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货币的印制从来都是一件慎之又慎的事情，一般不会让别国来插手。但是，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政府却曾请苏联帮助印制第二套人民币中3种面额最大的纸币。为什么要印制新人民币？当时我国政府为什么要把如此重要的事情请苏联去做？这中间经历了哪些曲折？
　　请苏联代印新币
　　新中国成立后，短短3年间，战争给国民经济带来的影响已迅速消除。但是，由于解放前连续多年恶性通货膨胀遗留的影响，第一套人民币的面额较大（最大为5万元），单位价值较低。而且，这套人民币是在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的条件下印制的，纸张质量较差，券别种类繁多（共12种面额62种版别），文字说明单一，票面破损较严重。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进—步健全货币制度，我国政府作出了改革币制的决定，但受当时物质和技术条件的限制，只好请“老大哥”帮忙。
　　周恩来亲自指挥
　　解密档案显示，1952年4月初，我国的第一套人民币仅流通了3年零4个月，但发行新人民币的准备工作已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当时，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亲赴莫斯科，于4月6日与苏联方面谈妥了代印人民币的意向。
　　到1953年2月初，中苏双方在莫斯科就代印人民币问题进行了30多次会谈，并陆续就印样、数量、交货时间及苏方供应的印钞纸等事项签订合同。到1957年最后一批拾元券运抵满洲里，整个代印人民币的工作持续了5年。其间，中苏双方的商谈和有关事项的签约，周恩来总理亲自指挥了全过程。
　　满洲里交接严加警卫
　　苏方代印的人民币全部如期完成，其中有1.6亿张三元券还应中方要求提前了4个月。自1953年9月底起，装有成箱人民币的列车一次次从莫斯科开出，前往满洲里。货物品名被写成“技术装备”，发货者是苏联木材公司，收货方为满洲里入口公司。“全部车辆严加警卫，护送至我站台。”中苏双方的交接在满洲里火车站的列车上进行。
　　每批次人民币启运前，苏方都详细提供装箱数、总重量、箱子规格和体积等数据，让中国国内做好接运准备。1953年9月底，当首批三元券即将启运时，苏方特别提醒：“希望中方多准备诚实可靠的接收人员及警卫人员以及搬运工人。但对他们应严守秘密，不能讲出箱中所递为何物。”
　　为慎重起见，交货都在白天进行，以免出意外。“接运车辆应选最好者，不能有裂缝及漏水口，车厢两端应有小平台，供警卫人员站立之用。在中国境内运送时，切勿泄露苏联财政部或国家银行字样。”对于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经验还不足的“小兄弟”，苏方确实展现了“老大哥”的风度。到1957年拾元券全部交清，中苏双方共在满洲里交接人民币9批次。
　　此外，人民币的交接中出现过一个小插曲。1954年7月5日，苏联木材公司经理在五元券即将启运时，向我使馆诚实告白：“承印之三元券时已完成所规定之任务，但因有一工厂超额印就95万张，因此数巨大，故建议仍运交你方。对于这批擅自印制的三元券，南汉宸行长很快答复同意“运交我方”。
　　在苏联“老大哥”的帮助下，新中国有了自己的第一套采用胶凹套印，版纹深、墨层厚、有较好的反假防伪功能的精致货币。
　　（摘自《中国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