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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11月，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即《井冈山的斗争》）中曾感叹：“‘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毛泽东之所以发出如此感叹，除了当时的物质条件极度匮乏，党员队伍中混杂着许多投机分子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土客籍矛盾、宗族思想、地方主义严重影响了根据地的建设。那么土客籍矛盾是什么？它对根据地建设又有什么不良影响呢？
一、土客籍矛盾的由来
湘赣边界的土籍居民，主要指唐朝以来因躲避战乱自北方等地迁入湘赣边界的移民，由于来得比较早，他们占据了平原和良田。而客籍居民则是指明末清初从广东梅州及福建泉州、莆田迁入湘赣边界的移民。因为平原地带被先来的土籍占据， 他们只得住在山脚下或山里。他们讲的是客家语言， 又客居在别人的地盘上， 故被称为客籍。土客籍矛盾指的就是这两大社会群体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矛盾。
客籍人最早的移居方式是一种春至冬归候鸟式的迁徙，即“初住茅棚，每岁腊闭户入，春来器皿不丢”。但由于路途遥远，来去耗时多，多有不便，于是有些拓荒者便举家迁徙。这个时期，由于规模不大，加上土籍居民因劳动力缺乏，又有多余的田地和山地，因此他们对客家人的到来并不表示反对。在遂川、井冈山等地，土籍居民甚至还送田送山给客家人耕作，而客籍人则也会把捕获到的猎物送给土籍人。但随着客籍人大规模的迁入，特别是随着客籍人经济、政治地位的上升，土客籍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也在逐渐增多。
一是在社会地位方面的矛盾比较凸现。客籍人又被当地土籍人称为：棚民、新民、客籍、怀远籍，也有人称之为闽广流民、流寇、流贼、流寓、佃客，即使后来在赣土生土长的客籍后代也被如此称谓。从这些称谓中，不仅可以看出土客双方之间的群体界限和主客界限，也可以看出由主佃关系而导致的土客籍之间社会地位的差别。
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也说道，“客籍占领山地，为占领平地的土籍所压迫，素无政治权利”。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由当时极不合理的户籍制度造成的。即土籍居民拥有本地正式的里甲户籍，即“土籍”，又称“本籍”，但移居至此的客籍人却不能轻易取得当地正式的里甲户籍，他们只能取得“寄籍”（又名“客籍”）或“民尾户”。所谓“寄籍”就是客籍人把户口和田产寄放在由当地土籍控制和支配的里甲户籍中，没有自己独立的户籍，完全受到“里长户”（土籍大户）的控制和约束，“纵使子孙繁衍数世，田产粮赋众多”，也不可能享有在当地参加科举考试等基本的社会政治权利。所谓“民尾户”，就是在新移居州县土籍居民户籍的末尾另立户名，它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临时性的户籍，它未配有科举名额。由于没有参加科举考试的权利，从而加剧了土客籍双方在社会身份、地位，特别是晋升机会上的不平等，并由此形成深刻的社会裂痕。户籍制度的差别，是造成土客之间森严的社会界限和社会分化的根本原因，是土客籍矛盾问题的实质所在。
二是在经济方面的矛盾比较凸现。客籍人之所以能在异地扎根，除了受环境所迫外，也与客籍人具有比土籍人更勤劳、更吃苦、更坚韧不拔的品格密切相关。客籍人进入湘赣边界之后，所耕之田往往是土籍居民不耕的瘦田，所开发的山区往往是土籍人弃置的荒山。但经过客籍人精耕细作后，一些瘦田变成了肥田，一些荒山变成了熟地，客籍人由原来的无产无业变得相对富裕了，而一些土籍人却逐渐贫困下来。遂川县一则史料生动地记载了土客籍矛盾产生的过程：“以前五年为辟荒，则自种旱稻、姜、豆、薯蓣等物，后五年为熟土。始以杉苗插地，滋长未高，仍可种植食物。如此前后十年之内专利蓄余，彼已娶妻作室，隐厚其基。逮二十年后，售木受价，或百或千。山主得之于意外，尝以耗靡竭之；佃家得之于辛勤，更以节俭饶之。于是佃室日益饶，主家日益竭，佃家始而佃，继而并主之业以自成业主。主家始而业，继而委业于佃，至欲求为佃者之佃而不可得。”
