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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战国策士辞令影响深远，尤其对后世文学起到重大的历史推动作用，在散文、诗歌题材中“痕迹”可寻，然而通过历史反观，最终战国策士辞令的消亡也是必然。针对这一特殊的消亡文体，将作客观的历史审视，并梳理其在消亡过程中对中国古代文学发展所起到的作用。
关键词：策士辞令；影响；消亡
作者简介：梅伟（1986-），男，汉族，河南驻马店人，郑州成功财经学院文传系助教，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先秦两汉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7-0-02
战国策士辞令虽然进入秦汉后渐趋消亡，但纵观我国古代散文史，其影响不小。无论是两汉散文还是唐宋古文，抑或晚明小品文，都或多或少受到战国策士辞令的影响。
《史记》作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不朽巨著，被鲁迅先生赞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对后世影响深远。然而，对《史记》有着重要影响的则是战国策士辞令。作为战国策士辞令集合记录的《战国策》，在战国时期就以《国策》、《短长》等名物出现，太史公在《史记》的写作过程中，战国策士辞令文风更是随处可见。纵横捭阖、汪洋恣肆的文学风格对《史记》的影响最大，明代方孝孺《与舒君书》对《史记》的文风做了概述：“夫所谓达者，如决江河而注之海，不劳余力，顺流直趋，终焉万里。势之所触，裂山转石，襄陵荡壑，鼓之如雷霆，蒸之如烟云，登之如太空，攒之如绮縠，回旋曲折，抑扬喷伏，而不见艰难辛苦之态，必至于极而后止。此其所以为达也，而岂易哉。”
如此奔放、浩荡的文风在《史记》前可以追溯到战国策士辞令，虽然同时代的《庄子》也有着类似的文风，但是策士辞令表现得最为明显。所以，《史记》继承且弘扬了战国策士辞令带来的一代文风。
一、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战国策士辞令在语言上对《史记》影响较大。《史记》虽为史书，但已从记事转为重点记人。在大量的列传中对人物进行细致刻画，最为传神的是对历史人物进行语言描写。如《项羽本纪》中对项羽这位盖世英雄的描写，在项羽垓下被围、四面楚歌时，司马迁用了一句话非常传神地刻画了这位千古人物，“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也，非战之罪。”今日虽困于此地是上天准备灭亡我，而不是战争的罪过，知道生命就要面临最后的结局，项羽毅然故我，只认可天而不否定自己。这样极具性格的语言在战国策士辞令中随处可寻，如苏秦在《苏秦始将连横》中的说辞：“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盖可忽乎哉？”既表明自己对功名富贵的追求，又说明本非自己如此，而是社会风气使然，表明看似感慨世态炎凉实则毫不掩饰对富贵的态度。这样的例证在战国策士辞令都能有迹可循。
同时，司马迁在对人物树传的过程中，对于战国策士通常把他们的辞令部分或全部的摘录，由此可见司马迁对辞令的认可和欣赏。如《史记·李斯列传》中就把李斯的《谏逐客书》全部摘录，《苏秦列传》《张仪列传》等部分战国策士列传都有着这样的摘录。在摘录过程当中，司马迁笔下的《史记》不知不觉中已经打上战国策士辞令的烙印。
战国策士辞令本身的散文艺术，在技法上不仅对《史记》影响很大，而且对整个两汉文学都有着重要影响。西汉邹阳的代表作《狱中上梁王书》，文中大量史实，并以排比铺陈的技法营造宏大气势，可谓战国辩丽文风之延续。贾谊的《过秦论》上中下三篇，虽是论说秦亡成因，确是极度铺张渲染，纵横捭阖之气势直追战国策士辞令，仅就技法而言，《过秦论》不但继承了策士辞令的文风，而且发展为我国古代散文史上的一座高峰，充分说明了策士辞令的影响力和文学价值。
无论是内容上还是主题上，战国策士辞令主要是针对当时政治、战争及民情现状进行展开。直言之，多是国家大事，具有“史”的写实性，这也对后世历史散文有着重要影响。
