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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运用空间计量分析方法研究了2000—2014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地方政府规模的空间分布格局，以及在地方政府预算软约束和户籍制度作用下外资开放、人口流动与中国地方政府规模的影响机制，并通过构建空间滞后模型（SLM）实证验证了外资开放、人口流动对中国地方政府规模的影响。结果显示：中国地方政府规模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外资开放促进了中国地方政府规模的扩大，而人口流动有利于抑制地方政府规模的扩大。
关键词：地方政府；政府规模；外资开放；人口流动；外商直接投资；政府职能；贸易开放
中图分类号：F1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8）02-0017-09
很多学者研究了贸易开放对政府规模的影响（Rodrik，1998；Gemmell等，2008；杨灿明、孙群力，2008；高凌云、毛日昇，2011、梅东州、龚六堂，2012；毛捷等，2015），但是中国对外贸易规模的扩大很大程度上是由外资企业带来的。多年来中国一直是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之一，FDI的大量流入为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沈坤荣和耿强，2001；姚树洁等，2006；钟昌标，2010）。中国实际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下面简称FDI）规模从2000年的407.15亿美元增长到2014年的1 195.62亿美元；外资企业的进出口量占我国进出口总量的比重，在2000—2014年有11年在50%以上，平均比重为53.2%。与此同时，外资及制造业在沿海地区的集聚也伴随着大量的劳动力从内陆地区向沿海地区迁移。据中国统计局的统计，中国流动人口自2000年的1.2亿人增加到2014年的2.53亿人，形成世界上特有的大规模人口的周期性迁移现象。许多学者都研究了中国地方政府的FDI竞争（王永钦等，2007；张晏，2007；Qian等，1998；王文剑等，2007）。因外企有更高的生产率和更大的流动性，中国财政分权下的各地方政府竞相追逐FDI，展开了从税收优惠到增加公共投入和完善基础设施等财政竞争。税收、补贴以及财政支出是各地方政府竞争FDI的首选工具（赵伟、向永辉，2012）。因此，吸引FDI流入会促进中国地方政府规模的扩张。由于外资在中国的分布高度集聚于沿海地区，那么中国地方政府规模的扩展是否也存在空间集聚特征？对于流动人口，因户籍制度的壁垒，人口流入地政府可在教育、社会保障方面实施歧视性待遇，人口流出地也因经济增长目标而改变对公共服务的供给，因而也都会对地方政府规模有影响。那么，吸引外资和人口流动对中国地方政府规模产生怎样的影响？中国地方政府规模是否存在空间自相关性？过去的文献很少涉及。
一、文献回顾
关于经济开放如何影响政府规模，存在两种影响机制：即“补偿效应”和“效率效应”。“效率效应”认为，经济开放加大了资本、劳动力等要素的流动性，加剧了国际间与地区间的税收竞争，进而抑制了政府规模的扩展。“补偿效应”指出，经济开放带来了外部风险，进而要求增加公共服务的支出来应对外部风险（Rodrik，1998）。“补偿效应”和“效率效应”在作用方向上相反，最终的影响取决于这两种效应的大小。不同类型的国家，经济开放对政府规模的影响方向可能有差异（梅东州、龚六堂，2012），甚至政府的职能不同也会影响到经济开放对政府规模的作用方向（毛捷等，2015）。
国内许多学者研究了贸易开放对中国地方政府规模的影响，但结论有差异。杨灿明、孙群力（2008），王德祥、张权（2010），郭月梅、孙群力（2009）和鄭法川（2012）等认为对外贸易导致了地方政府规模的扩大。胡兵、陈少林（2014）强调了贸易开放对地方政府支出规模的影响存在门槛特征，跨越特定开放门槛的地区，贸易开放的政府支出规模增加的效应更强。而高凌云、毛日昇（2011）分析了贸易开放通过就业调整而提高了我国地方政府实际投资性、转移支付支出效率的提高，降低了地方政府规模。
对于吸引外资对中国地方政府规模的影响，研究文献相对较少。徐琰超等（2010）分析了1999—2003年FDI对中国县级政府规模的影响，发现影响为正。高凌云、毛日昇（2011）在分析贸易开放对政府规模的影响时也考虑了资本开放对地方政府实际投资性、转移支付支出的影响，但影响方向有正有负，且多数情况下不显著。有学者还分析了FDI对政府支出规模或支出结构的影响。朱军（2012）研究了贸易开放、资本开放与公共支出结构之间的关系，认为资本开放对于政府各项支出的扩张效应明显高于贸易开放。靳涛、张建辉（2010）分析了政府支出是否会挤出FDI问题时发现，二者之间不仅存在协整关系，还存在单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即FDI是政府扩大支出的格兰杰原因，而政府扩大支出并不是引致FDI流入的格兰杰原因。此外，陆远权等（2016）指出中国式分权和引资竞争造成地方债务规模扩大的重要原因。
另外，有学者分析了人口流动对地方政府支出的影响。如成喜玲和唐繁（2016）分析了劳动力流动对地方政府规模的影响，发现其影响为正。段哲哲等（2017）指出人口流动确实会导致流入地居民享有教育资源的减少。王金营、李庄园（2015）以宁波市为例分析了宁波市为例分析了快速成长城市流动人口对财政支出规模的影响，发现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对公共财政支出的影响存在水平上的较大差异。此外，付文林（2012）分析了人口流动对地方公共品供求失衡关系的影响，发现行政管理服务的拥挤程度相对更高；而在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省份均是文教卫等民生性公共品的拥挤程度较高。这表明在教育、卫生和福利转移等具有排他性的公共服务项目上存在明显的消费壁垒。
由上可知，外资开放与人口流动都会影响到地方政府规模，但学者们很少把外资开放与人口流动结合一起来研究其对地方政府规模的影响。对此，本文利用2000—2014年间的省级面板数据来分析外资开放及人口流动对地方政府规模的影响。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外资开放对中国地方政府规模的影响机制分析
尽管许多学者更关注贸易开放，但在中国，我国贸易的增长更大程度上是外资企业贡献的，外资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外贸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各地方政府在吸引外资方面都不遗余力。通常学者们把外资开放的影响机制等同于贸易开放，即外资开放对政府规模的影响机制也分为“效率效应”和“补偿效应”两种。根据国际税收竞争理论，资本流动对税收增长有抑制作用，进而抑制了政府规模的增长。Liberati（2007）从实证的角度证实了资本开放的“效率效应”，指出资本开放降低了政府规模。但是，“效率效应”的前提条件是政府预算硬约束。在预算硬约束的情况下，政府只能削减开支、提高效率，才能通过税收竞争吸引要素流入。但是在中国，“效率效应”的前提条件改变得尤为明显，其作用方向可能反而为正。在地方政府预算软约束和政绩考评机制下，地方政府不仅展开了在税收优惠政策上的竞争，而且还通过加强基础建设和增加公共投入等方面进行财政支出的竞争。在中国式财政分权下，各地方政府有能力和有积极性通过增加财政支出改善投资环境来吸引外资的流入。许多学者都分析了我国地方政府的引资竞争。Qian等（1998）认为，各地方政府在竞争FDI过程中会普遍采取直接或变相减免税收、增加公共投入和完善基础设施等政策。李永友和沈坤荣（2008）认为地方政府在初始阶段采用税收竞争手段，随后竞争策略出现分化，其中，经济落后和竞争最激烈的地区，税收仍然是辖区间竞争的主要手段，但对经济发达地区，竞争策略还包括财政支出领域。王文剑等（2007）指出，财政自主性较高的地区能通过增加经济建设支出和公共服务支出弹性来提升地方的产业配套能力、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外资流入。张恒龙和陈宪（2006）指出，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把有限的财政资源用在有利于改善投资环境的基础设施建设中，从而间接压缩了公共服务支出。特别是对于贫穷地区的地方政府而言，税收优惠对财政支出的影响更加明显，为了保证有利于改善投资环境的支出，对公共服务支出的挤占将更严重。而对于“补偿效应”，政府更加看重当地经济增长，而通常选择忽视或降低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的相对支出。傅勇、张晏（2007）在分析地方政府支出结构偏向的激励根源时指出，中国的财政分权以及基于政绩考核下的政府竞争，造就了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结构“重基本建设、轻人力资本投资和公共服务”的明显扭曲。基于上面的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设1。
