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能源监管体制深化改革是近年来中国能源体制改革和推进能源治理现代化的重点内容。中国能源行业监管体制改革经历了一个较为曲折的过程,研究表明,现有能源监管体制还存在能源监管法规难以满足能源监管需要、能源监管机构缺乏明确的监管职责、尚未形成科学的能源监管绩效评价体系等突出问题。中国能源监管机构改革可分阶段采取近期与远期目标模式,以渐进式推进能源监管体制整体改革。为实现上述改革目标,需要从多方面深化能源监管体制改革。
【基金项目】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政府监管理论体系与应用研究”(18ZDA111)。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能源监管体制深化改革是近年来中国能源体制改革和推进能源治理现代化的重点内容。中国能源行业监管体制改革经历了一个较为曲折的过程,研究表明,现有能源监管体制还存在能源监管法规难以满足能源监管需要、能源监管机构缺乏明确的监管职责、尚未形成科学的能源监管绩效评价体系等突出问题。中国能源监管机构改革可分阶段采取近期与远期目标模式,以渐进式推进能源监管体制整体改革。为实现上述改革目标,需要从多方面深化能源监管体制改革。
其他文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对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实践之问、历史之问的解答。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坚持以公有制为基础对新时代"初心和使命"作出了创造性回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学;是"人民生活美好幸福"的经济学;是"劳动创造幸福"的经济学;是"发展谋求幸福"的经济学。这体现了党执政为民、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责任担当,丰富和发展了当代马克思主义,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正确判断我国的消费升级状况,对制定经济政策,特别是消费政策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结合已有的研究与现实状况,首先说明了单纯使用消费结构方法考察消费升级的局限性,然后引入"基本-非基本消费"概念构建了一个判断消费升级状况的新分析框架,进而深入分析和判断我国消费的现状。文章使用CGSS数据和ELES模型计算出我国当前的基本和非基本消费,代入分析框架后发现我国整体处于消费升级状况,但收入位于28%以下的低收入阶层面临着消费降级的处境,同时,农村地区的家庭也面临着消费降级的状况。另一方面,医疗、教育这两项服务性消
中美经济共生促进了两国经济发展,但共生的非对称性也诱发了贸易摩擦。本文基于共生理论视角,采用Logistic模型测算中美经济共生模式,并从共生非对称性的维度切入剖析中美贸易摩擦的诱发机制。结论表明:中美两国经济共生不断向互利共生模式演进,但两国的共生存在非对称性,诱发了中美贸易摩擦。贸易规模和结构上的不均衡导致了贸易界面共生的非对称性,而投资规模及投资动机的不一致导致了投资界面共生的非对称性,由此招致了美国挑起贸易摩擦。据此,本文认为应对新一轮中美贸易摩擦的关键在于调整中美两国经济共生关系,使其达到新的平
集体所有权被认为是农地"三权分置"的制度基础,但因为如下问题而亟待深入改革:教条式"坚持"、形式化"落实"和虚无化"完善"。本文认为,基于历史经验、实践诉求和操作可行性,需要从功能角度出发推进农地集体所有权改革。"坚持"就是以服务"三农"、发展生产力和弥补市场失灵的实践标准来体现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关系"。落实"的重点是明确农地集体所有权人即承包户以完整财产权,明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产权行使主体且经授权而拥有监督、管理农地之事权,作为中心签约者而服务于农业规模化。"完善"的主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与"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获得者,我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首席专家,第三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经济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综合性大学《资本论》研究会原会长,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原经济学系主任卫兴华教授,因病医治无效,于2019年12月6日1时52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马克思基于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指出信用作为本质的、发达的生产关系只有在以资本为基础的流通中才会历史地出现。当代资本的金融化是信用制度高度发达的体现,是资本在超越自身限制的过程中生成的。马克思认为资本在流通中面临三重限制:(1)消费;(2)现有等价物;(3)市场范围。金融在流通中的嵌入缘起于资本对这些限制的超越,信用基础的扩大使金融能够与技术和制度相互协调,打造新的运行机制,从而形塑了以金融规则为约束的制度安排。然而,流通中的限制根源于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资本的金融化并不能彻底解决流通中的限制,但其仍然具有
文章在“三元悖论”基础上,构建人民币参照美元、欧元和日元的ARDL模型,分析了货币政策独立性、汇率稳定性和资本账户开放在人民币加入SDR前后对中国金融安全的影响,以讨论“悖论”之间应当如何权衡来避免给中国金融安全带来影响。文章得到的结论是:首先,货币政策独立性对金融安全有一定程度显著的正向影响,加强货币政策独立性可以提升金融安全;其次,汇率稳定性对金融安全没有显著影响;再次,实际资本账户开放,以及2016年10月加入SDR以来的实际资本账户开放可以明显提升金融安全。最后,2016年10月人民币加入SDR对
本文使用关系数据分析范式,采用1990—2017年我国31个省份数据,运用二次指派程序基于全样本、分时期、分年度、分地区四个角度考察了金融发展与地区经济差距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从全样本来看,金融规模和金融效率的地区差距对我国地区经济差距具有负向作用,金融结构的地区差距发挥正向作用,其影响强度较大,仅次于城镇化;分时期来看,金融结构的地区差距对地区经济差距发挥的作用由正向转变为负向,金融规模和金融效率始终发挥负向作用;分年度来看,金融结构的地区差距与地区经济差距之间在长期呈现倒“U”形关系,金融规模的
本文利用2006—2017年中国286个地级城市面板数据,结合空间计量模型,考察中国城市创新集聚空间演化趋势及成因,重点关注知识溢出对城市创新集聚的影响及其引发辐射效应的空间特征。研究发现:(1)中国城市创新集聚呈现显著的极化现象,主要以北京、天津、上海、广州和深圳为创新极核城市,取决于城市内部创新资源丰裕程度,其中研发机构的研发投入发挥关键作用。(2)知识溢出引发辐射效应,导致中国城市创新集聚由极化特征逐渐演化为多中心网络化的特征,通过稳健性检验和工具变量回归后,结论依旧稳健。(3)不同城市圈知识溢出辐
关键核心技术创新不仅事关我国创新强国目标的实现,更影响我国经济安全和国防安全,是国之重器。现阶段我国科技创新一定程度上面临着“大规模、小质量”的“虚胖”问题,为了提高创新型经济发展质量,必须把握主要矛盾,重视关键核心技术创新。无论是从科技创新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基本经济理论出发,还是从各国推动创新型经济发展的实践来看,推动关键核心技术创新,政府应当有所作为。具体来讲,政府应当通过强化基础知识供给、完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激励与约束机制、优化政府创新战略、重塑有利于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的文化环境以及优化财政科技支出等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