战国策士辞令虽是散文文体，对后世诗歌依然有着浓重的影响痕迹。陈柱在《中国散文史》中谈到：“太冲诗，雄健英奇，近于纵横家。”又说：“太白之诗超然飞腾，不愧仙才，是为纵横家之诗。”无论是两晋诗坛，还是盛唐气象，在诗歌的创作领域，很多诗人在无意挥毫之间体现出战国策士辞令的余韵。
左思作为西晋洛阳才子，虽出身贫寒，相貌丑陋，却是志向远大，视名利如粪土，看富贵如浮云，其诗歌代表作《咏史》表达了壮志难酬却不畏红尘的豪气。《咏史》作为左思的心声，感情充沛，气势雄健，虽然抒发内心苦闷，但是丝毫没有流露沮丧颓废情调，虽有一丝悲凉却不失慷慨豪气。虽然看似接近建安风骨，实则是接续战国策士纵横辞令。被杜甫赞誉的“鲍参军”鲍照更是在是诗歌中直接表达对功名的向往，与苏秦“取卿相之尊”同出一辙，其俊逸慷慨的诗风很容易使后人想到战国策士天下时的意气高歌。
李白诗歌很好承袭了战国策士辞令的纵横捭阖。李白不仅在诗风上接续策士辞令，而且在诗歌中更是直接表达对战国高义策士鲁仲连的崇拜和向往。在《别鲁颂》中李白写道：“谁道泰山高，下却鲁连节。谁云秦军众，摧却鲁连舌。独立天地间，清风洒兰雪。夫子还倜傥，攻文继前烈。错落石上松，无为秋霜折。赠言镂宝刀，千岁庶不灭。”直言鲁仲连所建功业虽历经千年而依旧被后人传诵，重点是突出“鲁连节”，气节之高远比泰山，充分彰显鲁仲连作为策士的气节之美，尤其“独立天地间，清风洒兰雪。”一句，更是进一步放大了鲁仲连的形象，独自一人立于天地之间，清风吹拂兰雪，那是怎样的意境？在“诗仙”李白看来，鲁仲连就是这一形象，气节高远，不染尘埃，在清风舞动白雪之际挺拔于天地之间，鲁仲连作为策士所彰显的飘逸之美在离开这里达到圆融无碍的最高境界。李白的其他作品如《蜀道难》《行路难》等都有着战国策士辞令的遗风。
战国策士辞令的出现为后世诗歌内容的丰富起到推动作用。古代诗歌中抒发的壮志豪情不仅是作者的真情流露，更是一个时代精神风貌的体现，所以，通过战国策士辞令对后世诗歌的影响的探讨可以很好梳理古代诗歌发展史的脉络。 战国策士辞令是征战不止的战国大背景下的产物，它的出现可谓与时俱进、应运而生。同样，随着秦一统六国、汉承秦制绵延四百余载，在历史长河的前进中，战国策士辞令渐趋消亡。明人茅一相《题词评<曲藻>后》曰：“夫一代之兴，必生妙才；一代之才，必有绝艺：春秋之辞命，战国之纵横，以至汉之文，晋之字，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是皆独擅其美而不得相兼，垂之千古而不可泯灭者。”此段文字真属不刊之论，无论历史上何种绝艺纵然一时独具奇美，然而终将随着时代更迭而终至泯灭。茅一相用汉文、晋字、唐诗、宋词、元曲与战国纵横媲美，充分肯定了战国纵横策士辞令的文学价值。纵横策士辞令属于战国策士辞令的范畴，侧面也印证战国策士辞令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二、策士辞令的消亡
作为战国时代的绝响，策士辞令的兴盛是和时代分不开的。明方孝孺《读<战国策>后》中说：“《国策》所载，非不博且富也，欲一简之合乎道，而不可得。岂唯不合乎道，欲一简如《左氏》所传公卿大夫之言，亦不可得矣。战国纵横，强弱相凌，臣主侧席，忧在危亡，旷日持久，以延名业之士，而折节吐诚以招救溺之宾，故有开一说而飨执硅，起徒步而登卿相，而游说之风盛矣。”是争战乱世成就了战国策士，也造就了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极为绝美的策士辞令。作为一种文学现象，虽然短暂却也辉煌。战国策士凭借三寸不烂之舌，口吐莲花，在烽烟四起的时代写就了传奇。虽然战国策士的面目早已模糊，但是流传下来的策士辞令却映衬了游走列国的身影。
秦一统后，书同文、车同轨，焚书坑儒，失去政治舞台的策士们已渐渐无用武之地。刘知几在《史通·言语》中说：“逮汉、魏已降，周、隋而往，世皆尚文，时无专对。运筹划策，自具于章表；献可替否，总归于笔札。宰我、子贡之道不行，苏秦、张仪之业遂废矣。”大一统的格局形成，纵横策士已不能施展纵横捭阖之术，那么策士辞令也随之消亡。当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意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占据官方思想，同时，政治体制的完备一定程度上钳制了人们的思想。所以，汉以后，公文的规范化、细致化使得人们对于辞令的表达过于呆板，缺乏活泼，渐渐丧失了本身的文学性。
