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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伦敦会是近代率先派遣传教士来华的英国海外布道会,并率先将西方学校教育体制引入中国。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伦敦会在中国创办了若干所统称为“英华书院”的学校,它们遂成为这一时期在华英国教会中等教育的主体,位于汉口的博学书院、天津的新学书院和上海的麦伦书院即为其代表。这类教会中等教育学校既沿袭了马礼逊所创立的马六甲“英华书院”的基本模式,又继承了英国公学教育的某些传统,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一系列本土化的改革,以求适应中国国情。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以伦敦会“英华书院”为代表的在华英国教会中等教育形成了鲜明的办学特色,对促进中国近代中等教育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
[关键词]伦敦会;教会中等教育;英华书院;西学东渐
从18世纪初开始,伴随着英国等西方列强的对外殖民扩张,以海外布道会(又称“差会”)为主体的基督教新教传教运动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兴起,向海外异教区域传播上帝的“福音”已成为众多新教教派及其差会共同追求的目标。至18世纪末,在英国规模及影响较大的差会中,伦敦布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简称“伦敦会”)是成立较早、率先来华传教的差会,它在制定传教方针以及派遣传教士从事办学活动等方面,反映出当时英国差会在华教育活动的主要特色,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同时,它在继承英国教育传统的基础上进行了一系列变革,以求适应中国国情,从而对促进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鉴于国内学界对伦敦会的在华中等教育办学活动尚未予以充分的研讨②,本文试图以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伦敦会在华创办的几所有代表性的“英华书院”(The Anglo-Chinese College)为中心,着重探讨其办学实况与特色,并在此基础上力求揭示此类中等教育学校所体现出的英国教育传统及其影响。
一、伦敦会的“社会服务型”传教方针及策略
18世纪欧洲大陆的“虔敬派运动”、英格兰的“卫斯理运动”以及美国的“大觉醒运动”被史家通称为“福音复兴运动”,它揭开了近代新教海外传教运动的序幕。受此运动的影响并在英国公理宗信徒(The Congregationalists)的推动下,伦敦会于1795年成立。伦敦会成立之初就倡导开展“跨宗派”的福音传播活动,为此,它以国内为基地来募集资金、招募传教士,积极谋求向海外拓展,这一国内外互动的传教模式对日后新教传教运动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1804年,当伦敦会开始筹划中国传教事宜时,已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组织管理也渐趋完善,并建有专门培训海外传教士的高斯坡神学院(Gaspot College)。马礼逊(R,Morrison)加入伦敦会后,即在此接受了两年半的紧张培训,其内容涉及神学、教会史、语言、医学、天文学等诸多方面。1807年,他被派往中国,遂成为基督教新教徒来华传教的先驱。
“福音复兴运动”在酝酿、产生阶段便对社会问题具有强烈的关怀意识和责任感,并致力于受压迫者的解放和发展事业。例如,由福音派教徒组成的“克拉朋教派"(The Clapham Seet)曾投身于废除奴隶贸易;另外,通过建立慈善机构,福音派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来救济穷人、孤儿、释囚和老弱病残者。在19世纪60-70年代的英国,方兴未艾的“世界和平计划”(World Peace Programs)、“反酗酒运动"(Campaign Against Intemperance)、妇女平等呼吁以及建立公共教育制度的主张等,与“福音复兴运动”形成了交相呼应的态势。正如著名教会史学家赖德烈(K.s.Latourette)所言,“福音复兴运动”重视个人的皈依体验,并经常与乐于助人的愿望紧密相联,这不仅体现在引导他人开始新的精神和道德生活,而且还要在精神、肉体和物质等方面全面提高他们的福祉,而从事教育和慈善事业正是其重要的方式。在此大背景下,伦敦会开始逐步确立“社会服务型”的传教方针和策略,积极开展教育、医疗、扶贫救困等社会工作。
作为伦敦会创立者的英国公理宗信徒,其中有很多人来自知识阶层,由于受到新教改革家加尔文的影响,有重视教育工作的传统,美国哈佛、耶鲁等几所最古老的大学均由公理宗信徒创建。伦敦会即遵循这一传统,坚信教育是福音事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且对于传教的成功至关重要。伴随其海外传教运动的发展,伦敦会在海外传教地特别是在印度和中国的办学规模不断扩大,办学层次也逐步提升。据统计,1890年伦敦会在华共有65名传教士,其各类学校招收的学生有2 124名,而同时英国在华最大的差会中华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共有366名传教士,招收的学生却仅有182名,可见伦敦会对办学的重视。
二、19世纪伦敦会在华办学活动的拓展
鉴于清政府实行严厉的禁教政策,马礼逊抵华后在努力学习中文、翻译《圣经》的同时,也在深入思考如何发展传教事业的问题。1812年,他在广州写给伦敦会司库和书记的信中首次提及:“我真希望我们在马六甲有一所培养传教士的学院,专为恒河域外所有国家培养欧洲籍和当地传教士。”年,马礼逊及其助手米怜(W.Milne)共同起草了上报伦敦会的10条建议。其中第3条再次倡言:“尽早建立一所免费的中文义校,并希望它能为后期建立神学院铺路;这所神学院以教育虔诚的中国人在中国和邻近国家担任基督教牧师为目标。”在马礼逊和米怜的推动下,马六甲“英华书院”于1818年建立。次年,伦敦会对该校制订了专门的决议案,其中就办学目标写道:“理事们在同意英华书院不严格局限于传教目标的同时,建议马礼逊先生和米怜先生谨慎从事,防止因为世俗目标的学生与宗教目标的学生一起学习时可能造成的伤害与不便”。可见,马六甲“英华书院”并未以传教为唯一的办学目标,因此,除宗教课程外,还开设了英文、中文、数学、天文、地理、伦理等课程,学生在学习英国语言、文化和宗教知识的同时,兼学中国传统文化,如中文《三字经》、“四书五经”等;学校还根据学生的不同程度采取分班教学的组织形式。尽管马六甲“英华书院”规模很小,办学层次也较低,但它成为新教差会在华人中创办的第一所新式学校,也开创了伦敦会“英华书院”的办学模式。