假设1：外资开放是影响我国地方政府规模的重要因素，其影响为正。
（二）人口流动对中国地方政府规模的影响机制分析
所谓人口流动，一般意义上讲是指人们因就业、求学、退休、婚姻等原因而离开原居住地到另一地居住的行为。但在中国官方的话语体系中，人口流动是没有户籍管理关系转移的定居地改变。目前官方界定的我国“流动人口”已达到2.6亿多人。因此，流动人口的本质特征并不在于“流动”，其唯一显著的特征是：他们从户籍所在地流动到他乡，并且其户籍没有随着他们一起来到新的居住地。进一步看，流动人口的户籍关系与实际定居的分离并不是他们自己的选择，而是政府的公共管理制度所规定的。也就是说，政府的介入使户籍与定居的分离成为了我国流动人口的本质特征（关信平，2014）。流动人口作为“外地人”，因而在公共管理和服务体系中受到歧视和排斥，以及造成了作为劳工的流动人口在劳动关系中缺乏政府对其应有的保护（杨菊华，2012；关信平，2014）。由此看来，人口流动一方面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增加了税基；另一方面又可通过户籍制度来抑制公共服务支出的增长。因此，人口流动是抑制了中国地方政府规模的扩大。而且，从上面的“补偿效应”分析中也可以看出，地方政府普遍存在“轻公共服务和社会性支出”的财政支出结构偏向现象，并且许多学者的实证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乔宝云等（2005）通过与西方主流的财政分权理论和实践的比较，指出中国特殊的国情决定了财政分权的不合意结果，尤其是人口流动障碍及其地区性差异导致地方政府行为向追求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率的方向转变，导致各地区激烈的财政竞争并相应挤占了义务教育等外部性较强的准公共产品性质的财政支出。王美今等（2010）运用能刻画空间交互性反应特征的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对地方政府财政竞争的行为特性进行识别，发现地方政府在基本建设支出和科教文卫支出方面均表现出相互模仿的策略互动，但是中央政府的科教文卫支出政策未能对地方政府产生强而有力的影响。龚锋和卢洪友（2009）则利用1999—2005年中国内地地区28个省面板数据联立估计了教育支出等7类公共支出的需求函数发现，在现有的政绩考评机制下，地方官员重视对政府运作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而忽视对辖区居民公共需求偏好的满足，从而导致某些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低于居民的实际需求。尹恒和朱虹（2011）采用2067个县（市）2001—2005年财政经济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县级财政也存在生产性支出偏向现象。由此得出研究假设2和假设3。
假设2：人口流动对中国地方政府规模有重要影响，且影响为负。
假设3：地方政府的策略互动行为使中国地方政府规模存在空间正相关性。
三、中国地方政府规模的空间相关性分析
根據相关研究文献惯例（杨灿明、孙群力，2008；高凌云、毛日昇，2011），中国地方政府规模采用各省（市、自治区）财政支出占该地区GDP的比重来衡量。这里的财政支出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这里采用莫兰指数I（Morans’I）（Moran，1995）与局域空间相关性指标（LISA集聚图）来考察中国地方政府规模在地理分布上的空间自相关性和集聚程度。
（一）全局空间自相关检验
空间自相关可以理解为位置相邻地区具有相似的变量取值，一般通过全局莫兰指数 I（Global Moran′s I）来度量。全局莫兰指数I的取值介于-1和1之间，当I值大于0时，表示变量呈现正空间自相关，即高值与高值集聚、低值与低值集聚；当I值小于0时，表示变量呈现负空间自相关，即高值与低值集聚；当I值接近于0时，则表示空间分布是随机的，不存在空间自相关性。Z值是用来检验n个区域是否存在空间自相关关系。当Z>|1.96|，则表示莫兰指数在9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由图1可知，自2001年以来，中国地方政府规模的莫兰指数I大于0，Z值都在3以上，表明其在0.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中国地方政府规模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显著的空间正自相关性，存在着明显的空间集聚现象。
（二）局部空间自相关性分析
全局空间自相关假定空间是同质的，但如果空间对象存在空间异质性，则需用局部空间自相关方法来衡量每个空间对象在“局部”的相关性质。局域空间相关性指标LISA（Local Indicators of Spatial Association）用来评价局部地区的空间相关性，来判定低值或高值地区在空间上是否存在着显著的集聚现象。
自2000年以来中国地方政府规模在省级层面上存在集聚现象，各省的空间自相关类型见表1所示。新疆在2002年和2005—2014年间、甘肃在2001—2014年间、青海在2002—2014年間以及宁夏在2000—2005年间呈现出显著的高-高正相关集聚，表明这些省份在相应年份的政府规模高，且周围省份的政府规模也高。而四川在2000—2009年间呈现出低-高负相关集聚，表明四川的政府规模低，但周边省份的政府规模高。山东和福建分别在2000—2009年间和2006—2007年间呈现出低-低正相关集聚，表明它们以及周边省份的政府规模都很低。这表明中国地方政府的高-高集聚模式集中在西部，而低-低集聚模式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
各省级政府规模的热点图显示，新疆、甘肃和四川自2000—2014年都是地方政府规模的热点区域；青海从2001—2014年、宁夏从2000—2008年以及云南从2008—2009年也都是热点区域。
四、模型设定、变量选取和数据说明
（一）模型设定
为了检验外资开放、人口流动与中国地方政府规模之间的关系，本文的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GOVit=α+β1FDIit+β2POPit+γZit+μi+εit（1）
其中，下标i和t分别表示省区和年份。GOVit为政府规模，FDIit为外商直接投资开放度，POPit为人口流动，Zit为控制变量向量，μi为个体效应项，εit为误差项。
根据上面的分析可知，中国地方政府规模存在着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因此需考虑空间相关性而通过空间滞后模型（Spatial Lag Model，SLM）来全面考察外资开放、人口流动及贸易开放对中国地方政府规模的影响。
空间滞后模型（SLM）是在模型（1）的基础上通过引入被解释变量的空间变量来构建，其表达式如下所示：
GOVit=α+ρWGOVit+β1FDIit+β2POPit+γZit+μi+εit（2）
εit～N（0，σ2I）（3）
其中，WGOVit为空间滞后变量，度量了邻近地区对i地区政府规模的影响。ρ为空间自回归系数，反映了空间滞后项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程度和作用方向。W是由0和1组成的nt×nt阶空间权重矩阵。其设定原则为：当地区i与地区j相邻时，W取1；当地区i与地区j不相邻时，W取0，这里的相邻是指地区i与地区j有共同的边或顶点。此外，这里设定海南与广东相邻。
（二）变量选取
1. 解释变量
（1）外资开放度（FDI与FDIZ）。外资流入可以用绝对规模和相对规模两种方式来衡量。考虑到不同地区的经济总量差异较大，直接使用绝对规模指标进行分析会使对比意义受到影响。为此，这里用相对规模指标（FDI）来表示，采用一地区某年流入的实际FDI占该地区GDP的比重，其中实际FDI金额用当年的人民币对美元的平均汇率折算成人民币。此外，用各地区的人均实际FDI（FDIZ）作为替代变量进行稳健性分析，并用CPI指数扣除了通货膨胀的影响。
（2）人口流动（POP和POR）。目前研究文献对人口流动有多种表示方法，如李拓、李斌（2015）用一地区年度人口净流入（流出）量占地区常住人口的比例来表征地区人口流动；段哲哲等（2017）用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的比例表示人口流动；付文林（2012）用移民率表示人口流动，移民率为1减去住本乡、镇、街道且户籍在本乡、镇、街道的人口数除以抽样人口数。考虑数据的连续性和省级空间自相关的研究目的，本文采用前两种表示方法，用常住人口除以户籍人口的比例（POR）作为人口流动指标，并用一地区常住人口减去户籍人口再除以常住人口的百分比（POP）作为人口流动的替代变量。
