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 何延之的《兰亭记》中多记智永习书的种种事迹，是记智永事的祖本。对书中智永“与兄子孝宾俱舍家入道”“初落发时俱住会稽嘉祥寺，即右军旧居也”等的记载，作者认为存谬，故予辨证。
关键词： 《兰亭记》 嘉祥寺 王右军
何延之的《兰亭记》成书于唐开元十年（公元722年），有关智永习书的种种事迹，多据此书所出，是记智永事迹的祖本。《兰亭记》曰：智永“与兄子孝宾俱舍家入道”，“初落发时俱住会稽嘉祥寺，即右军旧居也，后欲便于拜扫，因移此寺（即云门寺）与右军坟及叔荟已下茔域于山阴县西三十一里兰渚山下”。在这段记载中，我认为有几处谬记，现作辨正。
其一，会稽嘉祥寺非王右军旧居。
梁释慧皎《高僧传》卷五《竺道壹传》中记：
“竺道壹，姓陆，吴人也。少出家，贞正有学业，……晋简文皇帝深所知重。及帝崩汰死，壹乃还东，止虎丘寺……时若耶山有帛道猷者，与道壹经有讲筵之遇，后与壹书云……壹既得书，有契心抱，乃东适耶溪与道猷相会。……顷之，郡守琅琊王荟于邑西起嘉祥寺，以壹之风德高远，请居僧首。……后暂住吴之虎丘山，以晋隆安中遇疾而卒，即葬于山南，春秋七十有一矣。”
《高僧传》卷七《昙机传》中亦记有：“郡守琅琊王琨请居邑西嘉祥寺，寺本琨祖荟所创也。”《宋书》、《南史》本传也有类似记载。可见，嘉祥寺由时任会稽郡守的王荟为请留高僧道壹而建造，并非王右军旧居。
王荟是东晋司徒王导的小儿子，即右军之堂弟，善书，有《疖肿帖》、《翁尊体帖》传世。《晋书》卷六十五《王导传》有附记：
“荟字敬文。恬虚守靖，不竞荣利，少历清官，除吏部郎、侍中、建威将军、吴国内史。时年饥粟贵，人多饿死，荟以私米作饘粥，以饴饿者，所济活甚众。徵补中领军，不拜。徙尚书，领中护军，复为征虏将军、吴国内史。顷之，桓沖表请荟为江州刺史，固辞不拜。转督浙江东五郡、左将军、会稽内史，进号镇军将军，加散骑常侍。卒于官，赠卫将军。”
王荟生性恬淡，又受家族的影响，自幼信奉佛法，乐善好施。王氏家族是东晋时期首屈一指的望族，因王导奖进僧徒，极力促进江东佛法的兴隆，因此王氏子嗣，多与佛法结缘。王导第三子王洽，常与僧人交游，王洽的儿子王洵、王珉均学过佛法。王导第四子王劭之子王谧曾向高僧鸠摩罗什请教释义，是高僧慧远的朋友。族中后人王羲之、王献之、王微、王华、王琨、王僧虔等也多有与僧人交游、舍宅建寺的记载。王荟幼年就深受佛法浸淫，他与僧侣交游非常密切，不仅仰慕高僧，自己也精通般若。［１］当时的会稽，名士与高僧合流，谈玄论佛成为时尚，郡守、名士舍宅建寺相当普遍。如王羲之舍宅建戒珠寺，许询舍宅建大能仁寺，何允舍宅建灵嘉寺，等等。王荟为请留自己仰慕的高僧建嘉祥寺，不过是其中的一例而已。
嘉祥寺位于会稽府城（今绍兴越城区）西首西郭门内。《高僧传》中《竺道壹传》记：“郡守琅琊王荟于邑西起嘉祥寺。”“邑西”即府城西首。《高僧传》卷五《释慧虔传》有这样的记述：
