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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收藏界无人不晓,家中却无众多藏品示人;他至今未娶,却号称有“三千佳丽藏后宫”;有人用“家财万贯,身无分文”评价他;藏族同胞用“西藏神鹫”来赞颂他……
一个春意盎然的下午,笔者来到中国藏家研究中心,聆听这位“雪域之子”的收藏传奇。
“天潜”意味的开始
11岁时,叶星生随父母进藏,由于自幼喜欢绘画,他经常到山南昌珠寺临摹壁画。一天,一位老僧人拿出一罐酥油人参果给他,果子吃完,老僧人却不见了,于是这罐子便成了叶星生的第一件藏品,一直保存至今。“说得玄一点,是老天的意思让我搞收藏”。对于这个“天潜”意味的开始,叶星生如是说。
从“玩家”到收藏家,叶星生有许许多多的故事,其中也不乏被骗的经历。一次,叶星生花20元从一个小男孩手里买了块“极难得”的“阿里”鹅卵石。小男孩一走,就有人告诉他,那石头是小孩在他家门口捡的,还在上面撒泡尿洗了洗。明知受骗,但叶星生还是装作满不在乎地说:“石头还是有一定价值的……”
起初,叶星生的收藏完全出于爱好。文化大革命时期,目睹众多民间藏品被毁,叶星生极为痛心,他说:“这个时期是我的觉醒期,我是带着一种保护的意识去收藏,当时真的是抢救行为!”
22岁那年,叶星生被借调到位于大昭寺二楼大经堂的“红卫兵破四旧成果展览办公室”,他总是趁无人之际,从沦为烧饭燃料的“四旧”中“拨”点东西出来。一天,叶星生干脆鼓足勇气向“柴堆”“进军”,不料响声惊动了保管员兼炊事员把错大姐,他被“捉”了个正着。得知实情后,把错大姐一把扯下一幅密宗双修唐卡,包住几块经板和版画,护送叶星生顺利通过经堂长廊。但纸包不住火,叶星生的“反革命罪行”终于被人揭发。为此,他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罪证”被全部没收,本人以“迷恋封资修”的罪名被送进“牛鬼蛇神学习班”。
1979年,叶星生迎来了他命运的转折点,他创作的布画《塞牦牛》获全国美术作品展览二等奖;1980年至1985年,叶星生又为人民大会堂西藏厅成功创作大型壁画《札西德勒》,其在美术界的地位得以确立,其作品的价值获得认可。此后,有了一定经济基础的叶星生开始跑遍西藏,认认真真搞收藏。1990年9月亚运会期间,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中国西藏民间艺术藏品展”,叶星生3000件藏品首次大曝光,影响巨大。当时媒体对他的总结是:来得最晚、面积最小、影响最大的藏品。
一次打了四十多万的“白条”
“在西藏的时候,我每天必去八廓街,就像转经一样。我的脚印连起来,相当于从北京走到成都,又从成都回到北京,一点也不夸张!”提到西藏,叶星生的热情总是溢于言表,他把藏品亲切地称为自己的孩子:“原来是我去找我的孩子,现在反过来了,是孩子来找他爹。”1999年“中国西藏民间艺术藏品展”过后,叶星生名声大震,成了西藏人民家喻户晓的人物。
2005年,叶星生到西藏开“两会”,很多藏民闻讯而来,最远的花了14天时间从阿里赶来。老百姓从早到晚给叶星生送东西,最多的时候每天100多人次。当时西藏工作站的人开玩笑说:“叶星生来了,每天都在开康粑艺术节!”“老百姓对我的感情深哪,见到我就说‘嘉措回来了!’用他们的话说,‘把东西卖给嘉措我们放心,因为以后还能在博物馆看到;卖到国外就不是我们西藏的东西了,就再也看不见了!’还有,就是他们相信嘉措会给他们钱——尽管我常给他们打‘白条’!”
