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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六讲》一书从文学、电影、音乐和建筑入手，探讨人文在今朝的意义和价值，力图重新唤起社会的人文认知，读来发人深思。
李欧梵先生开篇就向读者介绍了何为“人文”，他说：“人文指的是和人有关的东西。‘文’的古意是‘纹理’，也就是形式和规则，儒家传统也一向以‘人’和‘文’为依归，人文就是以人为本的文化，这是不解自明（self-evident）的真理。孔子的‘仁学’就是如此，儒学也就是‘humanities’——一切与人有关也以人为主的学问。”不过，他指出，在当今世界，人人为商业奔波，文化也沦为商品，人文传统荡然无存。
李欧梵先生对人文的担忧之情，不仅令人想起上世纪90年代王晓明等人发起的那场“人文精神失落”大讨论，不过，李欧梵强调他再提“人文”并不是“老调重弹”，而是基于新的历史和社会语境，与王晓明等人当年发起“人文精神失落”讨论有所不同的是，今日是一个“全球化”世界，在全球商业主义浪潮下，不仅在中国，就是在整个世界范围内，人文都不被重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即使是在高等学府，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教育盛行，法学、经济学、商学院和工科等实用性很强的学科，早已取代文学、历史和哲学这些原先一直很强势的人文科学，整个社会处处以经济为杠杆，唯利是图，毫无人文考量，这正是李欧梵先生所忧虑的问题。因此，李欧梵先生要“反潮流”，重探人文主义。
《人文六讲》向人们介绍了文学、电影、音乐和建筑经典的价值，强调了它们在人文教育方面的重要性。例如李欧梵先生在谈论文学经典的功用时，就认为“文学是了解人生的最佳门径”，作者指出古代的中国和西方均很重视文学教育，中国古代将文学看成是经国大业的基础，而在西方，文学则被看成是“有礼节和人道的学养”。但作者也指出，这种崇文风尚在近代发生了变化，文学变成了一门专业学科，这不但没有提升文学的地位，相反，让不少学者和学生“失去鉴赏文学作品的能力和兴趣”。故而作者认为，在今天如果要重建人文，“就是要培养对文学的爱好，先有了爱好再去做专门研究不迟”；在谈及音乐和电影的价值时，作者特别结合自身的聆听和观赏经验，分析音乐和电影对于人成长的重要意义。在他眼里，经典电影与古典音乐都具有减缓现代性压力的人文疗效。
在《人文六讲》的最后，李欧梵先生特别提到了当代建筑，他认为建筑在今天的价值越来越大，他甚至断言建筑是整个21世纪的“文化表征”。不过，他对于当今世界的不少建筑作品显然是不满意的，他强烈批判了以库哈斯为代表的“超级现代主义”建筑，认为这些建筑破坏了上海、北京和香港的固有特色，让这些城市沦为全球同质化的“通属城市”，结果，在这样的城市里，建筑已经“全然控制了我们日常生活的空间”。那么，在李欧梵先生眼里，究竟哪些建筑具有人文气质呢？书中作者特别提到了贝聿铭设计的苏州博物馆，以及中国建筑设计师王澍的作品，他认为他们的作品一个共同特征是取法自然和中国文化传统，具有浓厚的人文主义色彩和田园气息，并且这些作品是对库哈斯等人“超级现代主义”城市建筑的本土反应和有力颠覆。
另外，李欧梵先生也认为，人文和日常生活并非对立，它们息息相关，日常生活需要人文，人文也离不开日常生活。因此，他试图重新勾连文化与生活的关系，提倡回归文化的原来意义，将文化的意义回到“个人日常生活的领域，它虽然免不了带有消费的功能，但绝不止于此。”而阅读文学、欣赏电影和聆听音乐等看起来是高雅的文化活动其实均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完成，不必一定要从事相关专业才能实现。他指出无论是文学、电影，还是音乐经典，其实都不是“遥不可及或深不可测”，它们均可以从现实生活里重新被认识。
