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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目望去，田野尽头的山连着夏日绚丽的晚霞，我又重新回到了这片土地，想起多年前的某日黄昏，我和背着书包的他走在回家的路上，仿佛人生中第一次我成了某个人未来的导引者、同时也第一次被别人一本正经地导引着，而他，只比我小一岁。
我记得那天，他明眸清澈，眼睛里倒映着天边的云彩，我从他的双瞳里看见了虎一样形状的云朵，充满生气。“长大以后，我想当个科学家。”说完这句话，他朝我腼腆地笑，脸颊上浓浓的红晕，一半是他的，一半来自天那边的晚霞。“我，我想当老师。去我爸爸的城里当老师。”我平生第一次对别人说起积压在心里的秘密，关于未来。“你肯定可以的，你那么厉害！”
他鼓励我，我拍他肩膀，试图让我们重新回到这一段谈话以前的状态，说：“哎！叶港！刚刚跟你说的你可不许告诉任何人哪！不然，再别问我题目了！”他笑，肩膀从我手上挣开，一只手捂着自己的书包，开始狂奔，在离我很远处停下，得意地笑：“你怎么走那么慢，比乌龟还慢！”“你听见没有，你要是告诉别人了，我永远都不会跟你说话了！”我冲他喊。那天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我还在为他会不会把我的秘密告诉给别人而辗转反侧，不过当我醒来已是第二天早上了，屋后有公鸡打鸣的声音传来，揉了揉眼睛，起床了。那年，我8岁，他7岁。
我从外地求学回来，和奶奶闲聊，无意中说起叶港。“一家人都在外面做生意，年前一家人回来，还是小的开的车。”
“你说叶港啊？”
“嗯，是他，大的还没学会，小的开车把一家人载回来的。”
“哦。”
奶奶口中的“小的”即是叶港，“大的”是他双胞胎哥哥叶國，他们的名字源自1997年香港回归。我的脑海中浮现叶港小时候的样子，不过模样很模糊了。
“那他没念书了啊？”
“一家人都在外面做生意。”奶奶像是回答我的提问，也像是在重复她之前的话。
“哦。”关于他，有好多的疑问，不过再问奶奶恐怕也问不出什么了。
他？现在长什么样？在做什么生意？为什么没再念书了呢？他，那个当初说要成为科学家的他现在还在吗？还是，我记忆中依然清晰地那句话，不过是一个小孩子对另一个比他稍大的小孩子说的一句玩笑话，在那天黄昏他一只手捂着书包飞奔出去的时候，也把那句话轻而易举地抛在了脑后？
一
叶港家和我家中间只隔着一间茅草屋，茅草屋的主人原本是一位鳏居多年的老人，靠农村低保一日度一日，年轻时候跟别人打架瞎了左眼，晚年右眼的视力也渐渐消退了，直到最后什么也看不见了。村子里和我同龄的孩子只有一个，是个刚出生没几天就得了脑炎的女孩儿，六岁的时候一说话仍是满嘴直淌下来的口水，眼睛出奇得大，和我说话时两只鱼眼睛骨碌碌对我望着，没有表情，我一开始是不怕她的，而且常常笑她被口水湿透的前胸。她并不在意。后来有一次，我和叶港、叶国正从屋后的梨树林打完梨子回来，在半道上碰见了她，她看着我们一人嘴里啃一个，手里还拿着一个梨子，嘴里口水止不住地流，我给叶国使了个眼色，叶国、叶港也都心领神会，我们三个哈哈大笑，高举着手里的梨子边跑边说：“小傻子！来追我们呀！追到了就给你吃咯！”
她跟着我们跑，我们一溜烟跑到叶港家把门拴上，躲在门后面边吃边笑。她捶门。过一会儿，没了动静，我像贼一样小心翼翼开了门，谁料，她把一捧的苍耳扔到我头上，我拼命大叫要去抓她，却被奶奶唤去回家吃午饭，回到家里，冲奶奶哇哇大哭，奶奶看着我满头的苍耳，心疼地又气愤，知道了是小傻子干的后，立即拖着已哭成花脸的我去小傻子家，还没到她家门口，奶奶便破口大骂：