说起打白条,叶星生告诉笔者:“这次回去(2005年到西藏开“两会”)20多天,一次性花了70多万块钱,很大一部分是打‘白条’。当时以为自己也就打了十多万的,结果一看打了40多万,把我吓了一跳!我打‘白条’就签个名,写上欠多少钱,但老百姓就是这么放心!”
前不久,叶星生去北京的潘家园古玩市场,本来就是打算去玩玩儿,所以只带了一万块钱,不想两个小时全部花光!“又看到好东西时没钱了,怎么办——打‘白条’!打了5000多块钱的‘白条’不说,还在朋友那儿借了2000元。当时和我一起去的记者都觉得奇怪,我竟把打‘白条’的作风从拉萨带到了北京,而且人家还认!”谈起这个有趣的经历,叶星生发出爽朗的笑声。
坐拥“三宫六院”
收藏几乎是叶星生生命和生活的全部,他对收藏陷得那么深,以至于连娶妻这样的大事都忽略了。“但是我并不孤单,因为我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谈到收藏,叶星生眼中充满激情,“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就是他对藏品的昵称。
当年西藏的生活是很艰苦的,没有蔬菜,冬天没电,空气含氧量只相当于内地的60%。进藏人在讲内地人的适应过程和思乡之情时,常说:“西藏三天算过关,西藏三月算考验,西藏三年算条汉,西藏八年向回转。”而叶星生在西藏一呆就是五个八年!如何撑下去的？叶星生坦言:“就靠这‘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靠这些爱妻包着我、围着我。她们寄托了我的爱、我的感情,我活得很快乐。每天我躺在床上看看她们,心里特踏实!”
叶星生似乎是个“贪心的皇帝”,他表示,这些爱妻他都喜欢,但要说最喜欢的,有最早的收藏——装酥油人参果的罐子,尽管不值钱却很有纪念意义;还有和一位藏族老人同吃同住一年,临别时老人送给他的薄胎古花瓶……当然也有很值钱的,譬如马头明王堆绣珍珠唐卡。
然而,当笔者来到叶星生工作室时,却已无缘领略众多藏品的风采。因为1999年元月,叶星生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将自己用38年心血收藏的2300余件价值4000万元的西藏民间艺术品全部一次捐赠给了国家。谈到这次捐赠,叶星生用“生离死别”四个字来形容当时的心情。“共同生活了38年,感情上绝对难舍难分,我被折磨了整整半年,但我不后悔!我有两个孩子,绘画是我的亲生孩子,收藏是西藏民族的儿子,我把自己的孩子卖了,来养育民族的儿子,最后又把民族的儿子还给这个民族……我总认为人到了一定时候要大舍才能大得,尤其是作为一个男人。人走一圈很快,在这一圈当中要玩点名堂出来。咱不是说人人要做大事,做不到,活个快乐也挺好。其实,做大事也是为了快乐,所以我认为快乐是人的归宿,我做得很快乐,结果很快乐——虽然过程很痛苦!”朴实的话语,道出了叶星生的人生理念。
筹建西藏博物馆
社会的开放,经济浪潮的冲击,西方文化的影响,使得青年一代对西方文明推崇备至。对此,叶星生表示,青年一代对自己的文化不感到骄傲,这不怪他们。他们产生这种想法关键在于没有认识到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中华民族的文化起点很高,而且蕴藏着极大的能量。它在哲学、艺术、音乐、文学等方面的成就让人们直观地感受到,中华民族确确实实是一个顶天立地的民族。为此叶星生决定筹建中国西藏博物馆,此举得到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大力支持。博物馆选址在北京北四环东路。据介绍,博物馆已于今年5月奠基,目前正处于藏品归类的准备期，2008年奥行会前竣工。
叶星生很赞同著名作家、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的说法:守望者,守住我们的家园。他认为:“民族文化应该从小普及,将来每个学校都应该开设民族文化课。因为这是我们母亲的文化,我们民族精神的根。不管社会怎么变,根不能变,民族精神、民族特色不能变!没有自己的根,一切都无从谈起!”
