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奖理由

作为中国本土作家，他用极端的想象和神迹般的细节，写出了中国30年来社会现实的突进与人性的裂变。他的作品直面当下，以悲悯的笔调描摹社会的变迁。

他是继鲁迅之后，再度用文学作品对中国农民劣根性进行深刻刻画的作家。他的作品，透着史诗般的野心和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情结。他在小说中践行了自己的“神实主义”，他用真切的细节，荒唐的情节，滑稽的色彩构建了一个超现实的文学世界。

简介：

阎连科，中国著名作家，1978年应征入伍，1980年开始发表作品。曾因出版《日光流年》《受活》《丁庄梦》等作品享誉文坛。2013年新长篇《炸裂志》出版。

　　“读者要挑选书，这本书本身也要挑选读者。这样的读者不仅喜欢故事，更重要的是爱好、明白文学，对文学有所期待，并对我们的社会现实关心并愿意去思考。”阎连科站在台边，这样评价对自己新作《炸裂志》的读者期待。
　　9月底的这天，《炸裂志》的新书发布会在北京图书大厦一层的东角举办。有个从山东来的读者说，他看过阎连科的所有作品。阎连科自己感到“很意外”，他也没有想到会有这样忠实的读者，并且还愿意去理解他自创的“神实主义”。
　　按照阎连科自己的说法，“神实”在吸取了现实主义、荒诞派、魔幻主义之外，更注重“内在逻辑”与“内真实”的一种小说理念。“我想，‘真实’也是文学的一种境界。”阎连科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一种“真实”

　　《炸裂志》写的是一个名为“炸裂”的村庄如何在30年间变成一个超级都市的过程，以及村中孔、朱两家的恩怨。阎连科用最真实的细节和最天马行空的幻想不单写出了数十年间的时代流转，更写出了人心和精神的裂变。
　　对于这部充满神迹般想象的小说，阎连科更愿意谈论“真实”。“捅破欲望、权力的这张窗户纸，而且用油画般的手法赤裸裸、血淋淋地摆出来看，无论它是丑的还是恶的。”阎连科说，“抵达的真实，也许无法让读者接受。”
　　贯彻小说的孔、朱两家之外，另有“小三”程菁这样的人物穿插，无疑也让读者联想到儒家的孔子、朱熹、二程子。“似乎背后有我们传统文化的联系，扩大读者的想象空间。”阎连科解释说。事实上，阎连科的出生地河南嵩县，曾是宋代著名理学家程颢、程颐定居办学之地，被称为“二程故里”。
　　阎连科出生在嵩县田湖镇，虽然已进入城市生活多年，至今仍带着浓重的河南口音。他曾经回忆，“我生活的那个乡村小镇实际上就是个农村。家庭贫穷，无权无势。我当时见到的最有权力的人就是村长。村长在一个村子里一手遮天，说风是风，说雨是雨，因此我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当一名村长。”
　　所以阎连科在《炸裂志》中写出了那种有切身之痛的、极度夸张地对权力的崇拜。比如，炸裂村从村变成一个镇时，主人公孔明亮拿着批准村改镇的文件，“把文件放在盆外的树根上，铁树开花了。”阎连科认为，虽然用了夸张的手法，但他始终注重的是“内真实”，即在当下现实中或者在传统历史里，“权力是无所不能的”。
　　小说中的孔明亮从村长成为镇长，最后成为市长。而阎连科没有“当一名村长”，成了个作家。这一次，他在《炸裂志》中带入了一个名叫“阎连科”的作家形象，一位为了巨额报酬而愿意为炸裂市编撰志书的人，但这个作家又强硬地坚持自己写志的底线，最后被勒令永不能再回到“炸裂”。
　　他似乎也要在小說中剖析自己，小说中的“阎连科”要坚守一个作家的立场，正如他自己曾经在演讲中提到，“年轻时为追逐金钱和名利不停地点头哈腰，是文学让我找回了自我，让我昂首挺胸，现在我只有在思索写作内容时才低头。”

“人活着咋这样辛苦哪”