“山阴北寺有净严尼，宿德有戒行，夜梦见观世音从西郭门入……见便作礼问曰：不审大士今何所之。答曰：往嘉祥寺迎虔公。”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往嘉祥寺是要从西郭门进入的。绍兴自越王勾践开始筑城立廓，列代修缮，西郭门便是府城西首的门户，从西郭门进入便到了城西。《高僧传》由南北朝梁时住嘉祥寺的释慧皎撰写，他自己所住寺院的方位是绝对不可能搞错的。旧时西郭门是会稽与北贯通的门户，嘉祥寺建成之后，迅速兴盛起来，成为当时江南之佛教中心，与它地处要道、交通便利也不无关系。
嘉祥寺的建寺年代应在公元387年以后。从《高僧传》竺道壹的传记中可知，道壹是在简文帝和其师竺法汰死后才离开京师东下的，简文帝死于公元372年秋天，［2］而竺法汰死于公元387年。［3］《嘉泰会稽志》卷十五记：“壹尝从都下还东山，经吴中雪下未甚寒。”所以道壹东下最早也该在公元387年冬天。道壹离开会稽后回到虎丘山，隆安中遇疾而卒。因史料所缺，道壹哪一年离开会稽无从考证，不过，隆安只有五年，即公元397年至401年，隆安中应该是公元398年前后，粗略推断，嘉祥寺应该建成于公元388年至398年期间。
其二，智永移居云门寺，并非为“便于拜扫”。
嘉祥寺位于府城西首，按《兰亭记》云：“右军之坟及右军叔荟已下茔域并置山阴县西南山十一里兰渚山下。”即现在的绍兴县兰亭镇境内。照此嘉祥寺离右军墓约三十几里，沿山阴道步行一个多时辰便到，走水路乘船则更便捷。云门寺位于县南三十里的秦望山下，宋《嘉泰会稽志》云门山条记：“云门山在县南三十里，旧经云晋义熙二年中书令王子敬居此，有五色祥云见，诏建寺，号云门。”考查今之地形，从云门寺到兰渚山下，可绕秦望山而行，也可翻越秦望山到达，两者路程步行均需两个多时辰。且会稽山势地形，自晋以来并无大改。因此，智永从嘉祥寺移居云门寺，到兰渚山下的王羲之墓拜扫，实则远之。
那么智永为什么要舍近求远移居云门寺呢？理由很简单，他想寻找一方能让他静心习书的清净之地。云门寺由王献之旧居改建，与嘉祥寺一样，均与其祖上颇有渊源，可以承祖上功德安心寺内。嘉祥寺在当时为江南佛教之中心，法市兴隆，干扰不免繁多，而云门寺地处山间，相对寂静安宁。于是，智永起阁楼于居所之侧，登楼临书三十年，当起了“一个过着僧侣生活而献身艺术的书法家”。［4］后终得王氏书法之真谛，为王氏书法承上启下之人物。
其三，在“右军坟及叔荟已下茔域于山阴县西三十一里兰渚山下”中，“荟”应当是前文提到的“王荟”，他是王羲之族伯王导的第六子，幼于羲之，当是右军族弟。王荟卒于官，最后的官职是会稽内史，他葬于会稽山阴的可能性极大。至于右军之墓地，则另有两种不同的记载。一是孔晔《会稽记》记：“诸暨县北界有罗山，……今名苧罗山，王羲之墓在山足。有石碑、孙兴公为文，王子敬所书也。”诸暨县隶属会稽，且与兰亭相距不远，王羲之葬在诸暨也极有可能。二是宋人《剡录》载，右军墓在县东五十里孝嘉乡，即今嵊州金庭乡华堂村瀑布山南麓。永和十一年，王羲之称病去郡后，由会稽山阴来到剡县金庭，于瀑布山南麓建宅舍、书楼，携好友徜徉山水，弋钓为娱，［5］死后葬于金庭的可能性也极大。三种说法各有可信之处，王羲之墓究竟在何处，至今尚无定论，有待进一步考证。
参考文献：
［1］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海书店出版社，1991.
［2］晋书（卷九）.
［3］高僧传（卷五）.晋京师瓦官寺竺法汰传.
［4］熊秉明.中国书法理论体系.天津教育出版社，2002.6.
