话会”也因为《抗战宣言》的发表而载入史册。
各界名流聚庐山
1937年5月27日，蒋介石、汪精卫等党政要员上了庐山，商讨对待侵华日军的国策大计。
为了进一步听取民众意见，国民党决定，以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汪精卫和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蒋介石的名义，邀请各党派、各民主团体、各界名人到庐山召开“谈话会”
6月23日，张群以中政会秘书长名义，向全国各界名流正式发出请柬。柬文为：
“敬启者：庐山夏日，景候清嘉，嘤鸣之求，匪伊朝夕。先生积学盛名，世所共仰。汪蒋二公，拟因暑季畅接光华，奉约高轩，一游牯岭。聆珠玉之谈吐，比金石之攻错。幸纡游山之驾，藉闻匡世之言。扫径以俟，欣伫何如。”
被邀者计200余人，谈话日期定于7月15日至8月15日，分三期进行。
7月7日，卢沟桥事变突发，一时全国形势骤紧，举国上下要求立即全面对日作战的呼声直冲庐山。7月8日下午，蒋介石收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9人联名打来的电报：“庐山蒋委员长钧鉴：日寇进攻卢沟桥，实行其武装夺取华北之已定步骤。平津为华北重地，万不容再有丧失。敬恳严令二十九军奋勇抵抗，并本三中全会御亡抗战之旨，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红军将士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家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7月9日下午，蒋介石收到由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等代表全体红军拍来的电报：“我全体红军愿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名为抗日前锋，与日寇决一死战！”各党各派也纷纷致电国民政府，要求立即对日作战。
参加“庐山谈话会”第一期的代表亦都克服各种困难，从全国各地赶奔庐山。
周恩来与各界名流话时局
7月15日上午，汇集庐山的各界名流齐聚“仙岩饭店”，畅叙国事。其中有浙江大学校长竺可祯、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北大文学院长胡适、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长马寅初、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傅斯年、商务印书馆经理王云五、大律师张志让，著名教授和学者梁实秋、梅思平、胡建中等。
《中央日报》的一位记者首先请胡适先生谈谈对时局的看法。胡适略为思忖，随即侃侃而言：“众所周知，我以前曾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然而当今之世，日寇欺人太甚，偌大个华北，已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再这样下去，国将不国，还谈什么研究问题、科学救国！当今最大的问题，就是全国同心，把日寇赶出中国！”
著名教育家张伯苓先生一改平日的平稳、持重，情绪激动地说：“‘南开’凝聚了我一生之心血，战端一开，难以保全。保不住就不保了，决不能向日本人屈服！打烂了‘南开’可以再重建，国家一旦灭亡了，还谈什么教育！”张伯苓说着，禁不住热泪盈眶，听者无不动容。
梁实秋接着说道：“昨天我在松树路漫步，看到路旁石头上刻着马占山将军的一首诗，慷慨激昂，颇有岳飞《满江红》之遗风。”梁实秋抑扬顿挫地吟哦起来：“‘百战赋归来，言游匡山麓。爱此钦崎石，状如於菟伏。摩挲舒长啸，狂飚振林木。国难今方殷，国仇犹未复。禹迹遍荆榛，恐汝眠难熟。何当奋爪牙，万里飞食肉。’马占山将军把林中之石喻为小老虎（於菟），要奋爪扬齿，去飞食日寇之肉，何等壮怀激烈。诗是民国二十二年写的，如今已是民国二十六年了，我们还没有对日宣战，多少‘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啊！”
傅斯年紧接着又补了一句：“再这样下去，全国人民都要成‘遗民’了，‘王师’又在何处耶？！”
众人正在议论纷纷，忽听有人高叫：周恩来先生来了。