鸦片战争后,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西方列强获得了在口岸城市通商、传教和办学等特权,清政府也开始对基督教实行“弛禁”政策,基督教新教势力因此获得空前的发展,其影响也日益扩大。19世纪中期后,随着在华传教活动的不断拓展,伦敦会传教士凭借其捷足先登的优势,相继在香港、广州、厦门、漳州、惠安、汀州、上海、汉口、武昌、重庆、沧州、北京等地创办教会学校,其办学活动开始进入新的阶段。据统计,截至1905年,伦敦会共派遣99名传教士来华传教,创办了19所主日学校,共有信徒1247名;同时,创办了122所男童学校和38所女童学校,共有男女学生3 600多名。可见,基于传统,19世纪中后期伦敦会的办学重心仍在初、中等教育层面。就中等教育的办学活动而言,这一时期马六甲“英华书院”迁址香港,逐步升格为中 等教育机构;而在中国内陆地区,伦敦会传教士则主要在几个口岸城市创办了若干所相当于中等教育学校的书院或学院。
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签订后,汉口成为通商口岸。三年后,英租界在此设立,伦敦会派遣传教士杨格非(Griffith John)从上海到汉口传教,遂使后者成为第一个深入华中地区的新教传教士。杨格非在其长达五十年的传教生涯中,曾多次强调教育对传教事业的重要意义和影响。如他在《中国的呼声》(A Voice,tom China)一书中指出;“中国的觉醒使得我们从事这项事业(按,指教育)非常必要。在我们所要经历的全新生活和发展中,传教活动是不能沉睡的。我们的存在要依赖于我们向着这个民族所渴求的方向前进。中国的教会如果要能抗衡外界而成为真正的强者,必须是教育型的,而所有皈依教徒的后代如果想在生命的赛程中获得机会,他必须接受现代意义的教育。所以,我们必须竭尽全力来影响中国伟大的教育运动,我们应该竭力使中国教育基督化,这样我们便能培养出比官办学校更为出色的学生。”经过杨格非等人的酝酿和精心策划,在汉口办学的教育规划呈报给伦敦会,1898年伦敦会正式批准了该项规划,它包括建立一所接受男童和女童的小学,一所接受男生和女生的高中,一所培训神职人员和传教士的神学院,以及一个培养医疗人员的医学部。
1899年4月,作为高中部的博学书院(London Hankow College,后称博学中学)正式成立,校址位于汉口后花楼居巷,第一任校长为马辅仁牧师(A.J.Macfarlane)。为了扩大校园,杨格非在市郊韩家墩和刘家墩购置土地,兴建教舍,校园面积扩大到二百余亩。除马辅仁外,伦敦会先后派遣多名传教士到此任教。他们“主管学校财权,凡学校大小开支,均须他们签字才能报销。他们用人、用钱均精打细算,用人少,多办事,用钱少,办大事”。学院最初有40名学生,3名教师,18名走读生;5年后,学生数增至114名,并聘有6名教师和2名学生助教C9183。教学主要以香港大学入学考试为标准,开设科目有中文、数学、算术、欧几里得几何、代数、英语、科学、历史、地理、绘画、习字、体育、读经E9183。在学制上分为普通科和正科,普通科招收小学毕业生,接受六年的中等教育,毕业后可报考英国各大学及香港大学。为此,学校曾聘请数名英国教师,其中有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文科和理科硕士,伦敦大学的法学学士,以及爱丁堡大学的医学博士;此外,还聘请了燕京大学、协和医学院、华中大学、金陵大学等国内名牌大学的毕业生来校任教,因而其师资达到较高的水准。可以说,博学书院是19世纪伦敦会在华创办的中等教育学校的一个典型,对在中国移植“英华书院”的办学模式发挥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三、赫立德与天津新学书院
(一)赫立德及其《中国的教育》
1864年,伦敦会传教士乔纳森·李(Jonathan Lees)、艾约瑟(Edkins)等人在天津创立养正学堂,旨在培养本地牧师。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学校规模始终很小,办学层次相当于初等教育。据伦敦会1897年年度报告称,该校资金匮乏,住宿条件十分有限,当年招生数为12名,已达历年之最。1901年,这所学校在义和团运动中遭到损坏而停办。从现有的资料分析,养正学堂是主日学校性质的学校,也是伦敦会在天津办学的起步,它培养了一批中国籍的牧师,如后来的伦敦会传教士、中国教会重要领袖诚静怡于1897-1900年间就读于该校,接受了专门的神学训练,日后在推动伦敦会工作和教会本土化运动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早在1892年,赫立德(S.L.Hart)和其兄沃尔福德(W.Hart)被伦敦会派往中国传教,1895年转至天津,并酝酿创办天津“英华书院"(Tientsin Anglo-Chinese College)。1902年,赫立德等人在养正学堂的基础上创设了新的学校,为纪念已故的沃尔福德而取名为沃尔福德纪念学院(WalfordHart Memorial College),后又改名为新学书院(Hall of New Learning),赫立德为第一任校长,直到1926年。赫立德素有“教育传教士”(educational missionary)之称,1858年12月出生在英国康沃耳郡(Cornwall),父亲是巴黎的公理会牧师。他幼年和青少年时代在巴黎居住并接受教育,曾在法国索邦大学学习理科,并在剑桥大学先后获理科学士和硕士学位,1883年起在剑桥大学担任物理学讲师。教学之余,他参加了当地的传教活动,并在主日学校为工人授课。他多才多艺,精通音乐、建筑等,也是自行车飞轮的发明者。
在长期从事办学活动的过程中,赫立德对中国教育问题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看法,这些看法较为集中地反映在《中国的教育》(Education in China)一书中。首先,他回顾了近代中国社会变迁对教育的影响,特别是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五IN”运动等促使中国民众逐步接受西式教育。他认为自己所办的学校即为“大众对新学的价值重新评估的直接成果”,由此他接受两位中国学生的建议,将学校定名为新学书院。通过追溯和考察中国近代历史,他指出,“教育革命并非只是官方发号施令,它本质上是中国大众的一种愿望”。
其次,赫立德分析了青年学生在中国社会变革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他指出:“在过去十年中已经屡次得到证明:学生阶层是最为爱国、最愿意思考国家的问题,也是最愿意为了拯救国家而献身的。”他认为青年学生对于大众观念的构建有强大的影响力,“学生团体中有巨大的力量。这必须加以考虑”,而教育对于塑造青年学生的观念特别是其价值观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换言之,中国民众可以通过青年学生阶层而感受到这个阶层背后的教育的巨大影响。因此,在他看来。以西式教育培养出来的青年学生遂可成为中国民众的朋友和领袖。赫立德曾用其特有的语言形式将此表述为:“在我表述‘教育的力量’时,我不是以抽象的方式来思考教育,或者以任何固定的模式来界定教育,我关注的是以学生自身所代表的教育,以及学生身后的教师,如果他能够跨越教师的角色而成为一名教育家、一位民众的朋友和领袖。”
