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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我23岁，刚从学校毕业一年多，在一家纯文学性的小型杂志社做小编，工资微薄自不必说，人也很愣，人际关系处理生涩，连恋爱都谈得磕磕绊绊。总之诸事不顺，感觉整个世界充满了令人心塞的戾气。
但临近年关，习惯使然，总还是要回家过年。我拿着仅有的一张银行卡，去银行的自助机上查看了一下余额。还不错，省吃俭用，总归还是节余下来几千块。
我把卡里的钱取了三分之二出来，准备拿来孝敬爸妈。其实说孝敬这个词并不贴切。上学这些年做伸手党，耗费他们的血汗钱何止一点半点，这区区几千块，哪里回报得了万分之一。
爸妈在老家经营着一家小馆子，店面开在镇上的小学校门口。馆子主要卖包子馒头米粥，中午兼卖些家常小菜和米饭。
因为小饭馆的主要顾客群体就是对门学校的中小学生，而这些中午无法回家吃饭、需要在小饭馆解决吃饭问题的学生娃，都是家在离小镇十多里或几十里的田间山里的农家子弟，所以饭菜价格都很低，盈利空间非常少。
我记得有一次回家，无意间听到父母闲聊，说最近面粉又涨价了，本来一个馒头包子还有一角多的赚头，这下可能连每个赚一角钱都够呛。
每个赚几分钱？每天凌晨三四点起来和面发面揉面，一个个拧下来，剁馅儿包好，守着灶火一屉屉蒸好，六点钟不到就开门，迎接第一波打着手电走路或骑车来上学的学生，或在镇上早市摆摊卖菜卖百货的小贩，一直到下午学校放学，小贩收摊，才能收拾碗盘，稍事休息。很长一段时间里，大约为了节省成本，爸妈没有另外请人手，就靠两个人，厨房堂子连轴转，经常忙得一整天都没有机会让屁股挨一下板凳。而这两双手端出的一盘盘包子馒头与粥菜米饭，一个只能赚一两毛钱，甚至几分钱？
可我每年大几千的学费，每个月定时拿到手的几百块的生活费，全是这一毛几分攒下来的呀。
我当时一下红了双眼，悄悄别过身，从他们身边默默走过，回到房里才让眼眶里的泪水落下来。
那是2003年，北京的公交车好多还是红白相间的那种，走起来哐哐啷啷响，但是便宜，五毛钱任坐。地铁还只有一号线和二号线在运行，我租住在呼家楼东街一排待拆迁的6层红砖板楼里，和国贸之间隔着一座叫作“山海丹”的人行天桥。几年之后，那座天桥因修建地铁10号线被拆除，那排房子也被拆掉了，建起了后来有名的中央电视台“大裤衩”。
那天，我把取出的钱搁背包里放好，骑车去关东店的呼家楼邮局，准备把钱汇给家里。几千块钱对那时的我来说，是笔巨款，我觉得揣在身上去坐人满为患的火车无疑不明智，还是汇回去比较保险。
那时候，我们镇上还没有银行，只有一个农村信用合作社，以及一个邮政的小办事处，小镇上的人们订阅报纸、收寄信件包裹和收汇款都靠它。
不巧的是，那天呼家楼邮局的柜台机器临时出了故障在维修，柜员建议我再走几步，蓝岛那边还有个邮局可以办理，但是快要到下班時间了，得赶紧。
于是我把已经拿了出来的钱往包里一放，把包往后背一搭，赶紧出门推上车往蓝岛方向骑去。途中等了两个交通灯，依稀感到有人在推搡我的背包，但动静轻微。下班高峰期人流汹涌，不等我回过神查看，红灯变绿，我又身不由己地连人带车被推搡着向前了。
还好，到了蓝岛那边的邮局，还没关门。我赶紧把车停好，赶到柜台，准备拉开背包的拉链把钱拿出来。
但看到的是，背包的拉链是开着的！我心里咯噔了一下，怀着残存的侥幸往包里掏了掏，钱已经不在里面了！
那一瞬我感觉浑身的血液仿佛一下子就冰凉了，大脑一片空白。
柜台里的邮局营业员问了我好几声，小姑娘你要办理什么业务？我完全没听见。等我回过神来，我机械地对他摇了摇头，说我不办什么。然后失魂落魄地走出来，推上车，也不知是怎么骑回住处的。只觉得一路上风吹在脸上，冷得彻骨。
那天晚上一夜没睡好。深不见底的后悔与懊恼完全淹没了我。沮丧，难受得无以复加，我甚至一下子不想回家过春节了。
第二天，我给家里打了个电话。那时我家还没有装电话，电话是打到对门的畜牧站，让里面的熟人喊我妈来接的。
我在电话里对我妈说，今年的票不好买，单位又正好安排了我值班，我就不回去过春节了，等开春暖和了我再找机会回去。
