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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场白:今年是“十一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如何编制“十二五”规划,事关未来5年档案事业的科学发展。为此,本栏将从第7期起,就《我说编制“十二五”档案规划》展开辩论。专此预告,欢迎赐稿。下期本栏将集中讨论“档案安全体系建设”。
周 宏:上期提到“档案事业发展”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各级档案部门无不欢欣鼓舞,这是顺理成章的大好事、大喜事。但是光有中央对档案事业发展的重视还远远不够,当前特别需要档案人的努力。这种努力在我看来:应紧扣到实现“两个转变”,建立“两个体系”上,如此才能事半功倍。
李贺英:我完全同意,且认为:不仅要紧扣“两个转变”、“两个体系”这一目标,更要解放思想,在突破、创新上做文章。市档案学会今春推出“档案见证北京”系列讲座,就是个很有新意的突破。新在讲座走出了比较冷清的档案馆,来到了读者云集的图书馆;新在讲座从内容到形式面对的都不是专业的档案人,而是广大的社会公众。
叶 子:你说的这“两新”,体现的是档案部门的“两个转变”。而只有真正从“两个转变”入手,才可能逐步建立起“两个体系”。这个系列讲座至今已举办两场,内容分别为《清宫档案解读:雍正皇帝》和《五十年代十大建筑确定始末》。尽管这两讲没有更多的学术价值,但对社会公众却有很大的吸引力,原因是讲座澄清了影视的诸多戏说,匡正了书刊的许多误读,在还公众以历史真相的同时,彰显了档案馆和档案的价值。
安兰田:我亲见参加《五十年代十大建筑确定始末》讲座的听众,以普通的中老年人居多。他们虽非档案人,却都听的津津有味。其中82岁的离休干部李忠卿,就是十大建筑的建设者,当他回忆当年刚从东北工学院毕业,就来京参加北京站的设计建设工作时,感慨激动得老泪纵横,他说今天的讲座太好了,把我又带回到那激情燃烧的年代。听众对这位十大建筑亲历者的发言,报以热烈的掌声。说明人们没有忘记这些建设者,更说明“档案见证北京”系列讲座的成功。
王大明:我认为档案讲座走进公众,是实现“两个转变”、建立“两个体系”的好形式。但是,一不可太专业,最好雅俗共赏,都能适合大众口味;二不可搞成纯单向的灌输,最好能加入听众与主讲人的互动;三不可说教式地就档案讲档案,最好能见缝插针、水到渠成地宣传档案的作用。建议讲述前,主讲人可以到台下有意识地与听众聊聊;讲述中,可以就听众递上的条子对讲稿有所取舍;讲述后,应即兴解答听众提出的问题。
薛 惠:“档案见证北京”系列讲座的开办,是档案部门的一桩亲民之举。我这样说是因为看到讲座结束后,竟然有不少听众迟迟不退场,还主动围聚在主讲人身边,就讲座的内容与主讲人探讨,有的还要求与主讲人合影。这些都说明档案部门只要亲民,民众就会亲近档案部门,甚至成为档案的“粉丝”。
陈 杨:其实,在“两个转变”、“两个体系”的探索中,宣武区档案馆刚刚创办的季刊《宣档大观》也是创新之举。正如李茂福局长所言:“尽收辖域应收之档,以建设覆盖广泛、内容丰富、检索方便、利用快捷的便民档案资源体系,乃我辈致力追求之工作境界。”可见,《宣档大观》是继《西城追忆》之后,由区档案馆主办的又一以建立“两个体系”为目标,面向社会公众的档案刊物。
于 申:从《西城追忆》到《宣档大观》,从《北京档案》到《中国档案报》,近年来都有可喜的变化,一是作者群体构成在变,由于业界之外的许多作者加盟,极大地丰富了档案史料的来源;二是读者群体构成在变,这是由于档案报刊的内容已部分转向社会公众。在“档案见证北京”的讲座上,我就发现一位自费订阅《档案大观》的老者,问其订阅动机,只因喜爱档案史料披露的历史真相令人信服。当《档案大观》并入《中国档案报》正刊后,老者仍照订不误。
胡远杰:为建立两个体系,档案人绞尽脑汁,探讨档案文化如何走进大众。上海把档案刊物一分为二,既有以档案业务为主,面向业界内部的《上海档案》;又专门出版了以披露档案史料为主,面向大众、走向市场的《档案春秋》。《北京档案》则扩大面向社会的版面,吸收大量业界外的作者撰写文章。《北京档案史料》亦另辟蹊径,在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时,以最新披露的馆藏档案史料,联手《北京青年报》,发表系列纪实文章,吸引大众眼球。