“假如每个城市,每个乡村,都有十个八个这样的守望者,那就不得了了,中国民间文化就保住了!”叶星生动情地说。
一个春意盎然的下午,笔者来到中国藏家研究中心,聆听这位“雪域之子”的收藏传奇。
“天潜”意味的开始
11岁时,叶星生随父母进藏,由于自幼喜欢绘画,他经常到山南昌珠寺临摹壁画。一天,一位老僧人拿出一罐酥油人参果给他,果子吃完,老僧人却不见了,于是这罐子便成了叶星生的第一件藏品,一直保存至今。“说得玄一点,是老天的意思让我搞收藏”。对于这个“天潜”意味的开始,叶星生如是说。
从“玩家”到收藏家,叶星生有许许多多的故事,其中也不乏被骗的经历。一次,叶星生花20元从一个小男孩手里买了块“极难得”的“阿里”鹅卵石。小男孩一走,就有人告诉他,那石头是小孩在他家门口捡的,还在上面撒泡尿洗了洗。明知受骗,但叶星生还是装作满不在乎地说:“石头还是有一定价值的……”
起初,叶星生的收藏完全出于爱好。文化大革命时期,目睹众多民间藏品被毁,叶星生极为痛心,他说:“这个时期是我的觉醒期,我是带着一种保护的意识去收藏,当时真的是抢救行为!”
22岁那年,叶星生被借调到位于大昭寺二楼大经堂的“红卫兵破四旧成果展览办公室”,他总是趁无人之际,从沦为烧饭燃料的“四旧”中“拨”点东西出来。一天,叶星生干脆鼓足勇气向“柴堆”“进军”,不料响声惊动了保管员兼炊事员把错大姐,他被“捉”了个正着。得知实情后,把错大姐一把扯下一幅密宗双修唐卡,包住几块经板和版画,护送叶星生顺利通过经堂长廊。但纸包不住火,叶星生的“反革命罪行”终于被人揭发。为此,他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罪证”被全部没收,本人以“迷恋封资修”的罪名被送进“牛鬼蛇神学习班”。
1979年,叶星生迎来了他命运的转折点,他创作的布画《塞牦牛》获全国美术作品展览二等奖;1980年至1985年,叶星生又为人民大会堂西藏厅成功创作大型壁画《札西德勒》,其在美术界的地位得以确立,其作品的价值获得认可。此后,有了一定经济基础的叶星生开始跑遍西藏,认认真真搞收藏。1990年9月亚运会期间,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中国西藏民间艺术藏品展”,叶星生3000件藏品首次大曝光,影响巨大。当时媒体对他的总结是:来得最晚、面积最小、影响最大的藏品。
一次打了四十多万的“白条”
“在西藏的时候,我每天必去八廓街,就像转经一样。我的脚印连起来,相当于从北京走到成都,又从成都回到北京,一点也不夸张!”提到西藏,叶星生的热情总是溢于言表,他把藏品亲切地称为自己的孩子:“原来是我去找我的孩子,现在反过来了,是孩子来找他爹。”1999年“中国西藏民间艺术藏品展”过后,叶星生名声大震,成了西藏人民家喻户晓的人物。
2005年,叶星生到西藏开“两会”,很多藏民闻讯而来,最远的花了14天时间从阿里赶来。老百姓从早到晚给叶星生送东西,最多的时候每天100多人次。当时西藏工作站的人开玩笑说:“叶星生来了,每天都在开康粑艺术节!”“老百姓对我的感情深哪,见到我就说‘嘉措回来了!’用他们的话说,‘把东西卖给嘉措我们放心,因为以后还能在博物馆看到;卖到国外就不是我们西藏的东西了,就再也看不见了!’还有,就是他们相信嘉措会给他们钱——尽管我常给他们打‘白条’!”
说起打白条,叶星生告诉笔者:“这次回去(2005年到西藏开“两会”)20多天,一次性花了70多万块钱,很大一部分是打‘白条’。当时以为自己也就打了十多万的,结果一看打了40多万,把我吓了一跳!我打‘白条’就签个名,写上欠多少钱,但老百姓就是这么放心!”
