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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
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
温酒斩华雄，河北英雄皆丧胆；
单刀会鲁肃，江南名士尽低头。
第一联记载的是湖湘学人王 运讲学江浙，江浙官员有意试探王的学识，王不经意间念出的对子。对子一出，四座皆惊。此联既有对湘学的无尽推崇，又似乎有对江学的些许轻视。第二联为湖湘学人陶澍在两江总督任上，谒南京关王庙时所题。联中明为誉关王爷豪气干云，睥睨群雄；实为誉湖湘文化独标高际，光灿九州。从此二联，可见湖湘学之隆盛及湖湘学子对湖湘学之推崇。
湖湘学如此神奇，人们不禁要问，其源头在何处，形成在何时，奠基是何人。这就是本文要介绍的胡安国、胡宏父子以及他们结庐布道的碧泉书院。
一
光绪刊《湘潭县志》记载：“涓水过锦石，又得如归港，亦以文定名之，倘其一证。如归港出大水冲，东流合暂塘坳水，坳东碧泉，出自唐代。涌沙成珠，状若倒雨，投物皆作翠玉色，《舆地纪胜》所谓‘澄碧如染’者也。泉底有小金莲花，上有奇树，四时恒荫。后建书院，书院因胡而建。胡祠专祀，本在隐山，泉去山远矣，今胡族犹盛。书院惟存基址，若重兴斋舍，斯为美矣。”
从湘潭县县城易俗河出发，沿老107国道折河口，再沿县道潭花线，共行40余公里，有一巍然之山，名曰隐山，其阴有一清幽静谧之处：“苍然古木之下，翠绿沉净，藻荇交映。”“洞庭之南，潇湘之西，望于衡山，百里而近。”青山绿水间透露着浓郁深邃的文化气息，这就是千年湖湘学派的发祥地——碧泉。千年已过，在此延脉开宗的一代理学宗师胡安国（文定公）、胡宏（五峰公）父子，只剩下时有后学朝拜的苍凉孤冢，曾经弦歌鼎盛，引得“远邦朋至，近地风从”的碧泉书院遗址上现有四栋半旧不新的民居，当年的青瓦白墙、雕梁画栋早已渺无踪迹，惟剩一块被岁月侵蚀得字迹模糊的石碑，孓然从土壤中露出头顶。先贤已远，风范犹存。胡氏父子所开创的博大精深的湖湘学宛如这块石碑深深根植于三湘这片沃土，孕育着一代又一代英雄的湖湘儿女。
绍兴元年（1131），为避建炎之乱，半生为官的胡安国离别湖北荆门，应潭州籍弟子黎明与杨训之邀，与季子胡宏携家室来到湘潭碧泉。胡安国曾任湖南提学多年，对湖湘地区的学风、民风早已十分熟悉，刚来到碧泉，他还是被当地的自然风光所吸引，当即决定将此处作为自己隐世而居、读书立著之所。他曾赋《移居碧泉》《紫云峰下闲居抒怀》诗表达自己满意心情，诗云：“买山固是为深幽，况有名泉冽可求。短梦正须依白石，澹情好与结清流。庭栽疏竹容驯鹤，月满前川待补楼，十里乡邻渐相识，醉歌田舍即丹邱。”“群峰排闼拥柴扉，结得危楼倚翠微。就枕涧边听瀑布，长吟松下指罗衣。夷犹异地聊为老，流落名山可当归。经学幸能通圣睿，莫辞雠校作深帷。”胡安国的到来受到潭州士子热烈欢迎。绍兴年间，正是南宋王朝内忧外患严重之时，北方战火连天，民不聊生，朝堂派系林立，奸佞横行，而当时的湖南尚属未开化之地，地属南蛮，文化不兴，经济不振，只因远离战火而被人们视为世外桃源。
胡安国在碧泉潭结庐而居后，湖湘士子纷纷造访。胡安国感于时事，大力宣扬其尊王攘夷、内圣外王、体用并重、知行合一的经世济民之学，并将其观点和主张寓于晚年潜心著述的《春秋传》中。胡安国倡导的经世致用新学风，就是针对当时那些“徒掇拾章句，驰骛为文彩，藉之取富贵，缘饰以儒雅，汲汲计升沉”的八股学风而为的。他旗帜鲜明地指出经邦济世之学，才是真正的“有用”之学。湖湘学子得其训后，顿觉“先生斯言洞穿七孔，令人目中浮翳为之一开”。