同时，战国策士辞令的消亡与后人对策士的认同与否有着极大的关系。纵横策士“逐利”的思想倾向一直深受后人诟病，所以对他们的言辞更是渐趋疏离。
北宋文学家曾巩在《重校战国策序》指出：
“战国之游士则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乐于说之易会。其设心注意，偷为一切之计而已。故论诈之便而讳其败，言战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胜其害也，有得焉而不胜其失也。卒至苏秦、商鞅、孙膑、吴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诸侯及秦用之，亦灭其国。其为世之大祸明矣，而俗犹莫之悟也。惟先王之道，因时适变，法不同而考之无疵，用之无敝，故古之圣贤，未有以此而易彼也。”
曾巩认为，战国策士的个人悲剧及家国悲剧是应当认真借鉴的，纵横策士遵循的不是圣贤之道，所以世人应当明确。曾巩的观点代表了很大一部分后世文人的观点，他们对于战国策士通常是一种批判的态度。在这样的语境中，自然战国策士辞令就不会被学习、认知、领悟。其时，战国策士辞令的消亡和历代的文学观念有一定关系。明李涂《文章精义》曰：“六经是治世之文，《左传》、《国语》是衰世之文（书平王之命一篇已见衰世气象），《战国策》是乱世之文。”在后世文论家看来，战国策士辞令属于乱世的产物，不能作为太平盛世效法的对象，一定程度上扼杀了策士辞令的广泛流传。
参考文献：
[1][清]黄宗羲，明文海[M].北京：中华书局，1987.
[2][宋]陈骤，李垫，文则[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3][西汉]刘向，战国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4][唐]刘知几，[清]浦起龙，史通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5]陈柱，中国散文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关键词：策士辞令；影响；消亡
作者简介：梅伟（1986-），男，汉族，河南驻马店人，郑州成功财经学院文传系助教，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先秦两汉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7-0-02
战国策士辞令虽然进入秦汉后渐趋消亡，但纵观我国古代散文史，其影响不小。无论是两汉散文还是唐宋古文，抑或晚明小品文，都或多或少受到战国策士辞令的影响。
《史记》作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不朽巨著，被鲁迅先生赞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对后世影响深远。然而，对《史记》有着重要影响的则是战国策士辞令。作为战国策士辞令集合记录的《战国策》，在战国时期就以《国策》、《短长》等名物出现，太史公在《史记》的写作过程中，战国策士辞令文风更是随处可见。纵横捭阖、汪洋恣肆的文学风格对《史记》的影响最大，明代方孝孺《与舒君书》对《史记》的文风做了概述：“夫所谓达者，如决江河而注之海，不劳余力，顺流直趋，终焉万里。势之所触，裂山转石，襄陵荡壑，鼓之如雷霆，蒸之如烟云，登之如太空，攒之如绮縠，回旋曲折，抑扬喷伏，而不见艰难辛苦之态，必至于极而后止。此其所以为达也，而岂易哉。”
如此奔放、浩荡的文风在《史记》前可以追溯到战国策士辞令，虽然同时代的《庄子》也有着类似的文风，但是策士辞令表现得最为明显。所以，《史记》继承且弘扬了战国策士辞令带来的一代文风。