最后,就中国教育的重要性问题,赫立德进一步强调:“它不仅对于中国作用巨大,也影响中国与他国的关系,它不仅促使我们要热爱中国,而且为了我国自身的利益,要严肃地对待此事,要迅速而明智地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他在书中呼吁英国要向中国教育当局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建议在中国建立一系列高质量的英国教育机构,并从英国大学选派师资到中国学校任教;同时,他也建议派遣合格的中国学生前往英国留学深造。
由此可见,赫立德高度重视中国教育发展的作用,认为这种发展既可促进中国本国的发展,又有利于英国的国家利益。他虽然身为传教士,但其教育观已明显超越宗教观念的束缚,反映出教育世俗化的思想倾向,这种倾向也充分体现在新学书院的办学实践中。
(二)赫立德与新学书院的办学特色
早期的新学书院仿英国大学学制,设文、理两科;另设中学部和中学预备班,学制各为四年。 1919年,伦敦会因与其他教会联合创办燕京大学而停办其大学部。1929年,新学书院以私立学校的法人身份在北京政府教育部注册时,因不具备学院资格而改名为新学中学,改制后的新学中学实行八年制,初、高中各三年,并增设两年制的预备班。新学书院成立后,伦敦会先后派遣多名传教士在此担任教学等工作,其中不乏专家型的传教士,如后来担任燕京大学经济学教授的戴乐生(J.B.Tayler)、1924年巴黎奥运会400米短跑冠军李爱锐(E.H.Liddell)等;而且长期保持5名英籍教员的规模,这超过了同时期伦敦会创办的其他同类学校。在赫立德的主持及其影响下,新学书院形成了以下办学特色:
其一,课程设置注重文理结合、中西交融。在学院初创期,赫立德夫妇承担了绝大部分教学工作,如他本人教授高年级的算术、代数、几何、生理学、物理学和化学等课程,他的夫人则承担英语和历史课程的教学工作。在办学过程中,赫立德认为应加强英语教学。他指出:“我们的责任是确保加强互相(按,指中英两国)的了解、交流,增进双方关系。现在在我国让民众转而学习中文作为思考的工具是无望的,要求在华英国商人或其他行业的英国人使用流利的中文也许有些过分,虽然这种趋势也在扩大,所以中英两国要互相理解,互相学习,显然需要通过中国人学习我们的语言知识。让我们企盼英语知识在中国得以传播,很多事业有赖于此,包括政治和国际关系。”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英语成为学校的主干课程,包含文学、会话、作文等;从初三开始,各学科也使用英文教材,如历史、地理、化学、物理等,学生高中毕业时英文的听说读写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即使学校在向中国政府注册后依然保持这一传统。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回忆道:“我上的中学是英国伦敦会创办的新学书院,后改名新学中学,许多课程都由英国教师教,用的是英国课本,用英文教,所以一开始我的听课和阅读英文程度都比一般中学生高一些,我又是个高材生,所以在初中时就有了一定的英文阅读能力。”另一方面,新学书院也很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在强化英语教学的同时,国文课依然占据重要位置,课本以文言文为主,很少选白话文,因而学生的古文底子比较深厚。为了提高学生的国语表达能力,学校还设有“国语演讲会”,其章程中写道:“本会以发展并练习同学用国语发表思想之能力为目的”,规定“本校各级同学都应加入为本会会员”,还要求“会员参加演讲练习时,自定题目,但先撰写演讲大纲,或讲演全稿,并由指导委员会审核修正,发还备用”。这些充分显示出学校对学生中文表达能力和水平的重视。
其二,具有重视体育的传统,并开辟了近代中国球类运动的先河。赫立德在《中国的教育》中介绍了1904年新学书院举行的第一次运动会:“运动会向全天津学生开放,这是当时天津学校举行的第一次运动会。部分天津官员出席了运动会,某位官员在运动会结束后还表示我们为中国做了一件极好的事情。”赫立德把体育运动视为中国人打破传统、接受西方观念的一种方式:“这些日子我们正在打破世俗的枷锁;当然,这是我们必须做的事情。我们很高兴能打造一届崭新而强健的中国运动会。”由于全校上下的重视,新学书院在足球、篮球、田径等项目上成绩卓著。例如,足球队成立于1902年,是在天津组成的第一支足球队,当时球员们脚上穿着高统长靴,脑袋上却盘着长长的辫子,被戏称为“辫子足球队”,此后连续获得天津足球冠军,新学书院遂被誉为“天津足球发源地”。自从篮球传人天津后,新学书院的篮球队成为当时天津水平最高的两支球队之一。教师刁培新通过研读英文资料,将美国的“人盯人”防守战术引入中国,使新学书院篮球队先后荣获华北球类运动会四届冠军和两届亚军;在东京举办的远东奥运会上,新学书院运动队的三名队员代表中国参加,为中国篮球队赢得奖牌作出了较大贡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深得李爱锐精心指导的新学书院毕业生吴必显,他在跳高、田径等方面成绩优异,1936年曾远赴德国参加奥运会。
其三,创建学校附属博物馆等作为教学辅助设施。1904年,赫立德创建了学院附属博物馆(Tientsin Anglo-Chinese Museum),中文名为华北博物馆,旨在使学生增长知识、开阔眼界,以配合相关课程的教学。在开馆的一年中,共接待了1623名参观者。展品包括仪器、模型和图片等,较为全面地展示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科技发展的最新成果,成为新学书院教学的重要演示场所。该馆还陈列了新学书院教师带领学生自己制作的教学标本,在课堂教学中它们常被用来演示。
民国时代,新学书院在天津享有很高的声望,也获得了社会各界的认可。1913年,学校举行民国后第一届毕业生典礼,当时盛况空前,英国、荷兰等国外交大臣出席。袁世凯派特使梁士诒到会宣读贺词:“贵校树立为本民族的福祉工作之目标,实为非常有意义……作为总统,我要让全民感谢你们的伟大工作。”教会史专家顾达尔(N.Goodall)在《伦敦会史:1895-1945》中写道:“赫立德作为一名出色的教育家,对于全局形势的重要性极其敏感,在这一点上无人可与之媲美,而其终身努力都体现在新学书院中……赫立德的超人能力及其富有献身精神的中国同事和当地社会团体的支持,是学校成功的至关重要的因素。”
四、上海麦伦书院的本土化改革与发展
(一)麦伦书院的创建及变迁
上海是近代教育起步较早的城市,特别是开埠后受到“西学东渐”的影响,新学迅速取代旧学,教会学校、官办学校和私立学校同时发展,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1843年,伦敦会早期来华传教士麦都思(W.H.Medhurst)到上海传教,他利用负责道路、码头建设和管理英侨公墓之便,圈买了上海县城北门外的大片土地,人称“麦家圈”,作为伦敦会在华总部的所在地,并在此建造天安堂教堂。1891年,伦敦会在天安堂创办“英华书院”,吸收华人子弟入学。1898年,为纪念麦都思,学院遂改称麦都思纪念学院(Medhurst Memorial College);其中文名则从麦都思和伦敦会中各取一字,称为“麦伦书院”。成立伊始,条件较为艰苦,伦敦会牧师包克私(Rev.E.Box)成为首任校长,教职员工5名,仅一人领取薪金,学生也仅有20余人。包克私后由裴文(W.Bevan)任校长,他把学校迁至兆丰路一带,1903年新校舍落成,礼堂、宿舍、厨房等设施也渐趋完善,其后20年间先后由麦卢伯(E.J.Malpas)、库寿龄(Rev.S.Couling)、卢克逊(Luxon)任校长,他们凭着对教会教育的热忱致力于学校的发展。这一时期学校仅招收男生,设中文、英文两部,各设正馆四班,备馆四班。1922年,彭思(Burns)出任校长,他采取了一系列整顿校务的措施,包括合并中、英文两部,裁撤正馆第三、第四班,取消正馆、备馆之名义,改设高中三年、初中三年,另设初中预科。至此,麦伦书院的学级编制开始与国内学制相符合。教学课程主要有宗教、英文、国文、数学、理化、史地、天文、体育、唱歌@。伦敦会在办学中起主导作用以及重视传播基督教教义,成为这一时期麦伦书院 的主要特色。从校名的选择、校舍的购买、经费的调拨、人员的派遣到具体的教学管理,都是以伦敦会为直接领导的。学校仍遵循伦敦会办学所一贯奉行的“传授基督教真谛”的原则,规定学生必须参加所有宗教活动及仪式。
