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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读碑窠石图》相传由五代时期李成和王晓合作所画，其中李成画树石，王晓补人物。本文根据史料记载及相关文献，结合图示分析法，对李成、王晓《读碑窠石图》中画面人物形象进行深度解析，以加深对作品及作者的理解。
【关键词】李成；王晓；读碑窠石图；骑驴老者
【中图分类号】J212 【文献标识码】A
《读碑窠石图》，轴，绢本，墨色（图1-1），为五代时期李成与王晓合作而画，此种论断主要是依据南宋周密《云烟过眼录》和元代夏文彦《图绘宝鉴》而判断的：周密和夏文彦都提到《读碑窠石图》由李成与王晓合作而完成，如今已成为一种普遍认识。画面表现了荒寒萧索的冬日山东平原郊外，数株如蟹爪般的乔木张牙舞爪林立于土冈上，掩映着一形制古朴的石碑。石碑立于石龟上，碑前一清风道古的老者戴笠骑骡上，正凝视着石碑，旁边一侍童执杖随行在老者前旁。图中残碑上原有“李成画树石，王晓补人物”二行字，但现存《读碑窠石图》已无此二行小字，因此被鉴定为摹本。
《读碑窠石图》相传由李成和王晓合作所画，其中李成画树石，王晓补人物。史料及各大著作中对王晓此人的相关记载非常有限，传世作品仅与李成合作所画《读碑窠石图》，因此，无论是从传世作品的数量、作品的影响力还是史料的相关记载来看，王晓都不及李成。通常在介绍《读碑窠石图》时大多倾向于将主要作者归为李成，而很少有人会考虑到王晓的重要贡献。如果没有王晓所补画的人物，从独立意义上来说，这幅传世名画或许就只是一幅独立的山水画作品，也仅仅只能代表李成的个人风格。读碑的老者和持杖而立的侍童不仅仅是作为丰富画面的意义而存在，同时在视觉机制上建立了山水与人物之间的客观联系，这种联系既从文学意义上也从绘画意义上提高了画面的视觉表现性，无形中增添了画面的精神内涵。观者在解读作品时将主动透过对象看到它所具有的历史意义和文化语境；而“骑驴的老者”这一人物形象具有丰富的文化意义，假设单独解读李成的枯木寒林和解读有人物的枯木寒林，这两种解读对图像的理解将会朝着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也就是说，王晓所补画的人物使观者在解读的内容上将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也因此使这幅画具有了更多有待解读的内容，因此，我认为王晓对这幅画所作的巨大贡献是不容忽视的。
《读碑窠石图》画面右侧刻画了一老者骑驴正聚精会神地观看碑文的形象，旁边一侍童持杖而立。从李成寥寥可数的几幅传世作品中可以看出，李成个人非常偏爱“骑驴的老者”这一人物形象。无独有偶，无论是在《读碑窠石图》还是李成其他作品中，如李成《寒林骑驴图》，都能见到这一特定形象，虽然两幅画在动态和表现技巧上有所差异，但是表现的都是荒野郊外骑驴的老者形象，而耐人寻味的是，李成何以偏爱表现这一题材？
驴子本非中原之物，两汉时期才进入中原，其形状似马，但不似马这般吃苦耐劳，经不起长途跋涉，因此后来一般作为家畜饲养。但在将任情任性发挥到极致的魏晋风流时代，也有名士以学“驴鸣”来表达对友人的悼念之情，如《世说新语·伤逝》载：“王仲宣喜欢驴的鸣叫声，魏文帝参加他的葬礼时，对同来的宾客说，仲宣喜欢驴的鸣叫声，可以作一声以表送别，众宾客皆作驴鸣。”魏晋时期是人的高度自觉化时期，任情任性、放诞不羁是当时名士特有的个人风采，学驴鸣以悼念友人在当时同样带有惊世骇俗的色彩。
其次，诗人骑驴的形象更带有豪放不羁、自由洒脱的个性象征。据《唐才子传》载：白浮游四方，欲登华山，乘醉跨驴经县治，宰不知，怒，引至庭下曰：“汝何人，敢无礼！”白供状不书姓名，曰：“曾令龙巾拭吐，御手调羹，贵妃捧砚，力士脱靴。天子门前，尚容走马；华阴县里，不得骑驴。”宰惊愧，拜谢曰：“不知翰林至此。”白长笑而去。此时诗人李白刚辞掉待诏翰林的官职，摆脱掉宫廷生活的羈绊和束缚，准备云游四方，醉时骑驴经过一个小县城，可是就因为骑着“毛驴”而被怒斥，这不仅一方面反映出毛驴这种动物是登不得大雅之堂的，通常只作为寒士阶层的坐骑；另一方面，从李白骑驴的故事中我们看到一个不畏权贵、自由洒脱的知识分子形象，同时带有豪放不羁的魏晋名士风流色彩。在李成身上，同样具有文人士大夫特有的不事权贵、不卑躬屈膝的气节，李成拒绝孙四晧的故事虽未得到考证，且有矛盾之处，但是反映了李成作为文人知识分子想要与地位低下的职业画师划清界限的决心；另一方面，具有深厚知识素养的李成与一般画工完全不同，“虽游心艺事，然适意而已”，李成作画即是出于超功利的目的，将画画作为贻养性情的爱好所在，也即倪瓒所说的“自娱”。李成始终坚守着自己的气节，同时能做到不事权贵，“不为五斗米折腰”，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由此可见，李成喜爱表现“老者骑驴”的形象与自身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老者骑驴”形象也是李成对强权的无声反抗和内心气节的表现。