胡安国学说以北宋道学、理学为基础，主张以身心修养为根本，强调经世致用，安邦治国，体现了传统儒家“内圣外王”相统一的社会理想。这些精神与湖南人的蛮劲、憨劲，特立独行、“敢为天下先”“冒不韪而不惜”和“打落牙和血吞”的韧力相结合，形成了对中国近代影响巨大的湖湘学。南宋理学家真德秀就曾指出：“窃惟方今学术源流之胜，未有出湖湘之右者。”明末清初大思想家黄宗羲也认为：“湖南一派，当时为最盛。”其编著的《宋元学案》就专为湖湘学派列出六个学案，为该派学者个人列传的竟有百人之多。胡安国对湖湘学派的壮大，起到了他人难以企及的巨大作用。
二
绍兴八年（1138），胡安国卒，遗理学巨著《春秋传》于后世，高宗阅后，谓胡安国深得圣人之旨，将书置之座右，二十四日读一遍。并下诏谥文定公，葬于隐山。胡安国道归后，其子胡宏五峰公承父业，将原书堂修缮扩大，改名为碧泉书院，这是湖南最古老的书院之一。书院的建筑格局，以头门、明伦堂、讲堂、文昌楼为中轴，两厢角门、考棚、肄业所相对称的形式组成。书院内外遍植竹石花木，四季恒荫，鸟语花香，景色宜人。书院建成后，胡宏亲作《碧泉书院上梁文》以纪其事。文曰：“上圣生知，犹资学成其道。至诚不二，宜求仁以觉诸儒。振古于斯，于今是式，弘业大开，属在吾人。永惟三代之尊，学制遍乎家巷。爰从两汉而下，友道散若烟云。尼父之志不明，孟氏之传几绝。颜回克己，世鲜求方。孔 论中，人希探本。弃漆雕之自信，昧端木之真闻。干禄仕以盈庭，鬻词章而塞路。斯文扫地，邪说滔天。愚弄士夫如偶人，驱役世俗如家隶。政时儒之甚辱，实先圣之忧今。……伏愿上梁以后，远邦朋至，近地风从，袭稷下以纷芳，继杏坛而跄济；云台断栋，来求概日之梗楠；天路渐逵，看引风之骐骥；驱除异习，纲纪圣传，斯不尽于儒流，因永垂于士式。”将办学目的和对学院的希望阐述得十分清楚。值得一提的是，在碧泉书院内有一书斋，多年后，一位年轻人在此书斋伏案读书，感此地之风物，命其名曰南轩，并以此为号，他就是后来大张湖湘学的一代理学领袖，张 张南轩。
碧泉书院虽地处偏远，但因一代鸿儒隐居其中布道传学，使得各地求学士子不绝于途。胡安国、胡宏父子在此辛勤耕耘了31载。绍兴三十一年（1161），胡宏去世。随后，碧泉书院学子群体北迁长沙岳麓书院与县城县学，碧泉书院作为湖湘学的起源之地圆满完成其历史使命。学子北迁后，书院渐趋冷落。乾道七年（1171），张 重游书院时曾用“书堂何寂寂，草树亦芊芊”的诗句来形容书院荒凉、破败景象。南宋末年，书院在战乱中被焚。元代，里人衡氏修复，元末又毁于兵火。明万历年间，县人周之屏又予以重修。清顺治年间，不幸毁于兵火。不久，湘潭人唐世征避乱定居碧泉，感书院之荒废，与女婿胡禺（胡宏后裔）商议修之，至康熙初年始毕，作《碧泉书院记》以纪念。乾隆年间又大规模重修，并将盘屈石山纳入书院。光绪四年（1879）又再度重修，牌楼上书联两副：“将以斯道觉斯民，乐得英才而教之。”“皆有所矜式，受命于先师。”后来胡氏后裔改院为祠，取名胡文定祠，专供祭祀。祠门有联：“海纳百川，院育千人。”“武夷道脉，湘楚名家。”解放后大跃进和“文革”期间，书院毁坏殆尽，1982年彻底拆除，后为民用宅基地。如今，物非，人亦非。曾经辉煌的碧泉书院，停留在了浩如烟海的史书典籍里，停留在了湘潭人民的口口相传里，停留在了湖湘儿女体察世界的精神里，停留在了湖湘儿女扭转乾坤的生动实践里。从绍兴元年胡安国移居碧泉，结庐传道至今不过千年，书院数建数毁，最终片瓦无存，回顾这段兴废历史，不禁使人唏嘘感叹。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从书院走出的湖湘士子在这里学到了胡氏父子湖湘学的精髓，成为了湖湘文化的继承者和发扬者。一代又一代学人，传传不息，才有了三湘四水后来名人辈出的辉煌景象，才有了影响中国近现代史无比灿烂的湖湘文化，才有了无数湖湘儿女引以为傲的精神和气节。 