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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格非这个名字初次进入文学界视野，是上个世纪80年代，其时的中国正处于文学的黄金时期。
那是先锋诗人和先锋作家辈出的年代，有那么多的名字如流星划过，在横空出世的当口马上就偃旗息鼓；却也有那么一些名字因为其熠熠闪光而留存了下来，比如格非、余华、马原，被公认为中国“先锋小说三驾马车”。
作为一个80后资深阅读者，格非是对我影响最深的一位。识字既早，很小的时候便开始囫囵吞枣抓得到手的一切读物，记得就是在某一本老旧的《钟山》上第一次看到《褐色鸟群》。很难相信当时的我读懂了那个故事，但那迷宫一般循环往复的叙述，考究的语句，连同水边的寓所、穿栗树色靴子的女人这些无比诗意的意象，竟烙刻于记忆中许多年。
事隔经年，当我以一个采访记者的身份坐在作家旁边，回顾当时的震撼，追根溯源，只能说是因为当时作为没受过系统训练的自发性读者，仅读过中国古典小说，未曾涉猎西方经典，而《褐色鸟群》恰到好处地刷新了对于小说的观念，方才知道小说原来是可以这样写的。这大概就是先锋之所以被称为“先锋”的缘故。
小标：写作原本是内心的出口
1987年，23岁的格非发表成名作《迷舟》，一鸣惊人。之后是《褐色鸟群》、《相遇》……精妙纯正的语言、迷宫式的结构，强烈的寓言氛围，织成一张有独特面貌的网。
2014年，50岁的格非出自选集，一本是小说集《相遇》，一本是文学评论集《博尔赫斯的面孔》，将他大多数可追溯自上个世纪80年代文学黄金时期创作的经典作品结集出版，隔着岁月的河，告诉我们“文学的黄金时代，确实已经结束”。
在我面前，走出大学讲堂的格非一头白发如雪，无比扎眼地时时提醒对他的印象停留在上个世纪的读者们：时间都去了哪里。他谦虚地自称“专职老师、业余作家”——科班出身的他，早在1985年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就成为教师站上讲台，远远早于他创作小说《迷舟》。从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他沿着精英知识分子的道路顺风顺水地走过来，2000年获文学博士学位，并于同年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主讲写作、小说叙事学、伯格曼与欧洲电影等课程。
作为“先锋作家”的格非，一度停笔差不多10年，“90年代末期的时候，我自己的精神状况遇到一个非常大的危机、遇到一个特别困难的过程，就是突然觉得不想写作。在90年代之后那十多年中，我找不到任何想写的愿望。”
当然，遭遇精神危机的写作者，并不仅仅是格非。从文学的黄金时期过度到消费社会，好像是一夕之间的事，“文学青年”不再是一个褒义词，而诗人和作家也不再头戴光环，再难与商人和大款比肩。“90年代初的时候，作家当中有一个流传比较广的说法，就是好像这个时代彻底变了。‘作家们会不会饿死？’‘接下来出现的一个时代会怎么样？’……问题都出现了。”格非说，“我记得当年在海南岛开了一个会，很多作家们都去了，想到未来，大家都惴惴不安。我倒不是关心经济，主要是没有动力、找不到十足的理由去写作。”在格非后来的长篇小说《春尽江南》中，对这一时期的文人群像有入骨地侧写描画。
诗人们纷纷弃笔从商，作家们有的停笔出国，有的宣布“文学已死”，而少年成名的格非用了整整十年时间追问——为什么要写？写作到底有什么意义？追问甚至演变成精神危机，那时候给朋友打电话时，格非会忽然说“没准我哪天就不在了”。他听音乐、给学生上课、扛着刚出生不久的儿子在校园里转悠、大量阅读寻求出路，但根本不想再写小说了。
