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编寄语:财富,不能离开文明;物欲,不能离开精神;成就,不能离开心安;创造,不能离开关怀;闯荡,不能离开归宿;人生,不能离开信仰……
　　
　　“企业家可以不做企业家,但他无法选择不做人。因而,也无法摆脱人最终的精神追求。”面对众多企业家迷茫的眼神,经济学家赵晓慨然说道。
　　于是,不论小作坊,还是大买卖,拥有财富和毁誉的企业家,悄然回归到了“人”的地平线。
　　人,是有“精神意识”的“社会性”物种,她总是希望生命的历程更加灿烂。
　　但这取决于她对两个基本问题的思考:如何走进我们生存的环境?如何依存我们所处的群体?前者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后者是人与社会的关系。人类就是在对这两种关系的不断修整中走过来的,并将自身进化的脚印收藏为一部文明史。
　　文明,意味着什么呢?——也许度过了野蛮阶段的中国企业家,已开始坐在自己的高尔夫别墅阳台上,在阳光的沐浴中,静静思索这个以前自己并不需要操心的命题。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论文明》一书中有一个很简洁的解释。他说文明向我们展示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为了控制自然力量并攫取其财富,以满足人类需要而获得的全部知识和能力;另一方面,是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调节可用财富的分配所必须的规范与制度。
　　显然,我们创造了财富,创造了文明,它的任务就是保护我们免于匮乏,免遭危害。同时,为了保卫文明,个人又必须接受限制。弗洛伊德的结论是:尽管文明被认为是利于人类普遍利益的目标,但每个个体实质上都是文明的敌人。文明所期望人们付出的牺牲,往往就是一种沉重的负担。
　　于是,每当人类回望文明进程时,总是禁不住要朝另一个方向瞥上一眼,询问:文明未来的命运还会经历怎样的变迁?人生未来的归宿还会经历怎样的飘零?
　　这是在向谁询问?在向我们的灵魂询问。
　　如果我们的灵魂飘忽而没有居所、莽撞而毫无顾忌,文明与人生的未来就都会前途多舛。
　　
　　星空下的行走
　　
　　可至今,企业家找到了“灵魂的居所”吗?
　　30年来,中国已经形成庞大的企业家队伍,并且毫无疑问地可以视为一个“经济阶层”了。这就犹如17世纪英国的资产阶级新贵族,犹如18世纪法国大革命时代的“第三等级”。
　　30年来,中国企业家为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创造了无数奇迹,举世瞩目。但同时,他们是奇才,他们也是罪人。多少英雄江湖慷慨披荆,却只留得心中一片孤寂。
　　褚时健、牟其中、禹作敏,英雄黄昏路,我们只依稀记得他们的身影了;吴炳新、孙大午、马胜利,打落了牙齿往肚里咽,死了都不会服气;胡志标、唐万新、顾雏军,发迹史就是毁灭史,狂乱迷离。
　　而当全球金融危机猝然爆发后,在全球怒斥华尔街银行家的寡廉鲜耻时,中国企业家的灵魂同样在备受拷问。
　　黄光裕,一位私企帝国的巨富,像吸毒一样在公海上和股市里赌博,终至锒铛入狱;
　　田文华,曾是中国最受尊敬的女企业家,到头来却永远与中国食品安全之祸联系在了一起。
　　王效金,以一人贪变成一群贪,终于酿成古井腐败大案。
　　李培英,首都机场集团公司原董事长,恐怕是最新一例——2009年8月7日,以贪污、受贿1.09亿人民币,在山东济南被执行枪决。
　　他们都在懵懂懂中膨胀,在懵懂懂中迷茫,在懵懂懂中倒下。他们的故事也许能够说得清楚,他们的故事也许永远没有真相。在利益、权力、人性之间,他们留下的脚印很杂乱,他们的“灵与肉”在煎熬中挣扎,直到毁灭。
　　


　　于是,企业家们纷纷进入人大、政协、工商联,求得一个发言的机会,同时获得一个有限的屋檐。但政治待遇并不能解决中国企业家内心的惶惑与茫然。于是,企业家们又纷纷去做慈善活动,并越来越多地从慈善活动扩展到公益事业,由表及本,越来越关注和愿意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但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仍时有“被猴耍”的心境。当他们的良知,被社会用一个个数字去简单而一次次地衡量时,他们就无法通过慈善真正获得自己灵魂的安宁。更何况,当“裸捐”从义举变成丑闻时。
　　在商言商,有的企业家索性用低调示人,埋头做自己的本分。是的,企业家最应关心的还是自己企业的发展。于是他们不提案,不捐款,而如饥似渴地学习美国、欧洲、日本的现代企业制度和管理思想。30年,中国企业管理史从野蛮管理、流氓管理向科学管理、人性管理层层递进。但是,如此兴旺而残酷的市场环境里,却并没有炼就出一批真正的企业领袖。
　　到底,不缺财富、不缺机智、不缺勇气、不缺机遇的中国企业家,还缺什么?
