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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美国国内就美政治制度和体制的有效性展开激烈辩论。这是自2008年美国遭受金融危机打击以来，面临国内外严峻挑战，美国思想界针对美制度和体制一次十分深刻、尖锐的反思与批判，表现出极强的忧患意识和希望改革的强烈愿望。
以发明“历史终结论”而出名的美国政治学家福山列举了美国政治体制机制“腐朽”或“腐败”的根源：
首先是政府机构的僵化和利益集团的固化，他们垄断各种权力和信息，与利益集团相互勾连，竭力维持现状，保护既得利益，抵制任何改革。结果是普通老百姓利益受损，工业革命以来美国和西方国家人民的收入总体一直处于上升态势，但最近25年却停滞不前，突出的是美国中等家庭收入2012年比1989年还有下降。
二是市场经济产生经济利益分配失衡、不平等现象，财富拥有者四处寻租政治权力来增加其对政府决策和立法的影响力。华盛顿的游说公司上世纪70年代以来呈爆炸性增长趋势，据统计1971年只有175家，到2009年已有13700名专门从事游说的人员，年花费35亿美元。因此有K街（公关公司集中地）“左右”华盛顿政治之说。
三是美式民主体系三权分立设计的行政、司法和立法机构的相互牵制，导致政府、国会和司法机构都庞大臃肿，严重削弱了行政机构的管理职能和执行力。以美国的金融管理为例，其职能被分散在美联署、财政部、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联邦储蓄保险公司、国家贷款联盟管理机构、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等部门，而且各州的检察官也有权干预。同时美国司法程序复杂冗长，什么事情都要打官司，社会成本巨大。私人对政府的诉讼案件从上世纪60年代每年不到100件猛增至世纪末每年超过22000件。
四是美国政治制度特别是选举制度的“腐朽”和金钱化已经开始形成“政治家族”垄断选举和民粹主义的泛滥的两极化现象。美国政坛出现肯尼迪家族、布什家族（可能出第三个总统）、克林顿（夫妇）家族等“世袭”化倾向。民粹主义在美国政坛盛行表现在，共和党内“茶党”近年来风生水起，已形成势头，他们普遍不相信政府，要求削减开支，还权于民。在欧洲则表现为反对欧盟的极右派政党最近在法国、荷兰、英国等地举行的欧盟议会选举中名列前茅，开始影响本国以及欧洲政治生态。
福山、蒙克等学者认为，美国独立时政治体制的设计者没有预料到“相互制约”会产生今天这样的糟糕结果；而且美国政治的“腐朽”或“腐败”属于体制、机制性顽疾，很难自我纠正。美国传统上应对政府失灵的办法是扩大民主参与和透明，但是这一招看来也不灵，因为绝大多数美国人既没有时间，也没有专业知识来了解复杂的公共政策问题，而扩大参与也只是给有组织的利益集团更多机会来获取权力。
他们的结论是美国制度的“腐败”“没有出路”可寻，认为希望和呼吁改革的力量不足以打败各种利益集团，唯有强烈的“外来冲击”或者“爆发革命”，才有可能使美国政治体制洗面革新，彻底革除美国政治的“腐败”。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不少美西方学者和专家这些年通过对中国制度和发展模式的持续、深入研究，得出结论认为，支撑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取得经济“奇迹”的中国发展道路和模式却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由此对美国可能在全球政治制度和体制的较量中处于劣势深感忧虑。
那么我们又该如何认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发展模式呢？与美国的政治制度相比较会有哪些值得我们总结的地方呢？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开创并不断发展的。1982年，邓小平首次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过改革开放的十年实践，我们“摸着石头过河”，到1992年中共十四大对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可以说是初步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第二，坚持改革创新，逐步总结经验，从实践到理论，又从理论到新的实践，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从十四大到十八大，中共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扩充了她的内涵和内容。十八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做了重要的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习近平主席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其核心就是要在中国改革开放新的实践过程中，既有继承又有创新，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及其理论。十八大对这条道路的论述做了进一步丰富和充实，包括总体布局增加了建设生态文明，内容上增加了人的全面发展和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等。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少数人拍脑袋想出来的，而是有着深厚的中国历史和文化底蕴。
习近平主席多次指出，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使命、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有四个数字很能说明这一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是对近代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是以新中国成立65年来持续、艰辛探索为基础；是通过30多年改革开放伟大实践完善起来的。