碧泉书院地处偏僻，能为人们所纪念膜拜的实物现今均已荡然无存，如果不是典籍华章的推崇与景仰，如果不是湖湘儿女的发扬与坚守，如果不是近现代的喷发与释放，胡氏父子为湖南留下的巨大精神财富也必将随同书院而不复存在。我们在自豪吟唱“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无湘不成军”“一省系十七省之安危”等豪言壮语时，更应该追根溯源，是胡氏父子在碧泉书院给予了湖南人思想、血性和本领。当年胡氏父子在碧泉书院招授生徒，传播经世之学，就是与现实中抗击侵略、救亡图存的斗争紧密相连的。如胡安国讲授《春秋》，津津乐道于《春秋》的“尊王攘夷”之义和华夷之辨，正是为抗金救国的现实斗争服务。胡宏虽然身处偏僻山林，却始终牵挂着破碎的山河、艰难的时局。他将教学、研究的内容，与自己变革现实的井田、郡县、学校等制度设想联系在一起进行，从而使学生受到实在教益。后来，每当国家危难之时，总有湖湘学子挺身而出，挽狂澜于既倒，拯万民于水火。无数湖湘儿女因之而留名青史，称颂后世。
三
湖南的山水，钟灵毓秀；湖南的人文，代有英才。岳麓书院正门有对联：“惟楚有材，于斯为盛。”此话一直为湖南人所津津乐道。然严格说来并不确切。宋之前，湖南人文并不发达，久被中原视为蛮荒之地，地广人稀，民食鱼稻，耕种采取的也大多是水耕火耨的原始方法。经济上的落后，必然带来文化上的落后。清末学者皮锡瑞曾说：“湖南人物，罕见史传，三国时如蒋琬者，只一二人。唐开科三百年，长沙人刘蜕始举进士，时谓之破天荒。至元欧阳原劲，明刘三年、刘大夏、李东阳、杨嗣宗诸人， 始盛。”宋代，尤其是靖康之变后，北方沦陷，湖南作为抗击侵略的大后方，中原人物纷纷南下，偏安朝廷用心经营，湖南经济文化方有了明显进步，而碧泉书院的存在又极大地推进了湖湘文化的兴盛。胡安国曾谆谆告诫子侄：“有志于学者，当以圣人为则；有志于为政者，当以宰相自期，降此，不足道也。”胡门英才甚多，当首推张 。张 乃南宋著名理学大师，与朱熹、吕祖谦合称“东南三贤”，并与其师祖胡安国并祭于文庙之中，受后世学子顶礼膜拜。作为胡宏的弟子，张 继承胡氏之学，并将湖湘学进一步发扬光大。张 在长沙城南书院和岳麓书院期间，从学者广及江西、浙江、江苏、四川等地，其声名之隆，影响之大，当时天下无人可及。湖湘学也因之广播神州。可以说，胡氏父子开宗立派奠定湖湘学派之基，张 则使湖湘学派达到极盛。当然，胡门其他弟子在发扬湖湘学方面也做出了很多甚至很大贡献，如迎胡安国定居碧泉的黎明，全祖望在《宋元学案》中曾言：“湖湘学派之盛，先生（黎明）最有功。”胡宏也曾撰文颂誉黎明为“圣门子贡最贤达。”其他弟子如彪虎臣、彪居正父子等也皆为后世所称颂。湖湘学自南宋一路走来，厚积薄发，至明末清初，终于孕育出了一位达到湖湘学标准的超凡入圣人物，他就是“乞七尺活埋，开六经生面”大思想家、大哲学家王船山。王船山青年曾求学岳麓书院，其时，书院山长是以湖湘学为宗的吴道行，吴道行是张 高足吴猎后裔。在此，王船山受到了十分纯正的湖湘学教育。船山学“浩瀚宏深，取精百家”，湖湘学是其重要的思想来源。梁启超在《儒家哲学》中说：“湖湘学派，在北宋时为周濂溪，在南宋时为张南轩，至船山而复盛。”谭嗣同更称其学术和思想“空绝千古”“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下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而至晚晴，曾国藩则将为相和成圣目标合二为一。为学，他是理学大师、一代儒宗，声远名隆，为政，他是洋务领袖、中兴名臣，位高权重，集天下道德文章事功于一身，是封建社会最后一位“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人物。