其实，我已经早早买好了车票，我们杂志社也压根儿不需要值什么班。
我妈在电话里一时好像愣了愣。这是我这么多年第一次说不回家过年。
但我妈在电话里也没多说什么，就说：哦，妈知道了，那你也要买点好吃的，找同学同事一起过，不然一个人多冷清。
我说：好，你和爸爸也吃好喝好，过个好年。
然后我挂了电话，一个人呜呜地哭了出来，为被小偷偷走存了一年积蓄的委屈而哭，为自己的不中用而哭，也为即将到来的一个人过年的孤寂而哭。
没想到，第二天上午接到我爸打来的电话，他在电话里说：你妈一早天没亮就坐班车出门了，昨晚上收拾了一晚上，说要到成都坐火车去北京看你，跟你一起过年。
我惊呆了。
那时我们那里并没有直达成都的长途车，从镇上去成都，得转上好几趟车，转的车也不是直达成都的火车站，而是到成都的长途汽车客运站卸客，再从客运站转车才能到达火车北站，到了之后还得在汹涌的春运客流中排队买票，也不知道能不能买到，能买到哪一天的。何况，我妈只上到小学二年级，识字非常有限，大半生里出远门并不多，并且，她这一趟出门想必还带了不少东西。
我忍不住埋怨我爸：你怎么不劝住她，这么远，现在路上人又多，多不安全。
我爸在电话里恨恨地说：我哪里劝得住，你又不是不晓得你妈那个脾气。
三天后，我在北京西站北1出站口的人山人海中，接到了隔了一年没见的妈。短发，微胖，穿着好几层毛衣，外面套着一件可能是我弟弟当兵退伍后带回家的黄绿色军服，挎着一个硕大的迷彩旅行袋。不用说，里面肯定装满了她早早就备好的我爱吃的各种腊味、腌菜、腐乳、炒豆子、干豆角、地瓜条……
是呀，她的女儿说，今年回不去故乡过年了，她只好在严寒的年关奔波了三天两夜，坐了30多个小时人挤人的火车，赶了两三千里的路，把故乡搬到她在异乡漂泊的女儿身边来，把年味搬到她朝思夜想的女儿身边来。
看见我的那一瞬，她如释重负，风尘仆仆的脸笑成了一朵花。而在我的心里，扑簌簌的眼泪流成了一条河……
就在那个春节之后，我妈从北京回到川南的老家不久，就因一场毫无征兆的突发性脑溢血，在当年四月去世了。四月从此成了我生命中最残忍的月份。而她跋涉千里赶来陪我度过的那个春节，成了我今生最后一个与她共度的春节。从此以后，我永失了这世间最爱我的人，也永失了我心底的故乡。
摘自《北京文学》
但临近年关，习惯使然，总还是要回家过年。我拿着仅有的一张银行卡，去银行的自助机上查看了一下余额。还不错，省吃俭用，总归还是节余下来几千块。
我把卡里的钱取了三分之二出来，准备拿来孝敬爸妈。其实说孝敬这个词并不贴切。上学这些年做伸手党，耗费他们的血汗钱何止一点半点，这区区几千块，哪里回报得了万分之一。
爸妈在老家经营着一家小馆子，店面开在镇上的小学校门口。馆子主要卖包子馒头米粥，中午兼卖些家常小菜和米饭。
因为小饭馆的主要顾客群体就是对门学校的中小学生，而这些中午无法回家吃饭、需要在小饭馆解决吃饭问题的学生娃，都是家在离小镇十多里或几十里的田间山里的农家子弟，所以饭菜价格都很低，盈利空间非常少。
我记得有一次回家，无意间听到父母闲聊，说最近面粉又涨价了，本来一个馒头包子还有一角多的赚头，这下可能连每个赚一角钱都够呛。
每个赚几分钱？每天凌晨三四点起来和面发面揉面，一个个拧下来，剁馅儿包好，守着灶火一屉屉蒸好，六点钟不到就开门，迎接第一波打着手电走路或骑车来上学的学生，或在镇上早市摆摊卖菜卖百货的小贩，一直到下午学校放学，小贩收摊，才能收拾碗盘，稍事休息。很长一段时间里，大约为了节省成本，爸妈没有另外请人手，就靠两个人，厨房堂子连轴转，经常忙得一整天都没有机会让屁股挨一下板凳。而这两双手端出的一盘盘包子馒头与粥菜米饭，一个只能赚一两毛钱，甚至几分钱？
可我每年大几千的学费，每个月定时拿到手的几百块的生活费，全是这一毛几分攒下来的呀。
我当时一下红了双眼，悄悄别过身，从他们身边默默走过，回到房里才让眼眶里的泪水落下来。
那是2003年，北京的公交车好多还是红白相间的那种，走起来哐哐啷啷响，但是便宜，五毛钱任坐。地铁还只有一号线和二号线在运行，我租住在呼家楼东街一排待拆迁的6层红砖板楼里，和国贸之间隔着一座叫作“山海丹”的人行天桥。几年之后，那座天桥因修建地铁10号线被拆除，那排房子也被拆掉了，建起了后来有名的中央电视台“大裤衩”。
