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出预期的大会
　　十八届三中全会至少有三个方面超出了预期。
　　第一，在党内设置改革领导小组。以前，改革是国务院的任务，现在变成了党中央的任务，这一点极其重要。
　　第二，设定了改革时间表。这一次明确规定2020年我们要完成所有改革，这等于是政府自己把自己的手脚绑起来了，如果到时候改革没有实现是可以问责的。
　　第三，强调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如果说我们能把公报里提到的改革都落实，到2020年中国会变成一个实实在在的市场经济，尽管政府的作用还会非常大。
　　政府的问题
　　公报中没说的也很重要。目前政府方面还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是审批过度。现在的审批太多，就好比一个老太太提了一篮子鸡蛋，里头有一百个，可能有一个鸡蛋是坏的，政府就要求老太太把一百个鸡蛋都拿出来看一遍，费时费工，这样老太太可能就不来这儿卖鸡蛋了，就选择到路边去卖了。从这个例子反映一个问题：过度审批对经济的伤害巨大。
　　第二是政府特别爱挑选胜者。比如说，科技部有很多资金，用来去社会上挑选胜者，决定这个（类）企业该拿还是那个（类）企业可以拿。但是这些钱到底用得好不好？没有人追究。
　　为什么说政府挑选胜者最后会失败？这其中的问题其实不难解释。在美国过去的二三十年间，我们能记住的是比尔·盖茨和乔布斯的创业历程。美国曾经有很多潜在的比尔·盖茨，也像比尔·盖茨一样在他父亲的车库里做着同样的事情，但99%的人都失败了。不过，这少数的成功和多数的失败却创造了市场的淘汰机制，创造了一个比尔·盖茨。这是符合规律的，因为高科技的成功率就是1%，甚至比1%还低。政府去挑选，再挑也挑不出这1%。
　　第三是地方政府的作用太大，造成很多问题。比如说重复建设、过度投资、环境问题，等等，造成整个经济的“肠梗阻”。
　　归根到底，政府主导经济的最大问题就是信息问题。哪怕所有的政府官员都为民作主，也相信绝大多数的官员是好人，但有一个问题，再好的人，再聪明的人也不能掌握13.4亿人想干什么，不可能知道近千万的企业想干什么。
　　改革需要约束政府
　　十八届三中全会在经济方面设想的改革已经足够了，比如说减少审批，凡是企业投资只要不涉及国家经济命脉、大型能源交通项目的，一律都让企业自己做决定。以前发改委的审批是有等级的，三千万元以上的所有投资必须到发改委审批，现在不用了。减少审批、开放市场，设立负面清单，除了负面清单上列的行业民间资本都可以做。金融领域表现得更加明显，比如允许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体系开设中小银行。
　　今后还需要改进什么？全会报告没有说得太清楚的，就是如何约束政府。虽然三中全会决定中有很多要加强人代会的表述，但有没有像其他改革那样细？我仔细看了一下，没有看到。一个创新型社会，一个完备的市场经济是需要一定的政治机制和经济民主来配合的。所谓经济民主，不是说让老百姓都去参与经济管理，不是说让所有的工人都参与企业管理，而是要有一种开放的体制，把资源放到社会（市场）中，让社会（市场）来配置资源，而不是让政府来配置资源。
　　中国无法复制新加坡模式
　　大家可能会说，新加坡模式不是挺好吗？新加坡很成功，建立了一个非常高效廉洁的政府，什么都做得很好，整个新加坡的市场经济也搞得非常好，中国是不是可以复制这样一个体制？我觉得没有这种可能性。
　　新加坡多大？新加坡的人口没有北京的海淀区多，面积也没有北京的海淀区大。中国如果简单地采用新加坡的模式，注定是要失败的。中国的政府将变成一个救火队，不能容忍一点点小的冲突或者社会的不稳定，那么最终的结果就是这个政府永远是承担无限责任。中国的领导人的确非常忙，地方主要官员也都非常忙，就是因为责任无限大，哪儿出事了都必须有所作为。当政府的责任无限大的时候，政府无处不在，社会的活力也就下降了。
　　十八届三中全会注定要像十一届三中全会一样，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一笔。它将开创一个新的时代，这也是毋庸置疑的。但十一届三中全会没有解决中国所有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肯定也会无法解决有些问题，有待我们继续努力。 （本文根据演讲录音编辑整理而成，未经作者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