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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过程，从谈判达成联合红军抗日的条件到八路军3个师开赴抗日前线，艰难曲折，充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为民族独立解放而投身抗日战争洪流的伟大担当，人民军队坚决听从党指挥、服从党领导、顾全大局的光荣传统和作风。这对今天的人民军队建设和继承发扬革命传统，依然很有启发意义。
西安事变谈判中达成联合红军抗日的条件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1935年，日本侵占华北。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要求国民党改弦更张。在此背景下，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史称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3日凌晨2时，中革军委将张学良、杨虎城扣留蒋介石一事电告各兵团，命令全军“加紧准备，待命行动”。
12月14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联名致电张学良、杨虎城，提议立即组成西北抗日援绥军，下辖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和红军三个集团军;设立西北抗日援绥联军军政委员会，以张学良、杨虎城、朱德三人为主席团，张学良为主席，杨虎城、朱德为副主席;抗日援绥军三部主力应集中于以西安、平凉为中心的地区，巩固团结，与敌决战，各个击破之，只要打几个胜仗，即可大大开展局面。
12月15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林伯渠、徐特立、王稼祥、彭德怀、贺龙、叶剑英、任弼时、林彪、徐向前、陈昌浩、徐海东等25人联名致电南京国民政府，认为西安事变“实蒋氏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三大错误政策之结果”，吁请南京当局自别于亲日派，“立下决心，接受张、杨二氏主张，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组织统一战线政府”，“举内战之全军，立即开赴晋绥，抗御日寇，化黑暗为光明”。
12月16日，毛泽东致电阎锡山，提出：“时局应和平解决，万不宜再起内战。”
12月17日，周恩来等作为中共中央代表乘坐张学良的专机飞抵西安。周恩来和张学良商谈了关于正确解决西安事变的问题，并商议红军加入由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成立的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等问题。
根据周恩来到西安后了解到的时局情况，中共中央于12月18日致电国民党，进一步提出承认红军和西安方面的抗日要求等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五项条件，同时改变了原“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的要求，只要“能实现上项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即蒋氏的安全自由当亦不成问题”。这一态度和主张，得到各界爱国人士和许多国民党上层人士的赞同。
12月19日，中共中央经过反复研究，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
12月2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达成和平协定、释放蒋介石的五个条件，其中包括改组政府;停止讨伐西安的抗日军;保障民主权利;停止“剿共”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等。
南京方面在了解张学良、杨虎城和共产党并不想加害蒋介石，而希望和平解决事变的态度后，于12月22日正式派出宋子文、宋美龄两兄妹作为谈判代表到西安。见到蒋介石的宋氏兄妹得到授意，代表蒋介石与西安方面谈判。
在12月23日张学良、杨虎城同宋子文、宋美龄谈判时，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也全程参加并做大量工作。最终达成了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等六项条件。
西安事变成为中国时局转换的枢纽，十年内战基本结束。红军的主要任务也有了很大变化。
红军酝酿改名为国民革命军
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即将召开的中国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向其提出“五项要求、四项保证”。五项要求是：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迅速完成对日作战之一切准备工作;改善人民的生活。
电文指出，如果国民党将上述五项要求定为国策，中国共产党愿意作出四项保证，即：实行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特区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
2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意义及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宣传解释大纲》。当天，任弼时和彭德怀、杨尚昆等在陕西淳化前总所在地召集第4、第31军首长讨论党中央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书，并分别派人到各军传达解释。同时电告各兵团首长及政治部，要求按照中共中央所发的指示、文件及总政治部所发之材料，举行特别小组会、干部会、党员大会，向指战员进行深入的解释教育工作。
实际上，许多红军指战员对这一转变并不适应。不少干部、战士对释放蒋介石想不通，对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党要重新合作，红军要改名为国民革命军想不通。为了帮助大家提高认识，完成这一重大的转变，共产党方面加强了统一战线的教育，红军高级领导人亲自对普通干部和战士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
时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副主任、中国抗日红军大学政治部主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的杨尚昆，1937年5月24日在延安《解放》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很有代表性和说服力。文章指出：