那天，我把取出的钱搁背包里放好，骑车去关东店的呼家楼邮局，准备把钱汇给家里。几千块钱对那时的我来说，是笔巨款，我觉得揣在身上去坐人满为患的火车无疑不明智，还是汇回去比较保险。
那时候，我们镇上还没有银行，只有一个农村信用合作社，以及一个邮政的小办事处，小镇上的人们订阅报纸、收寄信件包裹和收汇款都靠它。
不巧的是，那天呼家楼邮局的柜台机器临时出了故障在维修，柜员建议我再走几步，蓝岛那边还有个邮局可以办理，但是快要到下班時间了，得赶紧。
于是我把已经拿了出来的钱往包里一放，把包往后背一搭，赶紧出门推上车往蓝岛方向骑去。途中等了两个交通灯，依稀感到有人在推搡我的背包，但动静轻微。下班高峰期人流汹涌，不等我回过神查看，红灯变绿，我又身不由己地连人带车被推搡着向前了。
还好，到了蓝岛那边的邮局，还没关门。我赶紧把车停好，赶到柜台，准备拉开背包的拉链把钱拿出来。
但看到的是，背包的拉链是开着的！我心里咯噔了一下，怀着残存的侥幸往包里掏了掏，钱已经不在里面了！
那一瞬我感觉浑身的血液仿佛一下子就冰凉了，大脑一片空白。
柜台里的邮局营业员问了我好几声，小姑娘你要办理什么业务？我完全没听见。等我回过神来，我机械地对他摇了摇头，说我不办什么。然后失魂落魄地走出来，推上车，也不知是怎么骑回住处的。只觉得一路上风吹在脸上，冷得彻骨。
那天晚上一夜没睡好。深不见底的后悔与懊恼完全淹没了我。沮丧，难受得无以复加，我甚至一下子不想回家过春节了。
第二天，我给家里打了个电话。那时我家还没有装电话，电话是打到对门的畜牧站，让里面的熟人喊我妈来接的。
我在电话里对我妈说，今年的票不好买，单位又正好安排了我值班，我就不回去过春节了，等开春暖和了我再找机会回去。
其实，我已经早早买好了车票，我们杂志社也压根儿不需要值什么班。
我妈在电话里一时好像愣了愣。这是我这么多年第一次说不回家过年。
但我妈在电话里也没多说什么，就说：哦，妈知道了，那你也要买点好吃的，找同学同事一起过，不然一个人多冷清。
我说：好，你和爸爸也吃好喝好，过个好年。
然后我挂了电话，一个人呜呜地哭了出来，为被小偷偷走存了一年积蓄的委屈而哭，为自己的不中用而哭，也为即将到来的一个人过年的孤寂而哭。
没想到，第二天上午接到我爸打来的电话，他在电话里说：你妈一早天没亮就坐班车出门了，昨晚上收拾了一晚上，说要到成都坐火车去北京看你，跟你一起过年。
我惊呆了。
那时我们那里并没有直达成都的长途车，从镇上去成都，得转上好几趟车，转的车也不是直达成都的火车站，而是到成都的长途汽车客运站卸客，再从客运站转车才能到达火车北站，到了之后还得在汹涌的春运客流中排队买票，也不知道能不能买到，能买到哪一天的。何况，我妈只上到小学二年级，识字非常有限，大半生里出远门并不多，并且，她这一趟出门想必还带了不少东西。
我忍不住埋怨我爸：你怎么不劝住她，这么远，现在路上人又多，多不安全。
我爸在电话里恨恨地说：我哪里劝得住，你又不是不晓得你妈那个脾气。
三天后，我在北京西站北1出站口的人山人海中，接到了隔了一年没见的妈。短发，微胖，穿着好几层毛衣，外面套着一件可能是我弟弟当兵退伍后带回家的黄绿色军服，挎着一个硕大的迷彩旅行袋。不用说，里面肯定装满了她早早就备好的我爱吃的各种腊味、腌菜、腐乳、炒豆子、干豆角、地瓜条……
是呀，她的女儿说，今年回不去故乡过年了，她只好在严寒的年关奔波了三天两夜，坐了30多个小时人挤人的火车，赶了两三千里的路，把故乡搬到她在异乡漂泊的女儿身边来，把年味搬到她朝思夜想的女儿身边来。
看见我的那一瞬，她如释重负，风尘仆仆的脸笑成了一朵花。而在我的心里，扑簌簌的眼泪流成了一条河……
就在那个春节之后，我妈从北京回到川南的老家不久，就因一场毫无征兆的突发性脑溢血，在当年四月去世了。四月从此成了我生命中最残忍的月份。而她跋涉千里赶来陪我度过的那个春节，成了我今生最后一个与她共度的春节。从此以后，我永失了这世间最爱我的人，也永失了我心底的故乡。
摘自《北京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