“你个婊子养的，把我家孙子头毛搞成这个样子，你怕是想死哦！”
她爷爷闻声从屋子里出来，看了我一眼，对我笑笑说：“别哭别哭，我这就把小霞叫过来。”转而一阵似乎雷霆般的咆哮声冲着屋里：“小霞，你给我出来！”
“你看看，你家小霞把我家姗姗头上搞的，这怎么搞得掉啊！”
我摸了摸脸上奶奶被溅出的唾沫星子，心里欢喜。
她爷爷一边给我奶奶赔不是，另一边用满是掌纹和老茧的大手有节拍地打在小霞身上，不时嘴里吐出：“叫你以后给我到处闯祸！叫你以后还敢给我到处闯祸！你和你妈一个样，都不是好东西！”
最后我看到小霞畏缩着站在那里，被我奶奶和他爷爷一起骂，口水和泪水混杂着淌在前胸的衣服上。
“奶奶，我饿了！我们回家吧！”我觉得这场因我而起的游戏是时候结束了——它以我的胜利为我赢回了作为一个正常孩子的尊严。
回到家，奶奶帮我捉头发上的一颗一颗的苍耳果子，苍耳果子粘在蓬松的头发上，每捉出一颗苍耳果子，也把我的几好多发丝揪出来了，拽得生疼，“以后不要跟小霞玩了！”
“那个小妖精和她妈妈一个样，就知道到处闯祸！不是好东西！”奶奶是心疼我，只是她不知道事情是怎样发生的。我的头皮肿了好几天，睡在床上头也咯得疼，夜里疼得睡不着的时候我数窗外的萤火虫，我听见奶奶的鼾声，我看到黑黢黢的树影在风中摇晃，心里害怕见到鬼，出了一身冷汗，这些，我不敢告诉奶奶。
这段其实不知“歧视”、“嘲讽”和“不怀好意”为何物的痛苦经历，使我再不敢去戏谑任何人，一个“傻子”在童年时用苍耳给我带来的教训会在不经意的某些瞬间令我想起她瞪着我的两只“鱼眼睛”、她被大人数落责骂后畏缩的身形以及我肿胀的头皮、失眠的黑夜、夜里我自己吓自己的可怕的想象。
自那次以后，我害怕见到她，也不再去屋后打梨子吃了。
她呢？和我一样吗？
二
当我渐渐懂事，我才知道当年奶奶口中的小霞妈妈——所谓的妖精，不受村里人待见的女人，是怎么一回事。
小霞妈妈是外地人，当初嫁到我们村里来，全村的人没有人不夸她是个漂亮媳妇儿，天生的好脸蛋。待人也很热情，村子里的老奶奶们偶尔去她家和她婆婆说说家长里短，她端茶倒水端板凳，嘴也甜。大家都说，你们家能娶到这么漂亮的儿媳妇，真是八辈子修来的福分呐！可是，有一天夜里，小霞妈妈挺着大肚子在村子里乱跑乱叫，全村的狗都跟着她叫起来，第二天村子里便传开了，说叶中常家的媳妇疯了。当时，她已有五六个月的身孕，在家里经常大吵大闹，说的话家里人也听不懂。有时候跑到大马路上唱歌，遇着路上的中年男人，更会情绪失控，怒目相视，甚至抓狂地挥手挥脚要打人。吃晚饭的时候，她的公公婆婆东喊西唤她回家吃饭，她的身上总会有几处淤青，基本上都是被逼无奈的路人出于正当自卫打的，一直到小霞出生，村里人都没见到过小霞丈夫，听说小霞出生的那天晚上，从天而降的雨帘，村里几个女人帮忙把她送进医院。其实，小霞出生前，小霞的爷爷奶奶待媳妇儿还是不错的，他们一直盼着大孙子，到处祈福，各方求神，一个很有名气的半仙儿给它们算过，儿媳妇肚子里怀的一定是个男孩儿，半仙的话，他们坚信不疑，因而对结果有了更多期待，小霞的到来对他们来说，是怎么也没有想过的，不仅朝思暮想的大孙子没来，小霞的妈妈还因为难产死了。不过一个疯女人的死对于这一家人来说，尤其是她的公公婆婆来说，是福还是祸，恐怕他们也说不清。 三岁的弟弟还不懂得什么叫做别离，更不懂爱，他只知道姐姐会带他玩、逗他笑，给他好吃的好玩的，这就够了。
可是今天姐姐没有，他跑到姐姐跟前，看姐姐坐在地上两只手抱着头，眼泪一滴一滴砸在地上，他用自己胖乎乎的小手碰了碰姐姐的脑袋，没有反应。他说着像“几几”又像“姐姐”的话，姐姐依然没有反应。他就也坐在地上，玩自己的小鸡鸡。