至清末，湖湘学代表人物是谭嗣同。谭嗣同有感于国家陆沉，民族衰亡，著《仁学》以醒世人，倡冲破一切网罗。后来，谭嗣同将其思想传于弟子杨昌济，杨昌济有一个天下闻名的学生，就是毛泽东。毛泽东青少年时，先后求学湘乡东山学堂、长沙第一师范，深受湖湘学“性本体论”影响。民国六年（公元1917年）其致恩师邵西先生信云：“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之源。”“今吾以大本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走上救国救民道路后，毛泽东将湖湘学大本源理学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艰苦卓绝革命斗争和百废待兴社会主义建设中，创造性地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不仅推翻了旧世界，令神州山河易帜；而且打败了美帝霸权，使世界版图重绘。可以说，毛泽东的思想已远超过了湖湘学为圣为相的境界了，不仅主宰了中国的“沉浮”，而且影响了世界的“沉浮”。
碧水幽幽，生生不息，阡陌之间，芳草萋萋，圣人之道，千年不绝，千古弥新。千年已过，作为湖湘文化发祥地的湘潭县，古道犹存，古风犹在。一直以来，县委、县政府始终高度重视文化工作，以传承和发扬湖湘文化为己任，大力推进传统文化进学校、进医院、进机关、进企业、进社区、进村组“六进”工作。碧泉书院作为县域文化品牌，目前正在加紧保护和重建。莲乡儿女一定会秉承先贤教诲，进一步弘扬湖湘学，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作者系中共湘潭县委书记）
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
温酒斩华雄，河北英雄皆丧胆；
单刀会鲁肃，江南名士尽低头。
第一联记载的是湖湘学人王 运讲学江浙，江浙官员有意试探王的学识，王不经意间念出的对子。对子一出，四座皆惊。此联既有对湘学的无尽推崇，又似乎有对江学的些许轻视。第二联为湖湘学人陶澍在两江总督任上，谒南京关王庙时所题。联中明为誉关王爷豪气干云，睥睨群雄；实为誉湖湘文化独标高际，光灿九州。从此二联，可见湖湘学之隆盛及湖湘学子对湖湘学之推崇。
湖湘学如此神奇，人们不禁要问，其源头在何处，形成在何时，奠基是何人。这就是本文要介绍的胡安国、胡宏父子以及他们结庐布道的碧泉书院。
一
光绪刊《湘潭县志》记载：“涓水过锦石，又得如归港，亦以文定名之，倘其一证。如归港出大水冲，东流合暂塘坳水，坳东碧泉，出自唐代。涌沙成珠，状若倒雨，投物皆作翠玉色，《舆地纪胜》所谓‘澄碧如染’者也。泉底有小金莲花，上有奇树，四时恒荫。后建书院，书院因胡而建。胡祠专祀，本在隐山，泉去山远矣，今胡族犹盛。书院惟存基址，若重兴斋舍，斯为美矣。”
从湘潭县县城易俗河出发，沿老107国道折河口，再沿县道潭花线，共行40余公里，有一巍然之山，名曰隐山，其阴有一清幽静谧之处：“苍然古木之下，翠绿沉净，藻荇交映。”“洞庭之南，潇湘之西，望于衡山，百里而近。”青山绿水间透露着浓郁深邃的文化气息，这就是千年湖湘学派的发祥地——碧泉。千年已过，在此延脉开宗的一代理学宗师胡安国（文定公）、胡宏（五峰公）父子，只剩下时有后学朝拜的苍凉孤冢，曾经弦歌鼎盛，引得“远邦朋至，近地风从”的碧泉书院遗址上现有四栋半旧不新的民居，当年的青瓦白墙、雕梁画栋早已渺无踪迹，惟剩一块被岁月侵蚀得字迹模糊的石碑，孓然从土壤中露出头顶。先贤已远，风范犹存。胡氏父子所开创的博大精深的湖湘学宛如这块石碑深深根植于三湘这片沃土，孕育着一代又一代英雄的湖湘儿女。
