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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个对外开放工业园——深圳蛇口工业区创立35年之后，学习起自新加坡的工业小区模式，已经成为中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支点和策略——在境外拿一块地、划一块园区，将中国企业聚集起来，“抱团出海”。
中国最早的海外工业园早已无从追溯，但2006年中国政府开始批准“国家级境外合作区”。
如今，它们已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中外合作的重要模式，并因此得到中国领导层的关注。
2013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印度尼西亚时，两国领导人亲自见证签署了产业园区的合作协定。
2014年5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埃塞俄比亚总理海尔马里亚姆的陪同下，参观了当地的东方工业园。
2014年9月，习近平主席访问印度古吉拉特邦期间，也就工业园区项目等与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
“光靠一家企业在海外投资，会遇到各种问题。如果一批企业抱团，成功的概率就会更大。”泰中罗勇工业园开发有限公司总裁徐根罗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无论如何，海外工业园区正被寄予更多希望。中国商务部对外投资与经济合作司官员亦曾表示：“中国在全球企业园区的建设，和我国‘一带一路’的发展布局是一致的。”
中非莱基投资有限公司原董事长陈晓星也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现在需要把我们的经验带到国外，这也是一种输出，而且应该是资本、技术、管理、标准都要输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占领国际市场。”
严格的“国家级”
按照背景，目前中国的海外园区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商务部批准建立并审核的境外园区，统一称为“国家级境外经贸合作区”，如中俄托木斯克木材工贸合作区、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尼日利亚莱基自贸区、泰国罗勇工业园等。
也有一些民营企业、地方国有资本背景企业在海外进行园区建设，这类园区的数量无法统计，初步预计全球有50～100个。
中国商务部曾在2006年宣布建立50个“国家级境外经贸合作区”，“为参与招投标的投资企业，提供政策性贷款，期以在转移剩余产能的同时，还能实现外汇储备投资多元化。”
这种形式被认为可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搭建平台，提供经济可靠的海外发展场所，有利于形成贴近市场的产业链和产业集群，降低企业投资成本和经营风险。
但最终建立起来、并通过审批的仅两批19家，其中还包括因经营不善、战略失误等原因最终未通过考核确认的10家。
实际上，园区被列入商务部名单并不意味着可以得到国家政策的支持，还必须通过每年一度的考核。如果连续三次未能通过，则从名单中抹去，下一次申请考核并通过后才能重新被列入。
随着巴基斯坦海尔—鲁巴经济区因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启动、不久前退出名单，此类园区目前只有8家。
不过从2014年开始，商务部开始执行新的管理办法，不再通过中标确定园区，而是规定了四类园区的标准，建区企业可据此自查申报，通过年度考核，即可被确认为“国家级境外经贸合作区”。
虽然规定依然强调，如果连续三次不能通过考核，需要重新确认。但可预计到2015年年初，将有10家左右新的“国家级境外经贸合作区”出现。
为什么要在海外建园区
泰中罗勇工业园位于泰国罗勇府博拉当地区的331号高速公路旁，靠近首都曼谷和廉差邦深水港，由中国华立集团和泰国安美德集团合作开发。
华立集团曾是一家仪表厂。2000年，中国的电能表从机械式升级为电子式的趋势出现，华立集团决定把部分机械式电能表产能转移到泰国。
“腾出来的空间用作新型电子式电能表的研发生产，腾笼换鸟。”徐根罗说。
2002年这家探路性质的工厂开始盈利，最多时占据了泰国电表市场三分之一的份额。
就在工厂奠基动工时，泰国最大的工业地产开发商安美德集团的老板与华立集团董事局主席汪力成一拍即合，共同建设一个中国工业城。
2005年，华立集团在春武里安美德工业城购买十多亩土地“试水”。由于效益良好，次年罗勇工业园进入第一批“国家级境外经贸合作区”名录。
