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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5年1月，法国受到了一连串具有一定规模的恐怖袭击：先是1月7日对《查理周刊》的袭击事件，然后袭击《查理周刊》的同伙于2天后在一家犹太餐厅内袭击并挟持人质。虽然法国警方对于激进团体采取快速调查与扫荡行动，但同年11月13日，一支独立运作的恐怖小组又对数个目标发起同步袭击，包括在圣丹尼斯足球场外的多起自杀式炸弹袭击、在巴黎市区内的几次扫射案件，以及在巴塔克兰剧院摇滚音乐会现场的袭击和人质挟持事件。本文就法国警方对恐怖袭击的处理，并整合美国警方的处置经验，在此作一呈现——
反恐联合训练，不容忽视
法国犹太餐厅袭击发生后，警方搜索突击队、国家宪兵队合作进行了攻坚行动。其中，搜索突击队派遣队员处理挟持人质事件，而国家宪兵队则将袭击《查理周刊》的恐怖分子围困在巴黎东北部的Dammartin-en-Goele。
巴塔克兰剧院，2015年11月发生人质挟持事件
由于两起事件是同一伙恐怖分子所为，因此两场攻坚行动无可避免地会彼此牵涉、影响。例如国家宪兵队一旦突入《查理周刊》袭击者所在的现场，犹太餐厅的挟持者可能会收到消息而处决人质，因此各队伍在行动时需要保持紧密的协调和联络。最终两起行动虽然都获得成功，但其间经历重重困难却凸显了不同队伍间必须要时常进行联合训练。
熟悉安保环境，是行动
的基础
在圣丹尼斯足球场袭击事件发生之前，已对进入足球场人员强化安检，恐怖分子自知无法顺利进入，便选择在场外引爆自己身上的炸弹，也因此造成较预计更少的伤亡。
对于负责足球场安检的特勤人员来说，他们完成了任务。但如果从整个反恐策略来看，这次事件显示的是，即使强化了对部分场地的安检，也无法完全预防袭击的发生，因为袭击者可能会将原来的袭击目标转移到另一个目标上。显然，面对这种另觅对象的情形，就必须从高价值目标的周边开始，以巡逻或便衣人员巡检的方式将防线向外延伸，以及时发现并阻止那些正在随机寻找目标的攻击者。
在巴塔克兰剧院挟持人质事件发生时，当恐怖分子挟持人质之后，法国警方便开始准备营救。但没想到应警方要求所送来的剧院建筑图纸太过复杂，不适合作为制定计划使用。最后只能另外靠一张较简单的平面图来拟定紧急应变计划。更出人意料的是，无论是复杂的图纸或简单的平面图，都未标示出入口处有一段向下的楼梯，这使得攻坚队伍使用移动防弹盾牌时，在推进一段很短的距离后竟然整个掉了下去。幸好在这个意外发生前，盾牌已经扎实地挡住了多达25发7.62×39mm枪弹。
这个案例表明，各个战术队伍对辖区内的可能目标，平时就要积极收集其建筑资料和平面圖，甚至争取机会在这些地点进行训练，以提升队员在这些地方行动的成效。
此外，法方的战术队员有使用防弹盾牌的习惯，这种做法在2015年的两次恐怖突击行动中被证明是有效的。除了能保证攻坚队员免于遭受敌火力直射外，当现场有爆炸物必须拆除时，盾牌也成了保障掩体。所以防弹盾牌的战术作用，值得更多警方队伍引起足够重视。
将爆炸物处置、紧急医疗等人员编入队伍，组成救援编队
在2015年初的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之时，执行任务的法国攻坚队伍中并没有专门的爆炸物处置人员，而是请求专门的爆炸物处置小队队员来协助完成任务，但当11月发生巴塔克兰剧院袭击事件时，则在攻坚部队中编入了专门的拆弹人员。这些拆弹人员对于行动的成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除了当场将被击毙恐怖分子身上的自杀式炸弹背心解除外，他们也同时负责确定现场是否还有其他爆炸物。