红军自产生之日起就把解放中华民族的伟大责任放在自己的肩上。十年来艰苦斗争、流血斗争，使红军从游击队发展和壮大起来，成为民族解放事业的中坚。这种发展和壮大正是忠于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结果，也是中华民族的胜利。
为挽救祖国沦亡，抵御日寇，1935年8月，红军就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将自己的军事行动当作一种自卫的手段，在不能求得谅解而战斗不可避免的时候，我们常常自己撤退，以示我们的爱国热诚。三大主力会师后，国民黨军尾追，红军再三申明“开赴前线，援绥抗日”。 红军的奋斗以及红军会师以来的一切行动都证明，红军是为着民族解放事业奋斗的，永远是站在救亡最前线而为全民族先锋的。西安事变后，红军不求自身利害之报复，挥师南下，对友军做艰苦的说服工作，阻止内战爆发，为实现民族统一战线与对日作战，起了决定的作用。
红军英勇善战，艰苦耐劳，生活朴实，做事认真，已举世闻名。由于国内和平的实现，红军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在红军的面前已经不是国内的敌人，而是日本帝国主义。红军的任务是：在抗日的民族解放战争中，成为模范的兵团。
为着统一国防力量、实现民族革命战争，红军即应改组成国民革命军之一部。为此，红军要在军事的战略战术上，在政治文化的水平上，在军事政治的纪律上大大提高起来，使之成为更加有力的、超过一切国内军队水平上的、正规化的国防军的中坚，为全国人民团结的核心。
6月25日，毛泽东、朱德等致电彭德怀、任弼时、杨尚昆，根据部队有人对统一战线方针认识不足的错误言论和行为，指示他们“通令全军加强统一战线的教育”。
这期间，国共谈判取得明显进展。1937年5月下旬，国民党派出由涂思宗、萧致平率领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考察团到延安考察。6月上旬，蒋介石与周恩来在庐山谈判。蒋介石表示：共产党可根据以前申明，发表与国民党合作宣言;南京政府在这一宣言发表后，即发布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的三个师的番号，委任师长，三个师的人数定为4.5万人。他还提出要毛泽东、朱德“出洋”的无理要求。在6月7日的日记中，蒋介石写道：要注意“共党首要应离军区或出洋”。周恩来对此坚决拒绝。
为了做好进行抗日战争的准备，中共中央特别重视加强人民军队和根据地的建设。西安事变后，红军领导人就提出，“红军是抗战最中坚力量”，“六个月内增加十万新红军”。经过努力，到全国抗战爆发前，正规红军、地方红军、游击队和东北抗日联军发展到10万人左右。
部队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也有所加强。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民族革命战争，中央军委还于6月12日组织军事研究委员会，目的在于提高红军的军事学识，总结国内战争的宝贵经验与学习新的军事知识等。
红军主力改编的编制方案
蒋介石开始答应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给3个师的番号，却不同意在3个师之上设指挥机关。在1937年6月8日日记中，蒋介石记载：要注意“共党必欲将收编部队设立总机关，此决不能允许也”。9日的日记也记载着，“共党尚欲设军事总机关，余严拒之”。为此，中共方面于6月25日提出：如蒋介石同意设立总的军事指挥部，红军即待其名义发表后改编，否则即于8月1日自行宣布改编。中共方面这一自主态度，特别是7月底北平、天津相继沦陷后，迫使蒋介石改变态度，最后同意共产党方面设立一总的军事指挥部，以便于红军早日开赴前线。
6月25日，中央军委主席团致电彭德怀、任弼时，责成他们在7月15日前拟出红军改编方案，及改编后的各种制度、条例等，准备同周恩来“共商改编具体步骤，并拟于八一正式宣布”。7月6日，毛泽东、朱德、萧劲光致电红30军军长阎红彦、政委杜平：8月1日准备改编。已令陕甘宁派一个团于7月底接替你们在安边的防务。
7月7日，毛泽东、朱德致电彭德怀、任弼时：部队编制计划基本同意。红30军现已完成清匪任务，约7月底前可到庆阳候命改编。14日，毛泽东、朱德致电彭德怀、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刘伯承、聂荣臻、徐向前等，发布关于红军在10天内准备完毕，待命开赴抗日前线的命令。
同时，毛泽东等致电在西安的叶剑英，要他通过西安行营转告蒋介石：“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同时强调红军特长在运动战，防守非其所长，最特长于同防守之友军配合作战，并愿以一部“深入敌后方，打其后方”。
7月15日，由周恩来、博古、林伯渠组成的中共代表团在庐山向国民党中央送交《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该宣言表示：“为求得与国民党的精诚团结，巩固全国的和平统一，实行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中国共产党愿为彻底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而奋斗;停止推翻国民党政权和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取消苏维埃政府，改称特区政府;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
其实这时的红军还是两手准备，主要是看国民党政府是否许可主力红军参战。如“许可主力红军参战条件下，拟以原一、二、四方面军出动，即以方面军编为师，军编为旅，师编为团。而以二十七军、二十八军、二十九军、三十军、三十一军五部共五千人，连同地方武装，准备编为第四师，留置后方，保卫苏区根据地，必要与许可时，得再派一部增加前线”。
如国民党政府“不许可主力参战，但许可部分参战条件下，则以二十七军、二十八军、三十二军及骑兵团共三千余人，编成一游击师派去，活动于热、察、冀间，而多派红大干部随去，扩大义勇军运动”。
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的谈话，表示如果战端一开，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
在蒋介石庐山谈话后，红军从大局出发，为尽快发动全国抗战，在指挥机关问题上既坚持原则，又作了一定让步。这在7月17日张闻天、毛泽东致电叶剑英转周恩来等的电文中有所体现。电文指出：从大局出发，在谈判中对红军改编后的指挥机关可以承认平时设政训处指挥，朱德为正主任，彭德怀为副主任。但战时不能不设军事指挥部，以资统帅。
开赴前线的准备会议
1937年7月18日，朱德离开延安，前往抗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所在地陕西省泾阳县云阳镇，准备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为了进一步做好准备工作，任弼时和朱德、彭德怀主持红军高级干部会议，讨论红军改编和开赴抗日前线后的政治工作等问题。
