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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俄国19世纪“自然派”文学的奠基人，果戈理对中国的文学具有深刻而长远的影响。他的戏剧《钦差大臣》揭露了俄国官僚集团的腐败、虚伪和暴虐，而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也面临着官僚主义泛滥的问题。在《钦差大臣》的影响下，《假如我是真的》出现了，并且引起了极大的争议。从当今的反腐视角观察，《假如我是真的》仍具有现实意义。因此，本文从人物形象塑造角度，对两部戏剧进行了比较分析。
关键词：果戈理；沙叶新；讽刺喜剧；官僚主义
1835年，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果戈理发表他的著名讽刺喜剧《钦差大臣》，并在圣彼得堡的剧场上演，受到了极大欢迎。140余年后的1979年，在中国上海，剧作家沙叶新、李守成等创作了剧本《骗子》，后改名为《假如我是真的》。该剧在内部上演后反响热烈，并引起极大的争议。《假如我是真的》这部剧作受《钦差大臣》影响极大，《钦差大臣》的元素在该剧中反复出现多次。
一、赫列斯塔科夫和李小璋
赫列斯塔科夫和李小璋分别是《钦差大臣》和《假如我是真的》的主人公，是串连全剧的线索与中心人物。两人最大的相似点是“假冒”。
但单就“假冒”这一点，赫列斯塔科夫和李小璋之间仍存在差异。赫列斯塔科夫假冒钦差大臣是误认的结果，赫列斯塔科夫本人处于被动状态，只因市长出于保住官位的目的愿意款待他，他才冒充钦差大臣。李小璋则是主动而为之，因为买不到《钦差大臣》的戏票临时起意要冒充高干之子，在发现高干子弟办事畅通无阻后决意继续把戏演下去。赫列斯塔科夫只想每天吃喝玩乐、花天酒地，他的“被钦差”反映了他的单纯，而李小璋则盼望着调回城里，不惜冒名顶替、招摇撞骗，用自己的表演表露出缜密的心机。
赫列斯塔科夫本是一个花花公子，位卑职小但要摆阔充富。他本身没有什么官场的阅历，所作所为都无非是其本性的外露而已。他自吹自擂，声称“每天进宫见皇上”，“和外交大臣、英国公使和法国公使一起打牌”，使市长等人无不歆羡不已，乃至于接连引诱市长夫人和女儿，市长都默许下来，甚至将女儿许配给他。赫氏的冒充行为是无意识的，他的目的就是要钱。他在向众官员索贿之后自言自语地说：“这些官员倒是些好人：他们肯借钱给我，就他们这方面说，这就十分难能可贵了。”这说明是否冒充钦差大臣对于他来说无关紧要，只要能要来钱，能继续享受富家公子哥的奢侈生活，一切手段都可采用。
从人物的思想观念上来看，赫列斯塔科夫不学无术，根本没有思想深度可言。他的吹牛一流，声称《费加罗的婚礼》等作品都出自他的手笔。他对当时的社会既没有建设又没有批判，察觉不出任何社会弊病。给作家特里亚皮奇金写信讽刺市长则完全出于找乐和寻找刺激。赫列斯塔科夫这个形象是沙俄官僚系统孳生出来的蛀虫的典型代表，反映了当时俄国庞大的官僚体系的僵化、愚昧和极端腐朽。
李小璋与此恰好相反。他一直希望调回城里，但是每次的名额都被高干子弟所挤占。李小璋在剧场门口听了观众对《钦差大臣》的介绍，又看到了《钦差大臣》的海报，从中受到了启发。他在剧场门前先是听说女朋友周明华的父亲因李小璋的知青身份不同意两人谈恋爱，又目睹了孙局长和钱处长凭借着自己的干部特权轻松获得赵团长预留的戏票，由此认为只要有权力、地位就没有办不到的事情。李小璋决定要用冒充高干子弟的办法进场看戏，是这三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
李小璋本不打算继续冒充下去。在第二场中，李小璋看完戏，准备马上要走，而赵团长却执意挽留。李小璋听见赵团长说孙局长要来见他，表情“一惊”。之后他的表现依次是“坐立不安，心神不定”、“警惕地”、和“喜出望外”。赵团长走后他“正欲出去，但往外一望，又连忙缩了进来”。这一系列的表情和动作表明，李小璋想要即刻逃离官员的包围，摆脱“张小理”的身份。但孙局长和钱处长同他谈话使他放弃了原来的打算，这使李小璋认为有机会能让自己调回城里。于是在第三场，李小璋来到了孙局长的家里，向其提出自己的要求。