2. 控制变量
（1）贸易开放（TRAD）。贸易开放度通常用一地区进出口总额占该地区GDP的比重来衡量。由于中国各省市区进出口金额的统计有两个口径：一是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口径统计的；二是按境内目的地、货源地口径统计的。由于本研究强调贸易开放对地方政府规模的影响，因此采用按经营单位所在地统计各省市区的进出口贸易量更符合本研究的主题。预计其系数的符号为正。
（2）人均实际GDP（GDP）。根据瓦格纳法则，经济发展将对政府规模产生正向影响。因此，本文引入人均实际GDP来控制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对财政支出规模的影响。人均实际GDP以2000年不变价格计算的省级GDP除以该地区的常住人口，预计其系数的符号为正。
（3）人口规模（SCA）。由于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时存在规模经济效应，一省的财政支出可能随着人口数量的变化而表现出一定的规模经济。考虑到人口规模会对政府支出规模造成影响，我们纳入常住人口数量进行观测，预计该系数的符号不确定。
（4）转移支付（TRA）。转移支付有助于增加地方政府公共支出，也会导致地方政府支出规模的扩张。范子英和张军（2010）、付文林和沈坤荣（2012）都发现转移支付存在“粘蝇纸效应”。这里用各省市区获得的中央补助收入占该地区GDP的比重表示，预计其系数符号为正。 （5）财政分权（FIIN）。财政分权的测量指标使用最多的是收入分权、支出分权。由于来自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是省本级政府年度总支出的来源之一，因此，地方政府的支出份额并不能有效策测量其财政自主度。为此，本文采用财政收入分权指标，即用各省市区的省级人均预算收入占全国人均预算收入的比重来表示。根据“利维坦假说”，财政分权能够导致地方间非合作的财政竞争，从而遏制地方政府规模的膨胀。但是在中国，由于地方政府的预算软约束，预计其系数的符号不确定。
为了减少变量遗漏造成估计结果的偏误，本文还在计量模型中加入了如下控制变量：产业结构（IND），以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表示；抚养比（BUR），用14岁以下和65岁以上的人口数占常住人口数的比重来表示。
（三）数据说明与变量统计描述
本文选取2000—2014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不包括西藏和港、澳、臺地区）为研究对象。所有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为了减小或消除异方差问题，所有变量都取自然对数形式，因POP的值有正有负，则采取在其值上加100再取对数。取对数后的所有变量的统计描述见表2。
五、实证结果分析
在进行正式检验之前，需要观察各主要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以判定各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着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具体结果如表3所示。由表3可知，所有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低于0.8。通过进一步计算各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值（VIF）发现，模型膨胀因子的最大值小于经验值10。因此，可以基本判定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一）回归结果与分析
通过空间滞后模型的LM-lag和Robust LM-lag检验发现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无空间自相关”的原假设。因此，本文以空间滞后模型（SLM）的回归结果为基准进行解释，回归结果见表4。表4的估计结果显示，空间自回归系数ρ的估计值显著为正，故存在空间自回归效应。这表明中国地方政府规模在空间上存在着水平交互作用，不仅受到本地区外生解释变量的影响，还受到邻近地区政府规模的影响，即邻近地区的政府规模存在着空间正溢出效应，验证了假设3。
表4中的模型（5）是本文设定的标准模型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外资开放估计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地方政府规模随着外资开放的增加而扩大，验证了假设1。这与徐琰超等（2010）、靳涛、张建辉（2010）的结论一致。人口流动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流动人口有助于抑制地方政府规模的扩大，从而验证了假设2。贸易开放度（LTRAD）的影响也显著为正，符合预期。其他变量的符号大都符合理论预期。经济发展（LGDP）对地方政府规模有正的影响，证实了“瓦格纳法则”；财政分权（LFIIN）对地方政府规模的扩大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与王文剑（2010）等的结论一致；转移支付（LTRA）显著地扩大了地方政府规模，证实了“粘蝇纸效应”。人口规模（LSCA）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人口规模扩大并没有带来规模效应。抚养比（LBUR）促进了地方政府规模的扩大，但不显著。模型（1）和模型（3）是逐步加入其他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结果发现外资开放、人口流动及贸易开放等变量的系数大小、符号和显著性水平都没有发生很大变化，说明回归结果很稳健。
此外，笔者还考虑了邻近地区外资开放度的空间溢出效应，回归结果见表4中模型（2）、（4）和（6），回归结果显示WLFDI的系数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邻近地区外资开放对该地区政府规模有空间负溢出效应。也就是说，邻近省份的外资开放对该地区有外溢效应，因而该地区政府可免费搭便车，从而可以降低该地区吸引外资的支出水平。
（二）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检验模型的稳健性，这里用外资开放和人口流动的替代指标人均实际利用外资量（LFDIZ）和人口净流动比重（POP）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5。人均实际利用外资量对地方政府规模的影响显著为正，而人口净流动比重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除模型（4）、（6）中的WLFDIZ回归系数不显著外，其他变量的回归系数的符号及显著性都未有明显变化，从而进一步证明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六、主要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空间计量分析方法，探讨了2000—2014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地方政府规模的空间分布格局，以及在中国地方政府预算软约束和户籍制度作用下外资开放、人口流动与中国地方政府规模的影响机制，并进一步通过构建空间滞后模型（SLM）实证考察了外资开放、人口流动对中国地方政府规模的影响。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如下：
1. 外资开放促进了中国地方政府规模的扩大。地方政府在吸引外资方面的恶性竞争，扩大了地方政府规模。各地方政府这种发展竞争本质上是一种政策竞争、要素竞争，其结果是利益外流、产业同质、产能过剩、环境破坏，因而这种政策竞争、过度让利行为是不可持续的，同时也不利于政府行政效率乃至全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2. 人口流动对中国地方政府规模的扩大有抑制作用。这表明各地方政府对流动人口的歧视待遇确实有助于抑制地方政府规模的扩张。地方政府的预算软约束使政府改变公共预算支出结构，降低了针对民生的公共服务支出份额，造成目前我国在教育、住房及社会保障方面的紧张与欠账现象，这也形成了社会不稳定的来源。