7月22日，任弼时在会议开始时讲话：卢沟桥事件的发展有两个前途。一是南京国民党屈服，日军占领华北;一是国民党由部分的抵抗，扩大为全面的抗战。要争取第二种前途。我们“估计战争是长期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要“争取有很大的推动与领导作用”。而红军的改编“便于推动抗战的发动与发展”，表明“国共合作已进入具体阶段”。改编后我軍总的原则是“保证党的领导”，“成为抗日的核心”。 7月24日会议上，朱德讲了卢沟桥事变、国共合作和红军改编问题。26日，朱德又在会上指出：在形势转变的情况下，有些干部热情有余，办法不足;强调干部要以身作则，军队要有军队的样子，要有一定的纪律;还讲了红军改编后如何使用和补充的意见。27日，朱德在会议上讲了如何预防军阀主义的问题。
任弼时在会议结束前再次讲话，指出：我军现在的“战斗任务有大的变动”，是参加抗日，但长远的战略的任务无丝毫改变（消灭帝国主义、封建地主、大资产阶级，建立民主政权，实现社会主义）。并提出，红军改编后“阶级斗争并未消灭”，国民党“对我破坏形式上有些改变”，因此，“提出保证党的绝对领导有特殊意义”;要“防止对政治工作传统的破坏”;防范“军阀主义可能发生与发展”，发生后要克服。
在红军主力准备开赴抗日前线之时，一波三折，国民党又提出苛刻条件，使红军“有瓦解危险”。这便是7月21日周恩来等来电告：蒋介石在谈判中坚持“红军三个师的经理教育，须直属南京行营”;“三个师的参谋长由南京派”;毛泽东只能作政治部副主任，而政治部主任仅只能“传达人事指挥”。红军将领们得到这一消息，非常气愤。
于是，朱德、彭德怀、任弼时、林育英、关向应、刘伯承、贺龙于7月26日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中央军委，认为蒋介石对红军改编所提条件苛刻，“超过我们统一战线的最低限度原则”，如果接受，红军“有瓦解危险”。
他们指出：“我们改编三个国防师一个军部及若干地方武装，是最低限度的原则与要求”，国民党如不同意，“则拒绝谈判，必要时准备将谈判经过公布”。主张“我们利用现在有利形势，立即自动地编为三个师一个军部，向全国公布”。建议“应采取必要准备”，“使全体将士了解争取抗日斗争的艰苦，使全国人民了解红军抗日真诚”。
中共中央对国民党的苛刻条件也坚决抵制。7月2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复电朱德、彭德怀等：“中央决定红军和苏区必须全权由我们包办，绝不让步”;“统率机关必须是总指挥部或军部”。中央“同意你们的意见”，但由于“地方经费，南京必难多发”，“因此多留地方部队成为不可能”，拟改变计划，将所有原独立军、师一概编入三个师中，出动抗日。后方“留一个师，至少留一个旅”。
红军集中改编，主动请战
7月28日，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回到延安，立刻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商议红军改编出动抗日事。同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刘伯承、林育英、贺龙、关向应并告叶剑英，告以：我们商定：立即取得西安行营同意，红军集中三原迅速改编，编足4.5万人。三个师上设总指挥部（将来可让步为军部），朱德任正职，彭德怀任副职。
此前的7月26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应以加强各师能独立作战为原则。如抗战暂时无望，编制以充实各师为原则。各独立军、师可一齐编入，尽量减少后方经费。将来抗战时留一师在后方。
7月28日，朱德与彭德怀、任弼时致电罗荣桓、邓小平、萧克、宋时轮、宋任穷、贺龙、关向应并报毛泽东：“红军和苏区必须全权由我们包办”。拟将红一、红四方面军集中三原、泾阳区域改编;红二方面军集中庄里。当日，张闻天、毛泽东复电同意。
7月29日，日军侵占北平。同日，朱德、彭德怀致电南京国民政府蒋介石：“大战已起，深信委员长必能麾动大军，继续北上，保我华北，复我失地。德等改编完成，待命出动，誓以热血为国效死。谨乞颁钧命，开赴前线，是为至祷。”
朱德等于7月30日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军委并告叶剑英：已经通知西安行营，“不管行营同意与否，我们应坚决地这样干，并说我们已经出动”。同时决定按照原定计划，红一、红四方面军于8月1号向三原、泾阳集中。
朱德等提出的关于红军行动和改編仍需自主地动作的意见，并没有得到认可。同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刘伯承、林育英，部队调动必先征得行营同意，否则国民党即认为我们自由行动，必生疑虑，不能影响抗日大局及两党合作。
7月30日，日军侵占天津。以北平、天津为中心的华北五省危在旦夕。31日，毛泽东致电各红军将领：部队可下令从8月5日起开始东移，集中后一面改编一面加紧训练，一面要求南京补充。
8月1日，张闻天、毛泽东致朱德、周恩来并转彭德怀、任弼时电：“红军抗日出动的路线、出动的兵力、作战的方法都不应请求蒋介石决定颁发”，“只能待适当的时机，由我们提出与之商定”。
关于红军参战方针和改编方案
8月4日，根据毛泽东、张闻天8月1日关于红军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开始阶段红军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为宜的指示，在云阳总部，朱德与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彭德怀、任弼时等讨论了全国抗战及红军参战的方针问题，并共同将意见致电张闻天、毛泽东，主张“仍以红军主力出去”，“同时估计到持久战的需耗”，“可节约兵力，谨慎使用”，“多行侧面的运动战与游击战”;“不拖延改编”，“不反对开赴察、绥”。总之，“关于红军只出三分之一问题，我们再三考虑，认为仍以红军主力出去为妥。”
但是这个出动也是有条件的，即要求国民党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及中共将领名单全部同时发表，迅速补充发足费用，以便开动;“不发表宣言及全部名单，不补充完备，不能出发”。
8月7日，就红军改编国民革命军之方案及防区配置问题，任弼时和彭德怀致电毛泽东，其中讲到原红一、红十五军团及陕南第74师，共1.15万人，改编为第115师之第343、344旅。其中第74师改编为该师炮、辎两营，留在宁县、正宁、栒邑担任防务，以陈先瑞为该师留守主任。
原红二方面军、陕北红27、红28军及独立第1、第2师，赤水警卫营，特务团之一个营，骑兵第1团，共约1.4万人，改编为第120师之第358旅、359旅。其中原红27军及赤水警卫营改编为该师炮、辎两营，留淳化、口头、云阳之线及关中地区，以贺晋年为该师留守主任。 原红四方面军第4、第31军及陕北红29、红30军，红十五军团之骑兵第3团，独立师所辖的4个团，共约1.3万余人，改编为第129师之第385、386旅，其中原红30军及陕甘宁独立师所部改编为该师工、炮、辎3个营，分驻庆阳、镇原、合水、环县等地域，以原红29军改为该师特务营，驻定边、盐池，以阎红彦为该师留守主任，甘渭汉为副主任。