一、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战国策士辞令在语言上对《史记》影响较大。《史记》虽为史书，但已从记事转为重点记人。在大量的列传中对人物进行细致刻画，最为传神的是对历史人物进行语言描写。如《项羽本纪》中对项羽这位盖世英雄的描写，在项羽垓下被围、四面楚歌时，司马迁用了一句话非常传神地刻画了这位千古人物，“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也，非战之罪。”今日虽困于此地是上天准备灭亡我，而不是战争的罪过，知道生命就要面临最后的结局，项羽毅然故我，只认可天而不否定自己。这样极具性格的语言在战国策士辞令中随处可寻，如苏秦在《苏秦始将连横》中的说辞：“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盖可忽乎哉？”既表明自己对功名富贵的追求，又说明本非自己如此，而是社会风气使然，表明看似感慨世态炎凉实则毫不掩饰对富贵的态度。这样的例证在战国策士辞令都能有迹可循。
同时，司马迁在对人物树传的过程中，对于战国策士通常把他们的辞令部分或全部的摘录，由此可见司马迁对辞令的认可和欣赏。如《史记·李斯列传》中就把李斯的《谏逐客书》全部摘录，《苏秦列传》《张仪列传》等部分战国策士列传都有着这样的摘录。在摘录过程当中，司马迁笔下的《史记》不知不觉中已经打上战国策士辞令的烙印。
战国策士辞令本身的散文艺术，在技法上不仅对《史记》影响很大，而且对整个两汉文学都有着重要影响。西汉邹阳的代表作《狱中上梁王书》，文中大量史实，并以排比铺陈的技法营造宏大气势，可谓战国辩丽文风之延续。贾谊的《过秦论》上中下三篇，虽是论说秦亡成因，确是极度铺张渲染，纵横捭阖之气势直追战国策士辞令，仅就技法而言，《过秦论》不但继承了策士辞令的文风，而且发展为我国古代散文史上的一座高峰，充分说明了策士辞令的影响力和文学价值。
无论是内容上还是主题上，战国策士辞令主要是针对当时政治、战争及民情现状进行展开。直言之，多是国家大事，具有“史”的写实性，这也对后世历史散文有着重要影响。
战国策士辞令虽是散文文体，对后世诗歌依然有着浓重的影响痕迹。陈柱在《中国散文史》中谈到：“太冲诗，雄健英奇，近于纵横家。”又说：“太白之诗超然飞腾，不愧仙才，是为纵横家之诗。”无论是两晋诗坛，还是盛唐气象，在诗歌的创作领域，很多诗人在无意挥毫之间体现出战国策士辞令的余韵。
左思作为西晋洛阳才子，虽出身贫寒，相貌丑陋，却是志向远大，视名利如粪土，看富贵如浮云，其诗歌代表作《咏史》表达了壮志难酬却不畏红尘的豪气。《咏史》作为左思的心声，感情充沛，气势雄健，虽然抒发内心苦闷，但是丝毫没有流露沮丧颓废情调，虽有一丝悲凉却不失慷慨豪气。虽然看似接近建安风骨，实则是接续战国策士纵横辞令。被杜甫赞誉的“鲍参军”鲍照更是在是诗歌中直接表达对功名的向往，与苏秦“取卿相之尊”同出一辙，其俊逸慷慨的诗风很容易使后人想到战国策士天下时的意气高歌。
李白诗歌很好承袭了战国策士辞令的纵横捭阖。李白不仅在诗风上接续策士辞令，而且在诗歌中更是直接表达对战国高义策士鲁仲连的崇拜和向往。在《别鲁颂》中李白写道：“谁道泰山高，下却鲁连节。谁云秦军众，摧却鲁连舌。独立天地间，清风洒兰雪。夫子还倜傥，攻文继前烈。错落石上松，无为秋霜折。赠言镂宝刀，千岁庶不灭。”直言鲁仲连所建功业虽历经千年而依旧被后人传诵，重点是突出“鲁连节”，气节之高远比泰山，充分彰显鲁仲连作为策士的气节之美，尤其“独立天地间，清风洒兰雪。”一句，更是进一步放大了鲁仲连的形象，独自一人立于天地之间，清风吹拂兰雪，那是怎样的意境？在“诗仙”李白看来，鲁仲连就是这一形象，气节高远，不染尘埃，在清风舞动白雪之际挺拔于天地之间，鲁仲连作为策士所彰显的飘逸之美在离开这里达到圆融无碍的最高境界。李白的其他作品如《蜀道难》《行路难》等都有着战国策士辞令的遗风。
战国策士辞令的出现为后世诗歌内容的丰富起到推动作用。古代诗歌中抒发的壮志豪情不仅是作者的真情流露，更是一个时代精神风貌的体现，所以，通过战国策士辞令对后世诗歌的影响的探讨可以很好梳理古代诗歌发展史的脉络。 战国策士辞令是征战不止的战国大背景下的产物，它的出现可谓与时俱进、应运而生。同样，随着秦一统六国、汉承秦制绵延四百余载，在历史长河的前进中，战国策士辞令渐趋消亡。明人茅一相《题词评<曲藻>后》曰：“夫一代之兴，必生妙才；一代之才，必有绝艺：春秋之辞命，战国之纵横，以至汉之文，晋之字，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是皆独擅其美而不得相兼，垂之千古而不可泯灭者。”此段文字真属不刊之论，无论历史上何种绝艺纵然一时独具奇美，然而终将随着时代更迭而终至泯灭。茅一相用汉文、晋字、唐诗、宋词、元曲与战国纵横媲美，充分肯定了战国纵横策士辞令的文学价值。纵横策士辞令属于战国策士辞令的范畴，侧面也印证战国策士辞令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二、策士辞令的消亡