后来格非去了趟巴黎，为了看意大利画家莫迪格利亚尼的画展，他在教堂门口排了几个小时的队。进去看到的第一幅画，就是莫迪格利亚尼一幅自画像：一只眼睛睁开，一只眼睛紧闭。他一下就被震住了，画底下一行小字，是莫迪格利亚尼说过的一段话：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我的自画像永远是一个眼睛睁，一个眼睛闭，我闭着的那个眼睛在看自己的内心。格非觉得，这话也像是在说自己。
对于写作者来说，内心出口永远是写作。
2004年，停笔十年之后，格非凭借长篇小说《人面桃花》重新赢得读者的关注和权威评论家的好评如潮，那一年的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评委，把备受瞩目的“2004年度杰出成就奖”颁给了格非。
手握鞭子的人
从少年成名的文弱书生成长为今天一头白发的稳健学者，不变的，是格非对于文学的挚爱。
在一次和冯唐的对谈中，格非说：“对我来说，阅读是生活里最愉快的事情。阅读并不是一种求知，而是一个跟自己交流的过程。”他眼里所谓文学的黄金时代原本是一种虚假繁荣，从本质上而言，文学就是满足小众需求的私人事件。而关于“买书如山倒，读书如抽丝”这个日渐普遍的话题，他将其视为一个社会现象，“今天大家都不爱阅读了，主要是价值系统出了很大的问题，这是全世界的问题。大家都不太关注自己的内心，不太关注生活中真正的自由，我们会把自由看成有没有钱，追求的无非就是一有休闲时间去旅游，我去新马泰、去欧洲，你只能到周边。我用苹果4S，你用什么。我开什么车，你开什么车，就比这些。物质化已经把人带到了一个相当危险的境地，所导致的污染、导致的过剩，我们并没有意识到。在这样时代，整个阅读的氛围会好吗？大家都会被吸引眼球的东西迷惑，被偶像迷惑。创作者也会发出怪腔怪调希望来蛊惑对方视线。在这样的过程里，有质量的阅读会非常少，但一定会有。我一点都不悲观。有了互联网以后，我经常在网上看别人的微博，发现有很多优秀的人在各个角落里。他们在读一些只有专家们才会读的经典，发表独特的见解。当然这些人说老实话有点烧包，有点虚荣心，或者说有一点显摆，但那也挺好。”
可以看出，在这个男人身上也许存在过精神危机，然而那种在困惑中的挣扎已然退潮，蜕变成了今天的沉稳和成熟。如是，古典与现代、东方哲学和西方哲学在他身上达到浑然圆融的平衡，形成一种极富底蕴和独特个人风格的魅力。“你不可能期待人们像追《来自星星的你》那样去追一部纯文学作品。甚至可以说，文学界不需要那么多作家，不需要那么多读者。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真正好的文学作品，对于一个读者，是一个秘密。你一个人喜欢，你悄悄地喜欢，它给你带来意义。这就够了。”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平和且满足。
每一年，格非收到大量的信件，一代又一代年轻的写作者将自己的小说作品寄过去，求点评有之，求推荐有之，“很多作品比我当年的《褐色鸟群》写得还要好，可时代已经不再是当年进行单纯文本探索的时代了。《褐色鸟群》的写法适合上个世纪80年代，但并不一定适合当下。”做先锋探索是年轻写作者的状态，年轻人缺乏的是经验，想扬长避短，所以会想在哲学方面、结构方面、写作方式方法做一些尝试，“但总体上我的想法已经变了。今天我觉得文学的命脉，还在于细节。如果你不能把读者直接带进去，不能提供那么多的细节让大家信以为真，细节的质感不够结实，文学还是会失败的。这是很要命的。”
像后来的“江南三部曲”，于文本探索之外，加入了格非作为知识分子的更多思考。的确如格非所言，他并没有完全抛弃现代先锋，而是把它融入到一个更大的传统，进入更加宽阔的地带。