七
转眼一年眼看着就要过去了，庆春夫妇窝在城里租来的小屋里，关上门，从布袋里拿出几沓纸币放在桌子上数起来。
“1、2、3、4、5……”
“好了，这一沓我数的是十五张，总共一千五，你再数一遍。”
“1、2、3、4、5……”
“没错，是十五张。”庆春妻子说着就噗嗤笑了，庆春手里还在数着另一沓钞票，看见妻子笑自己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夫妻俩把三沓钞票来来回回数了七八遍，总共是五千块钱，望着垒起来的厚厚的钞票，庆春不自觉地爱抚地用手上去摸了摸，他的手这一年抓过数不清的砖头瓦片，粘过水泥白浆，指甲盖里塞了洗不净的沙子，在烈日下暴晒在雨里侵蚀，粗大而且显得笨重，手茧子黄黄的，因为抽烟，食指和中指中间握烟的位置明显有些凹进去了。这时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包烟，从中抽出一支烟，刺啦一声，打火机冒出一揪小火苗，烟，点着了。拥挤的小屋充满呛人的味道，庆春妻子知趣的出去了。
一边吸烟，一边吐气。
年前离家的景象历历在目——两鬓斑白的老母亲，一双儿女，大雪覆盖下的田野和路边光秃秃的成排树木。一年过去了，就要带着五千块钱回家了，心里的激动难掩，然而沉重。从登上开往南京的火车开始，他明白他的一生将不再是像他父亲一样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农民了，他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农民工，是农民也是民工。初入南京城，夫妻俩甚至分不清东南西北，开头的几个月过得很艰难，人生地不熟，没有朋友，老乡也很难找，他们是贫贱夫妻也像并肩作战的战友，找了很多地方，听人家说开饭馆能挣钱，想过开饭馆；听人家说修车子也能挣钱，想过给别人修车；听人家说收废品能挣钱，也想过收废品……可是所有这些都需要成本，所想的哪一样不要本钱？而他们有什么呢？除了两双手外，能有什么？
最后，庆春在工地上做小工，一开始给别人帮忙和泥浆、拌砂石，后来和工地上的人熟起来后，别人教他粉刷大楼内墙墙壁，时间一长，也算是掌握了一项谋生的本事，就靠着给别人刷墙挣钱。妻子早年在家是个裁缝，在离住的地方不远的厂子里做裁缝。夏天的时候，城里的大马路上不像农村漆黑一片，到处都有路灯，也为了给家里省点电风扇的电，庆春常常和妻子在马路边上走走，吹着暖风。
记得那一次，工地上一个小头头给民工们发工资，庆春心血来潮，揣着几十块钱的工资到附近的商场里准备给妻子买一条裙子，一家叫“伊人”的店里挂着一件很漂亮的绿色裙子，庆春一眼就看上它了。他凑近操着一口半土不洋的普通话问女老板：“老板，这个裙子怎么卖啊？”
“30元。”
庆春一听，吓坏了，这衣服好看是好看，可是也太贵了，要是把它买了，今天刚领的钱还没在口袋里焐热就没了，想想还是算了吧，去别家看看。
“可以便宜点吗？”临走时又转过身来不甘心地问了一句。
“这位大哥，我卖你是诚心价，你知道我们做生意也不容易，最低28，再低我就没法做了。”老板娘诚心诚意的样子。
“那还是算了吧！不好意思啊。”庆春灰溜溜地走了。
唉，刚才那件要是孩子妈穿上应该挺好看的，可是……唉……
手里拎着的袋子里是30元买来的另一件裙子，不比在第一家看上的那件，倒也是凑合的，毕竟，比那件便宜十几块嘞。他笑了。
八