20世纪20年代,国内掀起“收回教育权”运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要求所有教会学校必须向政府立案注册,并规定只有华人才能担任校长。此时,在华传教的英国长老会、伦敦会、公理会联合组成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伦敦会顺时应变,开始聘请中国人治校并组织校董会,此后华人取代伦敦会在教会学校中的主导地位。1928年,麦伦书院向市政府教育局立案注册,改名为私立麦伦中学,夏晋麟博士成为首任华人校长。他掌校四年间,先后设立训育处、教务处,创立图书室,改建网球场、理化实验室,实施教育部颁发的《中等学校暂行课程标准》,采用学分制,推行学生自治会制度。
(二)沈体兰与麦伦书院的本土化改革
1931年,沈体兰成为第二任华人校长。他出生于教师世家,1922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1928-1929年间在牛津大学教育研究所任研究员,在此期间写了《英国中等教育》、《中国教育之改造》等著作。就任校长后,他对学校行政、教务、财务、师资、学制等多方面进行了改革、整顿,“校园景象顿觉焕然一新”。麦伦中学改革的成功实践来源于他中西结合的教育背景、先进的教育理念和较为理性的改革原则。他既保留了伦敦会办学的某些英国教育传统,也向学校注入了新的思想元素,后人将其在麦伦中学实施的一系列改革称为“麦伦中学的改造”,应该说其实质即为使西方教育适应中国国情的本土化改革。
沈体兰曾提出:“养成新国家公民,造就新人格青年,斯乃本校所负之教育使命也。”他明确规定学校宗旨为适合教育高尚标准,培养国家健全公民,并据此订立四项原则:(1)树立高尚理想;(2)养成社会意识;(3)练习集团生活;(4)实行公众服务。围绕这四项教育宗旨和原则,沈体兰领导麦伦中学的师生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
1.注重人格教育
沈体兰从三方面诠释“人格教育”的目标:其一,“培植为公道而牺牲,为大众而斗争的勇士”;其二,“造就追求真理、发展理智之青年”;其三,“使学生成为具有爱国精神与救国能力之公民”。而这些显然已大大超越了麦伦书院早期所提倡的“基督化人格”的培养目标,赋教育以“时代责任感的、集体主义的、为大众服务的德育新内涵”。1928年,学校向政府立案注册后即取消了宗教课程,添设了人生哲学课。在此基础上,沈体兰更加重视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面对当时国难深重的形势,他特别注重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操。如他在学校四十周年纪念刊的序中向师生呼吁道:“当兹国运濒危,强邻压境之今日,欲图民族之生存,必先为统一救亡团结御侮之努力。”
如前所述,沈体兰曾访学牛津大学,而牛津正是英国“导师制”的发祥地。为了加强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他便在麦伦中学引zk“导师制”。据记载,“沈校长以中学教育为国民之基本训练,须有与学生共同生活之导师随时做生活之指导,乃于二十一年创设导师制,每班设导师一人”。当时教师都积极参与导师工作,如伦敦会派驻学校代表白约翰、国文首席教员魏金枝和教育学家曹孚等都担任过学生导师。同时,学校还专门设立导师会议,每月一次召集教务训导主任、各级导师、体育教员等参加,商讨有关开展思想品德教育的事宜,并制订相关措施。
2.推行民主化管理
曾被誉为“民主革命教育的基地”的麦伦中学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管理机制:校董会负责筹划和监督学校财务及聘任校长等工作;校长负责全校校务,并充分发挥教职员工会议和各种师生合作委员会的集体作用。从1933年起,学校“为集思广益推进校务起见,除经常之教职员会议以外,每学期初特召集全体专任教职员举行校务研究会一次,讨论各项基本问题”,主要包括:(1)确定教育方针;(2)提高教育程度;(3)造就特殊校风;(4)实施推广教育;(5)实行男女同学;(6)添设联络小学;(7)拟定教员进修计划;(8)筹备四十周年纪念;(9)制定职业教育计划;(i0)开展国难时期的训练;(11)实行训教合一;(12)拟定发展计划;(13)重订学科课程;(14)实施训教原则;(15)应付救国运动;等等。上述问题涵盖面广,几乎涉及学校发展和教学管理的各个层面,充分体现出学校倡导教师参与校务管理的民主作风。另外,学校财务也向教职员工公开,校务委员会下设经济稽核委员会,其中也有学生代表参加。曾执教麦伦中学的段力佩在回忆校长倡导的民主作风时指出:“他领导的学校,是以他为主的,但他要经过学校各层次的讨论,几乎每次讨论,都争论得极为热烈,最后他还向学校几个进步教师征求意见,然后由他集中大家的意见拍板下来。”
1932年,学校正式组建学生自治会。《学生自治会组织条例》中规定学生自治会“隶属于校务会,处理关于学生自治之一切事务”,并规定其须履行的义务为:(1)共守各项规约;(2)整饬公共秩序;(3)督查课外活动;(4)保护学校设备;(5)传达学校法令;(6)陈述同学公意。可见,学生自治会主要是学生表述诉求和意愿的场所,发挥着沟通学校和学生的桥梁作用。自治会内设秘书处、内务处、外务处等机构,组织学生开展一系列活动,如辩论赛、出版校刊、文学研究、体育比赛、戏剧表演等,也包括组织学生积极参加当时的抗日救亡运动。通过这些活动,一大批学生骨干脱颖而出,并在工作中得到锻炼,使学校保持了“思想活跃、朝气蓬勃、健康向上的校风”。
3.引领学生全面发展
学校提出的教育方针为:对学生所施之教育,于知识、行为、经验三者并重,学生之操行成绩、学业成绩、课外作业成绩均能及格者始得毕业或升级。与此相应,学校提出的教学目标为:学习工具之精熟运用、思想方法之追求探讨、环境知识之理解认识、生产技能之习练养成。这些充分体现了学校要求学生全面发展的指导思想。
为了落实上述教育方针和目标,学校组建了高质量的师资队伍,其中大部分人毕业于国内外著名大学,其中不乏著名的作家和学者,如著名作家魏金枝曾发表大量小说和诗歌;曹孚、楼适夷、冯宾符、段力骊、赵朴初、王楚良等著名文化人和学者也曾在麦伦长期或短期任教。同时,学校还举办各类学术讲座,邀请海内外名家来校讲演,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戏剧、音乐等方面,大大拓宽了学生的视野。