前不久,叶星生去北京的潘家园古玩市场,本来就是打算去玩玩儿,所以只带了一万块钱,不想两个小时全部花光!“又看到好东西时没钱了,怎么办——打‘白条’!打了5000多块钱的‘白条’不说,还在朋友那儿借了2000元。当时和我一起去的记者都觉得奇怪,我竟把打‘白条’的作风从拉萨带到了北京,而且人家还认!”谈起这个有趣的经历,叶星生发出爽朗的笑声。
坐拥“三宫六院”
收藏几乎是叶星生生命和生活的全部,他对收藏陷得那么深,以至于连娶妻这样的大事都忽略了。“但是我并不孤单,因为我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谈到收藏,叶星生眼中充满激情,“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就是他对藏品的昵称。
当年西藏的生活是很艰苦的,没有蔬菜,冬天没电,空气含氧量只相当于内地的60%。进藏人在讲内地人的适应过程和思乡之情时,常说:“西藏三天算过关,西藏三月算考验,西藏三年算条汉,西藏八年向回转。”而叶星生在西藏一呆就是五个八年!如何撑下去的？叶星生坦言:“就靠这‘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靠这些爱妻包着我、围着我。她们寄托了我的爱、我的感情,我活得很快乐。每天我躺在床上看看她们,心里特踏实!”
叶星生似乎是个“贪心的皇帝”,他表示,这些爱妻他都喜欢,但要说最喜欢的,有最早的收藏——装酥油人参果的罐子,尽管不值钱却很有纪念意义;还有和一位藏族老人同吃同住一年,临别时老人送给他的薄胎古花瓶……当然也有很值钱的,譬如马头明王堆绣珍珠唐卡。
然而,当笔者来到叶星生工作室时,却已无缘领略众多藏品的风采。因为1999年元月,叶星生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将自己用38年心血收藏的2300余件价值4000万元的西藏民间艺术品全部一次捐赠给了国家。谈到这次捐赠,叶星生用“生离死别”四个字来形容当时的心情。“共同生活了38年,感情上绝对难舍难分,我被折磨了整整半年,但我不后悔!我有两个孩子,绘画是我的亲生孩子,收藏是西藏民族的儿子,我把自己的孩子卖了,来养育民族的儿子,最后又把民族的儿子还给这个民族……我总认为人到了一定时候要大舍才能大得,尤其是作为一个男人。人走一圈很快,在这一圈当中要玩点名堂出来。咱不是说人人要做大事,做不到,活个快乐也挺好。其实,做大事也是为了快乐,所以我认为快乐是人的归宿,我做得很快乐,结果很快乐——虽然过程很痛苦!”朴实的话语,道出了叶星生的人生理念。
筹建西藏博物馆
社会的开放,经济浪潮的冲击,西方文化的影响,使得青年一代对西方文明推崇备至。对此,叶星生表示,青年一代对自己的文化不感到骄傲,这不怪他们。他们产生这种想法关键在于没有认识到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中华民族的文化起点很高,而且蕴藏着极大的能量。它在哲学、艺术、音乐、文学等方面的成就让人们直观地感受到,中华民族确确实实是一个顶天立地的民族。为此叶星生决定筹建中国西藏博物馆,此举得到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大力支持。博物馆选址在北京北四环东路。据介绍,博物馆已于今年5月奠基,目前正处于藏品归类的准备期，2008年奥行会前竣工。
叶星生很赞同著名作家、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的说法:守望者,守住我们的家园。他认为:“民族文化应该从小普及,将来每个学校都应该开设民族文化课。因为这是我们母亲的文化,我们民族精神的根。不管社会怎么变,根不能变,民族精神、民族特色不能变!没有自己的根,一切都无从谈起!”
“假如每个城市,每个乡村,都有十个八个这样的守望者,那就不得了了,中国民间文化就保住了!”叶星生动情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