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走进“仙岩饭店”。周恩来是上山与国民党进行合作抗日的第四轮谈判的，他抓住“谈话会”这个机会，与各党各派人士、各界名流广泛接触，向他们介绍、宣传中共的抗日救国主张。
周恩来逐个与各位代表握手。当他来到张伯苓面前时，张伯苓一把搂住他，激动地说：“贵党不计前嫌，共赴国难，可敬可佩呀！周先生，你是我们天津的骄子啊！”周恩来也动感情地说：“张伯老毕生为民为国，世所敬仰。在此民族危亡之时，又深明大义，极力主张对日作战，实为国人之楷模呀！”
代表们请周恩来讲话。周恩来谈了中国共产党对合作抗日的一贯主张，强调在国难当头之时，各党各派尤其要精诚团结，以民族利益为重，摒弃一切前嫌、成见，携手共赴国难。周恩来最后说道：“各位先生都是学贯中西、通晓古今的有识之士，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华民族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在世界居领先地位。但是近百年来，我们落后了、衰弱了，多少耻辱的条约，像尖刀一样扎在中国人民的心上，每一个有志之士都无法忍受这种耻辱。中国是我们中国人民的，不能由外国列强任意争夺宰割。只要我们四万万同胞紧紧拧成一股绳，我们不但能战胜外寇，而且一定能建设一个强盛的中国。”
周恩来的一番话受到各位名流的一致赞同。
“庐山谈话会”与《抗战宣言》
1937年7月16日，比原定日期推迟了一天的“庐山谈话会”第一期在传习学舍楼上举行。
会场布置得很别致，没有设主席台，席位被精心安排成“山”字形，桌面铺着洁白的台布，每个坐位前都泡有一杯云雾茶，惟有蒋介石面前是清水一杯。会厅里悬挂着一副巨大垂幔：“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
出席开幕式的共158人，除了各界名流外，还有国民党要人于右任、冯玉祥、李烈钧、戴传贤等，青年党代表左舜生、曾琦，国社党代表张君劢，以及农民党、村治派的代表。
蒋介石和汪精卫并肩而坐。汪精卫一身质地考究的浅灰西装，雪白的领前别着黑蝴蝶领结，头发梳理得整洁光亮。蒋介石身穿玄色长袍，上套黑色马褂，清癯的面容上挂着几丝笑容。
九时许，张群宣布“谈话会”正式开始。他简单地表述了召开“庐山谈话会”的缘起、宗旨和意愿。接着，汪精卫代表政府致词：
“感谢各位代表来此，共商国事……自九一八以来，精诚团结、共赴国难，成为全国一致的口号。共赴国难，是我们共同的目的；精诚团结，是达到此目的所必需的条件。几年以来，不但本党同志，共本此心，不断努力，即全国知识界、产业界的有力分子，也是共本此心。对于国家危急，只宜设法挽救，不宜因见解或政策之不同，而轻言破坏。对于政府所处之困难，加以体谅，予以扶助。最近又突然爆发卢沟桥事件，危机情形，更加严重。根本方法，仍是精诚团结，将全国人力物力，熔成一片，方可以抵抗强敌，自救危亡。对于怎样解除困难，复兴民族，参加谈话会的代表，定有许多高见。还望畅所欲言。要批评的尽量加以批评，要发表的意见，多多发表，千万不存客气，不存芥蒂。我们深信，经此一番讨论之后，必能更看出光明的路线。”
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第一个站起来，慷慨陈言：“日寇猖狂，中国危在旦夕。身为军人，惟有以死相拼。战死疆场，死得其所！现在还有人在说些什么‘和必乱，战必败，败而言和，和而后安’。和了几年，安在何处？还有人把希望寄于美国、英国的出面干涉和援助，中国人民的事情为什么不能由中国人民自己做主？以全国之人力物力，难道还怕小小的日本吗？当今之时，惟有速速抗战，宁使人、地皆成灰烬，决不任敌寇从容践踏而过！”
国社党代表张君劢接着发言：“民国成立前后，吾国党派纷起，各为中华复兴而筹划谋略，惟望吾国能洗雪外寇屡次欺凌之耻辱。民国成立二十六年中，对于中山先生治国之理想，无不竭诚希望其完成。目前国难严重，在此时民族生存之重要，超过一切。必先有民族，方能谈到其它。在国民政府之精诚团结号召下，各党各派，在野人士，都应对政府表示其信任之善意，同心同德，本着中山先生‘天下为公’之遗训，共赴国难，共担忧虑，尽快驱除外虏，光我中华是要。”
在会上发言的还有胡适、左舜生、钱昌照等人。大家一致拥护精诚团结、一致抗日的方针。整个会场充满热烈、慷慨的气氛。