同样被编入当时攻坚队伍中的还有战术医疗人员，其也在行动中发挥出重要作用。攻坚队伍中的战术医疗人员在队伍突入现场后，就开始独立进行伤者的检伤分类及处理，使伤员得到及时救治。
应对暴恐行动的突击队中编入有负责战术医疗（背后有MEDECIN字样）的成员
社交网站与新闻媒体，
带来新的挑战
在犹太餐厅挟持人质事件中，法方战术队伍根据被困在犹太餐厅里人质所发表在社交网站上的信息得到相关情报，而同时，新闻媒体从同样的渠道也得到相关信息，并播报出那些不应该公开的内容，例如人质躲藏的位置等，几近使得现场状况恶化。
当犹太餐厅与Dammartin-en-Goele两处的突击行动同时被媒体报道后，恐怖分子只要打开电视，就有机会了解现场攻坚部队的位置、人力、装备，甚至行动步骤。更糟糕的是，当人质挟持者表示如果警方发起攻坚就会处决人质时，警方的拯救行动将遭遇极度的挑战。因此在当今社会，战术队伍必须考虑各类报道对其行动所造成的影响。
队员情绪创伤的抚慰
对那些亲眼目睹巴塔克兰剧院大量伤亡的战术队员来说，现场惨状是一个极难克服的心理障碍。从突入之时他们就必须不断越过现场死伤者，持续压制恐怖分子，不能停留片刻去照顾那些需要他们协助的无辜民众。那种悲惨与绝望的情景在后来的数天甚至数周内，都会成为攻坚队员难以面对的情绪负担，而且他们在事发后恐怕也不能停下来释放情绪，还要不断持续地进行追踪调查、搜索与突击行动。因此对所有面对威胁的执法人员来说，单位内部是否有充足的人力，能在处理这类高风险任务后让负责前期攻坚的队员进行必要的休整，就成了一个必须严肃应对的问题。相关单位应该考虑编成多支队伍，并建立重大事件后情绪评估与调整体系，有专门的心里疏导人员，以让那些受到心理创伤的队员情绪得到疏解。 IS枪手在美国发动袭击事件时，首先抵达现场的圣伯纳迪诺警察局警官迈克·马登曾提出，训练队员时施加宛如现场的压力是十分必要的，其所在警察局的SWAT小组在事件发生后就开始在训练中营造低光度、高噪音的环境，以模拟逼真的现场环境。
案件里抵达的第一波反应人员除马登之外，还有一位持手枪的刑警、一位同样只持手枪的摩托车警员以及一位携带霰弹枪的巡警。在他们到达事发现场的前两三分钟，匪徒已经从极近的距离连开了多达85枪，现场充满浓烟，火焰、噪声极大，使得现场执行任务的队员很难进行彼此有效的沟通，消防系统开始不停地洒水。当时马登知道己方的火力严重不足。故事发后他建议基层警员应在巡逻时装备步枪以及能够挡住步枪弹的防弹衣与保护听力的降噪耳机，并做好面对现场死伤者的心理准备。
在4名警员从值班台获得报案人员提供的“情报”，认为大概有2～3名白人或西班牙裔的枪手已经乘车离开，可能还有1人留在现场（事后证实只有2名枪手，他们在和警员交火后留下一枚改造的爆炸物，然后驾车逃逸），因此他们便从最大的会议室开始进行搜索。而在这段期间也发生了很多状况，例如队员手边没有器材可以标示那些已经搜索过的区域/房间，造成了一定混乱，破门锤竟然在冲撞厚门之后损坏，以及在女厕所逐间搜索时，发现有4名女性共同站在一个小小的马桶上，以避免脚踏在地上而被匪徒发现。试想这种情况下，如果队员当时因为紧张而做出错误的反应甚至枪械走火，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马登后来建议，如果日后警员能携带粉笔或其他标示工具，并尽快取得建筑物内相关区域钥匙，便能使搜索行动更为顺畅。