泰中罗勇工业园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广云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这个园区三期总体规划面积12平方公里，目前已完成一、二期。
现在，它已经被商务部研究院海外投资研究所评价为“做得最好”的海外园区之一，挤满了大大小小60家中国企业。
2002年，在尼日利亚打拼多年的国企——中国土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称“中土集团”）也有了建立园区的想法。
中土集团前身是原铁道部援外办，是坦赞铁路工程的组织者，也是非洲大陆上历史最悠久的中国企业。
现任中非莱基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时任中土集团尼日利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郑军说，因为泛非运动会和尼日利亚铁路现代化改造项目，虽然当地工程承包市场发展迅速，但原材料紧缺问题始终困扰着他。
他对本刊记者回忆：“买个水泥，就跟我们中国80年代买东西找人批条一样难。关系都走到副总统那里，找副总统弟弟帮忙写条，拿给水泥厂，才把问题解决了。”
“后来中土集团赚了点钱，就自己搞了个一平方公里的中土工业园，把需要的下游产业门窗厂、制砖厂、钢筋加工厂带进去。2002年有其他企业向我们提出：‘你们学学中国的开发区政策，把这个园区扩大点，我们也进来，不是更好吗？’”郑军说。
时任中土副总经理的陈晓星就去游说尼日利亚总统奥巴桑乔：“你知道我们中国发展这么快是因为什么？主要因为中国的经济特区政策。一小块地方带动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可以带动一个国家。”
奥巴桑乔让陈晓星做方案、选地方，“放手让你们做。”
名副其实的“特区”
2003年，有着2100万人口的拉各斯莱基半岛自贸区规划启动。 三年后，中非合作论坛召开。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提出了支持非洲发展的八项经济措施，其中包括“将在非洲设立3至5个对外经贸合作区”。借此，莱基自由贸易区被世人关注。
另一个转折是2007年6月中非发展基金正式运行，成为国内第一只专注于对非投资的股权投资基金，两年后也成为莱基自贸区的股东。不久，莱基自贸区中标成为第二批“国家级境外经贸合作区”。
海外园区落地各有原因。
泰国属于中国-东盟自贸区，也是这个自贸区中最早实现所有产品免关税的国家。
其实一些被欧美进行反倾销调查的企业，比如汽配、小家电，从中国传统途径出口有障碍。“泰国是受欧美等国家认可的、具有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可以成为中企出口的避风港。”徐根罗说，“入园企业里，50%是冲这个来的。”
“中国人口红利越来越少，但尼日利亚20岁以上到50岁以下的人口却很多，劳动力充足。尼日利亚也很重视投资，年度外商直接投资至2014年9月有90多亿美元，比南非还好。”郑军说。
除却地缘优势，东南亚国家给予园区的优惠政策，一般是效仿中国上世纪90年代对外企招商引资时施行的“两免三减半”——外商投资企业可享受自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所属纳税年度起2年免征、3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的待遇。
在泰国罗勇工业园和越南龙江工业园，企业分别可以享受“八免五减半” 和“四免九减半”的“超豪华”待遇。
在莱基自贸区，税收全部免除，园区内的产品在按原材料税率交纳关税后，就可在尼日利亚销售。企业还享有外资100%控股，利润和红利可以全额汇出尼日利亚，以及其他优惠。而单个企业很难享受这样的待遇。
效仿苏州工业园的做法，绝大多数工业园建立了一站式服务中心。这对于办事效率极低的第三世界国家来说，是一个真正的“特区”。
在罗勇工业园，从考察人员落地接机到企业注册、工业用地许可证、地契、厂房建筑许可证、验收许可证、开工证等都由工业园负责。后期企业遇到其他问题，园区要出面协调。
莱基自贸区更是建立一站式服务大楼，海关、标准局、移民局、出口加工管理局、警察局等机构官员都已入驻办公。
海外苦衷
位于柬埔寨的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也算得上是政府推动下的企业行为。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有限公司总经理戴月娥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它是江苏省红豆集团与其他四家企业联手打造的经济特区，于2006年商务部推动“国家级境外经贸合作区”后成立。