颇有意思的是，李欧梵先生早年研究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都市文化，那时他关注的是超前的、先锋的和时尚的都市艺术，传统的人文经典并不在他的视线范围内，但他何以从先锋主义一下子回归到人文主义和古典主义？其实，在他眼里，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和人文经典并不互相矛盾，最古典的元素可能演绎的是最摩登、时尚的文化，例如他以著名建筑大师贝聿铭的作品为例，指出贝聿铭的作品虽然运用了大量古典元素，但不代表复古，相反却是对传统的“创造性的转化”。传统本身就是与现代性相伴而生，霍布斯鲍斯等人在《传统的发明》早已指出正是在快速现代化的过程中，在英国、法国、美国等国家，许多“传统”被重新发现，甚至重新被生产和创造出来。在全球化时代，发现甚至再造“传统”更加盛行，李欧梵先生对于人文传统的重新阐述顺应了这股潮流，所以他对于传统的呼吁与其早年对于现代主义的称赞并不矛盾。
当然，无论是早年提倡现代主义，还是今天重新认识人文主义，李欧梵先生讨论这些话题都有一个潜在对象——中国。虽然长期生活在海外，但身为华人，李欧梵先生始终关注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当年，中国与世界还处于隔绝状态，生活在古老乡村的国人对于都市时尚十分陌生，很难接受各种摩登时尚，李欧梵先生便开始研究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的都市文化，开启了中国大陆的都市文化热，他的著作让人们知道中国也曾经摩登、时尚和现代；而在今天，当中国大陆快速发展，社会变化日新月异，到处是摩天大楼的上海甚至让李欧梵先生也感到了人的“异化”，在此背景下，他却反过来规劝中国发展不要太过功利主义，只注重经济，只强调GDP，而忽视自然和人文教育。由此可见作者的良苦用心。
《人文六讲》出版时保持了作者演讲的形式，这使得本书更显得原汁原味，能让即便没有听过李欧梵先生演讲的人们，亦能从流畅雅达的行文中真切地感受到作者演讲时的人文风范。
李欧梵先生开篇就向读者介绍了何为“人文”，他说：“人文指的是和人有关的东西。‘文’的古意是‘纹理’，也就是形式和规则，儒家传统也一向以‘人’和‘文’为依归，人文就是以人为本的文化，这是不解自明（self-evident）的真理。孔子的‘仁学’就是如此，儒学也就是‘humanities’——一切与人有关也以人为主的学问。”不过，他指出，在当今世界，人人为商业奔波，文化也沦为商品，人文传统荡然无存。
李欧梵先生对人文的担忧之情，不仅令人想起上世纪90年代王晓明等人发起的那场“人文精神失落”大讨论，不过，李欧梵强调他再提“人文”并不是“老调重弹”，而是基于新的历史和社会语境，与王晓明等人当年发起“人文精神失落”讨论有所不同的是，今日是一个“全球化”世界，在全球商业主义浪潮下，不仅在中国，就是在整个世界范围内，人文都不被重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即使是在高等学府，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教育盛行，法学、经济学、商学院和工科等实用性很强的学科，早已取代文学、历史和哲学这些原先一直很强势的人文科学，整个社会处处以经济为杠杆，唯利是图，毫无人文考量，这正是李欧梵先生所忧虑的问题。因此，李欧梵先生要“反潮流”，重探人文主义。
《人文六讲》向人们介绍了文学、电影、音乐和建筑经典的价值，强调了它们在人文教育方面的重要性。例如李欧梵先生在谈论文学经典的功用时，就认为“文学是了解人生的最佳门径”，作者指出古代的中国和西方均很重视文学教育，中国古代将文学看成是经国大业的基础，而在西方，文学则被看成是“有礼节和人道的学养”。但作者也指出，这种崇文风尚在近代发生了变化，文学变成了一门专业学科，这不但没有提升文学的地位，相反，让不少学者和学生“失去鉴赏文学作品的能力和兴趣”。故而作者认为，在今天如果要重建人文，“就是要培养对文学的爱好，先有了爱好再去做专门研究不迟”；在谈及音乐和电影的价值时，作者特别结合自身的聆听和观赏经验，分析音乐和电影对于人成长的重要意义。在他眼里，经典电影与古典音乐都具有减缓现代性压力的人文疗效。