第三，诗人或老者骑驴形象同时带有落拓不偶、壮志难酬的象征意味。陆游《剑门道中遇微雨》写道：“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销魂。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陆游是南宋诗人，从小立志报国，然而年近半百才得以奔赴前线，过上一段“金戈铁马”的军旅生活，旋即又要去后方充任闲职，此时正值诗人由前线（今陕西汉中）调回成都（今四川），由战地转为大都市，是去危就安，去劳就逸，因此，诗人“细雨骑驴入剑门”的形象其实是对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无奈和感慨，带有落拓不偶、壮志难酬的意味。李成当时的境遇与陆游有着相似之处，作为唐宗室后裔的李成从小家学渊源深厚，祖父与父亲都曾做官，二人都以儒学文史的修养而闻名于时。李成自幼耳濡目染，博涉经史，胸怀大志，可惜“屡举不第，竟无所成”。长期的仕途失意使李成嗜酒成性，无法自拔，每日酣饮大醉，最后醉死陈州，年仅四十九岁。李成一生穷困潦倒，到了中年仍“一事无成”，空有雄心抱负而郁郁不得志，老者骑驴的形象与李成的身世不谋而合，其实是李成对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慨叹、同时借这一形象抒发心中的苦闷之情。 第四，骑驴通常代表着寒士阶层和财力不足的象征。富人通常骑马，贫民财力不足是以骑驴，且在诗词中，他们常常骑的是蹇驴，也就是跛脚的驴，更是清贫。如白居易《伤友》：“蹇驴避路立，肥马当风嘶”，苏轼《和子由渑池怀旧》有：“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由此可见，富人骑马具有身份地位的象征，蹇驴甚至驴子则是寒士阶层普遍的象征。李成一生并未充任公职，几次与仕途失之交臂，尤其是李成从小以儒道自业，内心中具有文人知识分子不可磨灭的傲骨，本想建功立业，无奈一再受挫，晚年甚至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无论是经济上还是精神上李成都属于“寒士阶层”，李成以“老者骑驴”自喻，其实是对自己境遇的自嘲，每日醉酒更是对现实生活的逃避，所以“老者骑驴”的形象正是作者当时穷困潦倒境况的真实写照。
综上所述，李成《读碑窠石图》中“骑驴的老者”形象具有三个方面的含义： 首先，老者骑驴是作者不事权贵、坚守自我的个性象征；其次，老者骑驴形象同时带有落拓不偶、壮志难酬的象征意味，老者骑驴的形象与李成的身世不谋而合，李成借此来比喻自己空有一身才气而无处施展雄心抱负的无奈；第三，“骑驴的老者”其实是李成以此自喻，从侧面反映出李成当时生活的艰难和穷困。总而言之，李成《读碑窠石图》中作者安排的人物形象主要是根据当时文化背景下人物所具有的特定含义，以此来借喻自身，反映自己的境遇和当下的处境，以此体现个人的价值理想和精神追求。
参考文献：
[1]于安澜，撰.画品丛书1[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
[2][南宋]刘义庆，著，杨牧之，胡友鸣，選译.世说新语[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
[3][元]文辛房，著，王大安，校订.唐才子传[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
[4][美]潘诺夫斯基（Panofsky，E.），傅志强，译.视觉艺术的含义[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5][美]方闻，著，李维琨，译.心印·中国书画风格与结构分析研究[M].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
[6]何惠鉴.李成略传：李成与北宋山水画之主流[J].朵云，1994（4）：5-21.
[7]李裕民.李成生平与家世考[J].美术研究，2000（4）：61-64.