当日20时毛泽东复电：“同意你们七日电所述计划”，但以原姿态出动，到大同改编。并告：准备分两路渡黄河，“主力取道韩城，一部取道宜川”;派左权到太原，与彭雪枫合作，对阎锡山交涉一切，派叶季壮到太原设立供给机关。
8月8日，任弼时和彭德怀、左权致电贺龙、关向应并报毛泽东：要立即调查韩城、荣河、临晋三点渡河之船只，以及流速、河宽，两岸宿营房屋等。
8月12日，毛泽东致朱德、周恩来电：山西阎锡山已答应红军由韩城渡河，经同蒲路输送。并称补充须有南京命令即可照办。指出：不反对红军出动主力，但决不可自提出动全部。
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南京谈判也有所进展，初步商定了红军开赴前方的行动路线、军饷等问题。8月16日，朱德、周恩来、叶剑英致电张闻天、毛泽东报告，除初步商定红军开赴前方的行动路线外，国民党当局同意每月发给军饷50万元，另拨开拔费20万元及一批物资。
8月17日，毛泽东致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电，关于红军抗日的出动路线问题，指出：“红军为安全计，为隐蔽计，为满足晋绥渴望计，决走韩城渡河，在侯马上车，到大同集中，再转至怀来、蔚县，决不走平汉路。”还指出：红军“在独立自主的指挥与游击战山地战原则下受阎百川（即阎锡山，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节制，速通知阎”。
经过谈判和争取，8月18日，南京方面决定由朱德、彭德怀任八路军之正、副总指挥。
发表告别西北同胞书和就职通电
8月19日，朱德从南京经西安回到云阳镇抗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第二天，朱德与彭德怀发表《抗日人民红军留别西北同胞书》。其中的话语情真意切：“敝军要与相聚八个月的父老兄弟姊妹们暂且告别。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为了使西北父老兄弟姊妹不做亡国奴，敝军要走上抗日的前线去。要以我们的头颅和热血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把汉奸铲除干净，那时再回来与我们亲爱的父老兄弟姊妹相见，过快乐日子。”
同时，朱德等还发布了《为东下抗日告同胞书》，表示：“我们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受命上前线去。我们抱定了最大的决心，要为民族的生存流到最后一滴血，不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不把汉奸卖国贼完全肃清，决不停止。”
在《告抗日友军将士书》中指出：“我们和你们同是黄帝子孙，同是中华军人，同是患难中的朋友。我们的敌人只有一个——日本帝国主义。我们要胜利，要不做亡国奴，只有亲密团结起来，结成铁的长城。”
8月22日，南京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将红军编入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序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委任朱德为国民革命军八路军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8月25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周恩来发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
改编后，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红军总政治部改为第八路军政治部，任弼时任主任，邓小平任副主任。八路军下辖115师、120师、129师三个师。全军编制4.5万多人。
8月25日，朱德与彭德怀发表《第八路军总指挥副总指挥就职通电》：“部队现已改编完毕，东进杀敌。德等愿竭至诚，拥护蒋委员长，追随全国友军之后，效命疆场，誓驱日寇，收复失地，为中国之独立自由幸福而奋斗到底。”
8月26日，朱德与彭德怀签发《八路军总指挥布告》：“本军奉命抗日，为求民族生存。拥护中央领导，驱除日寇出境。团结全国各界，联合法苏美英。保卫中华领土，收复失地完整。实行统一战线，抗日救国纲领。本军纪律严明，买卖照常公平。禁止拉夫拉车，禁止侵犯百姓。”“望我国人奋起，共负救亡责任。抗日战争胜利，大家共享太平。”
9月2日，八路軍第120师在陕西省富平县庄里镇举行抗日誓师大会。朱德、任弼时出席了会议并发表讲话。
针对一些干部和战士把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思想不通的状况，朱德说：“现在国共合作了，我们工农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为了消除各阶层的疑虑，我们可以穿统一的服装，戴青天白日帽徽，同志们思想不通，甚至有的高级干部思想也不通，这个心情我们理解。毛主席说了，红军改编，统一番号，是可以的，但是有一条不能变，就是一定要在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
贺龙接着讲话：关于红军改编，“朱总指挥已经给大家讲得很详细。这是党中央的决定，我们大家都要执行”。
接着，他谈起了自己的经历。他说：“从大革命失败到现在，我已经闯荡了10年，跟国民党斗了10年。现在国难当头，为了国家与民族的生存，共同对付日本帝国主义，我愿带头穿国民政府发的衣服，戴青天白日帽徽，和国民党部队统一番号。这样，看起来我们的外表是白的，但我们的心却是红的，永远是红的。”9月3日，贺龙、关向应等即率部北上转赴山西抗日前线。
9月6日，朱德出席八路军总部在泾阳县云阳镇大操场举行的出师抗日誓师大会，率领全体指战员宣读《八路军出师抗日誓词》：“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死敌，它要亡我国家，灭我种族，杀害我们父母兄弟，奸淫我们母妻姊妹，烧我们的庄稼房屋，毁我们耕具牲口。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为了同胞，为了子孙，我们只有抗战到底。我们是工农出身，不侵犯群众一针一线，替民众谋福利，对友军要友爱，对革命要忠实。如果违反民族利益，愿受革命纪律的制裁，同志的指责。谨此宣誓。”同日，朱德与任弼时、左权、邓小平率八路军总部从云阳镇出发，开赴山西抗日前线。
1937年8月下旬至9月底，八路军3个师的主力陆续开赴山西前线抗日。从此揭开了人民军队为民族独立解放而奋斗的新的光辉篇章。
在与红军一起长征期间，薄复礼交往最多的红军将领是红六军团军团长萧克，半个多世纪后，记者询问他的萧克的看法，他令人意外地用了“敬仰”一词。他说：“那时候他只有20多岁，体格强健，是个出色的指挥官。我非常敬仰他，原因是，这个人可以把他的一切都献给他苦难中的祖国。”