［5］张秀铫.王羲之论文集王羲之号.“澹斋”考辨.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1993.11：186.
关键词： 《兰亭记》 嘉祥寺 王右军
何延之的《兰亭记》成书于唐开元十年（公元722年），有关智永习书的种种事迹，多据此书所出，是记智永事迹的祖本。《兰亭记》曰：智永“与兄子孝宾俱舍家入道”，“初落发时俱住会稽嘉祥寺，即右军旧居也，后欲便于拜扫，因移此寺（即云门寺）与右军坟及叔荟已下茔域于山阴县西三十一里兰渚山下”。在这段记载中，我认为有几处谬记，现作辨正。
其一，会稽嘉祥寺非王右军旧居。
梁释慧皎《高僧传》卷五《竺道壹传》中记：
“竺道壹，姓陆，吴人也。少出家，贞正有学业，……晋简文皇帝深所知重。及帝崩汰死，壹乃还东，止虎丘寺……时若耶山有帛道猷者，与道壹经有讲筵之遇，后与壹书云……壹既得书，有契心抱，乃东适耶溪与道猷相会。……顷之，郡守琅琊王荟于邑西起嘉祥寺，以壹之风德高远，请居僧首。……后暂住吴之虎丘山，以晋隆安中遇疾而卒，即葬于山南，春秋七十有一矣。”
《高僧传》卷七《昙机传》中亦记有：“郡守琅琊王琨请居邑西嘉祥寺，寺本琨祖荟所创也。”《宋书》、《南史》本传也有类似记载。可见，嘉祥寺由时任会稽郡守的王荟为请留高僧道壹而建造，并非王右军旧居。
王荟是东晋司徒王导的小儿子，即右军之堂弟，善书，有《疖肿帖》、《翁尊体帖》传世。《晋书》卷六十五《王导传》有附记：
“荟字敬文。恬虚守靖，不竞荣利，少历清官，除吏部郎、侍中、建威将军、吴国内史。时年饥粟贵，人多饿死，荟以私米作饘粥，以饴饿者，所济活甚众。徵补中领军，不拜。徙尚书，领中护军，复为征虏将军、吴国内史。顷之，桓沖表请荟为江州刺史，固辞不拜。转督浙江东五郡、左将军、会稽内史，进号镇军将军，加散骑常侍。卒于官，赠卫将军。”
王荟生性恬淡，又受家族的影响，自幼信奉佛法，乐善好施。王氏家族是东晋时期首屈一指的望族，因王导奖进僧徒，极力促进江东佛法的兴隆，因此王氏子嗣，多与佛法结缘。王导第三子王洽，常与僧人交游，王洽的儿子王洵、王珉均学过佛法。王导第四子王劭之子王谧曾向高僧鸠摩罗什请教释义，是高僧慧远的朋友。族中后人王羲之、王献之、王微、王华、王琨、王僧虔等也多有与僧人交游、舍宅建寺的记载。王荟幼年就深受佛法浸淫，他与僧侣交游非常密切，不仅仰慕高僧，自己也精通般若。［１］当时的会稽，名士与高僧合流，谈玄论佛成为时尚，郡守、名士舍宅建寺相当普遍。如王羲之舍宅建戒珠寺，许询舍宅建大能仁寺，何允舍宅建灵嘉寺，等等。王荟为请留自己仰慕的高僧建嘉祥寺，不过是其中的一例而已。
嘉祥寺位于会稽府城（今绍兴越城区）西首西郭门内。《高僧传》中《竺道壹传》记：“郡守琅琊王荟于邑西起嘉祥寺。”“邑西”即府城西首。《高僧传》卷五《释慧虔传》有这样的记述：
“山阴北寺有净严尼，宿德有戒行，夜梦见观世音从西郭门入……见便作礼问曰：不审大士今何所之。答曰：往嘉祥寺迎虔公。”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往嘉祥寺是要从西郭门进入的。绍兴自越王勾践开始筑城立廓，列代修缮，西郭门便是府城西首的门户，从西郭门进入便到了城西。《高僧传》由南北朝梁时住嘉祥寺的释慧皎撰写，他自己所住寺院的方位是绝对不可能搞错的。旧时西郭门是会稽与北贯通的门户，嘉祥寺建成之后，迅速兴盛起来，成为当时江南之佛教中心，与它地处要道、交通便利也不无关系。