现在，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解决了1万人的就业问题。
“刚开始本地人说我们圈地建厂房，影响他们放牛，我们就耐心解释：‘建了厂房，有了工厂，你们可以过来上班，还有工资拿。’他们这才同意。来上班的工人越来越多。”她说。
工人的聚集效应日渐明显，7年前没水没电的荒凉景象现在焕然一新。不过经济特区公司总工程师还是会在一座旧庙里教中文，公司还资助柬籍优秀青年赴华研修。
莱基自贸区也已建立了“社区发展支持基金”，从自身投入工程建设的金额中拿出0.5%，用于长期支持周边社区的发展。
尽管工业园溢出效应明显，来自内外部的挑战依然很多。
入驻罗勇工业园的富通集团负责人就对《瞭望东方周刊》抱怨，园区太大，公共交通不便，导致物资采购困难。
人员的招聘和培训亦是瓶颈。“中资企业在泰国人脉少，掌握人才信息的渠道也少，很难招收到IT人员、高级技工，特别希望园区能提供一些人才信息。”他表示。
与其他园区相比，罗勇工业园已经很“幸运”。比如，巴基斯坦海尔—鲁巴经济区就曾因为用地问题而陷入停滞。
5年前，海尔—鲁巴集团要求巴政府免费或以补贴价格提供4218英亩园区用地。但巴政府最终决定，由巴财政部为国家工业区公司提供担保，后者筹资并向旁遮普省购买上述土地，再以租赁形式交由海尔—鲁巴集团使用。
该计划还规定，如该集团不愿租用这些土地，则国家工业区公司可向其他投资者出售或租赁。
谁来修路
比较而言，非洲的问题更多。
受到中国领导人特别关注的埃塞俄比亚东方工业园，曾被纳入商务部“国家级境外经贸合作区”，也因考核无法通过而暂时跌出名单。
该园区原本计划招收80家企业，最后缩减到十几家。
基础设施方面，东方工业园距最近的吉布提港800多公里，运输条件差、运输成本高，而中国援建的铁路和高速公路2016年前后才能完成。
莱基工业园也是如此。“这不像在中国，政府领导开个联席会议，现场办公，一个月电力、水力、通讯全配套好了。这里全凭自己。”郑军说。
最终，莱基自贸区自己投资兴建电厂、拓展道路、疏通河道，等等。不久前，尼日利亚国家石油公司承诺将莱基自贸区天然气管道项目作为重要议题予以讨论。
该园区入驻企业已经有37家，还有60家中外企业已经注册或签署了投资意向书，只要水、电、气配套完成，即可入驻。
虽然当地政府给了很多优惠政策，“政府把线拉上，可没电厂，因为电力设施只能满足用电量需求的三分之一;政策给了，可到了海关，人家表示是财政部给的，跟我们没关系。”郑军认为，根本原因是当地政府还没有像中国那样把经济特区作为国家发展战略。
具体表现为，经济特区缺少法律地位以及各相关部门的认同。国内开发区由政府主导，而境外合作区则完全由企业主导，双方股东的地位不对等。
“签署框架性的双边协议，加强对莱基自贸区重大问题的关注和协调，非常必要。”他总结说。
在苏州工业园，有1994年两国政府签订的《关于合作开发建设苏州工业园区的协议》。2010年，中国柬埔寨两国政府正式签订的关于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的协定，也为其发展铺平了道路。
不过郑军觉得，“有难处不等于没空间。对中国企业难，对欧美企业也难。”
按照他们的总体规划，这座相当于一个澳门大小的中国最大境外经贸合作区，将发展为集加工制造业、物流商贸园、生态度假村为一体的蓝绿生态城。
但他也承认，“非洲太远，容易让企业产生恐惧心理，这一点我很羡慕东南亚的经贸园区，他们有地缘优势，文化差异不大，华侨、华裔多。其实非洲也在发展，比以前好太多了。”
谁和我们一起“走出去”
商务部、财政部曾在2008年发布《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发展资金管理暂行办法》，指出由国家建立发展资金，资助经国家批准、确认、考核通过后的合作区建设。
不过，由于考核标准严厉，每年通过考核的园区不多。
年度考核的主要内容包括建设进度和工程管理，投资规模和资金使用，招商进展，对双边经贸关系的影响，重大变更，合作区的管理、服务、环保、安全、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
以招商为例，考核通过的最低标准是，每年至少有三家企业入园，或者入园企业的新增投资额需达到1000万美元。
尽管有国家补贴，但仍不足以解决境外园区的资金问题。
郑军表示，在与银行沟通时，银行基本都是让股东单位提供担保，“股东单位已经投了那么多钱，如果还担保，不是等于风险一直卸不下来吗？”
“所有问题中最难的，应该是金融服务没有‘走出去’。”郑军们也想了很多办法，比如外保内贷。
这种办法就是园区把国外形成的固定资产担保给当地银行，当地银行向国内的银行做担保，国内把贷款给当地银行，指定做园区项目。如果园区不能还贷，外国银行把园区产业收去变卖，再把钱还给中国银行。