教学方法以启发式为主,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并针对初、高中不同年级的特点而倡导不同的自学方法。学校还特别重视学生的课外阅读,《教务大纲》中明文规定:“除课本外,由各科教员指定参考书,养成学生自动课外读书之习惯”。因此,图书馆在麦伦中学始终受到重视。曾在此任教的王楚良深有体会地认为:“一个图书馆,它和学生的关系应该是最亲密的,尤其是在这个民族危机非常迫切的现阶段,为了使学生们充分地认识时代,学生单靠课室的一些书本上的获得是不够的,他们需要更广泛的、更多方面的知识。”学校还专门成立图书委员会,由各科主要教师和图书馆员共同组成,“估计学生对于知识的要求和他们生活的趋势,而添购配合他们要求和趋势的书籍
[关键词]伦敦会;教会中等教育;英华书院;西学东渐
从18世纪初开始,伴随着英国等西方列强的对外殖民扩张,以海外布道会(又称“差会”)为主体的基督教新教传教运动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兴起,向海外异教区域传播上帝的“福音”已成为众多新教教派及其差会共同追求的目标。至18世纪末,在英国规模及影响较大的差会中,伦敦布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简称“伦敦会”)是成立较早、率先来华传教的差会,它在制定传教方针以及派遣传教士从事办学活动等方面,反映出当时英国差会在华教育活动的主要特色,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同时,它在继承英国教育传统的基础上进行了一系列变革,以求适应中国国情,从而对促进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鉴于国内学界对伦敦会的在华中等教育办学活动尚未予以充分的研讨②,本文试图以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伦敦会在华创办的几所有代表性的“英华书院”(The Anglo-Chinese College)为中心,着重探讨其办学实况与特色,并在此基础上力求揭示此类中等教育学校所体现出的英国教育传统及其影响。
一、伦敦会的“社会服务型”传教方针及策略
18世纪欧洲大陆的“虔敬派运动”、英格兰的“卫斯理运动”以及美国的“大觉醒运动”被史家通称为“福音复兴运动”,它揭开了近代新教海外传教运动的序幕。受此运动的影响并在英国公理宗信徒(The Congregationalists)的推动下,伦敦会于1795年成立。伦敦会成立之初就倡导开展“跨宗派”的福音传播活动,为此,它以国内为基地来募集资金、招募传教士,积极谋求向海外拓展,这一国内外互动的传教模式对日后新教传教运动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1804年,当伦敦会开始筹划中国传教事宜时,已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组织管理也渐趋完善,并建有专门培训海外传教士的高斯坡神学院(Gaspot College)。马礼逊(R,Morrison)加入伦敦会后,即在此接受了两年半的紧张培训,其内容涉及神学、教会史、语言、医学、天文学等诸多方面。1807年,他被派往中国,遂成为基督教新教徒来华传教的先驱。
“福音复兴运动”在酝酿、产生阶段便对社会问题具有强烈的关怀意识和责任感,并致力于受压迫者的解放和发展事业。例如,由福音派教徒组成的“克拉朋教派"(The Clapham Seet)曾投身于废除奴隶贸易;另外,通过建立慈善机构,福音派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来救济穷人、孤儿、释囚和老弱病残者。在19世纪60-70年代的英国,方兴未艾的“世界和平计划”(World Peace Programs)、“反酗酒运动"(Campaign Against Intemperance)、妇女平等呼吁以及建立公共教育制度的主张等,与“福音复兴运动”形成了交相呼应的态势。正如著名教会史学家赖德烈(K.s.Latourette)所言,“福音复兴运动”重视个人的皈依体验,并经常与乐于助人的愿望紧密相联,这不仅体现在引导他人开始新的精神和道德生活,而且还要在精神、肉体和物质等方面全面提高他们的福祉,而从事教育和慈善事业正是其重要的方式。在此大背景下,伦敦会开始逐步确立“社会服务型”的传教方针和策略,积极开展教育、医疗、扶贫救困等社会工作。
作为伦敦会创立者的英国公理宗信徒,其中有很多人来自知识阶层,由于受到新教改革家加尔文的影响,有重视教育工作的传统,美国哈佛、耶鲁等几所最古老的大学均由公理宗信徒创建。伦敦会即遵循这一传统,坚信教育是福音事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且对于传教的成功至关重要。伴随其海外传教运动的发展,伦敦会在海外传教地特别是在印度和中国的办学规模不断扩大,办学层次也逐步提升。据统计,1890年伦敦会在华共有65名传教士,其各类学校招收的学生有2 124名,而同时英国在华最大的差会中华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共有366名传教士,招收的学生却仅有182名,可见伦敦会对办学的重视。
二、19世纪伦敦会在华办学活动的拓展
鉴于清政府实行严厉的禁教政策,马礼逊抵华后在努力学习中文、翻译《圣经》的同时,也在深入思考如何发展传教事业的问题。1812年,他在广州写给伦敦会司库和书记的信中首次提及:“我真希望我们在马六甲有一所培养传教士的学院,专为恒河域外所有国家培养欧洲籍和当地传教士。”年,马礼逊及其助手米怜(W.Milne)共同起草了上报伦敦会的10条建议。其中第3条再次倡言:“尽早建立一所免费的中文义校,并希望它能为后期建立神学院铺路;这所神学院以教育虔诚的中国人在中国和邻近国家担任基督教牧师为目标。”在马礼逊和米怜的推动下,马六甲“英华书院”于1818年建立。次年,伦敦会对该校制订了专门的决议案,其中就办学目标写道:“理事们在同意英华书院不严格局限于传教目标的同时,建议马礼逊先生和米怜先生谨慎从事,防止因为世俗目标的学生与宗教目标的学生一起学习时可能造成的伤害与不便”。可见,马六甲“英华书院”并未以传教为唯一的办学目标,因此,除宗教课程外,还开设了英文、中文、数学、天文、地理、伦理等课程,学生在学习英国语言、文化和宗教知识的同时,兼学中国传统文化,如中文《三字经》、“四书五经”等;学校还根据学生的不同程度采取分班教学的组织形式。尽管马六甲“英华书院”规模很小,办学层次也较低,但它成为新教差会在华人中创办的第一所新式学校,也开创了伦敦会“英华书院”的办学模式。
鸦片战争后,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西方列强获得了在口岸城市通商、传教和办学等特权,清政府也开始对基督教实行“弛禁”政策,基督教新教势力因此获得空前的发展,其影响也日益扩大。19世纪中期后,随着在华传教活动的不断拓展,伦敦会传教士凭借其捷足先登的优势,相继在香港、广州、厦门、漳州、惠安、汀州、上海、汉口、武昌、重庆、沧州、北京等地创办教会学校,其办学活动开始进入新的阶段。据统计,截至1905年,伦敦会共派遣99名传教士来华传教,创办了19所主日学校,共有信徒1247名;同时,创办了122所男童学校和38所女童学校,共有男女学生3 600多名。可见,基于传统,19世纪中后期伦敦会的办学重心仍在初、中等教育层面。就中等教育的办学活动而言,这一时期马六甲“英华书院”迁址香港,逐步升格为中 等教育机构;而在中国内陆地区,伦敦会传教士则主要在几个口岸城市创办了若干所相当于中等教育学校的书院或学院。