这不仅仅是对萧克，也是对曾为中国命运长征万里的红军，和奔赴太行的八路军最恰当的评价了。
（来源/《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的前前后后》，李蓉/文，《世纪风采》2017年第7期）
西安事变谈判中达成联合红军抗日的条件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1935年，日本侵占华北。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要求国民党改弦更张。在此背景下，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史称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3日凌晨2时，中革军委将张学良、杨虎城扣留蒋介石一事电告各兵团，命令全军“加紧准备，待命行动”。
12月14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联名致电张学良、杨虎城，提议立即组成西北抗日援绥军，下辖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和红军三个集团军;设立西北抗日援绥联军军政委员会，以张学良、杨虎城、朱德三人为主席团，张学良为主席，杨虎城、朱德为副主席;抗日援绥军三部主力应集中于以西安、平凉为中心的地区，巩固团结，与敌决战，各个击破之，只要打几个胜仗，即可大大开展局面。
12月15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林伯渠、徐特立、王稼祥、彭德怀、贺龙、叶剑英、任弼时、林彪、徐向前、陈昌浩、徐海东等25人联名致电南京国民政府，认为西安事变“实蒋氏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三大错误政策之结果”，吁请南京当局自别于亲日派，“立下决心，接受张、杨二氏主张，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组织统一战线政府”，“举内战之全军，立即开赴晋绥，抗御日寇，化黑暗为光明”。
12月16日，毛泽东致电阎锡山，提出：“时局应和平解决，万不宜再起内战。”
12月17日，周恩来等作为中共中央代表乘坐张学良的专机飞抵西安。周恩来和张学良商谈了关于正确解决西安事变的问题，并商议红军加入由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成立的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等问题。
根据周恩来到西安后了解到的时局情况，中共中央于12月18日致电国民党，进一步提出承认红军和西安方面的抗日要求等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五项条件，同时改变了原“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的要求，只要“能实现上项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即蒋氏的安全自由当亦不成问题”。这一态度和主张，得到各界爱国人士和许多国民党上层人士的赞同。
12月19日，中共中央经过反复研究，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
12月2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达成和平协定、释放蒋介石的五个条件，其中包括改组政府;停止讨伐西安的抗日军;保障民主权利;停止“剿共”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等。
南京方面在了解张学良、杨虎城和共产党并不想加害蒋介石，而希望和平解决事变的态度后，于12月22日正式派出宋子文、宋美龄两兄妹作为谈判代表到西安。见到蒋介石的宋氏兄妹得到授意，代表蒋介石与西安方面谈判。
在12月23日张学良、杨虎城同宋子文、宋美龄谈判时，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也全程参加并做大量工作。最终达成了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等六项条件。
西安事变成为中国时局转换的枢纽，十年内战基本结束。红军的主要任务也有了很大变化。
红军酝酿改名为国民革命军
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即将召开的中国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向其提出“五项要求、四项保证”。五项要求是：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迅速完成对日作战之一切准备工作;改善人民的生活。
电文指出，如果国民党将上述五项要求定为国策，中国共产党愿意作出四项保证，即：实行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特区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
2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意义及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宣传解释大纲》。当天，任弼时和彭德怀、杨尚昆等在陕西淳化前总所在地召集第4、第31军首长讨论党中央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书，并分别派人到各军传达解释。同时电告各兵团首长及政治部，要求按照中共中央所发的指示、文件及总政治部所发之材料，举行特别小组会、干部会、党员大会，向指战员进行深入的解释教育工作。
实际上，许多红军指战员对这一转变并不适应。不少干部、战士对释放蒋介石想不通，对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党要重新合作，红军要改名为国民革命军想不通。为了帮助大家提高认识，完成这一重大的转变，共产党方面加强了统一战线的教育，红军高级领导人亲自对普通干部和战士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
时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副主任、中国抗日红军大学政治部主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的杨尚昆，1937年5月24日在延安《解放》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很有代表性和说服力。文章指出：
红军自产生之日起就把解放中华民族的伟大责任放在自己的肩上。十年来艰苦斗争、流血斗争，使红军从游击队发展和壮大起来，成为民族解放事业的中坚。这种发展和壮大正是忠于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结果，也是中华民族的胜利。