绍兴元年（1131），为避建炎之乱，半生为官的胡安国离别湖北荆门，应潭州籍弟子黎明与杨训之邀，与季子胡宏携家室来到湘潭碧泉。胡安国曾任湖南提学多年，对湖湘地区的学风、民风早已十分熟悉，刚来到碧泉，他还是被当地的自然风光所吸引，当即决定将此处作为自己隐世而居、读书立著之所。他曾赋《移居碧泉》《紫云峰下闲居抒怀》诗表达自己满意心情，诗云：“买山固是为深幽，况有名泉冽可求。短梦正须依白石，澹情好与结清流。庭栽疏竹容驯鹤，月满前川待补楼，十里乡邻渐相识，醉歌田舍即丹邱。”“群峰排闼拥柴扉，结得危楼倚翠微。就枕涧边听瀑布，长吟松下指罗衣。夷犹异地聊为老，流落名山可当归。经学幸能通圣睿，莫辞雠校作深帷。”胡安国的到来受到潭州士子热烈欢迎。绍兴年间，正是南宋王朝内忧外患严重之时，北方战火连天，民不聊生，朝堂派系林立，奸佞横行，而当时的湖南尚属未开化之地，地属南蛮，文化不兴，经济不振，只因远离战火而被人们视为世外桃源。
胡安国在碧泉潭结庐而居后，湖湘士子纷纷造访。胡安国感于时事，大力宣扬其尊王攘夷、内圣外王、体用并重、知行合一的经世济民之学，并将其观点和主张寓于晚年潜心著述的《春秋传》中。胡安国倡导的经世致用新学风，就是针对当时那些“徒掇拾章句，驰骛为文彩，藉之取富贵，缘饰以儒雅，汲汲计升沉”的八股学风而为的。他旗帜鲜明地指出经邦济世之学，才是真正的“有用”之学。湖湘学子得其训后，顿觉“先生斯言洞穿七孔，令人目中浮翳为之一开”。
胡安国学说以北宋道学、理学为基础，主张以身心修养为根本，强调经世致用，安邦治国，体现了传统儒家“内圣外王”相统一的社会理想。这些精神与湖南人的蛮劲、憨劲，特立独行、“敢为天下先”“冒不韪而不惜”和“打落牙和血吞”的韧力相结合，形成了对中国近代影响巨大的湖湘学。南宋理学家真德秀就曾指出：“窃惟方今学术源流之胜，未有出湖湘之右者。”明末清初大思想家黄宗羲也认为：“湖南一派，当时为最盛。”其编著的《宋元学案》就专为湖湘学派列出六个学案，为该派学者个人列传的竟有百人之多。胡安国对湖湘学派的壮大，起到了他人难以企及的巨大作用。
二
绍兴八年（1138），胡安国卒，遗理学巨著《春秋传》于后世，高宗阅后，谓胡安国深得圣人之旨，将书置之座右，二十四日读一遍。并下诏谥文定公，葬于隐山。胡安国道归后，其子胡宏五峰公承父业，将原书堂修缮扩大，改名为碧泉书院，这是湖南最古老的书院之一。书院的建筑格局，以头门、明伦堂、讲堂、文昌楼为中轴，两厢角门、考棚、肄业所相对称的形式组成。书院内外遍植竹石花木，四季恒荫，鸟语花香，景色宜人。书院建成后，胡宏亲作《碧泉书院上梁文》以纪其事。文曰：“上圣生知，犹资学成其道。至诚不二，宜求仁以觉诸儒。振古于斯，于今是式，弘业大开，属在吾人。永惟三代之尊，学制遍乎家巷。爰从两汉而下，友道散若烟云。尼父之志不明，孟氏之传几绝。颜回克己，世鲜求方。孔 论中，人希探本。弃漆雕之自信，昧端木之真闻。干禄仕以盈庭，鬻词章而塞路。斯文扫地，邪说滔天。愚弄士夫如偶人，驱役世俗如家隶。政时儒之甚辱，实先圣之忧今。……伏愿上梁以后，远邦朋至，近地风从，袭稷下以纷芳，继杏坛而跄济；云台断栋，来求概日之梗楠；天路渐逵，看引风之骐骥；驱除异习，纲纪圣传，斯不尽于儒流，因永垂于士式。”将办学目的和对学院的希望阐述得十分清楚。值得一提的是，在碧泉书院内有一书斋，多年后，一位年轻人在此书斋伏案读书，感此地之风物，命其名曰南轩，并以此为号，他就是后来大张湖湘学的一代理学领袖，张 张南轩。