　　《大败局》作者吴晓波一直在寻找中国企业失败的基因。如今,他总结“中国式失败”有三大特点:政商博弈的败局、创业“原罪”的困扰、职业精神的缺失。那么,这是否就是中国企业家群体的终极缺失呢?在这三点之上的那个“一”是什么?
　　是信仰的缺失。
　　改革开放,让我们看到了过去极左政治信仰的荒谬;大国崛起,却难以迅速就让与传统价值压根儿行同陌路的红旗下一代通透其三昧;而贯穿始终的法律不完善、体制不健全、思想不统一,更让始终在现实中拼杀的中国企业家感到无所适从,所有人都不知道怎么做对,怎么做错,每个灵魂都在星空下行走,而找不到居所。
　　
　　寻找灵魂的居所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糟糕的时代……”
　　当年狄更斯就是在暗示当时西方文明正在遭遇一场信仰危机。
　　站在纷繁世界的十字路口,如今越来越多的企业家正在不经意地瞥望着哲学的最高问题——我是谁?我为什么活着?我本应该做什么?进而,正在不经意地走上探索“信仰”的道路——或者向宗教寻求精神寄托,或者向传统道儒拷问人生意义。
　　固然,以少林寺为代表的“信仰商业化”,使得当今中国社会仅存在那点信仰遗存,也清静难寻,原味不在,但是,像山西“老字号”双合成企业虔诚奉《弟子规》为圭臬,像江南“新贵”宁波方太公司建“孔子堂”诵经典,越来越多的企业在执着地追求人伦的最高境界;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则循迹寺庙、道观、教堂,让心灵安静、平和,拂去尘埃——这,都证明了无以复加的饥渴,证明了无法承受的不安。
　　思想是获得生命尊严的惟一途径。没有信仰,一切价值观都将无所依托。更为严重的是,社会价值体系一旦坍塌,世俗的脚步就会在文明的地毯上撒野!人活在世上,自然会形成对人对事对世界的某种态度,而尤其需要解读生活的意义。信仰,就是我们内心存在的一种根本信念、“终极眷注”。
　　信仰的根基,在于必须解决:“你信什么”?
　　从历史进程看,14～17世纪,西欧的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科学革命和哲学革命,就是在化解信仰危机;17～19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也一直都在探寻理性的发展与合理的生活。20世纪后,商业活动日益发达地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和密切交往。而交往就是建立关系,它的基石应当是公平与信任。这种公平与信任,越诚恳、越正直,越能建立起良好的商业关系。那么,今天来谈我们信什么,是对商业文明新一轮的挑战,追问的是人对于自我的态度。
　　宗教在数千年的中国社会里从来没有占据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20世纪我们体验了“信仰的力量”,但又走火入魔,时过境迁。近30年的发展,让我们物质丰盈了,但反而更衬托出我们精神匮乏的刺眼。
　　势不可逆的商业时代,我们都需要再一次做出回答:我们信什么?管理
　　责任编辑:杨 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