一根烟抽完以后，妻子还没有回来，还没有睡意，庆春也出去了。城市的晚灯一排排亮起，视野尽头仍然是一片通明，像海。人走在路上，可以清晰地看见自己嘴巴里吐出的白色气团，已是农历一年中的最后一个月了，而自己，此刻还是一个离家千万里的城市谋生者，纵使这座城市有千万盏灯，也没有一盏灯是真正属于自己的，那个因为无数次被问起、回答了无数次的三个字突然地涌上心头，挥之不去，“你老家哪儿的啊？”“安徽的。”只有身处异地的人才会明白你的出生地、成长之乡在你的生命里是怎样一种联结，它是说起来轻飘飘的故乡，却在你名字的背后写满属于你的、亲人们的、所有家乡里的人们的故事，那片土地像血液一样流淌在你的生命里，一刻也不停息。
庆春夫妇打包好所有需要带回家的东西，一年将尽的时刻，这座平日热闹喧嚣的南京城突然像胃被掏空了一样感到前所未有的饥饿和疲乏——和年前无数的乡下农民一窝蜂涌入城时的感觉截然相反，当初空前膨胀，几乎快要撑破的胃，慢慢消化终于恢复正常，然而，突然地一年时间过去了，南来北往的人们该回家了，离开南京——这座不属于他们的城市。它突然地，很痛。
他们是英雄，柴门犬吠，风雪夜归。
九
我知道后来村子上的许多青壮年走着和庆春夫妇同样的路子，留下家中老迈的父母和年幼的孩子。我知道别人他们的孩子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
我的爷爷和奶奶是目不识丁的老两口，然而我却把他们伪装成了会写自己名字的“文化人”。
小学时，老师们每天给我们布置作业的时候，都喜欢在最后补上一句：“你们写完作业后必须让家长签字啊！”每当听到这样的话我都要在心里狠狠地骂上老师三遍。然后，在放学回家的路上自己一个人流泪。
辛梅是我在班上最好的朋友，没有之一。
她的爸爸是醫生，在小镇上有一家自己的诊所，所以她一直是和她爸妈生活在一起。她不需要考虑每次写完作业该由谁来签字的问题，而我不是。
为什么？
为什么辛梅的爸妈能够陪在她身边，而我，只能偶尔在电话里听到我父母的声音？
我记得那天，他明眸清澈，眼睛里倒映着天边的云彩，我从他的双瞳里看见了虎一样形状的云朵，充满生气。“长大以后，我想当个科学家。”说完这句话，他朝我腼腆地笑，脸颊上浓浓的红晕，一半是他的，一半来自天那边的晚霞。“我，我想当老师。去我爸爸的城里当老师。”我平生第一次对别人说起积压在心里的秘密，关于未来。“你肯定可以的，你那么厉害！”
他鼓励我，我拍他肩膀，试图让我们重新回到这一段谈话以前的状态，说：“哎！叶港！刚刚跟你说的你可不许告诉任何人哪！不然，再别问我题目了！”他笑，肩膀从我手上挣开，一只手捂着自己的书包，开始狂奔，在离我很远处停下，得意地笑：“你怎么走那么慢，比乌龟还慢！”“你听见没有，你要是告诉别人了，我永远都不会跟你说话了！”我冲他喊。那天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我还在为他会不会把我的秘密告诉给别人而辗转反侧，不过当我醒来已是第二天早上了，屋后有公鸡打鸣的声音传来，揉了揉眼睛，起床了。那年，我8岁，他7岁。
我从外地求学回来，和奶奶闲聊，无意中说起叶港。“一家人都在外面做生意，年前一家人回来，还是小的开的车。”
“你说叶港啊？”
“嗯，是他，大的还没学会，小的开车把一家人载回来的。”
“哦。”
奶奶口中的“小的”即是叶港，“大的”是他双胞胎哥哥叶國，他们的名字源自1997年香港回归。我的脑海中浮现叶港小时候的样子，不过模样很模糊了。
“那他没念书了啊？”
“一家人都在外面做生意。”奶奶像是回答我的提问，也像是在重复她之前的话。