3. 中国地方政府规模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在空间地理分布上呈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并在局部地区形成了不同的集聚区域。由此可见，一个地区的政府规模与其所处的空间区位及周边地区密切相关，这也造成一地区的政策创新行为会引发各地效仿的跟风效应，从而不利于各地区经济的协调优化与分工合作。为此，中央政府应对地方政府的行为制定相应的纪律与规范。
参考文献：
[1]陈诗一，张军.中国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效率研究：1978-2005[J].中国社会科学，2008（4）：65-78. [2]段哲哲，黄伟任，黄 昊.流动人口对县级政府基础教育支出影响研究——基于2009—2014年江苏省44个县市数据[J].西北人口，2017（1）：19-27.
[3]付文林.人口流动、增量预算与地方公共品的拥挤效应[J].中国经济问题，2012（1）：41-53.
[4]傅勇，张晏.中国式分权与财政支出结构偏向：为增长而竞争的代价[J].管理世界，2007（3）：4-12.
[5]高凌云，毛日昇.贸易开放、引致性就业调整与我国地方政府实际支出规模变动[J].经济研究，2011（1）：42-54.
[6]龔锋，卢洪友.公共支出结构、偏好匹配与财政分权[J].管理世界，2009（1）：10-21.
[7]郭月梅，孙群力.贸易开放与中国地方政府规模关系的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09（10）：166-167.
[8]关信平.中国流动人口问题的实质及相关政策分析[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4（5）：70-76.
[9]胡兵，陈少林.贸易开放对地方政府支出规模影响的门槛效应[J]. 亚太经济，2014（3）：110-115.
[10]靳涛，张建辉.大规模政府支出真的会挤出FDI吗？——基于两者因果关系的实证研究与结构检验[J].经济学家，2010（3）：35-40.
[11]李永友，沈坤荣.辖区间竞争、策略性财政政策与FDI增长绩效的区域特征[J].经济研究，2008（5）：58-69.
[12]毛捷，管汉晖，林智贤.经济开放与政府规模——来自历史的新发现（1850—2009）[J].经济研究，2015（7）：87-101.
[13]梅冬州，龚六堂.开放真的导致政府规模扩大吗？——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研究[J].经济学（季刊），2012（1）：245-266。
[14]王金营，李庄园.快速成长城市流动人口对财政支出规模影响研究——以宁波市为例[J].财政研究，2015（12）：82-89.
[15]乔宝云，范剑勇，冯兴元.中国的财政分权与小学义务教育[J].中国社会科学，2005（6）：37-46.
[16]沈坤荣，耿强.外国直接投资、技术外溢与内生经济增长——中国数据的计量检验与实证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1（5）：82-93.
[17]王文剑，仉建涛，覃成林.财政分权、地方政府竞争与FDI的增长效应[J].管理世界，2007（3）：13-22.
[18]王永钦，张晏，章元等.中国的大国发展道路——论分权式改革的得失[J].经济研究，2007（1）：4-16.
[19]王美今，林建浩，余壮雄.中国地方政府财政竞争行为特性识别：“兄弟竞争”与“父子争议”是否并存？[J].管理世界，2010（3）：22-33.
[20]王德祥，张权.政府规模与贸易开放度关系研究——基于中国29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分析[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0（5）：1-6.
[21]徐琰超，沈拓彬，尹恒.FDI 与政府规模、支出结构：理论及证据[J].金融评论，2010（2）：39-48.
[22]尹恒，朱虹.县级财政生产性支出偏向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11（1）：88-102.
[23]杨菊华.社会排斥与青年乡— 城流动人口经济融入的三重弱势[J].人口研究，2012（5）：69-83.
[24]杨灿明，孙群力.外部风险对中国地方政府规模的影响[J].经济研究，2008（9）：115-122.
[25]姚树洁，冯根福，韦开蕾.外商直接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J].经济研究，2006（12）：35-46.
[26]张恒龙，陈宪.财政竞争对地方公共支出结构的影响——以中国的招商引资竞争为例[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6（6）：57-64.
[27]张晏.财政分权、FDI 竞争与地方政府行为[J].世界经济文汇，2007（2）：13-23.
[28]赵伟，向永辉.区位优势、集聚经济和中国地区间FDI竞争[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6）：111-124.
[29]郑法川.地方政府规模影响因素实证分析[J].财政研究，2012（4）：39-41.
[30]朱军.贸易开放、资本开放、地区规模与公共支出结构——来自中国省级政府面板数据的一项经验研究[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2（9）：83-88.
[31]钟昌标.外商直接投资地区间溢出效应研究[J].经济研究，2010（1）：80-89.
[32]Rodrik D. Why do More Open Economies Have Bigger Governments[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8，106 （5）：pp.997-1032.
[33]Gemmell N.， Kneller N.， Sanz L. Foreign Investment，International Trade and Size and Structure of Public Expenditures[J].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08（24）：pp.151-171.
[34]Liberati P. Trade Openness，Capital Openness and Government Size[J]. Journal of Public Policy，2007，27（2）：215-247. [35]Qian Y.Y.，Roland G. Federalism and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 [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8，88（5）：1143-1162.
责任編辑：武玲玲
Abstract： By using the method of spatial econometric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the local government size in 30 provinces （municipalities and autonomous regions） in China from 2000 to 2014， as well as the foreign capital openness， population mobility and local governments size in China under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s and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of local governments， in addition， by constructing spatial lag model （SLM）， the impact of foreign capital openness， population mobility on local governments size is empirically verified as well.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of local government size is significant and positive， and the foreign capital openness has promoted the expansion of local governments in China， however， the population mobility contributes to curbing the above-mentioned expansion.