李小璋为了自己的前途继续进行表演。通过前面与赵团长等官员的聊天他知道了这几名官员各自的的需要。他利用吴书记的爱人钱处长的爱摆阔且任性的特点以及对自己假冒身份的信任，不断向吴书记请求；还假扮张老，引诱钱处长上钩。李小璋比赫列斯塔科夫更能看清官场的种种弊端和官员非分的私欲。他的表演每一步都是为了自己将来打算而不是像赫氏那样只顾眼前的浮华物质享受。这也是该剧上演后李小璋能够获得人们同情的原因之一。
二、市长和吴书记
《钦差大臣》里的市长和《假如我是真的》里面的吴书记都是管辖一方的父母官，但是都受到了冒牌贵客的欺骗，暴露出自身的种种缺点。但两人在形象设计上有着显著不同。市长的贪婪、虚伪和色厉内荏是他的本质特征，是多年宦海沉浮养成的品格；吴书记则是在成为领导干部后，逐渐产生了特权思想，同时其爱人钱处长在他这种思想的形成过程当中也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钦差大臣》中的市长横行市场，贪得无厌。他强迫商人向自己进贡，并公开掠夺商人的财产，哪怕是放了七八年的黑李干也要抢夺。市长贪恋贿赂，裁缝和女商人向其行贿，他就把本不该当兵的炉匠抓去当兵。而市长则在赫氏面前极力为自己洗白，指责商人对他造谣污蔑，说商人都是“大地痞、大流氓和大骗子”。
他唯一的幻想就是能够升官。在赫氏向市长女儿求婚后，他做起了升官的白日梦。他幻想着跟着钦差大臣平步青云，住进大城市，还厉声叱骂众商人。这与他在刚得知钦差大臣要来的时候判若两人。那时候的市长把钦差大臣要来的消息视作“非常不愉快”，而慌慌张张地与众官员商议。这一前一后，市长的欺上凌下、前倨后恭的无赖丑态就暴露无遗了。
本剧最有戏剧性的就是全剧最后宪兵通报，真正的钦差大臣就要来了。这时所有人都目瞪口呆。观众可以继续想象面对真正的钦差大臣市长会做何表现，会得到真正下场。以市长为代表的俄国贪官污吏和统治阶层，其下场也可想而知。
吴书记在李小璋对其行骗过程中暴露出了他的特权思想、施政无方和治家无当。作为党的在一个城市的一把手干部，相比于贯彻中央方针政策和发展地方的社会经济，吴书记更看重享受大权集于一身的感觉和维护官场当中的人际关系。
吴书记的居所，“其外观和内景究竟怎样呢？可惜本剧作者和观看此剧的绝大多数观众从未去过，因此不得而知。”一上来，作为党的干部，高高在上、脱离群众的地位就凸现出来。他爱喝茅台酒，出门有专车，开会坐飞机，而且要到黄山这样的风景名胜区去开会。在70年代末的中国，一般群众骑自行车都是享受，出远门到别的地方要开介绍信。市委书记和群众之间的鸿沟就这样暴露出来，但是吴书记并没有因此而感到不安，心安理得地接受了。
吴书记在知青回城的政策上，是“一会儿紧，一会儿松；一会儿放，一会儿收”。这样政策的不断变化给某些走后门钻空子的人留下了空间。吴书记不认真执行贯彻中央的政策，不依法依规，使某些人倚仗权力寻租“捞”知青回城。这种政策的朝令夕改，既说明他在管理该市上没有扎实、稳健的领导力和对知青群体的真正关怀，也反映了他本人性格上的软弱，也就从侧面印证了他容易受到家人的拖累而被腐败侵蚀。
吴书记制止不了他的爱人钱处长的各种非分要求，政治品质受到家人的拖累。钱处长要出国考察团的名额，借机公款旅游，在李小璋扮演“张老”打来电话的时候，吴书记根本阻止不了钱处长答应参加考察团，更拗不过她一次次要求调“李小璋”回城的要求。李小璋利用了钱处长的贪欲和吴书记的软弱，成功达到自己的目的。
三、结论
《钦差大臣》和《假如我是真的》分别属于两个国家和两个世纪，但都在各自国家引起极大反响。一方面，两部剧都以其极大讽刺性和喜剧效果赢得了观众；另一方面，两部剧都反映了严重的贪污腐败和以权谋私问题。对腐败不公的批判，正是两部剧受到欢迎的最重要的原因。而剧中的主要人物，赫列斯塔科夫和李小璋，市长和吴书记，更是当时俄国和中国的镜子，反射出俄国和中国的官场百态。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两部剧的生命力会更加长远。
参考文献：
[1]顾莉莉.漫评《钦差大臣》的喜剧形象[J].徐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4）.