为挽救祖国沦亡，抵御日寇，1935年8月，红军就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将自己的军事行动当作一种自卫的手段，在不能求得谅解而战斗不可避免的时候，我们常常自己撤退，以示我们的爱国热诚。三大主力会师后，国民黨军尾追，红军再三申明“开赴前线，援绥抗日”。 红军的奋斗以及红军会师以来的一切行动都证明，红军是为着民族解放事业奋斗的，永远是站在救亡最前线而为全民族先锋的。西安事变后，红军不求自身利害之报复，挥师南下，对友军做艰苦的说服工作，阻止内战爆发，为实现民族统一战线与对日作战，起了决定的作用。
红军英勇善战，艰苦耐劳，生活朴实，做事认真，已举世闻名。由于国内和平的实现，红军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在红军的面前已经不是国内的敌人，而是日本帝国主义。红军的任务是：在抗日的民族解放战争中，成为模范的兵团。
为着统一国防力量、实现民族革命战争，红军即应改组成国民革命军之一部。为此，红军要在军事的战略战术上，在政治文化的水平上，在军事政治的纪律上大大提高起来，使之成为更加有力的、超过一切国内军队水平上的、正规化的国防军的中坚，为全国人民团结的核心。
6月25日，毛泽东、朱德等致电彭德怀、任弼时、杨尚昆，根据部队有人对统一战线方针认识不足的错误言论和行为，指示他们“通令全军加强统一战线的教育”。
这期间，国共谈判取得明显进展。1937年5月下旬，国民党派出由涂思宗、萧致平率领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考察团到延安考察。6月上旬，蒋介石与周恩来在庐山谈判。蒋介石表示：共产党可根据以前申明，发表与国民党合作宣言;南京政府在这一宣言发表后，即发布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的三个师的番号，委任师长，三个师的人数定为4.5万人。他还提出要毛泽东、朱德“出洋”的无理要求。在6月7日的日记中，蒋介石写道：要注意“共党首要应离军区或出洋”。周恩来对此坚决拒绝。
为了做好进行抗日战争的准备，中共中央特别重视加强人民军队和根据地的建设。西安事变后，红军领导人就提出，“红军是抗战最中坚力量”，“六个月内增加十万新红军”。经过努力，到全国抗战爆发前，正规红军、地方红军、游击队和东北抗日联军发展到10万人左右。
部队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也有所加强。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民族革命战争，中央军委还于6月12日组织军事研究委员会，目的在于提高红军的军事学识，总结国内战争的宝贵经验与学习新的军事知识等。
红军主力改编的编制方案
蒋介石开始答应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给3个师的番号，却不同意在3个师之上设指挥机关。在1937年6月8日日记中，蒋介石记载：要注意“共党必欲将收编部队设立总机关，此决不能允许也”。9日的日记也记载着，“共党尚欲设军事总机关，余严拒之”。为此，中共方面于6月25日提出：如蒋介石同意设立总的军事指挥部，红军即待其名义发表后改编，否则即于8月1日自行宣布改编。中共方面这一自主态度，特别是7月底北平、天津相继沦陷后，迫使蒋介石改变态度，最后同意共产党方面设立一总的军事指挥部，以便于红军早日开赴前线。
6月25日，中央军委主席团致电彭德怀、任弼时，责成他们在7月15日前拟出红军改编方案，及改编后的各种制度、条例等，准备同周恩来“共商改编具体步骤，并拟于八一正式宣布”。7月6日，毛泽东、朱德、萧劲光致电红30军军长阎红彦、政委杜平：8月1日准备改编。已令陕甘宁派一个团于7月底接替你们在安边的防务。
7月7日，毛泽东、朱德致电彭德怀、任弼时：部队编制计划基本同意。红30军现已完成清匪任务，约7月底前可到庆阳候命改编。14日，毛泽东、朱德致电彭德怀、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刘伯承、聂荣臻、徐向前等，发布关于红军在10天内准备完毕，待命开赴抗日前线的命令。
同时，毛泽东等致电在西安的叶剑英，要他通过西安行营转告蒋介石：“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同时强调红军特长在运动战，防守非其所长，最特长于同防守之友军配合作战，并愿以一部“深入敌后方，打其后方”。
7月15日，由周恩来、博古、林伯渠组成的中共代表团在庐山向国民党中央送交《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该宣言表示：“为求得与国民党的精诚团结，巩固全国的和平统一，实行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中国共产党愿为彻底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而奋斗;停止推翻国民党政权和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取消苏维埃政府，改称特区政府;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
其实这时的红军还是两手准备，主要是看国民党政府是否许可主力红军参战。如“许可主力红军参战条件下，拟以原一、二、四方面军出动，即以方面军编为师，军编为旅，师编为团。而以二十七军、二十八军、二十九军、三十军、三十一军五部共五千人，连同地方武装，准备编为第四师，留置后方，保卫苏区根据地，必要与许可时，得再派一部增加前线”。
如国民党政府“不许可主力参战，但许可部分参战条件下，则以二十七军、二十八军、三十二军及骑兵团共三千余人，编成一游击师派去，活动于热、察、冀间，而多派红大干部随去，扩大义勇军运动”。
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的谈话，表示如果战端一开，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
在蒋介石庐山谈话后，红军从大局出发，为尽快发动全国抗战，在指挥机关问题上既坚持原则，又作了一定让步。这在7月17日张闻天、毛泽东致电叶剑英转周恩来等的电文中有所体现。电文指出：从大局出发，在谈判中对红军改编后的指挥机关可以承认平时设政训处指挥，朱德为正主任，彭德怀为副主任。但战时不能不设军事指挥部，以资统帅。
开赴前线的准备会议
1937年7月18日，朱德离开延安，前往抗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所在地陕西省泾阳县云阳镇，准备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为了进一步做好准备工作，任弼时和朱德、彭德怀主持红军高级干部会议，讨论红军改编和开赴抗日前线后的政治工作等问题。