“哦。”关于他，有好多的疑问，不过再问奶奶恐怕也问不出什么了。
他？现在长什么样？在做什么生意？为什么没再念书了呢？他，那个当初说要成为科学家的他现在还在吗？还是，我记忆中依然清晰地那句话，不过是一个小孩子对另一个比他稍大的小孩子说的一句玩笑话，在那天黄昏他一只手捂着书包飞奔出去的时候，也把那句话轻而易举地抛在了脑后？
一
叶港家和我家中间只隔着一间茅草屋，茅草屋的主人原本是一位鳏居多年的老人，靠农村低保一日度一日，年轻时候跟别人打架瞎了左眼，晚年右眼的视力也渐渐消退了，直到最后什么也看不见了。村子里和我同龄的孩子只有一个，是个刚出生没几天就得了脑炎的女孩儿，六岁的时候一说话仍是满嘴直淌下来的口水，眼睛出奇得大，和我说话时两只鱼眼睛骨碌碌对我望着，没有表情，我一开始是不怕她的，而且常常笑她被口水湿透的前胸。她并不在意。后来有一次，我和叶港、叶国正从屋后的梨树林打完梨子回来，在半道上碰见了她，她看着我们一人嘴里啃一个，手里还拿着一个梨子，嘴里口水止不住地流，我给叶国使了个眼色，叶国、叶港也都心领神会，我们三个哈哈大笑，高举着手里的梨子边跑边说：“小傻子！来追我们呀！追到了就给你吃咯！”
她跟着我们跑，我们一溜烟跑到叶港家把门拴上，躲在门后面边吃边笑。她捶门。过一会儿，没了动静，我像贼一样小心翼翼开了门，谁料，她把一捧的苍耳扔到我头上，我拼命大叫要去抓她，却被奶奶唤去回家吃午饭，回到家里，冲奶奶哇哇大哭，奶奶看着我满头的苍耳，心疼地又气愤，知道了是小傻子干的后，立即拖着已哭成花脸的我去小傻子家，还没到她家门口，奶奶便破口大骂：
“你个婊子养的，把我家孙子头毛搞成这个样子，你怕是想死哦！”
她爷爷闻声从屋子里出来，看了我一眼，对我笑笑说：“别哭别哭，我这就把小霞叫过来。”转而一阵似乎雷霆般的咆哮声冲着屋里：“小霞，你给我出来！”
“你看看，你家小霞把我家姗姗头上搞的，这怎么搞得掉啊！”
我摸了摸脸上奶奶被溅出的唾沫星子，心里欢喜。
她爷爷一边给我奶奶赔不是，另一边用满是掌纹和老茧的大手有节拍地打在小霞身上，不时嘴里吐出：“叫你以后给我到处闯祸！叫你以后还敢给我到处闯祸！你和你妈一个样，都不是好东西！”
最后我看到小霞畏缩着站在那里，被我奶奶和他爷爷一起骂，口水和泪水混杂着淌在前胸的衣服上。
“奶奶，我饿了！我们回家吧！”我觉得这场因我而起的游戏是时候结束了——它以我的胜利为我赢回了作为一个正常孩子的尊严。
回到家，奶奶帮我捉头发上的一颗一颗的苍耳果子，苍耳果子粘在蓬松的头发上，每捉出一颗苍耳果子，也把我的几好多发丝揪出来了，拽得生疼，“以后不要跟小霞玩了！”
“那个小妖精和她妈妈一个样，就知道到处闯祸！不是好东西！”奶奶是心疼我，只是她不知道事情是怎样发生的。我的头皮肿了好几天，睡在床上头也咯得疼，夜里疼得睡不着的时候我数窗外的萤火虫，我听见奶奶的鼾声，我看到黑黢黢的树影在风中摇晃，心里害怕见到鬼，出了一身冷汗，这些，我不敢告诉奶奶。
这段其实不知“歧视”、“嘲讽”和“不怀好意”为何物的痛苦经历，使我再不敢去戏谑任何人，一个“傻子”在童年时用苍耳给我带来的教训会在不经意的某些瞬间令我想起她瞪着我的两只“鱼眼睛”、她被大人数落责骂后畏缩的身形以及我肿胀的头皮、失眠的黑夜、夜里我自己吓自己的可怕的想象。
自那次以后，我害怕见到她，也不再去屋后打梨子吃了。
她呢？和我一样吗？
二
当我渐渐懂事，我才知道当年奶奶口中的小霞妈妈——所谓的妖精，不受村里人待见的女人，是怎么一回事。