碧泉书院虽地处偏远，但因一代鸿儒隐居其中布道传学，使得各地求学士子不绝于途。胡安国、胡宏父子在此辛勤耕耘了31载。绍兴三十一年（1161），胡宏去世。随后，碧泉书院学子群体北迁长沙岳麓书院与县城县学，碧泉书院作为湖湘学的起源之地圆满完成其历史使命。学子北迁后，书院渐趋冷落。乾道七年（1171），张 重游书院时曾用“书堂何寂寂，草树亦芊芊”的诗句来形容书院荒凉、破败景象。南宋末年，书院在战乱中被焚。元代，里人衡氏修复，元末又毁于兵火。明万历年间，县人周之屏又予以重修。清顺治年间，不幸毁于兵火。不久，湘潭人唐世征避乱定居碧泉，感书院之荒废，与女婿胡禺（胡宏后裔）商议修之，至康熙初年始毕，作《碧泉书院记》以纪念。乾隆年间又大规模重修，并将盘屈石山纳入书院。光绪四年（1879）又再度重修，牌楼上书联两副：“将以斯道觉斯民，乐得英才而教之。”“皆有所矜式，受命于先师。”后来胡氏后裔改院为祠，取名胡文定祠，专供祭祀。祠门有联：“海纳百川，院育千人。”“武夷道脉，湘楚名家。”解放后大跃进和“文革”期间，书院毁坏殆尽，1982年彻底拆除，后为民用宅基地。如今，物非，人亦非。曾经辉煌的碧泉书院，停留在了浩如烟海的史书典籍里，停留在了湘潭人民的口口相传里，停留在了湖湘儿女体察世界的精神里，停留在了湖湘儿女扭转乾坤的生动实践里。从绍兴元年胡安国移居碧泉，结庐传道至今不过千年，书院数建数毁，最终片瓦无存，回顾这段兴废历史，不禁使人唏嘘感叹。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从书院走出的湖湘士子在这里学到了胡氏父子湖湘学的精髓，成为了湖湘文化的继承者和发扬者。一代又一代学人，传传不息，才有了三湘四水后来名人辈出的辉煌景象，才有了影响中国近现代史无比灿烂的湖湘文化，才有了无数湖湘儿女引以为傲的精神和气节。 碧泉书院地处偏僻，能为人们所纪念膜拜的实物现今均已荡然无存，如果不是典籍华章的推崇与景仰，如果不是湖湘儿女的发扬与坚守，如果不是近现代的喷发与释放，胡氏父子为湖南留下的巨大精神财富也必将随同书院而不复存在。我们在自豪吟唱“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无湘不成军”“一省系十七省之安危”等豪言壮语时，更应该追根溯源，是胡氏父子在碧泉书院给予了湖南人思想、血性和本领。当年胡氏父子在碧泉书院招授生徒，传播经世之学，就是与现实中抗击侵略、救亡图存的斗争紧密相连的。如胡安国讲授《春秋》，津津乐道于《春秋》的“尊王攘夷”之义和华夷之辨，正是为抗金救国的现实斗争服务。胡宏虽然身处偏僻山林，却始终牵挂着破碎的山河、艰难的时局。他将教学、研究的内容，与自己变革现实的井田、郡县、学校等制度设想联系在一起进行，从而使学生受到实在教益。后来，每当国家危难之时，总有湖湘学子挺身而出，挽狂澜于既倒，拯万民于水火。无数湖湘儿女因之而留名青史，称颂后世。
三
湖南的山水，钟灵毓秀；湖南的人文，代有英才。岳麓书院正门有对联：“惟楚有材，于斯为盛。”此话一直为湖南人所津津乐道。然严格说来并不确切。宋之前，湖南人文并不发达，久被中原视为蛮荒之地，地广人稀，民食鱼稻，耕种采取的也大多是水耕火耨的原始方法。经济上的落后，必然带来文化上的落后。清末学者皮锡瑞曾说：“湖南人物，罕见史传，三国时如蒋琬者，只一二人。唐开科三百年，长沙人刘蜕始举进士，时谓之破天荒。至元欧阳原劲，明刘三年、刘大夏、李东阳、杨嗣宗诸人， 始盛。”宋代，尤其是靖康之变后，北方沦陷，湖南作为抗击侵略的大后方，中原人物纷纷南下，偏安朝廷用心经营，湖南经济文化方有了明显进步，而碧泉书院的存在又极大地推进了湖湘文化的兴盛。胡安国曾谆谆告诫子侄：“有志于学者，当以圣人为则；有志于为政者，当以宰相自期，降此，不足道也。”胡门英才甚多，当首推张 。