目前，埃及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已有小额度外保内贷的成功先例，虽然没有真正把固定资产作为抵押物，而是由天津市政府做担保，“但是毕竟是好事。”郑军表示，“如果园区可以成为抵押物，我就可以轻装上阵了。”
中国最早的海外工业园早已无从追溯，但2006年中国政府开始批准“国家级境外合作区”。
如今，它们已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中外合作的重要模式，并因此得到中国领导层的关注。
2013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印度尼西亚时，两国领导人亲自见证签署了产业园区的合作协定。
2014年5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埃塞俄比亚总理海尔马里亚姆的陪同下，参观了当地的东方工业园。
2014年9月，习近平主席访问印度古吉拉特邦期间，也就工业园区项目等与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
“光靠一家企业在海外投资，会遇到各种问题。如果一批企业抱团，成功的概率就会更大。”泰中罗勇工业园开发有限公司总裁徐根罗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无论如何，海外工业园区正被寄予更多希望。中国商务部对外投资与经济合作司官员亦曾表示：“中国在全球企业园区的建设，和我国‘一带一路’的发展布局是一致的。”
中非莱基投资有限公司原董事长陈晓星也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现在需要把我们的经验带到国外，这也是一种输出，而且应该是资本、技术、管理、标准都要输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占领国际市场。”
严格的“国家级”
按照背景，目前中国的海外园区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商务部批准建立并审核的境外园区，统一称为“国家级境外经贸合作区”，如中俄托木斯克木材工贸合作区、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尼日利亚莱基自贸区、泰国罗勇工业园等。
也有一些民营企业、地方国有资本背景企业在海外进行园区建设，这类园区的数量无法统计，初步预计全球有50～100个。
中国商务部曾在2006年宣布建立50个“国家级境外经贸合作区”，“为参与招投标的投资企业，提供政策性贷款，期以在转移剩余产能的同时，还能实现外汇储备投资多元化。”
这种形式被认为可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搭建平台，提供经济可靠的海外发展场所，有利于形成贴近市场的产业链和产业集群，降低企业投资成本和经营风险。
但最终建立起来、并通过审批的仅两批19家，其中还包括因经营不善、战略失误等原因最终未通过考核确认的10家。
实际上，园区被列入商务部名单并不意味着可以得到国家政策的支持，还必须通过每年一度的考核。如果连续三次未能通过，则从名单中抹去，下一次申请考核并通过后才能重新被列入。
随着巴基斯坦海尔—鲁巴经济区因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启动、不久前退出名单，此类园区目前只有8家。
不过从2014年开始，商务部开始执行新的管理办法，不再通过中标确定园区，而是规定了四类园区的标准，建区企业可据此自查申报，通过年度考核，即可被确认为“国家级境外经贸合作区”。
虽然规定依然强调，如果连续三次不能通过考核，需要重新确认。但可预计到2015年年初，将有10家左右新的“国家级境外经贸合作区”出现。
为什么要在海外建园区
泰中罗勇工业园位于泰国罗勇府博拉当地区的331号高速公路旁，靠近首都曼谷和廉差邦深水港，由中国华立集团和泰国安美德集团合作开发。
华立集团曾是一家仪表厂。2000年，中国的电能表从机械式升级为电子式的趋势出现，华立集团决定把部分机械式电能表产能转移到泰国。
“腾出来的空间用作新型电子式电能表的研发生产，腾笼换鸟。”徐根罗说。
2002年这家探路性质的工厂开始盈利，最多时占据了泰国电表市场三分之一的份额。
就在工厂奠基动工时，泰国最大的工业地产开发商安美德集团的老板与华立集团董事局主席汪力成一拍即合，共同建设一个中国工业城。
2005年，华立集团在春武里安美德工业城购买十多亩土地“试水”。由于效益良好，次年罗勇工业园进入第一批“国家级境外经贸合作区”名录。
泰中罗勇工业园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广云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这个园区三期总体规划面积12平方公里，目前已完成一、二期。
