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水照推荐:《苏轼全集校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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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位文化巨人,由宋迄今,历代评说不已,相关研究著作层出不穷,可谓汗牛充栋。其中笺注之体,乃最传统又最见功力的一种著述体裁,出现了许多经典力作,涉及苏轼创作的诗、词、文各体,成为后人研究苏轼的重要材料。由四川大学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三位先生主编的《苏轼全集校注》即是这一领域的集成性著作。
其他文献
近十年来,乡镇政府经历了多次机构精简和职能的合理化调整。文章旨在研究导致乡镇政府成为“空壳”的改革和机制,并探讨“空壳化”问题对乡镇领导干部、普通干部和农民所产生的影响。尽管地方政府的改革目标是将“汲取型”乡镇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机构,但文章却发现,当前农村的治理逻辑使乡镇政府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乡镇干部承受着上级检查、年度考核、招商引资以及“软集权化”压力;另一方面,大量的乡镇干部被下派到村,执行计划生育及维持社会稳定的任务,“下派干部”数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但是,随着村镇的合并和农业税费的取消,
2012年6月8日,中共中央编译局成立全球治理与发展战略研究中心。研究中心重点开展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研究、俄罗斯及东欧研究、国外理论跟踪研究、中国全球战略研究以及重要国家的全球战略研究。为及时反映研究中心的成果以及与同仁广泛开展交流,研究中心创办了《全球治理与发展战略观察》简报。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全球治理与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俞可平教授担任简报的主编,中心执行主任杨雪冬研究员任执行主编,郭伟伟研究员任编辑部主任。
文章试图通过对三个基本问题的回答来解释为什么目前的比较政治研究会表现出令人失望的景象。这三个问题分别是:为什么比较?什么是可比的?如何比较?作者也尝试反驳如下观点:比较政治的方法已经发展成熟,而且它已经被研究者掌握。实际上,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仍然存在,而且目前还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势,即一些诸如“猫-狗组合”(指本来不存在的组合)之类的研究却在挑战像法则一样的普遍性结论。目前这一领域存在的根本问题是,许多比较研究都对比较的目的缺乏思考。
住房能够满足人们多种层次的需求,是促进家庭流动的社会表征之一。此外,住房也能够检验新加坡提供基本福利物品,以及应对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日益摒弃公共住房这一批量化生产的消费品、追求更高居住品质时的管控能力。高端私人住房需求已经影响到了新加坡的发展轨迹,此种需求能否得到满足甚至成为获取中产阶级持续政治支持的谈判筹码。为了证实渴望获得私人住房的房屋所有者的一般态度,作者进行了问卷调查。文章讨论了1960年后新加坡住房政策背后的基本原理,尤其是深入探究了为何有效的公共住房提升要与质量更好、社会地位更高的私人住房相结
王葆心(1869—1944),字季芗,号晦堂,又号青垞,湖北罗田人。1922年至1926年,执教于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国立武昌师范大学、国立武昌大学(均为武汉大学前身)。1928年至1934年任国立武汉大学教授。
王骥德《南词正韵》为南曲韵的滥觞,但其书不传;毛先舒继作《南曲正韵》,是今传最早的南曲韵书。惜先舒因为家贫,只能将全书括略为《南曲正韵略》刊行,仅存纲目而已。学者论南曲韵,或不知有此书,或误以为此书已然亡佚。本文除绍介《南曲正韵略》,并钩稽原书之内容体例、编撰目的、拟韵方法,认为先舒不仅勘正当代曲韵混杂的讹谬,也为南曲用韵以及南曲韵书的撰拟立下了准式,在南曲韵史上具有承先启后之功。
北宋的思想文化面貌,历来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而理学的兴起与发展,无疑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20世纪的理学研究,在哲学史、思想史的框架中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也暴露出明显的局限,如何更深入地从中国自身的传统思想文化生态出发,揭示理学的特质,是一个日益受到关注的问题。本书立足“古典学术史”,从北宋经学与理学互补互动的关系出发,探讨北宋儒学的转型特点;
本书分为上、中、下三编,从艺术生产理论的角度,系统地对汉代乐府歌诗与乐府制度进行综合研究。上编主要研究汉代乐府制度与歌诗艺术生产,探讨了汉乐府的起源、汉乐府制度的建立、汉武帝以及汉哀帝罢乐府之后乐府制度的变革。从艺术生产的角度,对汉代歌诗予以分类,并详细分析了歌诗生产的艺术特征。
文章研究了社会保障支出与金融危机之间的关系,回答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在金融危机发生后,社会保障支出的发展趋势如何?第二个问题是:哪些原因可以解释这些变化?文章认为,社会保障制度往往诞生于危机之际。此外,一般地讲,社会保障支出在危机期间会增加;但是各国情况不同,发达国家显示出反周期支出的特点。文章支持这样一个观点,即危机可以被当作改善和加强社会保障的机会,而在这样的过程中,各国不仅可以缓解危机最不利的影响,而且能制定比较好的社会政策,改进长期危机的防范应对。
文章探讨了主要经济体以及全世界的长期财政前景。文章认为,如果当前的税率或政府的退休和卫生保健惠民工程没有发生变化,未来25年政府债务规模将在大多数发达经济体和许多新兴经济体中增长到危险和不可持续的水平。虽然对于主要的经济体来说,在经济增长不出现任何大的、出乎意料的负面震荡的情况下,危险区很可能还比较远,大约会发生在今后10~25年时间内,但如果允许政府债务继续增长,利率最终将上升,从而挤出生产性投资,降低经济增长率。严重的经济下滑有可能迅速推动政府债务水平上升到危险区间,并极大地增加爆发危机的可能性。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