7月17日，“谈话会”的第二天，一个永载史册的日子。一身戎装的蒋介石，精神抖擞地发表《抗战宣言》。他说：“各位先生、女士，中国正在外求和平、内求统一的时候，突然发生了卢沟桥事变。不但我举国民众悲愤不置，世界舆论也都异常震惊，此事发展结果，不仅是中国存亡的问题，而将是世界人类祸福之所系。”“我们是弱国，对自己国家力量，要有忠实估计，为进行建设，绝对的需要和平。过去数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对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之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惟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徬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这一次事件并不是偶然，和平已非轻意可以求得，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已快要临到这极人世悲惨之境地，在这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我们不能不应战。至于战争既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全体代表都静静地倾听着，蒋介石越讲声调越高。他猛然举起一只手臂，厉声说道：“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说着，蒋介石将手臂猛地往下一劈。
会场上响起热烈的掌声，掌声飞出窗外，在峰峦间回荡。与会代表都站了起来，长时间鼓掌，不少人热泪盈满了眼眶。中国人民苦盼了七年的心愿，今天终于得以实现，伟大的全民族的抗日战争，终于在庐山正式拉开了序幕。
在各小组的讨论会上，代表们都衷心拥护蒋委员长的讲话，衷心拥护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
18日，部分代表专程赴庐山西麓海会寺，参加“庐山军官训练团”毕业典礼，勉励即将与日寇作战的将校军官们奋勇杀敌，打出军威国威，驱逐外寇，收复国土，重整河山。
第一期谈话会于7月19日结束，比预定计划提前五天。
出席第二期“庐山谈话会”的各界名流，7月下旬相继抵达牯岭。他们之中有任启珊、吴康、许仕廉、王芸生、洪深、章益、蒋百里、张季鸾、沈钧儒、吴南轩、潘序伦、刘彦、戴修瓒、周北峰、张凌高、肖一山、王亚明、朱庆澜、杜重远、李剑农、陶希圣、顾毓琇、杨公达、潘公展、段锡朋、经亨颐、叶楚伧等。留在庐山的张伯苓、蒋梦麟、胡适等也参加了第二期谈话会。
27日晚，来宾们在“仙岩饭店”共进晚餐，相互交流意见。著名戏剧家洪深忽地跳进餐厅，宣布中国军队重创日军，克复丰台的消息。大家极为兴奋，纷纷举杯庆祝胜利。窗外，传来一阵阵鞭炮声，整个牯岭山城都沸腾了。庐山山民和来山游客纷纷走上牯岭大街游行，欢庆胜利。代表们也涌出饭店，汇入欢腾的人流之中。
7月28日上午，第二期谈话会仍然在传习学舍二楼举行。因蒋介石返回南京主持战局，谈话会由汪精卫独自主持。
汪精卫致完词后，任启珊、吴康、许仕廉、王芸生、章益、吴南轩、潘序伦、洪深相继发言，就政治、外交、经济、教育等方面如何适应举国抗战的新形势发表了各自的意见。汪精卫表示要将代表们的意见好好整理出来，送交行政院和各有关部门，加以仔细研究和落实。
中午，汪精卫照例宴请所有与会代表。席间，潘序伦建议以第二期谈话会同人名义，发电勖勉宋哲元将军及二十九军全体将士。众人一致赞同，当即由王芸生等人拟就电文，云：
“第二期谈话会开始之际，奉读感电，敬悉我忠勇将士守土御寇决心，至深钦佩。读阅战报，尤切激昂。顷闻移节保定，切盼与中央所派各军同心戮力抗战到底。同仁等不敏，竭心力以从诸公之后。中国每一块土地，皆满布每一个国民之血迹。宁使人地都成灰烬，决不任敌人从容践踏而过。谨布精诚，遥祝胜利。”
7月29日，谈话会继续进行。因日军已占领北平，局势日益严峻，加之大政方针已定，与会代表都急于返回原处，安排应对事宜，第二期谈话会于29日下午即告结束。
喧腾的牯岭山城因代表们和大批工作人员及新闻记者们的离去而显得冷清许多，第三期谈话会也因战事紧张而未举行，但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一场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战争正在全面展开，并在八年后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责任编辑 晏蔚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