周 宏:上期提到“档案事业发展”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各级档案部门无不欢欣鼓舞,这是顺理成章的大好事、大喜事。但是光有中央对档案事业发展的重视还远远不够,当前特别需要档案人的努力。这种努力在我看来:应紧扣到实现“两个转变”,建立“两个体系”上,如此才能事半功倍。
李贺英:我完全同意,且认为:不仅要紧扣“两个转变”、“两个体系”这一目标,更要解放思想,在突破、创新上做文章。市档案学会今春推出“档案见证北京”系列讲座,就是个很有新意的突破。新在讲座走出了比较冷清的档案馆,来到了读者云集的图书馆;新在讲座从内容到形式面对的都不是专业的档案人,而是广大的社会公众。
叶 子:你说的这“两新”,体现的是档案部门的“两个转变”。而只有真正从“两个转变”入手,才可能逐步建立起“两个体系”。这个系列讲座至今已举办两场,内容分别为《清宫档案解读:雍正皇帝》和《五十年代十大建筑确定始末》。尽管这两讲没有更多的学术价值,但对社会公众却有很大的吸引力,原因是讲座澄清了影视的诸多戏说,匡正了书刊的许多误读,在还公众以历史真相的同时,彰显了档案馆和档案的价值。
安兰田:我亲见参加《五十年代十大建筑确定始末》讲座的听众,以普通的中老年人居多。他们虽非档案人,却都听的津津有味。其中82岁的离休干部李忠卿,就是十大建筑的建设者,当他回忆当年刚从东北工学院毕业,就来京参加北京站的设计建设工作时,感慨激动得老泪纵横,他说今天的讲座太好了,把我又带回到那激情燃烧的年代。听众对这位十大建筑亲历者的发言,报以热烈的掌声。说明人们没有忘记这些建设者,更说明“档案见证北京”系列讲座的成功。
王大明:我认为档案讲座走进公众,是实现“两个转变”、建立“两个体系”的好形式。但是,一不可太专业,最好雅俗共赏,都能适合大众口味;二不可搞成纯单向的灌输,最好能加入听众与主讲人的互动;三不可说教式地就档案讲档案,最好能见缝插针、水到渠成地宣传档案的作用。建议讲述前,主讲人可以到台下有意识地与听众聊聊;讲述中,可以就听众递上的条子对讲稿有所取舍;讲述后,应即兴解答听众提出的问题。
薛 惠:“档案见证北京”系列讲座的开办,是档案部门的一桩亲民之举。我这样说是因为看到讲座结束后,竟然有不少听众迟迟不退场,还主动围聚在主讲人身边,就讲座的内容与主讲人探讨,有的还要求与主讲人合影。这些都说明档案部门只要亲民,民众就会亲近档案部门,甚至成为档案的“粉丝”。
陈 杨:其实,在“两个转变”、“两个体系”的探索中,宣武区档案馆刚刚创办的季刊《宣档大观》也是创新之举。正如李茂福局长所言:“尽收辖域应收之档,以建设覆盖广泛、内容丰富、检索方便、利用快捷的便民档案资源体系,乃我辈致力追求之工作境界。”可见,《宣档大观》是继《西城追忆》之后,由区档案馆主办的又一以建立“两个体系”为目标,面向社会公众的档案刊物。
于 申:从《西城追忆》到《宣档大观》,从《北京档案》到《中国档案报》,近年来都有可喜的变化,一是作者群体构成在变,由于业界之外的许多作者加盟,极大地丰富了档案史料的来源;二是读者群体构成在变,这是由于档案报刊的内容已部分转向社会公众。在“档案见证北京”的讲座上,我就发现一位自费订阅《档案大观》的老者,问其订阅动机,只因喜爱档案史料披露的历史真相令人信服。当《档案大观》并入《中国档案报》正刊后,老者仍照订不误。
胡远杰:为建立两个体系,档案人绞尽脑汁,探讨档案文化如何走进大众。上海把档案刊物一分为二,既有以档案业务为主,面向业界内部的《上海档案》;又专门出版了以披露档案史料为主,面向大众、走向市场的《档案春秋》。《北京档案》则扩大面向社会的版面,吸收大量业界外的作者撰写文章。《北京档案史料》亦另辟蹊径,在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时,以最新披露的馆藏档案史料,联手《北京青年报》,发表系列纪实文章,吸引大众眼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