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签订后,汉口成为通商口岸。三年后,英租界在此设立,伦敦会派遣传教士杨格非(Griffith John)从上海到汉口传教,遂使后者成为第一个深入华中地区的新教传教士。杨格非在其长达五十年的传教生涯中,曾多次强调教育对传教事业的重要意义和影响。如他在《中国的呼声》(A Voice,tom China)一书中指出;“中国的觉醒使得我们从事这项事业(按,指教育)非常必要。在我们所要经历的全新生活和发展中,传教活动是不能沉睡的。我们的存在要依赖于我们向着这个民族所渴求的方向前进。中国的教会如果要能抗衡外界而成为真正的强者,必须是教育型的,而所有皈依教徒的后代如果想在生命的赛程中获得机会,他必须接受现代意义的教育。所以,我们必须竭尽全力来影响中国伟大的教育运动,我们应该竭力使中国教育基督化,这样我们便能培养出比官办学校更为出色的学生。”经过杨格非等人的酝酿和精心策划,在汉口办学的教育规划呈报给伦敦会,1898年伦敦会正式批准了该项规划,它包括建立一所接受男童和女童的小学,一所接受男生和女生的高中,一所培训神职人员和传教士的神学院,以及一个培养医疗人员的医学部。
1899年4月,作为高中部的博学书院(London Hankow College,后称博学中学)正式成立,校址位于汉口后花楼居巷,第一任校长为马辅仁牧师(A.J.Macfarlane)。为了扩大校园,杨格非在市郊韩家墩和刘家墩购置土地,兴建教舍,校园面积扩大到二百余亩。除马辅仁外,伦敦会先后派遣多名传教士到此任教。他们“主管学校财权,凡学校大小开支,均须他们签字才能报销。他们用人、用钱均精打细算,用人少,多办事,用钱少,办大事”。学院最初有40名学生,3名教师,18名走读生;5年后,学生数增至114名,并聘有6名教师和2名学生助教C9183。教学主要以香港大学入学考试为标准,开设科目有中文、数学、算术、欧几里得几何、代数、英语、科学、历史、地理、绘画、习字、体育、读经E9183。在学制上分为普通科和正科,普通科招收小学毕业生,接受六年的中等教育,毕业后可报考英国各大学及香港大学。为此,学校曾聘请数名英国教师,其中有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文科和理科硕士,伦敦大学的法学学士,以及爱丁堡大学的医学博士;此外,还聘请了燕京大学、协和医学院、华中大学、金陵大学等国内名牌大学的毕业生来校任教,因而其师资达到较高的水准。可以说,博学书院是19世纪伦敦会在华创办的中等教育学校的一个典型,对在中国移植“英华书院”的办学模式发挥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三、赫立德与天津新学书院
(一)赫立德及其《中国的教育》
1864年,伦敦会传教士乔纳森·李(Jonathan Lees)、艾约瑟(Edkins)等人在天津创立养正学堂,旨在培养本地牧师。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学校规模始终很小,办学层次相当于初等教育。据伦敦会1897年年度报告称,该校资金匮乏,住宿条件十分有限,当年招生数为12名,已达历年之最。1901年,这所学校在义和团运动中遭到损坏而停办。从现有的资料分析,养正学堂是主日学校性质的学校,也是伦敦会在天津办学的起步,它培养了一批中国籍的牧师,如后来的伦敦会传教士、中国教会重要领袖诚静怡于1897-1900年间就读于该校,接受了专门的神学训练,日后在推动伦敦会工作和教会本土化运动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早在1892年,赫立德(S.L.Hart)和其兄沃尔福德(W.Hart)被伦敦会派往中国传教,1895年转至天津,并酝酿创办天津“英华书院"(Tientsin Anglo-Chinese College)。1902年,赫立德等人在养正学堂的基础上创设了新的学校,为纪念已故的沃尔福德而取名为沃尔福德纪念学院(WalfordHart Memorial College),后又改名为新学书院(Hall of New Learning),赫立德为第一任校长,直到1926年。赫立德素有“教育传教士”(educational missionary)之称,1858年12月出生在英国康沃耳郡(Cornwall),父亲是巴黎的公理会牧师。他幼年和青少年时代在巴黎居住并接受教育,曾在法国索邦大学学习理科,并在剑桥大学先后获理科学士和硕士学位,1883年起在剑桥大学担任物理学讲师。教学之余,他参加了当地的传教活动,并在主日学校为工人授课。他多才多艺,精通音乐、建筑等,也是自行车飞轮的发明者。
在长期从事办学活动的过程中,赫立德对中国教育问题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看法,这些看法较为集中地反映在《中国的教育》(Education in China)一书中。首先,他回顾了近代中国社会变迁对教育的影响,特别是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五IN”运动等促使中国民众逐步接受西式教育。他认为自己所办的学校即为“大众对新学的价值重新评估的直接成果”,由此他接受两位中国学生的建议,将学校定名为新学书院。通过追溯和考察中国近代历史,他指出,“教育革命并非只是官方发号施令,它本质上是中国大众的一种愿望”。
其次,赫立德分析了青年学生在中国社会变革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他指出:“在过去十年中已经屡次得到证明:学生阶层是最为爱国、最愿意思考国家的问题,也是最愿意为了拯救国家而献身的。”他认为青年学生对于大众观念的构建有强大的影响力,“学生团体中有巨大的力量。这必须加以考虑”,而教育对于塑造青年学生的观念特别是其价值观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换言之,中国民众可以通过青年学生阶层而感受到这个阶层背后的教育的巨大影响。因此,在他看来。以西式教育培养出来的青年学生遂可成为中国民众的朋友和领袖。赫立德曾用其特有的语言形式将此表述为:“在我表述‘教育的力量’时,我不是以抽象的方式来思考教育,或者以任何固定的模式来界定教育,我关注的是以学生自身所代表的教育,以及学生身后的教师,如果他能够跨越教师的角色而成为一名教育家、一位民众的朋友和领袖。”
最后,就中国教育的重要性问题,赫立德进一步强调:“它不仅对于中国作用巨大,也影响中国与他国的关系,它不仅促使我们要热爱中国,而且为了我国自身的利益,要严肃地对待此事,要迅速而明智地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他在书中呼吁英国要向中国教育当局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建议在中国建立一系列高质量的英国教育机构,并从英国大学选派师资到中国学校任教;同时,他也建议派遣合格的中国学生前往英国留学深造。
由此可见,赫立德高度重视中国教育发展的作用,认为这种发展既可促进中国本国的发展,又有利于英国的国家利益。他虽然身为传教士,但其教育观已明显超越宗教观念的束缚,反映出教育世俗化的思想倾向,这种倾向也充分体现在新学书院的办学实践中。
(二)赫立德与新学书院的办学特色