[2]翟业军，施军.为政治服务：老舍《西望长安》与沙叶新《假如我是真的》对照记[J].上海文化，2009（4）.
关键词：果戈理；沙叶新；讽刺喜剧；官僚主义
1835年，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果戈理发表他的著名讽刺喜剧《钦差大臣》，并在圣彼得堡的剧场上演，受到了极大欢迎。140余年后的1979年，在中国上海，剧作家沙叶新、李守成等创作了剧本《骗子》，后改名为《假如我是真的》。该剧在内部上演后反响热烈，并引起极大的争议。《假如我是真的》这部剧作受《钦差大臣》影响极大，《钦差大臣》的元素在该剧中反复出现多次。
一、赫列斯塔科夫和李小璋
赫列斯塔科夫和李小璋分别是《钦差大臣》和《假如我是真的》的主人公，是串连全剧的线索与中心人物。两人最大的相似点是“假冒”。
但单就“假冒”这一点，赫列斯塔科夫和李小璋之间仍存在差异。赫列斯塔科夫假冒钦差大臣是误认的结果，赫列斯塔科夫本人处于被动状态，只因市长出于保住官位的目的愿意款待他，他才冒充钦差大臣。李小璋则是主动而为之，因为买不到《钦差大臣》的戏票临时起意要冒充高干之子，在发现高干子弟办事畅通无阻后决意继续把戏演下去。赫列斯塔科夫只想每天吃喝玩乐、花天酒地，他的“被钦差”反映了他的单纯，而李小璋则盼望着调回城里，不惜冒名顶替、招摇撞骗，用自己的表演表露出缜密的心机。
赫列斯塔科夫本是一个花花公子，位卑职小但要摆阔充富。他本身没有什么官场的阅历，所作所为都无非是其本性的外露而已。他自吹自擂，声称“每天进宫见皇上”，“和外交大臣、英国公使和法国公使一起打牌”，使市长等人无不歆羡不已，乃至于接连引诱市长夫人和女儿，市长都默许下来，甚至将女儿许配给他。赫氏的冒充行为是无意识的，他的目的就是要钱。他在向众官员索贿之后自言自语地说：“这些官员倒是些好人：他们肯借钱给我，就他们这方面说，这就十分难能可贵了。”这说明是否冒充钦差大臣对于他来说无关紧要，只要能要来钱，能继续享受富家公子哥的奢侈生活，一切手段都可采用。
从人物的思想观念上来看，赫列斯塔科夫不学无术，根本没有思想深度可言。他的吹牛一流，声称《费加罗的婚礼》等作品都出自他的手笔。他对当时的社会既没有建设又没有批判，察觉不出任何社会弊病。给作家特里亚皮奇金写信讽刺市长则完全出于找乐和寻找刺激。赫列斯塔科夫这个形象是沙俄官僚系统孳生出来的蛀虫的典型代表，反映了当时俄国庞大的官僚体系的僵化、愚昧和极端腐朽。
李小璋与此恰好相反。他一直希望调回城里，但是每次的名额都被高干子弟所挤占。李小璋在剧场门口听了观众对《钦差大臣》的介绍，又看到了《钦差大臣》的海报，从中受到了启发。他在剧场门前先是听说女朋友周明华的父亲因李小璋的知青身份不同意两人谈恋爱，又目睹了孙局长和钱处长凭借着自己的干部特权轻松获得赵团长预留的戏票，由此认为只要有权力、地位就没有办不到的事情。李小璋决定要用冒充高干子弟的办法进场看戏，是这三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
李小璋本不打算继续冒充下去。在第二场中，李小璋看完戏，准备马上要走，而赵团长却执意挽留。李小璋听见赵团长说孙局长要来见他，表情“一惊”。之后他的表现依次是“坐立不安，心神不定”、“警惕地”、和“喜出望外”。赵团长走后他“正欲出去，但往外一望，又连忙缩了进来”。这一系列的表情和动作表明，李小璋想要即刻逃离官员的包围，摆脱“张小理”的身份。但孙局长和钱处长同他谈话使他放弃了原来的打算，这使李小璋认为有机会能让自己调回城里。于是在第三场，李小璋来到了孙局长的家里，向其提出自己的要求。
李小璋为了自己的前途继续进行表演。通过前面与赵团长等官员的聊天他知道了这几名官员各自的的需要。他利用吴书记的爱人钱处长的爱摆阔且任性的特点以及对自己假冒身份的信任，不断向吴书记请求；还假扮张老，引诱钱处长上钩。李小璋比赫列斯塔科夫更能看清官场的种种弊端和官员非分的私欲。他的表演每一步都是为了自己将来打算而不是像赫氏那样只顾眼前的浮华物质享受。这也是该剧上演后李小璋能够获得人们同情的原因之一。