　　阎连科平时喜欢背着帆布包，苹果手机上随时插着耳机，衣服“逮着哪件就穿哪件”，他觉得自己骨子里还有些农民气质。他近年来的作品大胆而尖锐，而他本人的性格其实十分温和。作家李洱说阎连科是一个矛盾的人，“复杂而又简单，暴戾而又温柔，慧黠而又忠厚”。这似乎是他的作品与作家本人气质的对照。
　　和那些充满狂想气质的小说不同，2009年，他的长篇散文《我与父辈》真切而温婉，被誉为“2009年最感人的书”。该书讲述了他的家族与故乡的故事，比如大哥为备足大姐手术需要的血浆，而大量抽自己的血；由于自己执意离开农村，而加重父亲负担，甚至父亲临终时也没能如愿看成电影《少林寺》，只因为没有多余的10块钱
　　阎连科在1978年入伍参军，当过排长和指导员，并因为写作上的特长最后成了职业创作员。在城市站稳脚跟后，阎连科曾回忆说，“当离开农村的时候才发现，我的灵魂永远无法离开那片土地。”
　　在那片土地上，阎连科从小看见父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以无尽的劳动换来无尽的饥饿”。他自己少年时也经历着生存的艰难，他曾在河南新乡的水泥厂做过两年临时工，天不亮时拉着空车快步赶往三十里外的火车站，然后“装上一吨煤和沙子，再缓慢如牛，拉着重车回来”。在该书中，他借四叔在酒后的感慨发问，“人活着咋这样辛苦哪！”
　　阎连科对农村生活的了解，让他最初的创作都是围绕农村记忆与他在部队的生活。虽然他后来认为自己“年轻时写的百分之六七十都是垃圾”。
　　进入城市之后，阎连科开始反思年少时逃离土地的欲望。他承认自己少年时曾崇拜权力和城市，河南洛阳甚至是少年时期他心目中的“首都”。
　　所以，在《炸裂志》中，阎连科夸张地写出了农民逃离土地的愿望。炸裂从乡成为市时，拿着棕红色户口簿的村民们大为惊喜：“我们这就成了城里人了？我们从此不是他妈的农民了。”农民换个户口成为了市民，由于兴奋过度死了17人，急救过来128人。有评论这样写道，“夸张的数字不是说明了一个真实，而是揭示了中国城乡二元差距的悲剧。”

“和现实太近”

　　“有的人，身在体制内，思考的是体制外的；有的人，身在体制外，思考的全是体制内的。我觉得保持独立性不难，说不容易都是作家自己的预设。”阎连科曾这样表示。
　　“太近”的小说就包括那本著名的描写卖血村和艾滋病的《丁庄梦》。早在1996年时，阎连科听“民间防艾第一人”高耀洁讲过农民卖血时的细节，由于农民被大量采血后几乎晕倒，“血头”就像对待动物一样提起那人的双腿让血液回转到大脑，农民醒过来后又继续去地里干活。
　　2004年时，阎连科在河南东部找了这样一个村庄，多次到这个艾滋村住下，跟当地农民聊天，最后于2006年出版了《丁庄梦》。简体版的封面上印着，“中国第一部描写艾滋病题材的长篇力作”，出版社将该书与加缪的《鼠疫》并提。“丁庄”被认为是整个中国农村艾滋病流行地区的缩影。这部《丁庄梦》，被学者资中筠等人赞赏展现了“作家的社会良知”。而这本书也深得诺奖评委马悦然的欣赏。
　　实际上，在《丁庄梦》之前，阎连科的几部作品《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受活》就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典型风格。
　　阎连科在题记里提到现实主义，“现实主义——我的兄弟姐妹哦，请你离我近些；现实主义——我的墓地哦，请你离我再远些”。在评论家陈晓明看来，《受活》的出版，意味着中国作家已具备了处理历史遗产并对当下现实进行批评的能力。从《受活》《丁庄梦》到今年的《炸裂志》，阎连科反思历史、关照现实的写作一脉相承。
　　“一步一个台阶。”阎连科比划着手势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还会继续关注并书写中国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