早期的新学书院仿英国大学学制,设文、理两科;另设中学部和中学预备班,学制各为四年。 1919年,伦敦会因与其他教会联合创办燕京大学而停办其大学部。1929年,新学书院以私立学校的法人身份在北京政府教育部注册时,因不具备学院资格而改名为新学中学,改制后的新学中学实行八年制,初、高中各三年,并增设两年制的预备班。新学书院成立后,伦敦会先后派遣多名传教士在此担任教学等工作,其中不乏专家型的传教士,如后来担任燕京大学经济学教授的戴乐生(J.B.Tayler)、1924年巴黎奥运会400米短跑冠军李爱锐(E.H.Liddell)等;而且长期保持5名英籍教员的规模,这超过了同时期伦敦会创办的其他同类学校。在赫立德的主持及其影响下,新学书院形成了以下办学特色:
其一,课程设置注重文理结合、中西交融。在学院初创期,赫立德夫妇承担了绝大部分教学工作,如他本人教授高年级的算术、代数、几何、生理学、物理学和化学等课程,他的夫人则承担英语和历史课程的教学工作。在办学过程中,赫立德认为应加强英语教学。他指出:“我们的责任是确保加强互相(按,指中英两国)的了解、交流,增进双方关系。现在在我国让民众转而学习中文作为思考的工具是无望的,要求在华英国商人或其他行业的英国人使用流利的中文也许有些过分,虽然这种趋势也在扩大,所以中英两国要互相理解,互相学习,显然需要通过中国人学习我们的语言知识。让我们企盼英语知识在中国得以传播,很多事业有赖于此,包括政治和国际关系。”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英语成为学校的主干课程,包含文学、会话、作文等;从初三开始,各学科也使用英文教材,如历史、地理、化学、物理等,学生高中毕业时英文的听说读写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即使学校在向中国政府注册后依然保持这一传统。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回忆道:“我上的中学是英国伦敦会创办的新学书院,后改名新学中学,许多课程都由英国教师教,用的是英国课本,用英文教,所以一开始我的听课和阅读英文程度都比一般中学生高一些,我又是个高材生,所以在初中时就有了一定的英文阅读能力。”另一方面,新学书院也很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在强化英语教学的同时,国文课依然占据重要位置,课本以文言文为主,很少选白话文,因而学生的古文底子比较深厚。为了提高学生的国语表达能力,学校还设有“国语演讲会”,其章程中写道:“本会以发展并练习同学用国语发表思想之能力为目的”,规定“本校各级同学都应加入为本会会员”,还要求“会员参加演讲练习时,自定题目,但先撰写演讲大纲,或讲演全稿,并由指导委员会审核修正,发还备用”。这些充分显示出学校对学生中文表达能力和水平的重视。
其二,具有重视体育的传统,并开辟了近代中国球类运动的先河。赫立德在《中国的教育》中介绍了1904年新学书院举行的第一次运动会:“运动会向全天津学生开放,这是当时天津学校举行的第一次运动会。部分天津官员出席了运动会,某位官员在运动会结束后还表示我们为中国做了一件极好的事情。”赫立德把体育运动视为中国人打破传统、接受西方观念的一种方式:“这些日子我们正在打破世俗的枷锁;当然,这是我们必须做的事情。我们很高兴能打造一届崭新而强健的中国运动会。”由于全校上下的重视,新学书院在足球、篮球、田径等项目上成绩卓著。例如,足球队成立于1902年,是在天津组成的第一支足球队,当时球员们脚上穿着高统长靴,脑袋上却盘着长长的辫子,被戏称为“辫子足球队”,此后连续获得天津足球冠军,新学书院遂被誉为“天津足球发源地”。自从篮球传人天津后,新学书院的篮球队成为当时天津水平最高的两支球队之一。教师刁培新通过研读英文资料,将美国的“人盯人”防守战术引入中国,使新学书院篮球队先后荣获华北球类运动会四届冠军和两届亚军;在东京举办的远东奥运会上,新学书院运动队的三名队员代表中国参加,为中国篮球队赢得奖牌作出了较大贡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深得李爱锐精心指导的新学书院毕业生吴必显,他在跳高、田径等方面成绩优异,1936年曾远赴德国参加奥运会。
其三,创建学校附属博物馆等作为教学辅助设施。1904年,赫立德创建了学院附属博物馆(Tientsin Anglo-Chinese Museum),中文名为华北博物馆,旨在使学生增长知识、开阔眼界,以配合相关课程的教学。在开馆的一年中,共接待了1623名参观者。展品包括仪器、模型和图片等,较为全面地展示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科技发展的最新成果,成为新学书院教学的重要演示场所。该馆还陈列了新学书院教师带领学生自己制作的教学标本,在课堂教学中它们常被用来演示。
民国时代,新学书院在天津享有很高的声望,也获得了社会各界的认可。1913年,学校举行民国后第一届毕业生典礼,当时盛况空前,英国、荷兰等国外交大臣出席。袁世凯派特使梁士诒到会宣读贺词:“贵校树立为本民族的福祉工作之目标,实为非常有意义……作为总统,我要让全民感谢你们的伟大工作。”教会史专家顾达尔(N.Goodall)在《伦敦会史:1895-1945》中写道:“赫立德作为一名出色的教育家,对于全局形势的重要性极其敏感,在这一点上无人可与之媲美,而其终身努力都体现在新学书院中……赫立德的超人能力及其富有献身精神的中国同事和当地社会团体的支持,是学校成功的至关重要的因素。”
四、上海麦伦书院的本土化改革与发展
(一)麦伦书院的创建及变迁
上海是近代教育起步较早的城市,特别是开埠后受到“西学东渐”的影响,新学迅速取代旧学,教会学校、官办学校和私立学校同时发展,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1843年,伦敦会早期来华传教士麦都思(W.H.Medhurst)到上海传教,他利用负责道路、码头建设和管理英侨公墓之便,圈买了上海县城北门外的大片土地,人称“麦家圈”,作为伦敦会在华总部的所在地,并在此建造天安堂教堂。1891年,伦敦会在天安堂创办“英华书院”,吸收华人子弟入学。1898年,为纪念麦都思,学院遂改称麦都思纪念学院(Medhurst Memorial College);其中文名则从麦都思和伦敦会中各取一字,称为“麦伦书院”。成立伊始,条件较为艰苦,伦敦会牧师包克私(Rev.E.Box)成为首任校长,教职员工5名,仅一人领取薪金,学生也仅有20余人。包克私后由裴文(W.Bevan)任校长,他把学校迁至兆丰路一带,1903年新校舍落成,礼堂、宿舍、厨房等设施也渐趋完善,其后20年间先后由麦卢伯(E.J.Malpas)、库寿龄(Rev.S.Couling)、卢克逊(Luxon)任校长,他们凭着对教会教育的热忱致力于学校的发展。这一时期学校仅招收男生,设中文、英文两部,各设正馆四班,备馆四班。1922年,彭思(Burns)出任校长,他采取了一系列整顿校务的措施,包括合并中、英文两部,裁撤正馆第三、第四班,取消正馆、备馆之名义,改设高中三年、初中三年,另设初中预科。至此,麦伦书院的学级编制开始与国内学制相符合。教学课程主要有宗教、英文、国文、数学、理化、史地、天文、体育、唱歌@。伦敦会在办学中起主导作用以及重视传播基督教教义,成为这一时期麦伦书院 的主要特色。从校名的选择、校舍的购买、经费的调拨、人员的派遣到具体的教学管理,都是以伦敦会为直接领导的。学校仍遵循伦敦会办学所一贯奉行的“传授基督教真谛”的原则,规定学生必须参加所有宗教活动及仪式。
