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21世纪之初美国对缅甸政策波折不断,在认识到制裁失败的基础上,凭借务实性接触,美缅关系得以全面回暖,但随即美国对缅甸特定人群和目标采取了针对性制裁,直至当前重拾全面制裁的“大棒”.经历了如此的循环往复,美国对缅甸政策大有“回到过去”之势.美国对缅甸政策在“制裁”与“接触”两端摇摆不定,“不完全制裁+不完全接触”混合并存一直存在于其政策调整之中.这种特点源于美国对缅甸政策深层次因素的长期影响,其内在的“两难”在拜登政府期间日益凸显且难以纾解,美国对缅甸政策选择的空间进一步缩窄.面对纷纷攘攘的周边变局,中国应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1世纪之初美国对缅甸政策波折不断,在认识到制裁失败的基础上,凭借务实性接触,美缅关系得以全面回暖,但随即美国对缅甸特定人群和目标采取了针对性制裁,直至当前重拾全面制裁的“大棒”.经历了如此的循环往复,美国对缅甸政策大有“回到过去”之势.美国对缅甸政策在“制裁”与“接触”两端摇摆不定,“不完全制裁+不完全接触”混合并存一直存在于其政策调整之中.这种特点源于美国对缅甸政策深层次因素的长期影响,其内在的“两难”在拜登政府期间日益凸显且难以纾解,美国对缅甸政策选择的空间进一步缩窄.面对纷纷攘攘的周边变局,中国应积极寻求拓展周边外交,确保中缅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
其他文献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西方学术界开始进一步反思学术研究方法与理论的去殖民化与去西方中心化.作为西方殖民扩张的产物,越南研究的发展历程与实践为西方研究的学科去殖民化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思路.本文将批判性地回顾西方越南研究的学术史,分析在东方学、区域研究框架下,国际权力格局、意识形态等因素对越南研究的影响、视角偏差和伦理困境.本文认为,学科去殖民化的进程推动了西方越南研究模式的变革,从国家直接干预的区域研究转向为多元的跨学科交流平台,丰富了西方越南研究的议题、研究过程与研究成果质量.虽然意识形态对立和西方中心的社会
力量不对称的同盟是当今世界诸多双边或多边同盟的常态,而非对称同盟中更弱小的一方基于有限实力和安全需求的考虑,通常都会依赖同盟大国的保护,为此在对外政策中更多地选择追随同盟大国的行为.然而,国际政治的历史和现实却一再表明,非对称同盟中的小国也可能表现出与常规认知相反的、针对其更强大盟友的外交疏离行为,也即在不对称同盟内部可能存在比常规矛盾更加深刻的问题.本文从盟友之间的战略分歧、收益落差及需求差异,盟国自身的内政变化,以及同盟外部威胁的弱化三个层面分析非对称同盟内小国对大国的“外交疏离”现象,并结合美国与菲
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浪潮下,欧盟较早提出碳中和目标并将绿色发展作为一项兼具政策制定、技术迭代、产业转型、社会变革、意识形态建设的“系统性工程”和打造“竞争优势”的重要路径.通过对欧盟绿色发展的分析发现,多年来欧盟强化法律和政策保障,树立绿色发展目标、设置市场规则、规制企业行为,提出一系列转型目标和发展规划,同时在国际气候政策中扮演着先锋作用;注重支持绿色技术创新,建立多样的研发机制,投入大量公共财政以实现绿色技术的更新迭代;塑造自给自足的绿色产业链体系,打通产业链各环节,逐步形成适用未来的绿色产业链体系;
近年来,中国的人类学和民族学学者在东南亚社会与文化研究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但是,时至今日,中国的东南亚人类学研究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在于,该领域的三大研究板块即东南亚华人研究、跨界民族研究和东南亚各国主体社会研究之间缺乏理论对话,导致学科碎片化而对东南亚的整体认知不足,学科知识积累和理论创新遇到瓶颈.本文在评述该领域代表性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推进东南亚人类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需要从经验现象、方法和理论三个方面对东南亚人类学的研究对象进行整合,并通过比较和理论对话形成对东南亚的整体认知,建立具有中国意识、区域视
当前,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的投资项目已成为国际合作的亮点之一,但这些投资项目也面临诸多政治风险的挑战.既有研究对“一带一路”政治风险的分类及其生成逻辑分析有所不足.大国博弈、政党政治以及“央地”矛盾等三重政治博弈是影响东道国政府行为选择的重要因素,这三重政治博弈触发了东道国政府的利益和权力运行方式,政府和执政党会以“支持”“背叛”等态度表达对“一带一路”的立场倾向,以期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获取执政合法性、追求或巩固执政地位以及扩大执政权力等目标.本文以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计划和森林城市项目为案例,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