作者简介：曾露（1992-），女，汉族，湖南衡阳人，现为广州市增城区中新镇第二小学，美术教师。
【关键词】李成；王晓；读碑窠石图；骑驴老者
【中图分类号】J212 【文献标识码】A
《读碑窠石图》，轴，绢本，墨色（图1-1），为五代时期李成与王晓合作而画，此种论断主要是依据南宋周密《云烟过眼录》和元代夏文彦《图绘宝鉴》而判断的：周密和夏文彦都提到《读碑窠石图》由李成与王晓合作而完成，如今已成为一种普遍认识。画面表现了荒寒萧索的冬日山东平原郊外，数株如蟹爪般的乔木张牙舞爪林立于土冈上，掩映着一形制古朴的石碑。石碑立于石龟上，碑前一清风道古的老者戴笠骑骡上，正凝视着石碑，旁边一侍童执杖随行在老者前旁。图中残碑上原有“李成画树石，王晓补人物”二行字，但现存《读碑窠石图》已无此二行小字，因此被鉴定为摹本。
《读碑窠石图》相传由李成和王晓合作所画，其中李成画树石，王晓补人物。史料及各大著作中对王晓此人的相关记载非常有限，传世作品仅与李成合作所画《读碑窠石图》，因此，无论是从传世作品的数量、作品的影响力还是史料的相关记载来看，王晓都不及李成。通常在介绍《读碑窠石图》时大多倾向于将主要作者归为李成，而很少有人会考虑到王晓的重要贡献。如果没有王晓所补画的人物，从独立意义上来说，这幅传世名画或许就只是一幅独立的山水画作品，也仅仅只能代表李成的个人风格。读碑的老者和持杖而立的侍童不仅仅是作为丰富画面的意义而存在，同时在视觉机制上建立了山水与人物之间的客观联系，这种联系既从文学意义上也从绘画意义上提高了画面的视觉表现性，无形中增添了画面的精神内涵。观者在解读作品时将主动透过对象看到它所具有的历史意义和文化语境；而“骑驴的老者”这一人物形象具有丰富的文化意义，假设单独解读李成的枯木寒林和解读有人物的枯木寒林，这两种解读对图像的理解将会朝着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也就是说，王晓所补画的人物使观者在解读的内容上将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也因此使这幅画具有了更多有待解读的内容，因此，我认为王晓对这幅画所作的巨大贡献是不容忽视的。
《读碑窠石图》画面右侧刻画了一老者骑驴正聚精会神地观看碑文的形象，旁边一侍童持杖而立。从李成寥寥可数的几幅传世作品中可以看出，李成个人非常偏爱“骑驴的老者”这一人物形象。无独有偶，无论是在《读碑窠石图》还是李成其他作品中，如李成《寒林骑驴图》，都能见到这一特定形象，虽然两幅画在动态和表现技巧上有所差异，但是表现的都是荒野郊外骑驴的老者形象，而耐人寻味的是，李成何以偏爱表现这一题材？
驴子本非中原之物，两汉时期才进入中原，其形状似马，但不似马这般吃苦耐劳，经不起长途跋涉，因此后来一般作为家畜饲养。但在将任情任性发挥到极致的魏晋风流时代，也有名士以学“驴鸣”来表达对友人的悼念之情，如《世说新语·伤逝》载：“王仲宣喜欢驴的鸣叫声，魏文帝参加他的葬礼时，对同来的宾客说，仲宣喜欢驴的鸣叫声，可以作一声以表送别，众宾客皆作驴鸣。”魏晋时期是人的高度自觉化时期，任情任性、放诞不羁是当时名士特有的个人风采，学驴鸣以悼念友人在当时同样带有惊世骇俗的色彩。
其次，诗人骑驴的形象更带有豪放不羁、自由洒脱的个性象征。据《唐才子传》载：白浮游四方，欲登华山，乘醉跨驴经县治，宰不知，怒，引至庭下曰：“汝何人，敢无礼！”白供状不书姓名，曰：“曾令龙巾拭吐，御手调羹，贵妃捧砚，力士脱靴。天子门前，尚容走马；华阴县里，不得骑驴。”宰惊愧，拜谢曰：“不知翰林至此。”白长笑而去。此时诗人李白刚辞掉待诏翰林的官职，摆脱掉宫廷生活的羈绊和束缚，准备云游四方，醉时骑驴经过一个小县城，可是就因为骑着“毛驴”而被怒斥，这不仅一方面反映出毛驴这种动物是登不得大雅之堂的，通常只作为寒士阶层的坐骑；另一方面，从李白骑驴的故事中我们看到一个不畏权贵、自由洒脱的知识分子形象，同时带有豪放不羁的魏晋名士风流色彩。在李成身上，同样具有文人士大夫特有的不事权贵、不卑躬屈膝的气节，李成拒绝孙四晧的故事虽未得到考证，且有矛盾之处，但是反映了李成作为文人知识分子想要与地位低下的职业画师划清界限的决心；另一方面，具有深厚知识素养的李成与一般画工完全不同，“虽游心艺事，然适意而已”，李成作画即是出于超功利的目的，将画画作为贻养性情的爱好所在，也即倪瓒所说的“自娱”。李成始终坚守着自己的气节，同时能做到不事权贵，“不为五斗米折腰”，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由此可见，李成喜爱表现“老者骑驴”的形象与自身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老者骑驴”形象也是李成对强权的无声反抗和内心气节的表现。