在《人文六讲》的最后，李欧梵先生特别提到了当代建筑，他认为建筑在今天的价值越来越大，他甚至断言建筑是整个21世纪的“文化表征”。不过，他对于当今世界的不少建筑作品显然是不满意的，他强烈批判了以库哈斯为代表的“超级现代主义”建筑，认为这些建筑破坏了上海、北京和香港的固有特色，让这些城市沦为全球同质化的“通属城市”，结果，在这样的城市里，建筑已经“全然控制了我们日常生活的空间”。那么，在李欧梵先生眼里，究竟哪些建筑具有人文气质呢？书中作者特别提到了贝聿铭设计的苏州博物馆，以及中国建筑设计师王澍的作品，他认为他们的作品一个共同特征是取法自然和中国文化传统，具有浓厚的人文主义色彩和田园气息，并且这些作品是对库哈斯等人“超级现代主义”城市建筑的本土反应和有力颠覆。
另外，李欧梵先生也认为，人文和日常生活并非对立，它们息息相关，日常生活需要人文，人文也离不开日常生活。因此，他试图重新勾连文化与生活的关系，提倡回归文化的原来意义，将文化的意义回到“个人日常生活的领域，它虽然免不了带有消费的功能，但绝不止于此。”而阅读文学、欣赏电影和聆听音乐等看起来是高雅的文化活动其实均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完成，不必一定要从事相关专业才能实现。他指出无论是文学、电影，还是音乐经典，其实都不是“遥不可及或深不可测”，它们均可以从现实生活里重新被认识。
颇有意思的是，李欧梵先生早年研究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都市文化，那时他关注的是超前的、先锋的和时尚的都市艺术，传统的人文经典并不在他的视线范围内，但他何以从先锋主义一下子回归到人文主义和古典主义？其实，在他眼里，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和人文经典并不互相矛盾，最古典的元素可能演绎的是最摩登、时尚的文化，例如他以著名建筑大师贝聿铭的作品为例，指出贝聿铭的作品虽然运用了大量古典元素，但不代表复古，相反却是对传统的“创造性的转化”。传统本身就是与现代性相伴而生，霍布斯鲍斯等人在《传统的发明》早已指出正是在快速现代化的过程中，在英国、法国、美国等国家，许多“传统”被重新发现，甚至重新被生产和创造出来。在全球化时代，发现甚至再造“传统”更加盛行，李欧梵先生对于人文传统的重新阐述顺应了这股潮流，所以他对于传统的呼吁与其早年对于现代主义的称赞并不矛盾。
当然，无论是早年提倡现代主义，还是今天重新认识人文主义，李欧梵先生讨论这些话题都有一个潜在对象——中国。虽然长期生活在海外，但身为华人，李欧梵先生始终关注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当年，中国与世界还处于隔绝状态，生活在古老乡村的国人对于都市时尚十分陌生，很难接受各种摩登时尚，李欧梵先生便开始研究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的都市文化，开启了中国大陆的都市文化热，他的著作让人们知道中国也曾经摩登、时尚和现代；而在今天，当中国大陆快速发展，社会变化日新月异，到处是摩天大楼的上海甚至让李欧梵先生也感到了人的“异化”，在此背景下，他却反过来规劝中国发展不要太过功利主义，只注重经济，只强调GDP，而忽视自然和人文教育。由此可见作者的良苦用心。
《人文六讲》出版时保持了作者演讲的形式，这使得本书更显得原汁原味，能让即便没有听过李欧梵先生演讲的人们，亦能从流畅雅达的行文中真切地感受到作者演讲时的人文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