张 乃南宋著名理学大师，与朱熹、吕祖谦合称“东南三贤”，并与其师祖胡安国并祭于文庙之中，受后世学子顶礼膜拜。作为胡宏的弟子，张 继承胡氏之学，并将湖湘学进一步发扬光大。张 在长沙城南书院和岳麓书院期间，从学者广及江西、浙江、江苏、四川等地，其声名之隆，影响之大，当时天下无人可及。湖湘学也因之广播神州。可以说，胡氏父子开宗立派奠定湖湘学派之基，张 则使湖湘学派达到极盛。当然，胡门其他弟子在发扬湖湘学方面也做出了很多甚至很大贡献，如迎胡安国定居碧泉的黎明，全祖望在《宋元学案》中曾言：“湖湘学派之盛，先生（黎明）最有功。”胡宏也曾撰文颂誉黎明为“圣门子贡最贤达。”其他弟子如彪虎臣、彪居正父子等也皆为后世所称颂。湖湘学自南宋一路走来，厚积薄发，至明末清初，终于孕育出了一位达到湖湘学标准的超凡入圣人物，他就是“乞七尺活埋，开六经生面”大思想家、大哲学家王船山。王船山青年曾求学岳麓书院，其时，书院山长是以湖湘学为宗的吴道行，吴道行是张 高足吴猎后裔。在此，王船山受到了十分纯正的湖湘学教育。船山学“浩瀚宏深，取精百家”，湖湘学是其重要的思想来源。梁启超在《儒家哲学》中说：“湖湘学派，在北宋时为周濂溪，在南宋时为张南轩，至船山而复盛。”谭嗣同更称其学术和思想“空绝千古”“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下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而至晚晴，曾国藩则将为相和成圣目标合二为一。为学，他是理学大师、一代儒宗，声远名隆，为政，他是洋务领袖、中兴名臣，位高权重，集天下道德文章事功于一身，是封建社会最后一位“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人物。至清末，湖湘学代表人物是谭嗣同。谭嗣同有感于国家陆沉，民族衰亡，著《仁学》以醒世人，倡冲破一切网罗。后来，谭嗣同将其思想传于弟子杨昌济，杨昌济有一个天下闻名的学生，就是毛泽东。毛泽东青少年时，先后求学湘乡东山学堂、长沙第一师范，深受湖湘学“性本体论”影响。民国六年（公元1917年）其致恩师邵西先生信云：“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之源。”“今吾以大本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走上救国救民道路后，毛泽东将湖湘学大本源理学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艰苦卓绝革命斗争和百废待兴社会主义建设中，创造性地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不仅推翻了旧世界，令神州山河易帜；而且打败了美帝霸权，使世界版图重绘。可以说，毛泽东的思想已远超过了湖湘学为圣为相的境界了，不仅主宰了中国的“沉浮”，而且影响了世界的“沉浮”。
碧水幽幽，生生不息，阡陌之间，芳草萋萋，圣人之道，千年不绝，千古弥新。千年已过，作为湖湘文化发祥地的湘潭县，古道犹存，古风犹在。一直以来，县委、县政府始终高度重视文化工作，以传承和发扬湖湘文化为己任，大力推进传统文化进学校、进医院、进机关、进企业、进社区、进村组“六进”工作。碧泉书院作为县域文化品牌，目前正在加紧保护和重建。莲乡儿女一定会秉承先贤教诲，进一步弘扬湖湘学，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作者系中共湘潭县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