现在，它已经被商务部研究院海外投资研究所评价为“做得最好”的海外园区之一，挤满了大大小小60家中国企业。
2002年，在尼日利亚打拼多年的国企——中国土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称“中土集团”）也有了建立园区的想法。
中土集团前身是原铁道部援外办，是坦赞铁路工程的组织者，也是非洲大陆上历史最悠久的中国企业。
现任中非莱基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时任中土集团尼日利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郑军说，因为泛非运动会和尼日利亚铁路现代化改造项目，虽然当地工程承包市场发展迅速，但原材料紧缺问题始终困扰着他。
他对本刊记者回忆：“买个水泥，就跟我们中国80年代买东西找人批条一样难。关系都走到副总统那里，找副总统弟弟帮忙写条，拿给水泥厂，才把问题解决了。”
“后来中土集团赚了点钱，就自己搞了个一平方公里的中土工业园，把需要的下游产业门窗厂、制砖厂、钢筋加工厂带进去。2002年有其他企业向我们提出：‘你们学学中国的开发区政策，把这个园区扩大点，我们也进来，不是更好吗？’”郑军说。
时任中土副总经理的陈晓星就去游说尼日利亚总统奥巴桑乔：“你知道我们中国发展这么快是因为什么？主要因为中国的经济特区政策。一小块地方带动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可以带动一个国家。”
奥巴桑乔让陈晓星做方案、选地方，“放手让你们做。”
名副其实的“特区”
2003年，有着2100万人口的拉各斯莱基半岛自贸区规划启动。 三年后，中非合作论坛召开。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提出了支持非洲发展的八项经济措施，其中包括“将在非洲设立3至5个对外经贸合作区”。借此，莱基自由贸易区被世人关注。
另一个转折是2007年6月中非发展基金正式运行，成为国内第一只专注于对非投资的股权投资基金，两年后也成为莱基自贸区的股东。不久，莱基自贸区中标成为第二批“国家级境外经贸合作区”。
海外园区落地各有原因。
泰国属于中国-东盟自贸区，也是这个自贸区中最早实现所有产品免关税的国家。
其实一些被欧美进行反倾销调查的企业，比如汽配、小家电，从中国传统途径出口有障碍。“泰国是受欧美等国家认可的、具有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可以成为中企出口的避风港。”徐根罗说，“入园企业里，50%是冲这个来的。”
“中国人口红利越来越少，但尼日利亚20岁以上到50岁以下的人口却很多，劳动力充足。尼日利亚也很重视投资，年度外商直接投资至2014年9月有90多亿美元，比南非还好。”郑军说。
除却地缘优势，东南亚国家给予园区的优惠政策，一般是效仿中国上世纪90年代对外企招商引资时施行的“两免三减半”——外商投资企业可享受自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所属纳税年度起2年免征、3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的待遇。
在泰国罗勇工业园和越南龙江工业园，企业分别可以享受“八免五减半” 和“四免九减半”的“超豪华”待遇。
在莱基自贸区，税收全部免除，园区内的产品在按原材料税率交纳关税后，就可在尼日利亚销售。企业还享有外资100%控股，利润和红利可以全额汇出尼日利亚，以及其他优惠。而单个企业很难享受这样的待遇。
效仿苏州工业园的做法，绝大多数工业园建立了一站式服务中心。这对于办事效率极低的第三世界国家来说，是一个真正的“特区”。
在罗勇工业园，从考察人员落地接机到企业注册、工业用地许可证、地契、厂房建筑许可证、验收许可证、开工证等都由工业园负责。后期企业遇到其他问题，园区要出面协调。
莱基自贸区更是建立一站式服务大楼，海关、标准局、移民局、出口加工管理局、警察局等机构官员都已入驻办公。
海外苦衷
位于柬埔寨的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也算得上是政府推动下的企业行为。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有限公司总经理戴月娥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它是江苏省红豆集团与其他四家企业联手打造的经济特区，于2006年商务部推动“国家级境外经贸合作区”后成立。
现在，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解决了1万人的就业问题。