Key words： Local Government； Government Size ；Foreign Capital Openness； Population Mobility；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Government Function； Trade Openness
关键词：地方政府；政府规模；外资开放；人口流动；外商直接投资；政府职能；贸易开放
中图分类号：F1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8）02-0017-09
很多学者研究了贸易开放对政府规模的影响（Rodrik，1998；Gemmell等，2008；杨灿明、孙群力，2008；高凌云、毛日昇，2011、梅东州、龚六堂，2012；毛捷等，2015），但是中国对外贸易规模的扩大很大程度上是由外资企业带来的。多年来中国一直是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之一，FDI的大量流入为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沈坤荣和耿强，2001；姚树洁等，2006；钟昌标，2010）。中国实际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下面简称FDI）规模从2000年的407.15亿美元增长到2014年的1 195.62亿美元；外资企业的进出口量占我国进出口总量的比重，在2000—2014年有11年在50%以上，平均比重为53.2%。与此同时，外资及制造业在沿海地区的集聚也伴随着大量的劳动力从内陆地区向沿海地区迁移。据中国统计局的统计，中国流动人口自2000年的1.2亿人增加到2014年的2.53亿人，形成世界上特有的大规模人口的周期性迁移现象。许多学者都研究了中国地方政府的FDI竞争（王永钦等，2007；张晏，2007；Qian等，1998；王文剑等，2007）。因外企有更高的生产率和更大的流动性，中国财政分权下的各地方政府竞相追逐FDI，展开了从税收优惠到增加公共投入和完善基础设施等财政竞争。税收、补贴以及财政支出是各地方政府竞争FDI的首选工具（赵伟、向永辉，2012）。因此，吸引FDI流入会促进中国地方政府规模的扩张。由于外资在中国的分布高度集聚于沿海地区，那么中国地方政府规模的扩展是否也存在空间集聚特征？对于流动人口，因户籍制度的壁垒，人口流入地政府可在教育、社会保障方面实施歧视性待遇，人口流出地也因经济增长目标而改变对公共服务的供给，因而也都会对地方政府规模有影响。那么，吸引外资和人口流动对中国地方政府规模产生怎样的影响？中国地方政府规模是否存在空间自相关性？过去的文献很少涉及。
一、文献回顾
关于经济开放如何影响政府规模，存在两种影响机制：即“补偿效应”和“效率效应”。“效率效应”认为，经济开放加大了资本、劳动力等要素的流动性，加剧了国际间与地区间的税收竞争，进而抑制了政府规模的扩展。“补偿效应”指出，经济开放带来了外部风险，进而要求增加公共服务的支出来应对外部风险（Rodrik，1998）。“补偿效应”和“效率效应”在作用方向上相反，最终的影响取决于这两种效应的大小。不同类型的国家，经济开放对政府规模的影响方向可能有差异（梅东州、龚六堂，2012），甚至政府的职能不同也会影响到经济开放对政府规模的作用方向（毛捷等，2015）。
国内许多学者研究了贸易开放对中国地方政府规模的影响，但结论有差异。杨灿明、孙群力（2008），王德祥、张权（2010），郭月梅、孙群力（2009）和鄭法川（2012）等认为对外贸易导致了地方政府规模的扩大。胡兵、陈少林（2014）强调了贸易开放对地方政府支出规模的影响存在门槛特征，跨越特定开放门槛的地区，贸易开放的政府支出规模增加的效应更强。而高凌云、毛日昇（2011）分析了贸易开放通过就业调整而提高了我国地方政府实际投资性、转移支付支出效率的提高，降低了地方政府规模。
对于吸引外资对中国地方政府规模的影响，研究文献相对较少。徐琰超等（2010）分析了1999—2003年FDI对中国县级政府规模的影响，发现影响为正。高凌云、毛日昇（2011）在分析贸易开放对政府规模的影响时也考虑了资本开放对地方政府实际投资性、转移支付支出的影响，但影响方向有正有负，且多数情况下不显著。有学者还分析了FDI对政府支出规模或支出结构的影响。朱军（2012）研究了贸易开放、资本开放与公共支出结构之间的关系，认为资本开放对于政府各项支出的扩张效应明显高于贸易开放。靳涛、张建辉（2010）分析了政府支出是否会挤出FDI问题时发现，二者之间不仅存在协整关系，还存在单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即FDI是政府扩大支出的格兰杰原因，而政府扩大支出并不是引致FDI流入的格兰杰原因。此外，陆远权等（2016）指出中国式分权和引资竞争造成地方债务规模扩大的重要原因。
另外，有学者分析了人口流动对地方政府支出的影响。如成喜玲和唐繁（2016）分析了劳动力流动对地方政府规模的影响，发现其影响为正。段哲哲等（2017）指出人口流动确实会导致流入地居民享有教育资源的减少。王金营、李庄园（2015）以宁波市为例分析了宁波市为例分析了快速成长城市流动人口对财政支出规模的影响，发现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对公共财政支出的影响存在水平上的较大差异。此外，付文林（2012）分析了人口流动对地方公共品供求失衡关系的影响，发现行政管理服务的拥挤程度相对更高；而在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省份均是文教卫等民生性公共品的拥挤程度较高。这表明在教育、卫生和福利转移等具有排他性的公共服务项目上存在明显的消费壁垒。
由上可知，外资开放与人口流动都会影响到地方政府规模，但学者们很少把外资开放与人口流动结合一起来研究其对地方政府规模的影响。对此，本文利用2000—2014年间的省级面板数据来分析外资开放及人口流动对地方政府规模的影响。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外资开放对中国地方政府规模的影响机制分析
尽管许多学者更关注贸易开放，但在中国，我国贸易的增长更大程度上是外资企业贡献的，外资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外贸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各地方政府在吸引外资方面都不遗余力。通常学者们把外资开放的影响机制等同于贸易开放，即外资开放对政府规模的影响机制也分为“效率效应”和“补偿效应”两种。根据国际税收竞争理论，资本流动对税收增长有抑制作用，进而抑制了政府规模的增长。Liberati（2007）从实证的角度证实了资本开放的“效率效应”，指出资本开放降低了政府规模。但是，“效率效应”的前提条件是政府预算硬约束。在预算硬约束的情况下，政府只能削减开支、提高效率，才能通过税收竞争吸引要素流入。但是在中国，“效率效应”的前提条件改变得尤为明显，其作用方向可能反而为正。在地方政府预算软约束和政绩考评机制下，地方政府不仅展开了在税收优惠政策上的竞争，而且还通过加强基础建设和增加公共投入等方面进行财政支出的竞争。在中国式财政分权下，各地方政府有能力和有积极性通过增加财政支出改善投资环境来吸引外资的流入。许多学者都分析了我国地方政府的引资竞争。Qian等（1998）认为，各地方政府在竞争FDI过程中会普遍采取直接或变相减免税收、增加公共投入和完善基础设施等政策。李永友和沈坤荣（2008）认为地方政府在初始阶段采用税收竞争手段，随后竞争策略出现分化，其中，经济落后和竞争最激烈的地区，税收仍然是辖区间竞争的主要手段，但对经济发达地区，竞争策略还包括财政支出领域。王文剑等（2007）指出，财政自主性较高的地区能通过增加经济建设支出和公共服务支出弹性来提升地方的产业配套能力、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外资流入。张恒龙和陈宪（2006）指出，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把有限的财政资源用在有利于改善投资环境的基础设施建设中，从而间接压缩了公共服务支出。特别是对于贫穷地区的地方政府而言，税收优惠对财政支出的影响更加明显，为了保证有利于改善投资环境的支出，对公共服务支出的挤占将更严重。而对于“补偿效应”，政府更加看重当地经济增长，而通常选择忽视或降低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的相对支出。傅勇、张晏（2007）在分析地方政府支出结构偏向的激励根源时指出，中国的财政分权以及基于政绩考核下的政府竞争，造就了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结构“重基本建设、轻人力资本投资和公共服务”的明显扭曲。基于上面的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设1。
假设1：外资开放是影响我国地方政府规模的重要因素，其影响为正。
（二）人口流动对中国地方政府规模的影响机制分析