第三，诗人或老者骑驴形象同时带有落拓不偶、壮志难酬的象征意味。陆游《剑门道中遇微雨》写道：“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销魂。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陆游是南宋诗人，从小立志报国，然而年近半百才得以奔赴前线，过上一段“金戈铁马”的军旅生活，旋即又要去后方充任闲职，此时正值诗人由前线（今陕西汉中）调回成都（今四川），由战地转为大都市，是去危就安，去劳就逸，因此，诗人“细雨骑驴入剑门”的形象其实是对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无奈和感慨，带有落拓不偶、壮志难酬的意味。李成当时的境遇与陆游有着相似之处，作为唐宗室后裔的李成从小家学渊源深厚，祖父与父亲都曾做官，二人都以儒学文史的修养而闻名于时。李成自幼耳濡目染，博涉经史，胸怀大志，可惜“屡举不第，竟无所成”。长期的仕途失意使李成嗜酒成性，无法自拔，每日酣饮大醉，最后醉死陈州，年仅四十九岁。李成一生穷困潦倒，到了中年仍“一事无成”，空有雄心抱负而郁郁不得志，老者骑驴的形象与李成的身世不谋而合，其实是李成对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慨叹、同时借这一形象抒发心中的苦闷之情。 第四，骑驴通常代表着寒士阶层和财力不足的象征。富人通常骑马，贫民财力不足是以骑驴，且在诗词中，他们常常骑的是蹇驴，也就是跛脚的驴，更是清贫。如白居易《伤友》：“蹇驴避路立，肥马当风嘶”，苏轼《和子由渑池怀旧》有：“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由此可见，富人骑马具有身份地位的象征，蹇驴甚至驴子则是寒士阶层普遍的象征。李成一生并未充任公职，几次与仕途失之交臂，尤其是李成从小以儒道自业，内心中具有文人知识分子不可磨灭的傲骨，本想建功立业，无奈一再受挫，晚年甚至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无论是经济上还是精神上李成都属于“寒士阶层”，李成以“老者骑驴”自喻，其实是对自己境遇的自嘲，每日醉酒更是对现实生活的逃避，所以“老者骑驴”的形象正是作者当时穷困潦倒境况的真实写照。
综上所述，李成《读碑窠石图》中“骑驴的老者”形象具有三个方面的含义： 首先，老者骑驴是作者不事权贵、坚守自我的个性象征；其次，老者骑驴形象同时带有落拓不偶、壮志难酬的象征意味，老者骑驴的形象与李成的身世不谋而合，李成借此来比喻自己空有一身才气而无处施展雄心抱负的无奈；第三，“骑驴的老者”其实是李成以此自喻，从侧面反映出李成当时生活的艰难和穷困。总而言之，李成《读碑窠石图》中作者安排的人物形象主要是根据当时文化背景下人物所具有的特定含义，以此来借喻自身，反映自己的境遇和当下的处境，以此体现个人的价值理想和精神追求。
参考文献：
[1]于安澜，撰.画品丛书1[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
[2][南宋]刘义庆，著，杨牧之，胡友鸣，選译.世说新语[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
[3][元]文辛房，著，王大安，校订.唐才子传[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
[4][美]潘诺夫斯基（Panofsky，E.），傅志强，译.视觉艺术的含义[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5][美]方闻，著，李维琨，译.心印·中国书画风格与结构分析研究[M].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
[6]何惠鉴.李成略传：李成与北宋山水画之主流[J].朵云，1994（4）：5-21.
[7]李裕民.李成生平与家世考[J].美术研究，2000（4）：61-64.
作者简介：曾露（1992-），女，汉族，湖南衡阳人，现为广州市增城区中新镇第二小学，美术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