“刚开始本地人说我们圈地建厂房，影响他们放牛，我们就耐心解释：‘建了厂房，有了工厂，你们可以过来上班，还有工资拿。’他们这才同意。来上班的工人越来越多。”她说。
工人的聚集效应日渐明显，7年前没水没电的荒凉景象现在焕然一新。不过经济特区公司总工程师还是会在一座旧庙里教中文，公司还资助柬籍优秀青年赴华研修。
莱基自贸区也已建立了“社区发展支持基金”，从自身投入工程建设的金额中拿出0.5%，用于长期支持周边社区的发展。
尽管工业园溢出效应明显，来自内外部的挑战依然很多。
入驻罗勇工业园的富通集团负责人就对《瞭望东方周刊》抱怨，园区太大，公共交通不便，导致物资采购困难。
人员的招聘和培训亦是瓶颈。“中资企业在泰国人脉少，掌握人才信息的渠道也少，很难招收到IT人员、高级技工，特别希望园区能提供一些人才信息。”他表示。
与其他园区相比，罗勇工业园已经很“幸运”。比如，巴基斯坦海尔—鲁巴经济区就曾因为用地问题而陷入停滞。
5年前，海尔—鲁巴集团要求巴政府免费或以补贴价格提供4218英亩园区用地。但巴政府最终决定，由巴财政部为国家工业区公司提供担保，后者筹资并向旁遮普省购买上述土地，再以租赁形式交由海尔—鲁巴集团使用。
该计划还规定，如该集团不愿租用这些土地，则国家工业区公司可向其他投资者出售或租赁。
谁来修路
比较而言，非洲的问题更多。
受到中国领导人特别关注的埃塞俄比亚东方工业园，曾被纳入商务部“国家级境外经贸合作区”，也因考核无法通过而暂时跌出名单。
该园区原本计划招收80家企业，最后缩减到十几家。
基础设施方面，东方工业园距最近的吉布提港800多公里，运输条件差、运输成本高，而中国援建的铁路和高速公路2016年前后才能完成。
莱基工业园也是如此。“这不像在中国，政府领导开个联席会议，现场办公，一个月电力、水力、通讯全配套好了。这里全凭自己。”郑军说。
最终，莱基自贸区自己投资兴建电厂、拓展道路、疏通河道，等等。不久前，尼日利亚国家石油公司承诺将莱基自贸区天然气管道项目作为重要议题予以讨论。
该园区入驻企业已经有37家，还有60家中外企业已经注册或签署了投资意向书，只要水、电、气配套完成，即可入驻。
虽然当地政府给了很多优惠政策，“政府把线拉上，可没电厂，因为电力设施只能满足用电量需求的三分之一;政策给了，可到了海关，人家表示是财政部给的，跟我们没关系。”郑军认为，根本原因是当地政府还没有像中国那样把经济特区作为国家发展战略。
具体表现为，经济特区缺少法律地位以及各相关部门的认同。国内开发区由政府主导，而境外合作区则完全由企业主导，双方股东的地位不对等。
“签署框架性的双边协议，加强对莱基自贸区重大问题的关注和协调，非常必要。”他总结说。
在苏州工业园，有1994年两国政府签订的《关于合作开发建设苏州工业园区的协议》。2010年，中国柬埔寨两国政府正式签订的关于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的协定，也为其发展铺平了道路。
不过郑军觉得，“有难处不等于没空间。对中国企业难，对欧美企业也难。”
按照他们的总体规划，这座相当于一个澳门大小的中国最大境外经贸合作区，将发展为集加工制造业、物流商贸园、生态度假村为一体的蓝绿生态城。
但他也承认，“非洲太远，容易让企业产生恐惧心理，这一点我很羡慕东南亚的经贸园区，他们有地缘优势，文化差异不大，华侨、华裔多。其实非洲也在发展，比以前好太多了。”
谁和我们一起“走出去”
商务部、财政部曾在2008年发布《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发展资金管理暂行办法》，指出由国家建立发展资金，资助经国家批准、确认、考核通过后的合作区建设。
不过，由于考核标准严厉，每年通过考核的园区不多。
年度考核的主要内容包括建设进度和工程管理，投资规模和资金使用，招商进展，对双边经贸关系的影响，重大变更，合作区的管理、服务、环保、安全、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
以招商为例，考核通过的最低标准是，每年至少有三家企业入园，或者入园企业的新增投资额需达到1000万美元。
尽管有国家补贴，但仍不足以解决境外园区的资金问题。
郑军表示，在与银行沟通时，银行基本都是让股东单位提供担保，“股东单位已经投了那么多钱，如果还担保，不是等于风险一直卸不下来吗？”
“所有问题中最难的，应该是金融服务没有‘走出去’。”郑军们也想了很多办法，比如外保内贷。
这种办法就是园区把国外形成的固定资产担保给当地银行，当地银行向国内的银行做担保，国内把贷款给当地银行，指定做园区项目。如果园区不能还贷，外国银行把园区产业收去变卖，再把钱还给中国银行。
目前，埃及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已有小额度外保内贷的成功先例，虽然没有真正把固定资产作为抵押物，而是由天津市政府做担保，“但是毕竟是好事。”郑军表示，“如果园区可以成为抵押物，我就可以轻装上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