7月22日，任弼时在会议开始时讲话：卢沟桥事件的发展有两个前途。一是南京国民党屈服，日军占领华北;一是国民党由部分的抵抗，扩大为全面的抗战。要争取第二种前途。我们“估计战争是长期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要“争取有很大的推动与领导作用”。而红军的改编“便于推动抗战的发动与发展”，表明“国共合作已进入具体阶段”。改编后我軍总的原则是“保证党的领导”，“成为抗日的核心”。 7月24日会议上，朱德讲了卢沟桥事变、国共合作和红军改编问题。26日，朱德又在会上指出：在形势转变的情况下，有些干部热情有余，办法不足;强调干部要以身作则，军队要有军队的样子，要有一定的纪律;还讲了红军改编后如何使用和补充的意见。27日，朱德在会议上讲了如何预防军阀主义的问题。
任弼时在会议结束前再次讲话，指出：我军现在的“战斗任务有大的变动”，是参加抗日，但长远的战略的任务无丝毫改变（消灭帝国主义、封建地主、大资产阶级，建立民主政权，实现社会主义）。并提出，红军改编后“阶级斗争并未消灭”，国民党“对我破坏形式上有些改变”，因此，“提出保证党的绝对领导有特殊意义”;要“防止对政治工作传统的破坏”;防范“军阀主义可能发生与发展”，发生后要克服。
在红军主力准备开赴抗日前线之时，一波三折，国民党又提出苛刻条件，使红军“有瓦解危险”。这便是7月21日周恩来等来电告：蒋介石在谈判中坚持“红军三个师的经理教育，须直属南京行营”;“三个师的参谋长由南京派”;毛泽东只能作政治部副主任，而政治部主任仅只能“传达人事指挥”。红军将领们得到这一消息，非常气愤。
于是，朱德、彭德怀、任弼时、林育英、关向应、刘伯承、贺龙于7月26日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中央军委，认为蒋介石对红军改编所提条件苛刻，“超过我们统一战线的最低限度原则”，如果接受，红军“有瓦解危险”。
他们指出：“我们改编三个国防师一个军部及若干地方武装，是最低限度的原则与要求”，国民党如不同意，“则拒绝谈判，必要时准备将谈判经过公布”。主张“我们利用现在有利形势，立即自动地编为三个师一个军部，向全国公布”。建议“应采取必要准备”，“使全体将士了解争取抗日斗争的艰苦，使全国人民了解红军抗日真诚”。
中共中央对国民党的苛刻条件也坚决抵制。7月2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复电朱德、彭德怀等：“中央决定红军和苏区必须全权由我们包办，绝不让步”;“统率机关必须是总指挥部或军部”。中央“同意你们的意见”，但由于“地方经费，南京必难多发”，“因此多留地方部队成为不可能”，拟改变计划，将所有原独立军、师一概编入三个师中，出动抗日。后方“留一个师，至少留一个旅”。
红军集中改编，主动请战
7月28日，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回到延安，立刻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商议红军改编出动抗日事。同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刘伯承、林育英、贺龙、关向应并告叶剑英，告以：我们商定：立即取得西安行营同意，红军集中三原迅速改编，编足4.5万人。三个师上设总指挥部（将来可让步为军部），朱德任正职，彭德怀任副职。
此前的7月26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应以加强各师能独立作战为原则。如抗战暂时无望，编制以充实各师为原则。各独立军、师可一齐编入，尽量减少后方经费。将来抗战时留一师在后方。
7月28日，朱德与彭德怀、任弼时致电罗荣桓、邓小平、萧克、宋时轮、宋任穷、贺龙、关向应并报毛泽东：“红军和苏区必须全权由我们包办”。拟将红一、红四方面军集中三原、泾阳区域改编;红二方面军集中庄里。当日，张闻天、毛泽东复电同意。
7月29日，日军侵占北平。同日，朱德、彭德怀致电南京国民政府蒋介石：“大战已起，深信委员长必能麾动大军，继续北上，保我华北，复我失地。德等改编完成，待命出动，誓以热血为国效死。谨乞颁钧命，开赴前线，是为至祷。”
朱德等于7月30日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军委并告叶剑英：已经通知西安行营，“不管行营同意与否，我们应坚决地这样干，并说我们已经出动”。同时决定按照原定计划，红一、红四方面军于8月1号向三原、泾阳集中。
朱德等提出的关于红军行动和改編仍需自主地动作的意见，并没有得到认可。同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刘伯承、林育英，部队调动必先征得行营同意，否则国民党即认为我们自由行动，必生疑虑，不能影响抗日大局及两党合作。
7月30日，日军侵占天津。以北平、天津为中心的华北五省危在旦夕。31日，毛泽东致电各红军将领：部队可下令从8月5日起开始东移，集中后一面改编一面加紧训练，一面要求南京补充。
8月1日，张闻天、毛泽东致朱德、周恩来并转彭德怀、任弼时电：“红军抗日出动的路线、出动的兵力、作战的方法都不应请求蒋介石决定颁发”，“只能待适当的时机，由我们提出与之商定”。
关于红军参战方针和改编方案
8月4日，根据毛泽东、张闻天8月1日关于红军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开始阶段红军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为宜的指示，在云阳总部，朱德与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彭德怀、任弼时等讨论了全国抗战及红军参战的方针问题，并共同将意见致电张闻天、毛泽东，主张“仍以红军主力出去”，“同时估计到持久战的需耗”，“可节约兵力，谨慎使用”，“多行侧面的运动战与游击战”;“不拖延改编”，“不反对开赴察、绥”。总之，“关于红军只出三分之一问题，我们再三考虑，认为仍以红军主力出去为妥。”
但是这个出动也是有条件的，即要求国民党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及中共将领名单全部同时发表，迅速补充发足费用，以便开动;“不发表宣言及全部名单，不补充完备，不能出发”。
8月7日，就红军改编国民革命军之方案及防区配置问题，任弼时和彭德怀致电毛泽东，其中讲到原红一、红十五军团及陕南第74师，共1.15万人，改编为第115师之第343、344旅。其中第74师改编为该师炮、辎两营，留在宁县、正宁、栒邑担任防务，以陈先瑞为该师留守主任。
原红二方面军、陕北红27、红28军及独立第1、第2师，赤水警卫营，特务团之一个营，骑兵第1团，共约1.4万人，改编为第120师之第358旅、359旅。其中原红27军及赤水警卫营改编为该师炮、辎两营，留淳化、口头、云阳之线及关中地区，以贺晋年为该师留守主任。 原红四方面军第4、第31军及陕北红29、红30军，红十五军团之骑兵第3团，独立师所辖的4个团，共约1.3万余人，改编为第129师之第385、386旅，其中原红30军及陕甘宁独立师所部改编为该师工、炮、辎3个营，分驻庆阳、镇原、合水、环县等地域，以原红29军改为该师特务营，驻定边、盐池，以阎红彦为该师留守主任，甘渭汉为副主任。
当日20时毛泽东复电：“同意你们七日电所述计划”，但以原姿态出动，到大同改编。并告：准备分两路渡黄河，“主力取道韩城，一部取道宜川”;派左权到太原，与彭雪枫合作，对阎锡山交涉一切，派叶季壮到太原设立供给机关。