如果说文学首先是冒犯，要来打你一鞭子，告诉你这个东西是这样的，那么作家，就是那个手握鞭子的人。
那是先锋诗人和先锋作家辈出的年代，有那么多的名字如流星划过，在横空出世的当口马上就偃旗息鼓；却也有那么一些名字因为其熠熠闪光而留存了下来，比如格非、余华、马原，被公认为中国“先锋小说三驾马车”。
作为一个80后资深阅读者，格非是对我影响最深的一位。识字既早，很小的时候便开始囫囵吞枣抓得到手的一切读物，记得就是在某一本老旧的《钟山》上第一次看到《褐色鸟群》。很难相信当时的我读懂了那个故事，但那迷宫一般循环往复的叙述，考究的语句，连同水边的寓所、穿栗树色靴子的女人这些无比诗意的意象，竟烙刻于记忆中许多年。
事隔经年，当我以一个采访记者的身份坐在作家旁边，回顾当时的震撼，追根溯源，只能说是因为当时作为没受过系统训练的自发性读者，仅读过中国古典小说，未曾涉猎西方经典，而《褐色鸟群》恰到好处地刷新了对于小说的观念，方才知道小说原来是可以这样写的。这大概就是先锋之所以被称为“先锋”的缘故。
小标：写作原本是内心的出口
1987年，23岁的格非发表成名作《迷舟》，一鸣惊人。之后是《褐色鸟群》、《相遇》……精妙纯正的语言、迷宫式的结构，强烈的寓言氛围，织成一张有独特面貌的网。
2014年，50岁的格非出自选集，一本是小说集《相遇》，一本是文学评论集《博尔赫斯的面孔》，将他大多数可追溯自上个世纪80年代文学黄金时期创作的经典作品结集出版，隔着岁月的河，告诉我们“文学的黄金时代，确实已经结束”。
在我面前，走出大学讲堂的格非一头白发如雪，无比扎眼地时时提醒对他的印象停留在上个世纪的读者们：时间都去了哪里。他谦虚地自称“专职老师、业余作家”——科班出身的他，早在1985年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就成为教师站上讲台，远远早于他创作小说《迷舟》。从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他沿着精英知识分子的道路顺风顺水地走过来，2000年获文学博士学位，并于同年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主讲写作、小说叙事学、伯格曼与欧洲电影等课程。
作为“先锋作家”的格非，一度停笔差不多10年，“90年代末期的时候，我自己的精神状况遇到一个非常大的危机、遇到一个特别困难的过程，就是突然觉得不想写作。在90年代之后那十多年中，我找不到任何想写的愿望。”
当然，遭遇精神危机的写作者，并不仅仅是格非。从文学的黄金时期过度到消费社会，好像是一夕之间的事，“文学青年”不再是一个褒义词，而诗人和作家也不再头戴光环，再难与商人和大款比肩。“90年代初的时候，作家当中有一个流传比较广的说法，就是好像这个时代彻底变了。‘作家们会不会饿死？’‘接下来出现的一个时代会怎么样？’……问题都出现了。”格非说，“我记得当年在海南岛开了一个会，很多作家们都去了，想到未来，大家都惴惴不安。我倒不是关心经济，主要是没有动力、找不到十足的理由去写作。”在格非后来的长篇小说《春尽江南》中，对这一时期的文人群像有入骨地侧写描画。
诗人们纷纷弃笔从商，作家们有的停笔出国，有的宣布“文学已死”，而少年成名的格非用了整整十年时间追问——为什么要写？写作到底有什么意义？追问甚至演变成精神危机，那时候给朋友打电话时，格非会忽然说“没准我哪天就不在了”。他听音乐、给学生上课、扛着刚出生不久的儿子在校园里转悠、大量阅读寻求出路，但根本不想再写小说了。