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老百姓有着十分密切、千丝万缕的联系，惠及人民是根本，落脚点在于实现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中国共产党和领导人用十分朴实、易懂的语言把道路和理论与中国国家前途、民族未来和广大老百姓的幸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人民认识到只有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才能实现民族振兴的中国梦。同样，也只有得到广大老百姓的支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会越走越宽广。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全球力量对比也正朝着有利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方向前进。全球治理从“西方一统天下”向“东西方共同治理”发展。这里固然有发展中国家总体经济实力上升的原因，如金砖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已占全球总量的20%，更有不同发展道路之间的比较和博弈。广大发展中国家这几十年从自身的发展经历看得清清楚楚，美西方倡导、推崇的以新自由主义思想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与像中国这样坚持根据自己的国情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北京共识”、中国发展模式之间孰优孰劣。
中国的道路自信也正来自于这些年中国自己和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大潮中的摸爬滚打与相互比较。中国的发展道路并不排斥国外的新事物、新思想、新观点、新知识。恰恰相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是在坚持自身价值取向和中华文化精髓的同时，充分吸收了其他文明中的优秀成分。中国走社会主义市场化的道路也证明了这一点。
面对美国国内对其政治制度和体制的批评和反思，我们既要看到其“腐朽、腐败”的一面，作为一面镜子，也要注意观察美国自我调节、纠错的一面。不能由此认为美国已经没落，美国霸权已经“日落西山”，夕阳不再。美国还将长期处于国际体系的主导地位，我们将长期与美国打交道。处理好中美关系是中国外交的重要任务，当务之急是按照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与美方共同努力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管控分歧，扩大共同利益的“蛋糕”，走出一条新世纪中美合作与竞争并存的和平相处之道。
何亚非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副主任）
以发明“历史终结论”而出名的美国政治学家福山列举了美国政治体制机制“腐朽”或“腐败”的根源：
首先是政府机构的僵化和利益集团的固化，他们垄断各种权力和信息，与利益集团相互勾连，竭力维持现状，保护既得利益，抵制任何改革。结果是普通老百姓利益受损，工业革命以来美国和西方国家人民的收入总体一直处于上升态势，但最近25年却停滞不前，突出的是美国中等家庭收入2012年比1989年还有下降。
二是市场经济产生经济利益分配失衡、不平等现象，财富拥有者四处寻租政治权力来增加其对政府决策和立法的影响力。华盛顿的游说公司上世纪70年代以来呈爆炸性增长趋势，据统计1971年只有175家，到2009年已有13700名专门从事游说的人员，年花费35亿美元。因此有K街（公关公司集中地）“左右”华盛顿政治之说。
三是美式民主体系三权分立设计的行政、司法和立法机构的相互牵制，导致政府、国会和司法机构都庞大臃肿，严重削弱了行政机构的管理职能和执行力。以美国的金融管理为例，其职能被分散在美联署、财政部、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联邦储蓄保险公司、国家贷款联盟管理机构、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等部门，而且各州的检察官也有权干预。同时美国司法程序复杂冗长，什么事情都要打官司，社会成本巨大。私人对政府的诉讼案件从上世纪60年代每年不到100件猛增至世纪末每年超过22000件。
四是美国政治制度特别是选举制度的“腐朽”和金钱化已经开始形成“政治家族”垄断选举和民粹主义的泛滥的两极化现象。美国政坛出现肯尼迪家族、布什家族（可能出第三个总统）、克林顿（夫妇）家族等“世袭”化倾向。民粹主义在美国政坛盛行表现在，共和党内“茶党”近年来风生水起，已形成势头，他们普遍不相信政府，要求削减开支，还权于民。在欧洲则表现为反对欧盟的极右派政党最近在法国、荷兰、英国等地举行的欧盟议会选举中名列前茅，开始影响本国以及欧洲政治生态。
福山、蒙克等学者认为，美国独立时政治体制的设计者没有预料到“相互制约”会产生今天这样的糟糕结果；而且美国政治的“腐朽”或“腐败”属于体制、机制性顽疾，很难自我纠正。美国传统上应对政府失灵的办法是扩大民主参与和透明，但是这一招看来也不灵，因为绝大多数美国人既没有时间，也没有专业知识来了解复杂的公共政策问题，而扩大参与也只是给有组织的利益集团更多机会来获取权力。
他们的结论是美国制度的“腐败”“没有出路”可寻，认为希望和呼吁改革的力量不足以打败各种利益集团，唯有强烈的“外来冲击”或者“爆发革命”，才有可能使美国政治体制洗面革新，彻底革除美国政治的“腐败”。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不少美西方学者和专家这些年通过对中国制度和发展模式的持续、深入研究，得出结论认为，支撑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取得经济“奇迹”的中国发展道路和模式却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由此对美国可能在全球政治制度和体制的较量中处于劣势深感忧虑。