嘉祥寺的建寺年代应在公元387年以后。从《高僧传》竺道壹的传记中可知，道壹是在简文帝和其师竺法汰死后才离开京师东下的，简文帝死于公元372年秋天，［2］而竺法汰死于公元387年。［3］《嘉泰会稽志》卷十五记：“壹尝从都下还东山，经吴中雪下未甚寒。”所以道壹东下最早也该在公元387年冬天。道壹离开会稽后回到虎丘山，隆安中遇疾而卒。因史料所缺，道壹哪一年离开会稽无从考证，不过，隆安只有五年，即公元397年至401年，隆安中应该是公元398年前后，粗略推断，嘉祥寺应该建成于公元388年至398年期间。
其二，智永移居云门寺，并非为“便于拜扫”。
嘉祥寺位于府城西首，按《兰亭记》云：“右军之坟及右军叔荟已下茔域并置山阴县西南山十一里兰渚山下。”即现在的绍兴县兰亭镇境内。照此嘉祥寺离右军墓约三十几里，沿山阴道步行一个多时辰便到，走水路乘船则更便捷。云门寺位于县南三十里的秦望山下，宋《嘉泰会稽志》云门山条记：“云门山在县南三十里，旧经云晋义熙二年中书令王子敬居此，有五色祥云见，诏建寺，号云门。”考查今之地形，从云门寺到兰渚山下，可绕秦望山而行，也可翻越秦望山到达，两者路程步行均需两个多时辰。且会稽山势地形，自晋以来并无大改。因此，智永从嘉祥寺移居云门寺，到兰渚山下的王羲之墓拜扫，实则远之。
那么智永为什么要舍近求远移居云门寺呢？理由很简单，他想寻找一方能让他静心习书的清净之地。云门寺由王献之旧居改建，与嘉祥寺一样，均与其祖上颇有渊源，可以承祖上功德安心寺内。嘉祥寺在当时为江南佛教之中心，法市兴隆，干扰不免繁多，而云门寺地处山间，相对寂静安宁。于是，智永起阁楼于居所之侧，登楼临书三十年，当起了“一个过着僧侣生活而献身艺术的书法家”。［4］后终得王氏书法之真谛，为王氏书法承上启下之人物。
其三，在“右军坟及叔荟已下茔域于山阴县西三十一里兰渚山下”中，“荟”应当是前文提到的“王荟”，他是王羲之族伯王导的第六子，幼于羲之，当是右军族弟。王荟卒于官，最后的官职是会稽内史，他葬于会稽山阴的可能性极大。至于右军之墓地，则另有两种不同的记载。一是孔晔《会稽记》记：“诸暨县北界有罗山，……今名苧罗山，王羲之墓在山足。有石碑、孙兴公为文，王子敬所书也。”诸暨县隶属会稽，且与兰亭相距不远，王羲之葬在诸暨也极有可能。二是宋人《剡录》载，右军墓在县东五十里孝嘉乡，即今嵊州金庭乡华堂村瀑布山南麓。永和十一年，王羲之称病去郡后，由会稽山阴来到剡县金庭，于瀑布山南麓建宅舍、书楼，携好友徜徉山水，弋钓为娱，［5］死后葬于金庭的可能性也极大。三种说法各有可信之处，王羲之墓究竟在何处，至今尚无定论，有待进一步考证。
参考文献：
［1］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海书店出版社，1991.
［2］晋书（卷九）.
［3］高僧传（卷五）.晋京师瓦官寺竺法汰传.
［4］熊秉明.中国书法理论体系.天津教育出版社，2002.6.
［5］张秀铫.王羲之论文集王羲之号.“澹斋”考辨.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1993.11：1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