8月8日，任弼时和彭德怀、左权致电贺龙、关向应并报毛泽东：要立即调查韩城、荣河、临晋三点渡河之船只，以及流速、河宽，两岸宿营房屋等。
8月12日，毛泽东致朱德、周恩来电：山西阎锡山已答应红军由韩城渡河，经同蒲路输送。并称补充须有南京命令即可照办。指出：不反对红军出动主力，但决不可自提出动全部。
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南京谈判也有所进展，初步商定了红军开赴前方的行动路线、军饷等问题。8月16日，朱德、周恩来、叶剑英致电张闻天、毛泽东报告，除初步商定红军开赴前方的行动路线外，国民党当局同意每月发给军饷50万元，另拨开拔费20万元及一批物资。
8月17日，毛泽东致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电，关于红军抗日的出动路线问题，指出：“红军为安全计，为隐蔽计，为满足晋绥渴望计，决走韩城渡河，在侯马上车，到大同集中，再转至怀来、蔚县，决不走平汉路。”还指出：红军“在独立自主的指挥与游击战山地战原则下受阎百川（即阎锡山，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节制，速通知阎”。
经过谈判和争取，8月18日，南京方面决定由朱德、彭德怀任八路军之正、副总指挥。
发表告别西北同胞书和就职通电
8月19日，朱德从南京经西安回到云阳镇抗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第二天，朱德与彭德怀发表《抗日人民红军留别西北同胞书》。其中的话语情真意切：“敝军要与相聚八个月的父老兄弟姊妹们暂且告别。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为了使西北父老兄弟姊妹不做亡国奴，敝军要走上抗日的前线去。要以我们的头颅和热血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把汉奸铲除干净，那时再回来与我们亲爱的父老兄弟姊妹相见，过快乐日子。”
同时，朱德等还发布了《为东下抗日告同胞书》，表示：“我们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受命上前线去。我们抱定了最大的决心，要为民族的生存流到最后一滴血，不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不把汉奸卖国贼完全肃清，决不停止。”
在《告抗日友军将士书》中指出：“我们和你们同是黄帝子孙，同是中华军人，同是患难中的朋友。我们的敌人只有一个——日本帝国主义。我们要胜利，要不做亡国奴，只有亲密团结起来，结成铁的长城。”
8月22日，南京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将红军编入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序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委任朱德为国民革命军八路军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8月25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周恩来发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
改编后，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红军总政治部改为第八路军政治部，任弼时任主任，邓小平任副主任。八路军下辖115师、120师、129师三个师。全军编制4.5万多人。
8月25日，朱德与彭德怀发表《第八路军总指挥副总指挥就职通电》：“部队现已改编完毕，东进杀敌。德等愿竭至诚，拥护蒋委员长，追随全国友军之后，效命疆场，誓驱日寇，收复失地，为中国之独立自由幸福而奋斗到底。”
8月26日，朱德与彭德怀签发《八路军总指挥布告》：“本军奉命抗日，为求民族生存。拥护中央领导，驱除日寇出境。团结全国各界，联合法苏美英。保卫中华领土，收复失地完整。实行统一战线，抗日救国纲领。本军纪律严明，买卖照常公平。禁止拉夫拉车，禁止侵犯百姓。”“望我国人奋起，共负救亡责任。抗日战争胜利，大家共享太平。”
9月2日，八路軍第120师在陕西省富平县庄里镇举行抗日誓师大会。朱德、任弼时出席了会议并发表讲话。
针对一些干部和战士把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思想不通的状况，朱德说：“现在国共合作了，我们工农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为了消除各阶层的疑虑，我们可以穿统一的服装，戴青天白日帽徽，同志们思想不通，甚至有的高级干部思想也不通，这个心情我们理解。毛主席说了，红军改编，统一番号，是可以的，但是有一条不能变，就是一定要在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
贺龙接着讲话：关于红军改编，“朱总指挥已经给大家讲得很详细。这是党中央的决定，我们大家都要执行”。
接着，他谈起了自己的经历。他说：“从大革命失败到现在，我已经闯荡了10年，跟国民党斗了10年。现在国难当头，为了国家与民族的生存，共同对付日本帝国主义，我愿带头穿国民政府发的衣服，戴青天白日帽徽，和国民党部队统一番号。这样，看起来我们的外表是白的，但我们的心却是红的，永远是红的。”9月3日，贺龙、关向应等即率部北上转赴山西抗日前线。
9月6日，朱德出席八路军总部在泾阳县云阳镇大操场举行的出师抗日誓师大会，率领全体指战员宣读《八路军出师抗日誓词》：“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死敌，它要亡我国家，灭我种族，杀害我们父母兄弟，奸淫我们母妻姊妹，烧我们的庄稼房屋，毁我们耕具牲口。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为了同胞，为了子孙，我们只有抗战到底。我们是工农出身，不侵犯群众一针一线，替民众谋福利，对友军要友爱，对革命要忠实。如果违反民族利益，愿受革命纪律的制裁，同志的指责。谨此宣誓。”同日，朱德与任弼时、左权、邓小平率八路军总部从云阳镇出发，开赴山西抗日前线。
1937年8月下旬至9月底，八路军3个师的主力陆续开赴山西前线抗日。从此揭开了人民军队为民族独立解放而奋斗的新的光辉篇章。
在与红军一起长征期间，薄复礼交往最多的红军将领是红六军团军团长萧克，半个多世纪后，记者询问他的萧克的看法，他令人意外地用了“敬仰”一词。他说：“那时候他只有20多岁，体格强健，是个出色的指挥官。我非常敬仰他，原因是，这个人可以把他的一切都献给他苦难中的祖国。”
这不仅仅是对萧克，也是对曾为中国命运长征万里的红军，和奔赴太行的八路军最恰当的评价了。
（来源/《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的前前后后》，李蓉/文，《世纪风采》2017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