小霞妈妈是外地人，当初嫁到我们村里来，全村的人没有人不夸她是个漂亮媳妇儿，天生的好脸蛋。待人也很热情，村子里的老奶奶们偶尔去她家和她婆婆说说家长里短，她端茶倒水端板凳，嘴也甜。大家都说，你们家能娶到这么漂亮的儿媳妇，真是八辈子修来的福分呐！可是，有一天夜里，小霞妈妈挺着大肚子在村子里乱跑乱叫，全村的狗都跟着她叫起来，第二天村子里便传开了，说叶中常家的媳妇疯了。当时，她已有五六个月的身孕，在家里经常大吵大闹，说的话家里人也听不懂。有时候跑到大马路上唱歌，遇着路上的中年男人，更会情绪失控，怒目相视，甚至抓狂地挥手挥脚要打人。吃晚饭的时候，她的公公婆婆东喊西唤她回家吃饭，她的身上总会有几处淤青，基本上都是被逼无奈的路人出于正当自卫打的，一直到小霞出生，村里人都没见到过小霞丈夫，听说小霞出生的那天晚上，从天而降的雨帘，村里几个女人帮忙把她送进医院。其实，小霞出生前，小霞的爷爷奶奶待媳妇儿还是不错的，他们一直盼着大孙子，到处祈福，各方求神，一个很有名气的半仙儿给它们算过，儿媳妇肚子里怀的一定是个男孩儿，半仙的话，他们坚信不疑，因而对结果有了更多期待，小霞的到来对他们来说，是怎么也没有想过的，不仅朝思暮想的大孙子没来，小霞的妈妈还因为难产死了。不过一个疯女人的死对于这一家人来说，尤其是她的公公婆婆来说，是福还是祸，恐怕他们也说不清。 三岁的弟弟还不懂得什么叫做别离，更不懂爱，他只知道姐姐会带他玩、逗他笑，给他好吃的好玩的，这就够了。
可是今天姐姐没有，他跑到姐姐跟前，看姐姐坐在地上两只手抱着头，眼泪一滴一滴砸在地上，他用自己胖乎乎的小手碰了碰姐姐的脑袋，没有反应。他说着像“几几”又像“姐姐”的话，姐姐依然没有反应。他就也坐在地上，玩自己的小鸡鸡。
七
转眼一年眼看着就要过去了，庆春夫妇窝在城里租来的小屋里，关上门，从布袋里拿出几沓纸币放在桌子上数起来。
“1、2、3、4、5……”
“好了，这一沓我数的是十五张，总共一千五，你再数一遍。”
“1、2、3、4、5……”
“没错，是十五张。”庆春妻子说着就噗嗤笑了，庆春手里还在数着另一沓钞票，看见妻子笑自己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夫妻俩把三沓钞票来来回回数了七八遍，总共是五千块钱，望着垒起来的厚厚的钞票，庆春不自觉地爱抚地用手上去摸了摸，他的手这一年抓过数不清的砖头瓦片，粘过水泥白浆，指甲盖里塞了洗不净的沙子，在烈日下暴晒在雨里侵蚀，粗大而且显得笨重，手茧子黄黄的，因为抽烟，食指和中指中间握烟的位置明显有些凹进去了。这时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包烟，从中抽出一支烟，刺啦一声，打火机冒出一揪小火苗，烟，点着了。拥挤的小屋充满呛人的味道，庆春妻子知趣的出去了。
一边吸烟，一边吐气。
年前离家的景象历历在目——两鬓斑白的老母亲，一双儿女，大雪覆盖下的田野和路边光秃秃的成排树木。一年过去了，就要带着五千块钱回家了，心里的激动难掩，然而沉重。从登上开往南京的火车开始，他明白他的一生将不再是像他父亲一样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农民了，他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农民工，是农民也是民工。初入南京城，夫妻俩甚至分不清东南西北，开头的几个月过得很艰难，人生地不熟，没有朋友，老乡也很难找，他们是贫贱夫妻也像并肩作战的战友，找了很多地方，听人家说开饭馆能挣钱，想过开饭馆；听人家说修车子也能挣钱，想过给别人修车；听人家说收废品能挣钱，也想过收废品……可是所有这些都需要成本，所想的哪一样不要本钱？而他们有什么呢？除了两双手外，能有什么？
