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文明，我的姥爷，去世了，在襄阳的太平店镇。
　　从1935年5月，到2019年4月，八十四年的人生，风风雨雨，起起伏伏。总之，是不平静。
　　姥爷是老共产党员，在双沟、老襄阳县、太平店当过干部。为革命奋斗了几十年，没有在领导岗位上为家庭、为子女捞过一点好处，没有占公家一点便宜。相反，舍己为公的事他倒是做了不少。
　　代表单位到县里开会，六十多里的路，他宁可顶着烈日、满头大汗地骑自行车，也不搭汽车，只是为了给单位节约车费。到省城为单位跑项目，他的包里总是装满了馒头和咸菜，能吃上好几天，就是为了给公家省点用餐补助。退休后，看到单位的公厕脏了，坑槽满了，他拿起自家的扫帚、铁锹、水桶，就当起了义务清洁工，这一当就是二十年……
　　在工作中，因为过于坚持原则，有脾气，姥爷得罪过人。但是，不可否认，他为人善良，正直且无私。
　　大概两岁左右，我开始记事。成年后，脑子还时不时回想起在樊城一桥某个家属院玩耍的情景。而记忆的闸门正式打开，却是在太平店，这个汉江边的小镇，曾经的全国明星乡镇。
　　当时，我母亲是太平店中学的英语老师，之后又在当地中心小学任教。父亲是当时襄阳县报的记者、编辑，工作地点在樊城艺苑巷。因為父母分居两地，而且工作都太忙，我大部分时间和姥爷姥姥一起生活。
　　为了感谢养育之恩，长期以来，我母亲一直让我以“爷爷奶奶”称呼他们。记得有一次，姥爷抱我出门逛街，路上遇见熟人，被问到“老郝（襄阳方言读he，阳平），这是你孙娃子？”姥爷回道：“不是的，是外孙子。”我见到母亲后，就问“啥是外孙子”“为啥不是孙娃子”，心里愤愤然。
　　在姥爷姥姥家，姥爷主外，姥姥主内，中国传统家庭相处模式。读幼儿园时，每天早上，天刚亮，吃完早餐，我到家对面的小卖部，在昏黄的灯光下，掏出几分钱的零花钱，买一小包快餐面，当零食。之后，姥爷便推着老式的永久牌自行车过来，一把将我抱起来，放在前面的单杠上。他再一个横跨上车，双脚稳稳踩在脚踏上，不紧不慢地骑着，送我上学。
　　当时大概是夏天，空气里水分足，十多分钟的路程。我的双手交错扶在车把上，等到了幼儿园，我一摸手，凉凉的，原来手背上已经凝满露珠。
　　一天夜里，我的急性喉炎发作，气管壁充血严重，导致气管堵塞，无法呼吸。姥爷发现后，急匆匆把我送到镇卫生所。医生用手术刀放掉淤积的血，再给我输上液，我这才捡回一条命。
　　我上小学后，姥爷工作的单位开始制作菌种，能够长蘑菇。菌种的原料是棉絮碎屑和木头渣，必须清洗过后，塞在小开口的圆形玻璃瓶里，用木塞封上，再酒精灯或者特制高压锅高温加热杀菌后，才能往里放菌类。
　　我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姥爷经常让我给他帮忙。尤其是，他常让我注意特制高压锅上压力表，一遍遍叮嘱我别把火烧太大。我倒是不辱使命，目不转睛地盯着压力表上的指针，好长时间。
　　有一次，姥爷单位的工人们正从仓库里拿出数百个空玻璃瓶，放在家属院的空地上，用水管冲洗，准备重新使用。我当时不知道是看了《大侠霍元甲》，还是《楚留香传奇》，反正是部武侠片，一时觉得自己神功护体，能够一脚跳得老远。看着眼前大概只有脚踝般高、一人多宽、摆放整齐的长方形玻璃瓶阵，我突然有了飞越的冲动。就退后几步，冲刺，纵身一跳……
　　结果，哗啦哗啦，玻璃瓶阵被踢倒，碎了一地，我的左小腿重重磕在玻璃碴上。当我看到左小脚上，突然长出一个拇指大小的玻璃片，还有血，一下就吓晕过去。之后，我很快被送到卫生所，玻璃片取了出来，伤口上了药，那个疼。当然，没有躲过姥爷的骂。
　　就这样，我在姥爷姥姥家，度过了幼儿园、学前班和小学一、二、三年级。直到我八岁，我母亲调离了原单位，到了襄阳县政府在张湾镇的新治所，与父亲团聚，我才离开太平店，离开了和姥爷姥姥朝夕相处的生活。
　　其后，我父母和我逢年过节都会去探望姥爷姥姥。在午后，我们和姥爷沿汉江河堤逛逛，看看千年银杏树，看看老街，和中心小学以前的住处，不时还能遇见多年不见的熟人，一聊聊很久。
　　姥爷与作家李敖同岁，算是李大师的粉丝。内地还能不费力地收到凤凰卫视的时候，姥爷经常收看《李敖有话说》，和李敖一样臧否人物、月旦春秋，观点总能与众不同。每每我问及他生活过的年代，他目睹的风波，他亲历的事件，他也总能直言不讳，让记忆得以传承。
　　大概五年前，姥爷突然中风，用了不少保健品，进过不少次医院，但最终选择在家里休养。一直到今年4月20日，他突然去世。细节上难以言说，总之，他离开时，亲人环簇，神态安详。
　　灵棚搭起，安放遗体的冰柜、遗像、长明灯、香炉、花圈，置放停当，然后是哀乐声、唢呐声。我长跪在灵前，火纸一张张地烧，舍不得让盆中的火熄灭。我的姥爷，我的“爷爷”，一路走好。
　　朱科，湖北襄阳日报首席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