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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后期,越来越多的知识青年遇到了婚姻问题。上山下乡的特殊场合,使这个问题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婚姻,而成为运动中纠结着诸多矛盾的一个焦点问题。
婚姻政策 提倡“晚婚”
知青下乡以后或迟或早都会遇到婚姻问题,上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是运动的高潮期,新闻媒介不厌其烦地宣传在农村“扎根一辈子”的思想。使下乡知识青年“扎根”在农村的有效手段莫过于鼓励他们在农村结婚,安家落户,但有关部门却把提倡晚婚作为知青工作的一个重点。
1970年5月14日《人民日报》报道了贫下中农积极教育插队知识青年,正确处理婚姻问题,劝导他们实行晚婚的消息。在这则消息中,是否坚持晚婚,被耸人听闻地提高到“阶级斗争”的高度加以认识,而一些地方出现的早婚苗头则被斥责为“阶级敌人”破坏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一股“妖风”。
1973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接见参加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全体代表,当时的说法是:“计划生育,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分不开。城镇青年下去以后,要做模范。”特别夸奖女知青代表徐敏光是晚婚的“模范”。徐17岁时下乡务农,此时已经28岁,还没有结婚。
1973年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上,周恩来专门谈到知青“晚婚”与房子的关系。他说,要提倡晚婚。下去后头七八年,十来年,可以不发生住房的问题。以后他可以自给了,有了积累,再给点补助,到结婚时就可以另盖房子了。
个案 白启娴——一个“反潮流”典型
尽管在1973年8月全国知识青年工作会议上,有关人士还在积极提倡“晚婚”,但第二年年初,新闻媒介对知青婚姻基调却发生了显著转变,转变的开端是由白启娴投诉报纸引起的一场风波。
白启娴原是河北师范大学的毕业生,“插队落户”后与同队一小学文化水平的农民仓促成婚。丈夫虽为人厚道,但不乏根深蒂固的夫权观念,经常无辜打骂白启娴。因此,她的婚姻不仅毫无美满可言,也不断遇到周围人的冷嘲热讽。
1973年底,在一次口角中,与白启娴同在公社执教的一名教师将这起婚姻说成是个“丑(闻)”。白在盛怒之下连写几封信寄给各家报社。信中称,“有人说嫁个农民没出息,依我看,那种贪图个人享受,看不起嫁庄稼汉的人最可卑……”为了驳斥各种非议,她不惜美化自己并不如意的婚事。白启娴的信适逢其时,当时以江青为首的极左派领导人竭力推波助澜的“批林、批孔”运动刚刚拉开帷幕,正需要造就白启娴这样的“反潮流”典型。
1974年1月27日《河北日报》以《敢于同旧传统观念彻底决裂》为通栏大标题,发表了她的来信和《编者按》。吹嘘她的信是“一篇生动的批林、批孔和进行路线教育的好教材”。不久,《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她的事迹。
随着白启娴名声的鹊起,全国各地竞相树立自己的“白启娴”式人物,宣传喉舌关于知青婚姻政策的重心迅速由倡导晚婚转向鼓励知青在农村结婚。
婚姻类型知青与农民结合苦果多
知识青年的婚姻大致分为三种类型:双知青类型(夫妇双方均为知青),知青与农民类型,知青与国家职工(军人)类型。
在三种婚姻类型中,知青与知青共结连理一般具有较为坚实的感情基础。但农村艰窘的生活却给这种“理想的婚姻”蒙上浓重的阴影。许多知青婚后只有菲薄的收入,经济上无以自立。若再生儿育女,对捉襟见肘的生活无异于雪上加霜。
知识青年与农民的结合在全部婚姻中涉及面最广,酿成的苦果也最多。但还是不能阻止女知青们成为婚姻的俘虏。一是男知青有强健的体格,较强的群体意识,与艰苦环境抗争的能力强,在这些方面,女知青都逊色一筹。尤其是刚下乡初的热情冷却,幻想破灭,她们很容易为农村青年的慷慨帮助所打动,仓促结婚。二是“血统论”的压力。最早一批与农民结婚的女青年,很多是对前途丧失信心的所谓“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分子)和“走资派”的子女。不少知识青年因家庭出身问题受到百般歧视。“出身不由己,配偶可选择”,在广阔天地里,他们毅然选择贫农子女为配偶,以期改换门庭。(摘自《中国知青史?初澜》,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