作为战国时代的绝响，策士辞令的兴盛是和时代分不开的。明方孝孺《读<战国策>后》中说：“《国策》所载，非不博且富也，欲一简之合乎道，而不可得。岂唯不合乎道，欲一简如《左氏》所传公卿大夫之言，亦不可得矣。战国纵横，强弱相凌，臣主侧席，忧在危亡，旷日持久，以延名业之士，而折节吐诚以招救溺之宾，故有开一说而飨执硅，起徒步而登卿相，而游说之风盛矣。”是争战乱世成就了战国策士，也造就了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极为绝美的策士辞令。作为一种文学现象，虽然短暂却也辉煌。战国策士凭借三寸不烂之舌，口吐莲花，在烽烟四起的时代写就了传奇。虽然战国策士的面目早已模糊，但是流传下来的策士辞令却映衬了游走列国的身影。
秦一统后，书同文、车同轨，焚书坑儒，失去政治舞台的策士们已渐渐无用武之地。刘知几在《史通·言语》中说：“逮汉、魏已降，周、隋而往，世皆尚文，时无专对。运筹划策，自具于章表；献可替否，总归于笔札。宰我、子贡之道不行，苏秦、张仪之业遂废矣。”大一统的格局形成，纵横策士已不能施展纵横捭阖之术，那么策士辞令也随之消亡。当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意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占据官方思想，同时，政治体制的完备一定程度上钳制了人们的思想。所以，汉以后，公文的规范化、细致化使得人们对于辞令的表达过于呆板，缺乏活泼，渐渐丧失了本身的文学性。
同时，战国策士辞令的消亡与后人对策士的认同与否有着极大的关系。纵横策士“逐利”的思想倾向一直深受后人诟病，所以对他们的言辞更是渐趋疏离。
北宋文学家曾巩在《重校战国策序》指出：
“战国之游士则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乐于说之易会。其设心注意，偷为一切之计而已。故论诈之便而讳其败，言战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胜其害也，有得焉而不胜其失也。卒至苏秦、商鞅、孙膑、吴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诸侯及秦用之，亦灭其国。其为世之大祸明矣，而俗犹莫之悟也。惟先王之道，因时适变，法不同而考之无疵，用之无敝，故古之圣贤，未有以此而易彼也。”
曾巩认为，战国策士的个人悲剧及家国悲剧是应当认真借鉴的，纵横策士遵循的不是圣贤之道，所以世人应当明确。曾巩的观点代表了很大一部分后世文人的观点，他们对于战国策士通常是一种批判的态度。在这样的语境中，自然战国策士辞令就不会被学习、认知、领悟。其时，战国策士辞令的消亡和历代的文学观念有一定关系。明李涂《文章精义》曰：“六经是治世之文，《左传》、《国语》是衰世之文（书平王之命一篇已见衰世气象），《战国策》是乱世之文。”在后世文论家看来，战国策士辞令属于乱世的产物，不能作为太平盛世效法的对象，一定程度上扼杀了策士辞令的广泛流传。
参考文献：
[1][清]黄宗羲，明文海[M].北京：中华书局，1987.
[2][宋]陈骤，李垫，文则[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3][西汉]刘向，战国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4][唐]刘知几，[清]浦起龙，史通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5]陈柱，中国散文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