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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沧州地区是近代天主教传教士在中国活动的主要地区之一，天主教会为传播宗教，在沧州创办了一定数量的教会学校。沧州地区的教会学校以小学和中学为主，具有一定的规模。教会学校的兴办使教徒人数大量增加，还引起社会风俗的一些变化，并且对沧州教育的近代化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天主教 教会学校 教育近代化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中国与列强之间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传教士取得了到中国内地传教的自由。为了扩大宗教影响，使更多的中国人接受他们所宣扬的宗教，传教士采取了各种办法，创办教会学校便是其中之一。教会学校也主要是由天主教传教士兴办的。沧州地区的教会学校以传教为中心，形成了包括小学和中学在内的比较完整的体系，具有一定的规模。本文试就天主教传教士在沧州创办教会学校以及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一些尝试性分析。
天主教传教士在沧州的教育活动
近代以来，大量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的目的就是传播宗教思想。当时“西方商人来中国谋求利益，外交官和军人来中国谋求特权与让步，而与他们同来的传教士，虽然在很多时候参与了这种活动，但与他们相比，具有更多精神上的追求，对于传教士来说，使中国人皈依上帝，用基督教征服东方这个大国是他们最根本的目标，其他都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①为了发展教徒人数和扩大宗教影响，传教士创办了教会学校。教徒学生在教会学校上学，不仅是学生，其家长也受到影响，因此创办教会学校是一种非常行之有效的传教手段。
在西方的历史上，教会长期保持着对于文化的特殊影响力。天主教传教士一般要在修道院接受严格的教育，期间接受哲学、神学、拉丁文、数学和其他学科，学习的时间长达十几年。传教士中有不少具有相当高的文化素养，这一特点决定了他们要从事教育活动，并且有能力承担这一工作。天主教会和基督教会在中国都创办了大量的教会学校，但是天主教会和基督教会相比在财力上不及基督教会，所以天主教会主要是在农村建立各级教会学校。天主教会在沧州建立的教会学校主要有：
孤儿院。又称婴儿院，专门收养贫困教徒或非教徒的年幼子女，由总堂内的一名教士负责，并担任教理教育，每逢主日，由二至三名修道生给孩子们讲经。此外，孤儿院还请教书先生和手艺师傅教孩子们学习文化和劳动技艺。献县张庄总堂孤儿院始建于1863年底，收养孤儿20名。1900年全教区孤儿院曾达8所，收容孤儿最多达500余名。②
小学和中学。乡村教会小学一般分男学和女学，均附设在教堂或教士住所院内，起初只收教徒子女，后来兼收非教徒子女，后者可以不入会，学校程度相当于初级小学。1859年全直隶东南教区有教会小学6所，1911年达739所，收教内生8711人，教外生1690人。1937年仅献县就有教会小学124所。教会小学主要属于教理学校性质，要求学生背诵教理和教规，除礼拜天参加教堂弥撒外，早晚都要做功课，不是做学校的作业，而是参与宗教仪式、忏悔和祈祷，整天沉浸于宗教气氛之中。神甫们还经常找学生个别谈话，要他们在天主面前说实话，借以了解他们的动态以及他们的家庭情况，对教会的忠实程度。中心公教学校，简称公学（即神学教育中心备修院），设于总堂或总本堂内，分初级小学和高级小学两等。1907年始设中学班，后来改为只开高小至高中课程，亦分男学和女学。1911年全教区办公学5所，学生共655人。张庄总堂公学1870年始设中学班，后来改为只开高小至高中课程。每星期行1至2次告解，领1至3次圣体。学校除设有宗教课程之外光绪末年，公学实行学制改革，增设地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美术和体操等新式科目，公学首任校长是耶稣会长鄂尔壁。1932年法籍神甫叶慕华任公学校长后，当地群众称公学为慕华中学，1943年停办。
修道院。传教士在传教过程中发现有必要培养一批得力的中国籍助手帮助他们传教，所以他们建立了培养中国籍助手的修道院。女修道院学校，又称贞女学校、药理学校、仁慈堂，学生学习宗教和医药知识。1867年，直隶东南教区在献县陵上寺建贞女学校，1873年该校迁入张庄总堂，称女子师范学校、女传教员学校，俗称仁慈堂。1911年全教区共办这类学校9所，学生达226人。1917年1月在总堂西部东翟庄附近建校舍，占地47.5亩。法国修女来总堂后，该校改为由法国修女管理的女学，迁入总堂西院。女学分为“仁惠”、“仁辰”两部，前专收富家子女，待遇高，设法文课；后专收贫苦小孩，待遇低。
语言学校。直隶东南教区耶稣会于1902年在献县和河间县城开设法文学校。其中献县专收教徒青年，河间专收非教徒青年。1937年为了提高外籍来华耶稣会士的汉语水平，兼修英、法、拉丁语，献县教区耶稣会在北平开设一所语言学校，称为北京书院，学制三年，院长为美国的毛伦。据1940～1941年统计，该院教职员和学生总人数为56人。1954年，北京市人民政府将该书院全部接收，其图书馆藏书移交给北京大学图书馆。