所谓人口流动，一般意义上讲是指人们因就业、求学、退休、婚姻等原因而离开原居住地到另一地居住的行为。但在中国官方的话语体系中，人口流动是没有户籍管理关系转移的定居地改变。目前官方界定的我国“流动人口”已达到2.6亿多人。因此，流动人口的本质特征并不在于“流动”，其唯一显著的特征是：他们从户籍所在地流动到他乡，并且其户籍没有随着他们一起来到新的居住地。进一步看，流动人口的户籍关系与实际定居的分离并不是他们自己的选择，而是政府的公共管理制度所规定的。也就是说，政府的介入使户籍与定居的分离成为了我国流动人口的本质特征（关信平，2014）。流动人口作为“外地人”，因而在公共管理和服务体系中受到歧视和排斥，以及造成了作为劳工的流动人口在劳动关系中缺乏政府对其应有的保护（杨菊华，2012；关信平，2014）。由此看来，人口流动一方面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增加了税基；另一方面又可通过户籍制度来抑制公共服务支出的增长。因此，人口流动是抑制了中国地方政府规模的扩大。而且，从上面的“补偿效应”分析中也可以看出，地方政府普遍存在“轻公共服务和社会性支出”的财政支出结构偏向现象，并且许多学者的实证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乔宝云等（2005）通过与西方主流的财政分权理论和实践的比较，指出中国特殊的国情决定了财政分权的不合意结果，尤其是人口流动障碍及其地区性差异导致地方政府行为向追求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率的方向转变，导致各地区激烈的财政竞争并相应挤占了义务教育等外部性较强的准公共产品性质的财政支出。王美今等（2010）运用能刻画空间交互性反应特征的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对地方政府财政竞争的行为特性进行识别，发现地方政府在基本建设支出和科教文卫支出方面均表现出相互模仿的策略互动，但是中央政府的科教文卫支出政策未能对地方政府产生强而有力的影响。龚锋和卢洪友（2009）则利用1999—2005年中国内地地区28个省面板数据联立估计了教育支出等7类公共支出的需求函数发现，在现有的政绩考评机制下，地方官员重视对政府运作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而忽视对辖区居民公共需求偏好的满足，从而导致某些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低于居民的实际需求。尹恒和朱虹（2011）采用2067个县（市）2001—2005年财政经济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县级财政也存在生产性支出偏向现象。由此得出研究假设2和假设3。
假设2：人口流动对中国地方政府规模有重要影响，且影响为负。
假设3：地方政府的策略互动行为使中国地方政府规模存在空间正相关性。
三、中国地方政府规模的空间相关性分析
根據相关研究文献惯例（杨灿明、孙群力，2008；高凌云、毛日昇，2011），中国地方政府规模采用各省（市、自治区）财政支出占该地区GDP的比重来衡量。这里的财政支出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这里采用莫兰指数I（Morans’I）（Moran，1995）与局域空间相关性指标（LISA集聚图）来考察中国地方政府规模在地理分布上的空间自相关性和集聚程度。
（一）全局空间自相关检验
空间自相关可以理解为位置相邻地区具有相似的变量取值，一般通过全局莫兰指数 I（Global Moran′s I）来度量。全局莫兰指数I的取值介于-1和1之间，当I值大于0时，表示变量呈现正空间自相关，即高值与高值集聚、低值与低值集聚；当I值小于0时，表示变量呈现负空间自相关，即高值与低值集聚；当I值接近于0时，则表示空间分布是随机的，不存在空间自相关性。Z值是用来检验n个区域是否存在空间自相关关系。当Z>|1.96|，则表示莫兰指数在9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由图1可知，自2001年以来，中国地方政府规模的莫兰指数I大于0，Z值都在3以上，表明其在0.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中国地方政府规模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显著的空间正自相关性，存在着明显的空间集聚现象。
（二）局部空间自相关性分析
全局空间自相关假定空间是同质的，但如果空间对象存在空间异质性，则需用局部空间自相关方法来衡量每个空间对象在“局部”的相关性质。局域空间相关性指标LISA（Local Indicators of Spatial Association）用来评价局部地区的空间相关性，来判定低值或高值地区在空间上是否存在着显著的集聚现象。
自2000年以来中国地方政府规模在省级层面上存在集聚现象，各省的空间自相关类型见表1所示。新疆在2002年和2005—2014年间、甘肃在2001—2014年间、青海在2002—2014年間以及宁夏在2000—2005年间呈现出显著的高-高正相关集聚，表明这些省份在相应年份的政府规模高，且周围省份的政府规模也高。而四川在2000—2009年间呈现出低-高负相关集聚，表明四川的政府规模低，但周边省份的政府规模高。山东和福建分别在2000—2009年间和2006—2007年间呈现出低-低正相关集聚，表明它们以及周边省份的政府规模都很低。这表明中国地方政府的高-高集聚模式集中在西部，而低-低集聚模式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
各省级政府规模的热点图显示，新疆、甘肃和四川自2000—2014年都是地方政府规模的热点区域；青海从2001—2014年、宁夏从2000—2008年以及云南从2008—2009年也都是热点区域。
四、模型设定、变量选取和数据说明
（一）模型设定
为了检验外资开放、人口流动与中国地方政府规模之间的关系，本文的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GOVit=α+β1FDIit+β2POPit+γZit+μi+εit（1）
其中，下标i和t分别表示省区和年份。GOVit为政府规模，FDIit为外商直接投资开放度，POPit为人口流动，Zit为控制变量向量，μi为个体效应项，εit为误差项。
根据上面的分析可知，中国地方政府规模存在着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因此需考虑空间相关性而通过空间滞后模型（Spatial Lag Model，SLM）来全面考察外资开放、人口流动及贸易开放对中国地方政府规模的影响。
空间滞后模型（SLM）是在模型（1）的基础上通过引入被解释变量的空间变量来构建，其表达式如下所示：
GOVit=α+ρWGOVit+β1FDIit+β2POPit+γZit+μi+εit（2）
εit～N（0，σ2I）（3）
其中，WGOVit为空间滞后变量，度量了邻近地区对i地区政府规模的影响。ρ为空间自回归系数，反映了空间滞后项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程度和作用方向。W是由0和1组成的nt×nt阶空间权重矩阵。其设定原则为：当地区i与地区j相邻时，W取1；当地区i与地区j不相邻时，W取0，这里的相邻是指地区i与地区j有共同的边或顶点。此外，这里设定海南与广东相邻。
（二）变量选取
1. 解释变量
（1）外资开放度（FDI与FDIZ）。外资流入可以用绝对规模和相对规模两种方式来衡量。考虑到不同地区的经济总量差异较大，直接使用绝对规模指标进行分析会使对比意义受到影响。为此，这里用相对规模指标（FDI）来表示，采用一地区某年流入的实际FDI占该地区GDP的比重，其中实际FDI金额用当年的人民币对美元的平均汇率折算成人民币。此外，用各地区的人均实际FDI（FDIZ）作为替代变量进行稳健性分析，并用CPI指数扣除了通货膨胀的影响。
（2）人口流动（POP和POR）。目前研究文献对人口流动有多种表示方法，如李拓、李斌（2015）用一地区年度人口净流入（流出）量占地区常住人口的比例来表征地区人口流动；段哲哲等（2017）用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的比例表示人口流动；付文林（2012）用移民率表示人口流动，移民率为1减去住本乡、镇、街道且户籍在本乡、镇、街道的人口数除以抽样人口数。考虑数据的连续性和省级空间自相关的研究目的，本文采用前两种表示方法，用常住人口除以户籍人口的比例（POR）作为人口流动指标，并用一地区常住人口减去户籍人口再除以常住人口的百分比（POP）作为人口流动的替代变量。
2. 控制变量
（1）贸易开放（TRAD）。贸易开放度通常用一地区进出口总额占该地区GDP的比重来衡量。由于中国各省市区进出口金额的统计有两个口径：一是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口径统计的；二是按境内目的地、货源地口径统计的。由于本研究强调贸易开放对地方政府规模的影响，因此采用按经营单位所在地统计各省市区的进出口贸易量更符合本研究的主题。预计其系数的符号为正。