还一个问题在于，现场警员平时缺乏医疗训练，因此无法判断伤者的严重程度，以及如何搬运他们。即使在SWAT的战术医疗人员抵达现场进行检伤和伤员后送的工作后，为了使伤者尽快脱离现场，也只能在地面上拖行伤员，甚至穿过破碎的玻璃，或不小心将伤员摔在地上。直到携带了担架的队伍抵达后，伤员后送才变得更有效率，避免了许多二次伤害的发生。这显示，当多个单位同时对单一事件采取反应时，往往会造成通信不畅。而在抵达现场后，不同单位、接受过不同训练的人员都急着进行协助，如何有序、协调开展工作，并指派适当的任务也是一大难题。而其中最重要的是指定协助查证情报的人力，由于许多现场民众或旁观者都可能会向值班台报案，因此尽可能地整合这些信息，查证其正确性，并传递出去，是非常重要的。
救援队伍在训练中，
应注意事项
许多美国执法部门都已编组救援特遣队，以应对恐怖分子或其他暴力激进分子的威胁，虽然没有拟定相关的标准，但这类队伍通常是由执法人员与消防人员、医疗救护人员共同组成，以便应对复杂情况。
救援特遣队在训练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法国国家宪兵队队员正在执行任务
第一，在训练和演习中应包括执法、消防、紧急医疗，甚至报案台的值班人员。因为面对暴恐威胁需要整合性的反应，所以必须打破各单位在通联上的种种障碍，改善沟通问题，以便在事发时采取较好的反应。
第二，在训练中建立信任与协调。不同单位要能在高度压力的环境下执行合作任务，彼此必然要有足够的了解。加强整合训练，促成各单位间真正有效的交流与了解。
第三，在危險环境，各队伍要协调一致执行各自任务。在有威胁存在时，队员不该缓慢地通过敞开的门廊或宽阔的窗前，这一点对于战术队员来说是很明确的，但消防或紧急医疗人员通常不是很明白。所以在联合训练中，战术队员应该清楚地对全体人员说明，在特定区域采取某些做法可能是不安全的。只有这样做，才能使全体成员清楚自己如何面对风险环境，以及如何降低行动时的风险。
我国吸收国外的经验及教训，建立更好的应对体系与应对预案，开展有效的应对演练，是十分必要的。前车之鉴，值得重视。
编辑/王晓西
反恐联合训练，不容忽视
法国犹太餐厅袭击发生后，警方搜索突击队、国家宪兵队合作进行了攻坚行动。其中，搜索突击队派遣队员处理挟持人质事件，而国家宪兵队则将袭击《查理周刊》的恐怖分子围困在巴黎东北部的Dammartin-en-Goele。
由于两起事件是同一伙恐怖分子所为，因此两场攻坚行动无可避免地会彼此牵涉、影响。例如国家宪兵队一旦突入《查理周刊》袭击者所在的现场，犹太餐厅的挟持者可能会收到消息而处决人质，因此各队伍在行动时需要保持紧密的协调和联络。最终两起行动虽然都获得成功，但其间经历重重困难却凸显了不同队伍间必须要时常进行联合训练。
熟悉安保环境，是行动
的基础
在圣丹尼斯足球场袭击事件发生之前，已对进入足球场人员强化安检，恐怖分子自知无法顺利进入，便选择在场外引爆自己身上的炸弹，也因此造成较预计更少的伤亡。
对于负责足球场安检的特勤人员来说，他们完成了任务。但如果从整个反恐策略来看，这次事件显示的是，即使强化了对部分场地的安检，也无法完全预防袭击的发生，因为袭击者可能会将原来的袭击目标转移到另一个目标上。显然，面对这种另觅对象的情形，就必须从高价值目标的周边开始，以巡逻或便衣人员巡检的方式将防线向外延伸，以及时发现并阻止那些正在随机寻找目标的攻击者。