教会学校发展的影响
教会学校的创办使教徒人数增加，促进了教会教务的发展。教会学校具有辐射作用，教会学校的创办大大便利了传教士的宣教。泊头镇原先没有人信奉天主教，由于教会学校的创办使很多家庭成为望教者，原因是他们的孩子到教会学校读书，使其父母也受到了影响。“这些教会学校在麦收之前是免费的，麦收后有了收成再缴学费，这就吸引相当多的贫寒家子弟去学校读书，随之入教人数也相应增加。”③这使传教士受到鼓舞，在短时间里就建起十间校舍。学生用的课本是由献县天主堂自己印的，学生们学要理和经文，父母们白天或晚上也来学要理和经文。根据1919年7月的统计，直隶东南教区的教徒已超过10万人，在中国仅次于北京和上海，信教人数在全国排到第三。教徒人数的迅速增加与教会学校的创办有着直接的关系。
促进了沧州教育的近代化。传教士“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他们裹挟着西学东来，他们的传教等活动对中国教育近代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促使当时的开明士大夫反思以道德论为中心的传统教育体系，探讨中西文化差异。传教士活动成为中国从传统教育走向近代化的催化剂，客观上掀开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面纱。”④光绪末年，献县教会公学实行学制改革，增设地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美术和体操等新式科目，这和我们以往以四书五经为教学内容的传统教学体制是不一样的。学制改革使学生接触到了自文艺复兴以来在西方兴起的自然科学。启迪了思想，开阔了眼界，促进了传统教育体制向近代教育体制转变。在向近代教育体制的转变过程中传教士所创办的教会学校起到了引领和示范的作用。 灾荒年月，教会学校成为救济场所。自1919年至1920年9月沧州近十三个月大旱，连春天播种的种子都没有，饥荒不断，造成很多人饥饿而死。1920年9月12日下了一场雨，农民总算把麦子种上了，但到1921年6月才有收成，必须还得等上九个月，如何度过严冬是摆在农民面前的一个大问题。教会面对这种情况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开放男女学校收容孩童，每天供给一餐；为病危儿童领洗；各宿舍收容教友女童，以免他们被卖给外教人。神父雍居敬在北京为学校求得一万银元，在三天的时间里建起一座五十米长的学校，可容纳三百多学生，每月只需付一元生活费，这样就避免了儿童被饿死的危险，也挽救了整个家庭的安危，因此很多接受过救济的群众成为望教者。教会在灾害发生时利用教会学校赈济灾民的确使一些人尤其是一些儿童得以活下来，但是传教士更主要的目的是借此吸引群众入教。
促进了社会风俗的变化。胡适先生在论及他们倡导女学的作用时评论道：“忽然从西方来了一些传教士，他们传教以外，还带来了一点新风俗，几个新观点，他们给了我们不少教训，其中最大的一点是教我们把女人也当人看。”⑤近代中国女子教育发端于教会学校，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传教士宣扬男女平等，尊重女权的观念，开办女学，女性和男性一样可以去学校里读书，这些无疑为饱受封建礼教压迫的女性打开了一扇窗户。
引起“礼仪之争”。“礼仪之争”是中国天主教史上的大事，在文化上也是有代表性的事件，这一事件几乎危及到了天主教在中国的存在。所谓礼仪之争，就是在天主教向中国传播时，围绕着一系列问题引起的争论。这些问题包括：对孔子和祖先的崇拜，对天的祭祀，关于天主的名称及内涵问题，这些问题在沧州也出现了。1894年初，吴桥县一位教会小学教师考中秀才，发生了一场应否拜孔子的风波。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教会学校的创办和发展对沧州社会的进步起到了一定积极影响，但是我们不能对其作用过分夸大，也不能忽视教会学校所存在的问题。教会学校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学校多服从于传教目的，偏重于宗教思想的灌输。对此，胡适曾指出：“教会学校能不能抛弃传教而专办教育？—我也知道，劝教会学校抛弃传教的目的，比张作霖、吴佩孚的裁兵还要难得多。”⑥另外，学校的管理权掌握在外籍传教士手中，这使得教会学校成为外国控制中国人民思想的工具。
（作者单位：沧州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管理学院）
【注释】
①史静寰：《狄考文与司徒雷登—西方传教士在华活动研究》，珠海出版社，1999年。
②《沧州市志》编篡委员会：《沧州市志》（第四卷），北京：方志出版社，2006年。
③刘献堂：《献县教区简史—庆祝教区成立150周年》，台湾，2006年。
④陈明霞：“明清之际在华耶稣会士对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影响”，《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⑤胡适：《人生大策略》，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