（2）人均实际GDP（GDP）。根据瓦格纳法则，经济发展将对政府规模产生正向影响。因此，本文引入人均实际GDP来控制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对财政支出规模的影响。人均实际GDP以2000年不变价格计算的省级GDP除以该地区的常住人口，预计其系数的符号为正。
（3）人口规模（SCA）。由于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时存在规模经济效应，一省的财政支出可能随着人口数量的变化而表现出一定的规模经济。考虑到人口规模会对政府支出规模造成影响，我们纳入常住人口数量进行观测，预计该系数的符号不确定。
（4）转移支付（TRA）。转移支付有助于增加地方政府公共支出，也会导致地方政府支出规模的扩张。范子英和张军（2010）、付文林和沈坤荣（2012）都发现转移支付存在“粘蝇纸效应”。这里用各省市区获得的中央补助收入占该地区GDP的比重表示，预计其系数符号为正。 （5）财政分权（FIIN）。财政分权的测量指标使用最多的是收入分权、支出分权。由于来自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是省本级政府年度总支出的来源之一，因此，地方政府的支出份额并不能有效策测量其财政自主度。为此，本文采用财政收入分权指标，即用各省市区的省级人均预算收入占全国人均预算收入的比重来表示。根据“利维坦假说”，财政分权能够导致地方间非合作的财政竞争，从而遏制地方政府规模的膨胀。但是在中国，由于地方政府的预算软约束，预计其系数的符号不确定。
为了减少变量遗漏造成估计结果的偏误，本文还在计量模型中加入了如下控制变量：产业结构（IND），以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表示；抚养比（BUR），用14岁以下和65岁以上的人口数占常住人口数的比重来表示。
（三）数据说明与变量统计描述
本文选取2000—2014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不包括西藏和港、澳、臺地区）为研究对象。所有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为了减小或消除异方差问题，所有变量都取自然对数形式，因POP的值有正有负，则采取在其值上加100再取对数。取对数后的所有变量的统计描述见表2。
五、实证结果分析
在进行正式检验之前，需要观察各主要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以判定各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着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具体结果如表3所示。由表3可知，所有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低于0.8。通过进一步计算各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值（VIF）发现，模型膨胀因子的最大值小于经验值10。因此，可以基本判定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一）回归结果与分析
通过空间滞后模型的LM-lag和Robust LM-lag检验发现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无空间自相关”的原假设。因此，本文以空间滞后模型（SLM）的回归结果为基准进行解释，回归结果见表4。表4的估计结果显示，空间自回归系数ρ的估计值显著为正，故存在空间自回归效应。这表明中国地方政府规模在空间上存在着水平交互作用，不仅受到本地区外生解释变量的影响，还受到邻近地区政府规模的影响，即邻近地区的政府规模存在着空间正溢出效应，验证了假设3。
表4中的模型（5）是本文设定的标准模型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外资开放估计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地方政府规模随着外资开放的增加而扩大，验证了假设1。这与徐琰超等（2010）、靳涛、张建辉（2010）的结论一致。人口流动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流动人口有助于抑制地方政府规模的扩大，从而验证了假设2。贸易开放度（LTRAD）的影响也显著为正，符合预期。其他变量的符号大都符合理论预期。经济发展（LGDP）对地方政府规模有正的影响，证实了“瓦格纳法则”；财政分权（LFIIN）对地方政府规模的扩大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与王文剑（2010）等的结论一致；转移支付（LTRA）显著地扩大了地方政府规模，证实了“粘蝇纸效应”。人口规模（LSCA）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人口规模扩大并没有带来规模效应。抚养比（LBUR）促进了地方政府规模的扩大，但不显著。模型（1）和模型（3）是逐步加入其他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结果发现外资开放、人口流动及贸易开放等变量的系数大小、符号和显著性水平都没有发生很大变化，说明回归结果很稳健。
此外，笔者还考虑了邻近地区外资开放度的空间溢出效应，回归结果见表4中模型（2）、（4）和（6），回归结果显示WLFDI的系数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邻近地区外资开放对该地区政府规模有空间负溢出效应。也就是说，邻近省份的外资开放对该地区有外溢效应，因而该地区政府可免费搭便车，从而可以降低该地区吸引外资的支出水平。
（二）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检验模型的稳健性，这里用外资开放和人口流动的替代指标人均实际利用外资量（LFDIZ）和人口净流动比重（POP）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5。人均实际利用外资量对地方政府规模的影响显著为正，而人口净流动比重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除模型（4）、（6）中的WLFDIZ回归系数不显著外，其他变量的回归系数的符号及显著性都未有明显变化，从而进一步证明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六、主要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空间计量分析方法，探讨了2000—2014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地方政府规模的空间分布格局，以及在中国地方政府预算软约束和户籍制度作用下外资开放、人口流动与中国地方政府规模的影响机制，并进一步通过构建空间滞后模型（SLM）实证考察了外资开放、人口流动对中国地方政府规模的影响。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如下：
1. 外资开放促进了中国地方政府规模的扩大。地方政府在吸引外资方面的恶性竞争，扩大了地方政府规模。各地方政府这种发展竞争本质上是一种政策竞争、要素竞争，其结果是利益外流、产业同质、产能过剩、环境破坏，因而这种政策竞争、过度让利行为是不可持续的，同时也不利于政府行政效率乃至全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2. 人口流动对中国地方政府规模的扩大有抑制作用。这表明各地方政府对流动人口的歧视待遇确实有助于抑制地方政府规模的扩张。地方政府的预算软约束使政府改变公共预算支出结构，降低了针对民生的公共服务支出份额，造成目前我国在教育、住房及社会保障方面的紧张与欠账现象，这也形成了社会不稳定的来源。
3. 中国地方政府规模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在空间地理分布上呈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并在局部地区形成了不同的集聚区域。由此可见，一个地区的政府规模与其所处的空间区位及周边地区密切相关，这也造成一地区的政策创新行为会引发各地效仿的跟风效应，从而不利于各地区经济的协调优化与分工合作。为此，中央政府应对地方政府的行为制定相应的纪律与规范。
参考文献：
[1]陈诗一，张军.中国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效率研究：1978-2005[J].中国社会科学，2008（4）：65-78. [2]段哲哲，黄伟任，黄 昊.流动人口对县级政府基础教育支出影响研究——基于2009—2014年江苏省44个县市数据[J].西北人口，2017（1）：19-27.