二、市长和吴书记
《钦差大臣》里的市长和《假如我是真的》里面的吴书记都是管辖一方的父母官，但是都受到了冒牌贵客的欺骗，暴露出自身的种种缺点。但两人在形象设计上有着显著不同。市长的贪婪、虚伪和色厉内荏是他的本质特征，是多年宦海沉浮养成的品格；吴书记则是在成为领导干部后，逐渐产生了特权思想，同时其爱人钱处长在他这种思想的形成过程当中也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钦差大臣》中的市长横行市场，贪得无厌。他强迫商人向自己进贡，并公开掠夺商人的财产，哪怕是放了七八年的黑李干也要抢夺。市长贪恋贿赂，裁缝和女商人向其行贿，他就把本不该当兵的炉匠抓去当兵。而市长则在赫氏面前极力为自己洗白，指责商人对他造谣污蔑，说商人都是“大地痞、大流氓和大骗子”。
他唯一的幻想就是能够升官。在赫氏向市长女儿求婚后，他做起了升官的白日梦。他幻想着跟着钦差大臣平步青云，住进大城市，还厉声叱骂众商人。这与他在刚得知钦差大臣要来的时候判若两人。那时候的市长把钦差大臣要来的消息视作“非常不愉快”，而慌慌张张地与众官员商议。这一前一后，市长的欺上凌下、前倨后恭的无赖丑态就暴露无遗了。
本剧最有戏剧性的就是全剧最后宪兵通报，真正的钦差大臣就要来了。这时所有人都目瞪口呆。观众可以继续想象面对真正的钦差大臣市长会做何表现，会得到真正下场。以市长为代表的俄国贪官污吏和统治阶层，其下场也可想而知。
吴书记在李小璋对其行骗过程中暴露出了他的特权思想、施政无方和治家无当。作为党的在一个城市的一把手干部，相比于贯彻中央方针政策和发展地方的社会经济，吴书记更看重享受大权集于一身的感觉和维护官场当中的人际关系。
吴书记的居所，“其外观和内景究竟怎样呢？可惜本剧作者和观看此剧的绝大多数观众从未去过，因此不得而知。”一上来，作为党的干部，高高在上、脱离群众的地位就凸现出来。他爱喝茅台酒，出门有专车，开会坐飞机，而且要到黄山这样的风景名胜区去开会。在70年代末的中国，一般群众骑自行车都是享受，出远门到别的地方要开介绍信。市委书记和群众之间的鸿沟就这样暴露出来，但是吴书记并没有因此而感到不安，心安理得地接受了。
吴书记在知青回城的政策上，是“一会儿紧，一会儿松；一会儿放，一会儿收”。这样政策的不断变化给某些走后门钻空子的人留下了空间。吴书记不认真执行贯彻中央的政策，不依法依规，使某些人倚仗权力寻租“捞”知青回城。这种政策的朝令夕改，既说明他在管理该市上没有扎实、稳健的领导力和对知青群体的真正关怀，也反映了他本人性格上的软弱，也就从侧面印证了他容易受到家人的拖累而被腐败侵蚀。
吴书记制止不了他的爱人钱处长的各种非分要求，政治品质受到家人的拖累。钱处长要出国考察团的名额，借机公款旅游，在李小璋扮演“张老”打来电话的时候，吴书记根本阻止不了钱处长答应参加考察团，更拗不过她一次次要求调“李小璋”回城的要求。李小璋利用了钱处长的贪欲和吴书记的软弱，成功达到自己的目的。
三、结论
《钦差大臣》和《假如我是真的》分别属于两个国家和两个世纪，但都在各自国家引起极大反响。一方面，两部剧都以其极大讽刺性和喜剧效果赢得了观众；另一方面，两部剧都反映了严重的贪污腐败和以权谋私问题。对腐败不公的批判，正是两部剧受到欢迎的最重要的原因。而剧中的主要人物，赫列斯塔科夫和李小璋，市长和吴书记，更是当时俄国和中国的镜子，反射出俄国和中国的官场百态。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两部剧的生命力会更加长远。
参考文献：
[1]顾莉莉.漫评《钦差大臣》的喜剧形象[J].徐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4）.
[2]翟业军，施军.为政治服务：老舍《西望长安》与沙叶新《假如我是真的》对照记[J].上海文化，200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