后来格非去了趟巴黎，为了看意大利画家莫迪格利亚尼的画展，他在教堂门口排了几个小时的队。进去看到的第一幅画，就是莫迪格利亚尼一幅自画像：一只眼睛睁开，一只眼睛紧闭。他一下就被震住了，画底下一行小字，是莫迪格利亚尼说过的一段话：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我的自画像永远是一个眼睛睁，一个眼睛闭，我闭着的那个眼睛在看自己的内心。格非觉得，这话也像是在说自己。
对于写作者来说，内心出口永远是写作。
2004年，停笔十年之后，格非凭借长篇小说《人面桃花》重新赢得读者的关注和权威评论家的好评如潮，那一年的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评委，把备受瞩目的“2004年度杰出成就奖”颁给了格非。
手握鞭子的人
从少年成名的文弱书生成长为今天一头白发的稳健学者，不变的，是格非对于文学的挚爱。
在一次和冯唐的对谈中，格非说：“对我来说，阅读是生活里最愉快的事情。阅读并不是一种求知，而是一个跟自己交流的过程。”他眼里所谓文学的黄金时代原本是一种虚假繁荣，从本质上而言，文学就是满足小众需求的私人事件。而关于“买书如山倒，读书如抽丝”这个日渐普遍的话题，他将其视为一个社会现象，“今天大家都不爱阅读了，主要是价值系统出了很大的问题，这是全世界的问题。大家都不太关注自己的内心，不太关注生活中真正的自由，我们会把自由看成有没有钱，追求的无非就是一有休闲时间去旅游，我去新马泰、去欧洲，你只能到周边。我用苹果4S，你用什么。我开什么车，你开什么车，就比这些。物质化已经把人带到了一个相当危险的境地，所导致的污染、导致的过剩，我们并没有意识到。在这样时代，整个阅读的氛围会好吗？大家都会被吸引眼球的东西迷惑，被偶像迷惑。创作者也会发出怪腔怪调希望来蛊惑对方视线。在这样的过程里，有质量的阅读会非常少，但一定会有。我一点都不悲观。有了互联网以后，我经常在网上看别人的微博，发现有很多优秀的人在各个角落里。他们在读一些只有专家们才会读的经典，发表独特的见解。当然这些人说老实话有点烧包，有点虚荣心，或者说有一点显摆，但那也挺好。”
可以看出，在这个男人身上也许存在过精神危机，然而那种在困惑中的挣扎已然退潮，蜕变成了今天的沉稳和成熟。如是，古典与现代、东方哲学和西方哲学在他身上达到浑然圆融的平衡，形成一种极富底蕴和独特个人风格的魅力。“你不可能期待人们像追《来自星星的你》那样去追一部纯文学作品。甚至可以说，文学界不需要那么多作家，不需要那么多读者。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真正好的文学作品，对于一个读者，是一个秘密。你一个人喜欢，你悄悄地喜欢，它给你带来意义。这就够了。”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平和且满足。
每一年，格非收到大量的信件，一代又一代年轻的写作者将自己的小说作品寄过去，求点评有之，求推荐有之，“很多作品比我当年的《褐色鸟群》写得还要好，可时代已经不再是当年进行单纯文本探索的时代了。《褐色鸟群》的写法适合上个世纪80年代，但并不一定适合当下。”做先锋探索是年轻写作者的状态，年轻人缺乏的是经验，想扬长避短，所以会想在哲学方面、结构方面、写作方式方法做一些尝试，“但总体上我的想法已经变了。今天我觉得文学的命脉，还在于细节。如果你不能把读者直接带进去，不能提供那么多的细节让大家信以为真，细节的质感不够结实，文学还是会失败的。这是很要命的。”
像后来的“江南三部曲”，于文本探索之外，加入了格非作为知识分子的更多思考。的确如格非所言，他并没有完全抛弃现代先锋，而是把它融入到一个更大的传统，进入更加宽阔的地带。
如果说文学首先是冒犯，要来打你一鞭子，告诉你这个东西是这样的，那么作家，就是那个手握鞭子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