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下3度的城市街头，一对年轻夫妇守着摊位上卖不出去的山药犯愁，在他身后不远处的大型超市内，价格更高的山药却卖得异常红火；
　　在城市打拼十年，与一家三口蜗居在小区自行车棚内的刘师傅，正为即将到来的一场大雪做着微不足道的御寒准备；
　　天天奔走在张家李家的钟点工小孔，迎来春节前生意最好的时候，她儿子在城市读书的借读费，就是靠这双粗糙无比的双手挣来的……
　　每个人身边，都有很多这样的城市边缘人。他们太过平凡，以至于人们从不会问，为什么他们与我们不同？
　　城市与乡村二元社会的制度分割，在城市化过程中诞生了很多的“刘师傅”，他们有房屋，但没有所有权凭证；他们有产出，但没有购销合同；他们有“企业”，但没有法人地位。
　　从统计学意义上来说，“刘师傅”已经是城市人，中国城市化率51.27%这个数字中，也要算他一份。
　　从城市化内涵来说，城市化不仅仅是人口的城市化、地域的城市化，更是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城市化，因而，“刘师傅”又算不得真正的城市人。
　　“半城市化”是颇具中国特色的产物。是农民还是市民，“刘师傅”的身份模糊，是制度分割造成的结果。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财税制度以及教育制度等等，将“刘师傅”们围困在布罗代尔钟罩内，他们发现生活中到处都是难以跨越的阻碍，处处都是难以突破的藩篱。
　　那么，什么是布罗代尔钟罩呢？
　　市场经济是一种不断扩展的人类合作秩序，但这一合作秩序曾被一些未知的因素所牵制，致使它无法扩张并占据整个社会。“是什么因素制约着人类合作秩序的扩展？”这一问题曾被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德·布罗代尔视为历史之谜。
　　布罗代尔只是提出了问题，秘鲁经济学家德·索托却为他找到了答案。他在《资本的秘密》一书中发现，正规的法律制度只对少数人开放，广大的穷人长期被边缘化，他们无法从正规的所有權制度中受益。
　　于是，由于制度分割造成的封闭经济状态就被称为布罗代尔钟罩，而“刘师傅”们在城市的遭遇，就是对布罗代尔钟罩最生动的注解。
　　中国是走城市化还是城镇化道路？争议从未停歇，但实践已在路上。当城市化战略弊端浮现之后，城镇化新政的出台，无异于一次刹车转向。路径选择的变化，将带动产业调整、公共基础设施投入等一系列的变化。
　　但是，变化从来不是自动生成的。从战略到战术，从理念到实践，从决策到执行，两端之间，需要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和机制设计。
　　同时，变化从来都是需要克服惯性的。中国城市化进程是一种排斥性增长，是以市民为中心的；而城镇化新政要想真正成为一种包容性增长，就须以农民为主体。
　　“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一直是城镇化道路的倡导者。他认为，仅中国户籍改革的背后，就会涉及200多项利益集团的财政利益。掌握着核心资源的公共部门，其转变的动力足不足够？
　　推动包容性的城镇化战略，需要开放户籍制度，吸纳更多农村人口融入城镇；需要改革土地制度，让农民真正享受到承包地和宅基地带来的财产权益；需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农村转移人口在劳动报酬、劳动保护、子女教育、社会保障、医疗服务、住房租购等方面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权益。
　　如果没有以上制度变革，城镇化就会沦为地方政府的又一场以地生财的狂欢，而布罗代尔钟罩依然会是横亘在城镇化道路上的一块顽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