[3]付文林.人口流动、增量预算与地方公共品的拥挤效应[J].中国经济问题，2012（1）：41-53.
[4]傅勇，张晏.中国式分权与财政支出结构偏向：为增长而竞争的代价[J].管理世界，2007（3）：4-12.
[5]高凌云，毛日昇.贸易开放、引致性就业调整与我国地方政府实际支出规模变动[J].经济研究，2011（1）：42-54.
[6]龔锋，卢洪友.公共支出结构、偏好匹配与财政分权[J].管理世界，2009（1）：10-21.
[7]郭月梅，孙群力.贸易开放与中国地方政府规模关系的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09（10）：166-167.
[8]关信平.中国流动人口问题的实质及相关政策分析[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4（5）：70-76.
[9]胡兵，陈少林.贸易开放对地方政府支出规模影响的门槛效应[J]. 亚太经济，2014（3）：110-115.
[10]靳涛，张建辉.大规模政府支出真的会挤出FDI吗？——基于两者因果关系的实证研究与结构检验[J].经济学家，2010（3）：35-40.
[11]李永友，沈坤荣.辖区间竞争、策略性财政政策与FDI增长绩效的区域特征[J].经济研究，2008（5）：58-69.
[12]毛捷，管汉晖，林智贤.经济开放与政府规模——来自历史的新发现（1850—2009）[J].经济研究，2015（7）：87-101.
[13]梅冬州，龚六堂.开放真的导致政府规模扩大吗？——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研究[J].经济学（季刊），2012（1）：245-266。
[14]王金营，李庄园.快速成长城市流动人口对财政支出规模影响研究——以宁波市为例[J].财政研究，2015（12）：82-89.
[15]乔宝云，范剑勇，冯兴元.中国的财政分权与小学义务教育[J].中国社会科学，2005（6）：37-46.
[16]沈坤荣，耿强.外国直接投资、技术外溢与内生经济增长——中国数据的计量检验与实证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1（5）：82-93.
[17]王文剑，仉建涛，覃成林.财政分权、地方政府竞争与FDI的增长效应[J].管理世界，2007（3）：13-22.
[18]王永钦，张晏，章元等.中国的大国发展道路——论分权式改革的得失[J].经济研究，2007（1）：4-16.
[19]王美今，林建浩，余壮雄.中国地方政府财政竞争行为特性识别：“兄弟竞争”与“父子争议”是否并存？[J].管理世界，2010（3）：22-33.
[20]王德祥，张权.政府规模与贸易开放度关系研究——基于中国29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分析[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0（5）：1-6.
[21]徐琰超，沈拓彬，尹恒.FDI 与政府规模、支出结构：理论及证据[J].金融评论，2010（2）：39-48.
[22]尹恒，朱虹.县级财政生产性支出偏向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11（1）：88-102.
[23]杨菊华.社会排斥与青年乡— 城流动人口经济融入的三重弱势[J].人口研究，2012（5）：69-83.
[24]杨灿明，孙群力.外部风险对中国地方政府规模的影响[J].经济研究，2008（9）：115-122.
[25]姚树洁，冯根福，韦开蕾.外商直接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J].经济研究，2006（12）：35-46.
[26]张恒龙，陈宪.财政竞争对地方公共支出结构的影响——以中国的招商引资竞争为例[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6（6）：57-64.
[27]张晏.财政分权、FDI 竞争与地方政府行为[J].世界经济文汇，2007（2）：13-23.
[28]赵伟，向永辉.区位优势、集聚经济和中国地区间FDI竞争[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6）：111-124.
[29]郑法川.地方政府规模影响因素实证分析[J].财政研究，2012（4）：39-41.
[30]朱军.贸易开放、资本开放、地区规模与公共支出结构——来自中国省级政府面板数据的一项经验研究[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2（9）：83-88.
[31]钟昌标.外商直接投资地区间溢出效应研究[J].经济研究，2010（1）：80-89.
[32]Rodrik D. Why do More Open Economies Have Bigger Governments[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8，106 （5）：pp.997-1032.
[33]Gemmell N.， Kneller N.， Sanz L. Foreign Investment，International Trade and Size and Structure of Public Expenditures[J].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08（24）：pp.151-171.
[34]Liberati P. Trade Openness，Capital Openness and Government Size[J]. Journal of Public Policy，2007，27（2）：215-247. [35]Qian Y.Y.，Roland G. Federalism and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 [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8，88（5）：1143-1162.
责任編辑：武玲玲
Abstract： By using the method of spatial econometric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the local government size in 30 provinces （municipalities and autonomous regions） in China from 2000 to 2014， as well as the foreign capital openness， population mobility and local governments size in China under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s and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of local governments， in addition， by constructing spatial lag model （SLM）， the impact of foreign capital openness， population mobility on local governments size is empirically verified as well.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of local government size is significant and positive， and the foreign capital openness has promoted the expansion of local governments in China， however， the population mobility contributes to curbing the above-mentioned expansion.
Key words： Local Government； Government Size ；Foreign Capital Openness； Population Mobility；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Government Function； Trade Open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