在巴塔克兰剧院挟持人质事件发生时，当恐怖分子挟持人质之后，法国警方便开始准备营救。但没想到应警方要求所送来的剧院建筑图纸太过复杂，不适合作为制定计划使用。最后只能另外靠一张较简单的平面图来拟定紧急应变计划。更出人意料的是，无论是复杂的图纸或简单的平面图，都未标示出入口处有一段向下的楼梯，这使得攻坚队伍使用移动防弹盾牌时，在推进一段很短的距离后竟然整个掉了下去。幸好在这个意外发生前，盾牌已经扎实地挡住了多达25发7.62×39mm枪弹。
这个案例表明，各个战术队伍对辖区内的可能目标，平时就要积极收集其建筑资料和平面圖，甚至争取机会在这些地点进行训练，以提升队员在这些地方行动的成效。
此外，法方的战术队员有使用防弹盾牌的习惯，这种做法在2015年的两次恐怖突击行动中被证明是有效的。除了能保证攻坚队员免于遭受敌火力直射外，当现场有爆炸物必须拆除时，盾牌也成了保障掩体。所以防弹盾牌的战术作用，值得更多警方队伍引起足够重视。
将爆炸物处置、紧急医疗等人员编入队伍，组成救援编队
在2015年初的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之时，执行任务的法国攻坚队伍中并没有专门的爆炸物处置人员，而是请求专门的爆炸物处置小队队员来协助完成任务，但当11月发生巴塔克兰剧院袭击事件时，则在攻坚部队中编入了专门的拆弹人员。这些拆弹人员对于行动的成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除了当场将被击毙恐怖分子身上的自杀式炸弹背心解除外，他们也同时负责确定现场是否还有其他爆炸物。
同样被编入当时攻坚队伍中的还有战术医疗人员，其也在行动中发挥出重要作用。攻坚队伍中的战术医疗人员在队伍突入现场后，就开始独立进行伤者的检伤分类及处理，使伤员得到及时救治。
社交网站与新闻媒体，
带来新的挑战
在犹太餐厅挟持人质事件中，法方战术队伍根据被困在犹太餐厅里人质所发表在社交网站上的信息得到相关情报，而同时，新闻媒体从同样的渠道也得到相关信息，并播报出那些不应该公开的内容，例如人质躲藏的位置等，几近使得现场状况恶化。
当犹太餐厅与Dammartin-en-Goele两处的突击行动同时被媒体报道后，恐怖分子只要打开电视，就有机会了解现场攻坚部队的位置、人力、装备，甚至行动步骤。更糟糕的是，当人质挟持者表示如果警方发起攻坚就会处决人质时，警方的拯救行动将遭遇极度的挑战。因此在当今社会，战术队伍必须考虑各类报道对其行动所造成的影响。
队员情绪创伤的抚慰
对那些亲眼目睹巴塔克兰剧院大量伤亡的战术队员来说，现场惨状是一个极难克服的心理障碍。从突入之时他们就必须不断越过现场死伤者，持续压制恐怖分子，不能停留片刻去照顾那些需要他们协助的无辜民众。那种悲惨与绝望的情景在后来的数天甚至数周内，都会成为攻坚队员难以面对的情绪负担，而且他们在事发后恐怕也不能停下来释放情绪，还要不断持续地进行追踪调查、搜索与突击行动。因此对所有面对威胁的执法人员来说，单位内部是否有充足的人力，能在处理这类高风险任务后让负责前期攻坚的队员进行必要的休整，就成了一个必须严肃应对的问题。相关单位应该考虑编成多支队伍，并建立重大事件后情绪评估与调整体系，有专门的心里疏导人员，以让那些受到心理创伤的队员情绪得到疏解。 IS枪手在美国发动袭击事件时，首先抵达现场的圣伯纳迪诺警察局警官迈克·马登曾提出，训练队员时施加宛如现场的压力是十分必要的，其所在警察局的SWAT小组在事件发生后就开始在训练中营造低光度、高噪音的环境，以模拟逼真的现场环境。