⑥顾长生：《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责编 /张蕾
【关键词】天主教 教会学校 教育近代化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中国与列强之间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传教士取得了到中国内地传教的自由。为了扩大宗教影响，使更多的中国人接受他们所宣扬的宗教，传教士采取了各种办法，创办教会学校便是其中之一。教会学校也主要是由天主教传教士兴办的。沧州地区的教会学校以传教为中心，形成了包括小学和中学在内的比较完整的体系，具有一定的规模。本文试就天主教传教士在沧州创办教会学校以及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一些尝试性分析。
天主教传教士在沧州的教育活动
近代以来，大量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的目的就是传播宗教思想。当时“西方商人来中国谋求利益，外交官和军人来中国谋求特权与让步，而与他们同来的传教士，虽然在很多时候参与了这种活动，但与他们相比，具有更多精神上的追求，对于传教士来说，使中国人皈依上帝，用基督教征服东方这个大国是他们最根本的目标，其他都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①为了发展教徒人数和扩大宗教影响，传教士创办了教会学校。教徒学生在教会学校上学，不仅是学生，其家长也受到影响，因此创办教会学校是一种非常行之有效的传教手段。
在西方的历史上，教会长期保持着对于文化的特殊影响力。天主教传教士一般要在修道院接受严格的教育，期间接受哲学、神学、拉丁文、数学和其他学科，学习的时间长达十几年。传教士中有不少具有相当高的文化素养，这一特点决定了他们要从事教育活动，并且有能力承担这一工作。天主教会和基督教会在中国都创办了大量的教会学校，但是天主教会和基督教会相比在财力上不及基督教会，所以天主教会主要是在农村建立各级教会学校。天主教会在沧州建立的教会学校主要有：
孤儿院。又称婴儿院，专门收养贫困教徒或非教徒的年幼子女，由总堂内的一名教士负责，并担任教理教育，每逢主日，由二至三名修道生给孩子们讲经。此外，孤儿院还请教书先生和手艺师傅教孩子们学习文化和劳动技艺。献县张庄总堂孤儿院始建于1863年底，收养孤儿20名。1900年全教区孤儿院曾达8所，收容孤儿最多达500余名。②
小学和中学。乡村教会小学一般分男学和女学，均附设在教堂或教士住所院内，起初只收教徒子女，后来兼收非教徒子女，后者可以不入会，学校程度相当于初级小学。1859年全直隶东南教区有教会小学6所，1911年达739所，收教内生8711人，教外生1690人。1937年仅献县就有教会小学124所。教会小学主要属于教理学校性质，要求学生背诵教理和教规，除礼拜天参加教堂弥撒外，早晚都要做功课，不是做学校的作业，而是参与宗教仪式、忏悔和祈祷，整天沉浸于宗教气氛之中。神甫们还经常找学生个别谈话，要他们在天主面前说实话，借以了解他们的动态以及他们的家庭情况，对教会的忠实程度。中心公教学校，简称公学（即神学教育中心备修院），设于总堂或总本堂内，分初级小学和高级小学两等。1907年始设中学班，后来改为只开高小至高中课程，亦分男学和女学。1911年全教区办公学5所，学生共655人。张庄总堂公学1870年始设中学班，后来改为只开高小至高中课程。每星期行1至2次告解，领1至3次圣体。学校除设有宗教课程之外光绪末年，公学实行学制改革，增设地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美术和体操等新式科目，公学首任校长是耶稣会长鄂尔壁。1932年法籍神甫叶慕华任公学校长后，当地群众称公学为慕华中学，1943年停办。
修道院。传教士在传教过程中发现有必要培养一批得力的中国籍助手帮助他们传教，所以他们建立了培养中国籍助手的修道院。女修道院学校，又称贞女学校、药理学校、仁慈堂，学生学习宗教和医药知识。1867年，直隶东南教区在献县陵上寺建贞女学校，1873年该校迁入张庄总堂，称女子师范学校、女传教员学校，俗称仁慈堂。1911年全教区共办这类学校9所，学生达226人。1917年1月在总堂西部东翟庄附近建校舍，占地47.5亩。法国修女来总堂后，该校改为由法国修女管理的女学，迁入总堂西院。女学分为“仁惠”、“仁辰”两部，前专收富家子女，待遇高，设法文课；后专收贫苦小孩，待遇低。
语言学校。直隶东南教区耶稣会于1902年在献县和河间县城开设法文学校。其中献县专收教徒青年，河间专收非教徒青年。1937年为了提高外籍来华耶稣会士的汉语水平，兼修英、法、拉丁语，献县教区耶稣会在北平开设一所语言学校，称为北京书院，学制三年，院长为美国的毛伦。据1940～1941年统计，该院教职员和学生总人数为56人。1954年，北京市人民政府将该书院全部接收，其图书馆藏书移交给北京大学图书馆。
教会学校发展的影响