那么我们又该如何认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发展模式呢？与美国的政治制度相比较会有哪些值得我们总结的地方呢？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开创并不断发展的。1982年，邓小平首次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过改革开放的十年实践，我们“摸着石头过河”，到1992年中共十四大对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可以说是初步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第二，坚持改革创新，逐步总结经验，从实践到理论，又从理论到新的实践，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从十四大到十八大，中共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扩充了她的内涵和内容。十八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做了重要的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习近平主席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其核心就是要在中国改革开放新的实践过程中，既有继承又有创新，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及其理论。十八大对这条道路的论述做了进一步丰富和充实，包括总体布局增加了建设生态文明，内容上增加了人的全面发展和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等。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少数人拍脑袋想出来的，而是有着深厚的中国历史和文化底蕴。
习近平主席多次指出，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使命、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有四个数字很能说明这一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是对近代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是以新中国成立65年来持续、艰辛探索为基础；是通过30多年改革开放伟大实践完善起来的。
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老百姓有着十分密切、千丝万缕的联系，惠及人民是根本，落脚点在于实现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中国共产党和领导人用十分朴实、易懂的语言把道路和理论与中国国家前途、民族未来和广大老百姓的幸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人民认识到只有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才能实现民族振兴的中国梦。同样，也只有得到广大老百姓的支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会越走越宽广。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全球力量对比也正朝着有利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方向前进。全球治理从“西方一统天下”向“东西方共同治理”发展。这里固然有发展中国家总体经济实力上升的原因，如金砖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已占全球总量的20%，更有不同发展道路之间的比较和博弈。广大发展中国家这几十年从自身的发展经历看得清清楚楚，美西方倡导、推崇的以新自由主义思想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与像中国这样坚持根据自己的国情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北京共识”、中国发展模式之间孰优孰劣。
中国的道路自信也正来自于这些年中国自己和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大潮中的摸爬滚打与相互比较。中国的发展道路并不排斥国外的新事物、新思想、新观点、新知识。恰恰相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是在坚持自身价值取向和中华文化精髓的同时，充分吸收了其他文明中的优秀成分。中国走社会主义市场化的道路也证明了这一点。
面对美国国内对其政治制度和体制的批评和反思，我们既要看到其“腐朽、腐败”的一面，作为一面镜子，也要注意观察美国自我调节、纠错的一面。不能由此认为美国已经没落，美国霸权已经“日落西山”，夕阳不再。美国还将长期处于国际体系的主导地位，我们将长期与美国打交道。处理好中美关系是中国外交的重要任务，当务之急是按照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与美方共同努力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管控分歧，扩大共同利益的“蛋糕”，走出一条新世纪中美合作与竞争并存的和平相处之道。
何亚非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