最后，庆春在工地上做小工，一开始给别人帮忙和泥浆、拌砂石，后来和工地上的人熟起来后，别人教他粉刷大楼内墙墙壁，时间一长，也算是掌握了一项谋生的本事，就靠着给别人刷墙挣钱。妻子早年在家是个裁缝，在离住的地方不远的厂子里做裁缝。夏天的时候，城里的大马路上不像农村漆黑一片，到处都有路灯，也为了给家里省点电风扇的电，庆春常常和妻子在马路边上走走，吹着暖风。
记得那一次，工地上一个小头头给民工们发工资，庆春心血来潮，揣着几十块钱的工资到附近的商场里准备给妻子买一条裙子，一家叫“伊人”的店里挂着一件很漂亮的绿色裙子，庆春一眼就看上它了。他凑近操着一口半土不洋的普通话问女老板：“老板，这个裙子怎么卖啊？”
“30元。”
庆春一听，吓坏了，这衣服好看是好看，可是也太贵了，要是把它买了，今天刚领的钱还没在口袋里焐热就没了，想想还是算了吧，去别家看看。
“可以便宜点吗？”临走时又转过身来不甘心地问了一句。
“这位大哥，我卖你是诚心价，你知道我们做生意也不容易，最低28，再低我就没法做了。”老板娘诚心诚意的样子。
“那还是算了吧！不好意思啊。”庆春灰溜溜地走了。
唉，刚才那件要是孩子妈穿上应该挺好看的，可是……唉……
手里拎着的袋子里是30元买来的另一件裙子，不比在第一家看上的那件，倒也是凑合的，毕竟，比那件便宜十几块嘞。他笑了。
八
一根烟抽完以后，妻子还没有回来，还没有睡意，庆春也出去了。城市的晚灯一排排亮起，视野尽头仍然是一片通明，像海。人走在路上，可以清晰地看见自己嘴巴里吐出的白色气团，已是农历一年中的最后一个月了，而自己，此刻还是一个离家千万里的城市谋生者，纵使这座城市有千万盏灯，也没有一盏灯是真正属于自己的，那个因为无数次被问起、回答了无数次的三个字突然地涌上心头，挥之不去，“你老家哪儿的啊？”“安徽的。”只有身处异地的人才会明白你的出生地、成长之乡在你的生命里是怎样一种联结，它是说起来轻飘飘的故乡，却在你名字的背后写满属于你的、亲人们的、所有家乡里的人们的故事，那片土地像血液一样流淌在你的生命里，一刻也不停息。
庆春夫妇打包好所有需要带回家的东西，一年将尽的时刻，这座平日热闹喧嚣的南京城突然像胃被掏空了一样感到前所未有的饥饿和疲乏——和年前无数的乡下农民一窝蜂涌入城时的感觉截然相反，当初空前膨胀，几乎快要撑破的胃，慢慢消化终于恢复正常，然而，突然地一年时间过去了，南来北往的人们该回家了，离开南京——这座不属于他们的城市。它突然地，很痛。
他们是英雄，柴门犬吠，风雪夜归。
九
我知道后来村子上的许多青壮年走着和庆春夫妇同样的路子，留下家中老迈的父母和年幼的孩子。我知道别人他们的孩子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
我的爷爷和奶奶是目不识丁的老两口，然而我却把他们伪装成了会写自己名字的“文化人”。
小学时，老师们每天给我们布置作业的时候，都喜欢在最后补上一句：“你们写完作业后必须让家长签字啊！”每当听到这样的话我都要在心里狠狠地骂上老师三遍。然后，在放学回家的路上自己一个人流泪。
辛梅是我在班上最好的朋友，没有之一。
她的爸爸是醫生，在小镇上有一家自己的诊所，所以她一直是和她爸妈生活在一起。她不需要考虑每次写完作业该由谁来签字的问题，而我不是。
为什么？
为什么辛梅的爸妈能够陪在她身边，而我，只能偶尔在电话里听到我父母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