案件里抵达的第一波反应人员除马登之外，还有一位持手枪的刑警、一位同样只持手枪的摩托车警员以及一位携带霰弹枪的巡警。在他们到达事发现场的前两三分钟，匪徒已经从极近的距离连开了多达85枪，现场充满浓烟，火焰、噪声极大，使得现场执行任务的队员很难进行彼此有效的沟通，消防系统开始不停地洒水。当时马登知道己方的火力严重不足。故事发后他建议基层警员应在巡逻时装备步枪以及能够挡住步枪弹的防弹衣与保护听力的降噪耳机，并做好面对现场死伤者的心理准备。
在4名警员从值班台获得报案人员提供的“情报”，认为大概有2～3名白人或西班牙裔的枪手已经乘车离开，可能还有1人留在现场（事后证实只有2名枪手，他们在和警员交火后留下一枚改造的爆炸物，然后驾车逃逸），因此他们便从最大的会议室开始进行搜索。而在这段期间也发生了很多状况，例如队员手边没有器材可以标示那些已经搜索过的区域/房间，造成了一定混乱，破门锤竟然在冲撞厚门之后损坏，以及在女厕所逐间搜索时，发现有4名女性共同站在一个小小的马桶上，以避免脚踏在地上而被匪徒发现。试想这种情况下，如果队员当时因为紧张而做出错误的反应甚至枪械走火，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马登后来建议，如果日后警员能携带粉笔或其他标示工具，并尽快取得建筑物内相关区域钥匙，便能使搜索行动更为顺畅。
还一个问题在于，现场警员平时缺乏医疗训练，因此无法判断伤者的严重程度，以及如何搬运他们。即使在SWAT的战术医疗人员抵达现场进行检伤和伤员后送的工作后，为了使伤者尽快脱离现场，也只能在地面上拖行伤员，甚至穿过破碎的玻璃，或不小心将伤员摔在地上。直到携带了担架的队伍抵达后，伤员后送才变得更有效率，避免了许多二次伤害的发生。这显示，当多个单位同时对单一事件采取反应时，往往会造成通信不畅。而在抵达现场后，不同单位、接受过不同训练的人员都急着进行协助，如何有序、协调开展工作，并指派适当的任务也是一大难题。而其中最重要的是指定协助查证情报的人力，由于许多现场民众或旁观者都可能会向值班台报案，因此尽可能地整合这些信息，查证其正确性，并传递出去，是非常重要的。
救援队伍在训练中，
应注意事项
许多美国执法部门都已编组救援特遣队，以应对恐怖分子或其他暴力激进分子的威胁，虽然没有拟定相关的标准，但这类队伍通常是由执法人员与消防人员、医疗救护人员共同组成，以便应对复杂情况。
救援特遣队在训练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在训练和演习中应包括执法、消防、紧急医疗，甚至报案台的值班人员。因为面对暴恐威胁需要整合性的反应，所以必须打破各单位在通联上的种种障碍，改善沟通问题，以便在事发时采取较好的反应。
第二，在训练中建立信任与协调。不同单位要能在高度压力的环境下执行合作任务，彼此必然要有足够的了解。加强整合训练，促成各单位间真正有效的交流与了解。
第三，在危險环境，各队伍要协调一致执行各自任务。在有威胁存在时，队员不该缓慢地通过敞开的门廊或宽阔的窗前，这一点对于战术队员来说是很明确的，但消防或紧急医疗人员通常不是很明白。所以在联合训练中，战术队员应该清楚地对全体人员说明，在特定区域采取某些做法可能是不安全的。只有这样做，才能使全体成员清楚自己如何面对风险环境，以及如何降低行动时的风险。
我国吸收国外的经验及教训，建立更好的应对体系与应对预案，开展有效的应对演练，是十分必要的。前车之鉴，值得重视。
编辑/王晓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