教会学校的创办使教徒人数增加，促进了教会教务的发展。教会学校具有辐射作用，教会学校的创办大大便利了传教士的宣教。泊头镇原先没有人信奉天主教，由于教会学校的创办使很多家庭成为望教者，原因是他们的孩子到教会学校读书，使其父母也受到了影响。“这些教会学校在麦收之前是免费的，麦收后有了收成再缴学费，这就吸引相当多的贫寒家子弟去学校读书，随之入教人数也相应增加。”③这使传教士受到鼓舞，在短时间里就建起十间校舍。学生用的课本是由献县天主堂自己印的，学生们学要理和经文，父母们白天或晚上也来学要理和经文。根据1919年7月的统计，直隶东南教区的教徒已超过10万人，在中国仅次于北京和上海，信教人数在全国排到第三。教徒人数的迅速增加与教会学校的创办有着直接的关系。
促进了沧州教育的近代化。传教士“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他们裹挟着西学东来，他们的传教等活动对中国教育近代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促使当时的开明士大夫反思以道德论为中心的传统教育体系，探讨中西文化差异。传教士活动成为中国从传统教育走向近代化的催化剂，客观上掀开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面纱。”④光绪末年，献县教会公学实行学制改革，增设地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美术和体操等新式科目，这和我们以往以四书五经为教学内容的传统教学体制是不一样的。学制改革使学生接触到了自文艺复兴以来在西方兴起的自然科学。启迪了思想，开阔了眼界，促进了传统教育体制向近代教育体制转变。在向近代教育体制的转变过程中传教士所创办的教会学校起到了引领和示范的作用。 灾荒年月，教会学校成为救济场所。自1919年至1920年9月沧州近十三个月大旱，连春天播种的种子都没有，饥荒不断，造成很多人饥饿而死。1920年9月12日下了一场雨，农民总算把麦子种上了，但到1921年6月才有收成，必须还得等上九个月，如何度过严冬是摆在农民面前的一个大问题。教会面对这种情况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开放男女学校收容孩童，每天供给一餐；为病危儿童领洗；各宿舍收容教友女童，以免他们被卖给外教人。神父雍居敬在北京为学校求得一万银元，在三天的时间里建起一座五十米长的学校，可容纳三百多学生，每月只需付一元生活费，这样就避免了儿童被饿死的危险，也挽救了整个家庭的安危，因此很多接受过救济的群众成为望教者。教会在灾害发生时利用教会学校赈济灾民的确使一些人尤其是一些儿童得以活下来，但是传教士更主要的目的是借此吸引群众入教。
促进了社会风俗的变化。胡适先生在论及他们倡导女学的作用时评论道：“忽然从西方来了一些传教士，他们传教以外，还带来了一点新风俗，几个新观点，他们给了我们不少教训，其中最大的一点是教我们把女人也当人看。”⑤近代中国女子教育发端于教会学校，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传教士宣扬男女平等，尊重女权的观念，开办女学，女性和男性一样可以去学校里读书，这些无疑为饱受封建礼教压迫的女性打开了一扇窗户。
引起“礼仪之争”。“礼仪之争”是中国天主教史上的大事，在文化上也是有代表性的事件，这一事件几乎危及到了天主教在中国的存在。所谓礼仪之争，就是在天主教向中国传播时，围绕着一系列问题引起的争论。这些问题包括：对孔子和祖先的崇拜，对天的祭祀，关于天主的名称及内涵问题，这些问题在沧州也出现了。1894年初，吴桥县一位教会小学教师考中秀才，发生了一场应否拜孔子的风波。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教会学校的创办和发展对沧州社会的进步起到了一定积极影响，但是我们不能对其作用过分夸大，也不能忽视教会学校所存在的问题。教会学校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学校多服从于传教目的，偏重于宗教思想的灌输。对此，胡适曾指出：“教会学校能不能抛弃传教而专办教育？—我也知道，劝教会学校抛弃传教的目的，比张作霖、吴佩孚的裁兵还要难得多。”⑥另外，学校的管理权掌握在外籍传教士手中，这使得教会学校成为外国控制中国人民思想的工具。
（作者单位：沧州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管理学院）
【注释】
①史静寰：《狄考文与司徒雷登—西方传教士在华活动研究》，珠海出版社，1999年。
②《沧州市志》编篡委员会：《沧州市志》（第四卷），北京：方志出版社，2006年。
③刘献堂：《献县教区简史—庆祝教区成立150周年》，台湾，2006年。
④陈明霞：“明清之际在华耶稣会士对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影响”，《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⑤胡适：《人生大策略》，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
⑥顾长生：《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责编 /张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