婚姻政策 提倡“晚婚”
知青下乡以后或迟或早都会遇到婚姻问题,上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是运动的高潮期,新闻媒介不厌其烦地宣传在农村“扎根一辈子”的思想。使下乡知识青年“扎根”在农村的有效手段莫过于鼓励他们在农村结婚,安家落户,但有关部门却把提倡晚婚作为知青工作的一个重点。
1970年5月14日《人民日报》报道了贫下中农积极教育插队知识青年,正确处理婚姻问题,劝导他们实行晚婚的消息。在这则消息中,是否坚持晚婚,被耸人听闻地提高到“阶级斗争”的高度加以认识,而一些地方出现的早婚苗头则被斥责为“阶级敌人”破坏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一股“妖风”。
1973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接见参加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全体代表,当时的说法是:“计划生育,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分不开。城镇青年下去以后,要做模范。”特别夸奖女知青代表徐敏光是晚婚的“模范”。徐17岁时下乡务农,此时已经28岁,还没有结婚。
1973年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上,周恩来专门谈到知青“晚婚”与房子的关系。他说,要提倡晚婚。下去后头七八年,十来年,可以不发生住房的问题。以后他可以自给了,有了积累,再给点补助,到结婚时就可以另盖房子了。
个案 白启娴——一个“反潮流”典型
尽管在1973年8月全国知识青年工作会议上,有关人士还在积极提倡“晚婚”,但第二年年初,新闻媒介对知青婚姻基调却发生了显著转变,转变的开端是由白启娴投诉报纸引起的一场风波。
白启娴原是河北师范大学的毕业生,“插队落户”后与同队一小学文化水平的农民仓促成婚。丈夫虽为人厚道,但不乏根深蒂固的夫权观念,经常无辜打骂白启娴。因此,她的婚姻不仅毫无美满可言,也不断遇到周围人的冷嘲热讽。
1973年底,在一次口角中,与白启娴同在公社执教的一名教师将这起婚姻说成是个“丑(闻)”。白在盛怒之下连写几封信寄给各家报社。信中称,“有人说嫁个农民没出息,依我看,那种贪图个人享受,看不起嫁庄稼汉的人最可卑……”为了驳斥各种非议,她不惜美化自己并不如意的婚事。白启娴的信适逢其时,当时以江青为首的极左派领导人竭力推波助澜的“批林、批孔”运动刚刚拉开帷幕,正需要造就白启娴这样的“反潮流”典型。
1974年1月27日《河北日报》以《敢于同旧传统观念彻底决裂》为通栏大标题,发表了她的来信和《编者按》。吹嘘她的信是“一篇生动的批林、批孔和进行路线教育的好教材”。不久,《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她的事迹。
随着白启娴名声的鹊起,全国各地竞相树立自己的“白启娴”式人物,宣传喉舌关于知青婚姻政策的重心迅速由倡导晚婚转向鼓励知青在农村结婚。
婚姻类型知青与农民结合苦果多
知识青年的婚姻大致分为三种类型:双知青类型(夫妇双方均为知青),知青与农民类型,知青与国家职工(军人)类型。
在三种婚姻类型中,知青与知青共结连理一般具有较为坚实的感情基础。但农村艰窘的生活却给这种“理想的婚姻”蒙上浓重的阴影。许多知青婚后只有菲薄的收入,经济上无以自立。若再生儿育女,对捉襟见肘的生活无异于雪上加霜。
知识青年与农民的结合在全部婚姻中涉及面最广,酿成的苦果也最多。但还是不能阻止女知青们成为婚姻的俘虏。一是男知青有强健的体格,较强的群体意识,与艰苦环境抗争的能力强,在这些方面,女知青都逊色一筹。尤其是刚下乡初的热情冷却,幻想破灭,她们很容易为农村青年的慷慨帮助所打动,仓促结婚。二是“血统论”的压力。最早一批与农民结婚的女青年,很多是对前途丧失信心的所谓“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分子)和“走资派”的子女。不少知识青年因家庭出身问题受到百般歧视。“出身不由己,配偶可选择”,在广阔天地里,他们毅然选择贫农子女为配偶,以期改换门庭。(摘自《中国知青史?初澜》,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