20世纪20年代,国内掀起“收回教育权”运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要求所有教会学校必须向政府立案注册,并规定只有华人才能担任校长。此时,在华传教的英国长老会、伦敦会、公理会联合组成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伦敦会顺时应变,开始聘请中国人治校并组织校董会,此后华人取代伦敦会在教会学校中的主导地位。1928年,麦伦书院向市政府教育局立案注册,改名为私立麦伦中学,夏晋麟博士成为首任华人校长。他掌校四年间,先后设立训育处、教务处,创立图书室,改建网球场、理化实验室,实施教育部颁发的《中等学校暂行课程标准》,采用学分制,推行学生自治会制度。
(二)沈体兰与麦伦书院的本土化改革
1931年,沈体兰成为第二任华人校长。他出生于教师世家,1922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1928-1929年间在牛津大学教育研究所任研究员,在此期间写了《英国中等教育》、《中国教育之改造》等著作。就任校长后,他对学校行政、教务、财务、师资、学制等多方面进行了改革、整顿,“校园景象顿觉焕然一新”。麦伦中学改革的成功实践来源于他中西结合的教育背景、先进的教育理念和较为理性的改革原则。他既保留了伦敦会办学的某些英国教育传统,也向学校注入了新的思想元素,后人将其在麦伦中学实施的一系列改革称为“麦伦中学的改造”,应该说其实质即为使西方教育适应中国国情的本土化改革。
沈体兰曾提出:“养成新国家公民,造就新人格青年,斯乃本校所负之教育使命也。”他明确规定学校宗旨为适合教育高尚标准,培养国家健全公民,并据此订立四项原则:(1)树立高尚理想;(2)养成社会意识;(3)练习集团生活;(4)实行公众服务。围绕这四项教育宗旨和原则,沈体兰领导麦伦中学的师生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
1.注重人格教育
沈体兰从三方面诠释“人格教育”的目标:其一,“培植为公道而牺牲,为大众而斗争的勇士”;其二,“造就追求真理、发展理智之青年”;其三,“使学生成为具有爱国精神与救国能力之公民”。而这些显然已大大超越了麦伦书院早期所提倡的“基督化人格”的培养目标,赋教育以“时代责任感的、集体主义的、为大众服务的德育新内涵”。1928年,学校向政府立案注册后即取消了宗教课程,添设了人生哲学课。在此基础上,沈体兰更加重视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面对当时国难深重的形势,他特别注重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操。如他在学校四十周年纪念刊的序中向师生呼吁道:“当兹国运濒危,强邻压境之今日,欲图民族之生存,必先为统一救亡团结御侮之努力。”
如前所述,沈体兰曾访学牛津大学,而牛津正是英国“导师制”的发祥地。为了加强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他便在麦伦中学引zk“导师制”。据记载,“沈校长以中学教育为国民之基本训练,须有与学生共同生活之导师随时做生活之指导,乃于二十一年创设导师制,每班设导师一人”。当时教师都积极参与导师工作,如伦敦会派驻学校代表白约翰、国文首席教员魏金枝和教育学家曹孚等都担任过学生导师。同时,学校还专门设立导师会议,每月一次召集教务训导主任、各级导师、体育教员等参加,商讨有关开展思想品德教育的事宜,并制订相关措施。
2.推行民主化管理
曾被誉为“民主革命教育的基地”的麦伦中学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管理机制:校董会负责筹划和监督学校财务及聘任校长等工作;校长负责全校校务,并充分发挥教职员工会议和各种师生合作委员会的集体作用。从1933年起,学校“为集思广益推进校务起见,除经常之教职员会议以外,每学期初特召集全体专任教职员举行校务研究会一次,讨论各项基本问题”,主要包括:(1)确定教育方针;(2)提高教育程度;(3)造就特殊校风;(4)实施推广教育;(5)实行男女同学;(6)添设联络小学;(7)拟定教员进修计划;(8)筹备四十周年纪念;(9)制定职业教育计划;(i0)开展国难时期的训练;(11)实行训教合一;(12)拟定发展计划;(13)重订学科课程;(14)实施训教原则;(15)应付救国运动;等等。上述问题涵盖面广,几乎涉及学校发展和教学管理的各个层面,充分体现出学校倡导教师参与校务管理的民主作风。另外,学校财务也向教职员工公开,校务委员会下设经济稽核委员会,其中也有学生代表参加。曾执教麦伦中学的段力佩在回忆校长倡导的民主作风时指出:“他领导的学校,是以他为主的,但他要经过学校各层次的讨论,几乎每次讨论,都争论得极为热烈,最后他还向学校几个进步教师征求意见,然后由他集中大家的意见拍板下来。”
1932年,学校正式组建学生自治会。《学生自治会组织条例》中规定学生自治会“隶属于校务会,处理关于学生自治之一切事务”,并规定其须履行的义务为:(1)共守各项规约;(2)整饬公共秩序;(3)督查课外活动;(4)保护学校设备;(5)传达学校法令;(6)陈述同学公意。可见,学生自治会主要是学生表述诉求和意愿的场所,发挥着沟通学校和学生的桥梁作用。自治会内设秘书处、内务处、外务处等机构,组织学生开展一系列活动,如辩论赛、出版校刊、文学研究、体育比赛、戏剧表演等,也包括组织学生积极参加当时的抗日救亡运动。通过这些活动,一大批学生骨干脱颖而出,并在工作中得到锻炼,使学校保持了“思想活跃、朝气蓬勃、健康向上的校风”。
3.引领学生全面发展
学校提出的教育方针为:对学生所施之教育,于知识、行为、经验三者并重,学生之操行成绩、学业成绩、课外作业成绩均能及格者始得毕业或升级。与此相应,学校提出的教学目标为:学习工具之精熟运用、思想方法之追求探讨、环境知识之理解认识、生产技能之习练养成。这些充分体现了学校要求学生全面发展的指导思想。
为了落实上述教育方针和目标,学校组建了高质量的师资队伍,其中大部分人毕业于国内外著名大学,其中不乏著名的作家和学者,如著名作家魏金枝曾发表大量小说和诗歌;曹孚、楼适夷、冯宾符、段力骊、赵朴初、王楚良等著名文化人和学者也曾在麦伦长期或短期任教。同时,学校还举办各类学术讲座,邀请海内外名家来校讲演,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戏剧、音乐等方面,大大拓宽了学生的视野。
教学方法以启发式为主,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并针对初、高中不同年级的特点而倡导不同的自学方法。学校还特别重视学生的课外阅读,《教务大纲》中明文规定:“除课本外,由各科教员指定参考书,养成学生自动课外读书之习惯”。因此,图书馆在麦伦中学始终受到重视。曾在此任教的王楚良深有体会地认为:“一个图书馆,它和学生的关系应该是最亲密的,尤其是在这个民族危机非常迫切的现阶段,为了使学生们充分地认识时代,学生单靠课室的一些书本上的获得是不够的,他们需要更广泛的、更多方面的知识。”学校还专门成立图书委员会,由各科主要教师和图书馆员共同组成,“估计学生对于知识的要求和他们生活的趋势,而添购配合他们要求和趋势的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