随着经济状况的改善，客籍人的政治地位也逐渐上升，一些客籍子弟在科举考试中也榜上有名，如：陈宝箴、陈立光、陈寅恪祖孙三人。客籍人政治、经济地位的不断上升，使土籍人感到了压力，从而逐渐萌发了把客籍人赶回原籍的想法。于是，一些土籍居民以祖业权为借口，要收回客籍世代经营的田地山场，企图驱赶客籍回原籍，或依仗权势，直接强夺事实上早已属于客籍人的田地山产，或要客籍交纳很重的田租山租，提高租种率。清政府虽然也会对这种矛盾进行调和，但为了加强对客籍的管理，一些地方甚至利用这种矛盾，达到以“土”治“客”的目的。在土客籍的一些纷争之中，政府常常无原则地倒向土籍人，压制客籍人。
三是文化、习俗、观念方面也存在较大的隔阂。为排挤客籍，土籍还从封建宗法、文化教育、商业贸易等各个方面对客籍进行限制。如在遂川、永新、宁冈等地，客籍初来，可以建造祠堂。但随着客籍人势力的壮大，土籍人对客籍人修建祠堂的规格却进行了限制，后来甚至禁止修建。为了区别和欺负客籍人，有的地方规定客籍人只能盖土坯房，不能盖砖瓦房。甚至少数地方还规定客籍人打灶也不能挨到地面、客籍人赶集不能经土著人的地盘，等等。为压制客籍人在政治地位上的提高，土籍人办的书院不收客籍学童。在婚姻方面，土籍人鄙夷地称客籍人“山里佬”，坚决不与客籍人通婚，流传“鸡子不绕鸭子，土籍不绕客籍”的俗语。但客籍人崇尚文化，以兴学为乐，以耕读为本，十分重视子弟的教育，自办了许多书院。坐落在宁冈的龙江书院，就是由江西宁冈和湖南酃县、茶陵三县的客家人创办的，是客家人的最高学府。客籍人为了不受土籍欺侮，男子还有练武防身的传统，在练武的过程中不仅锻炼了体魄，而且还磨砺了意志。另外，在一些风俗习惯方面，土客籍之间也存在较大隔阂，如客籍人始终坚守“宁卖爹娘田，不改爹娘言”的观念，世代顽强地保持自己的语言习俗；客籍妇女因生产的需要，早已摒弃了缠足传统，生就了一双大脚。而土籍妇女，仍保留缠足的传统。
二、土客籍矛盾对根据地建设的不良影响
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说到：“这种土客籍的界限，在道理上讲不应引到被剥削的工农阶级内部来，尤其不应引到共产党内部来。然而在事实上，因为多年遗留下来的习惯，这种界限依然存在”。湘赣边界的土客籍矛盾之所以能直接反映到革命斗争的过程当中，成为井冈山根据地建设中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其原因主要是与当时中共组织成员的构成及工农革命军的组成有关。
大革命期间，宁冈县和永新县的大多数中共党员为土籍。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是土籍居民经济上比较富裕，其子弟比起客籍子弟更容易得到受教育的机会。部分土籍子弟，如龙超清、刘辉霄、谢希安等人在长沙、南昌、吉安等城市学习期间，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参加了共产党组织。他们返回故乡后便宣传革命，扩大中共组织，开展农民运动。但这种扩大方式，带有浓厚的家族色彩，使中共组织的一些活动带上了家族色彩。湘赣边界特委书记杨克敏（又名杨开明，杨开慧堂弟）在提交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是这样描述这一现象的：“边区如强征人夫般地招收党员，往往一个村有一个党支部，支部开会的时候，简直就是在开家族会议，苏维埃的组织也是一样”。1928年2月，中共宁冈县委和县工农兵政府成立之初，以龙超清为书记的县委和以文根宗为主席的工农兵政府，主要负责人几乎都是土籍。
大约自 1925 年起， 袁文才、王佐在绿林中逐步崛起， 各自掌握了一支数十条枪的队伍，成为客籍的民众领袖和客籍利益的保护者。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后，积极团结改造袁文才、王佐。经过改编后的袁文才和王佐所部正式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袁文才任团长，王佐任副团长。但这个团的大部分力量是客籍。
一、土客籍矛盾的由来
湘赣边界的土籍居民，主要指唐朝以来因躲避战乱自北方等地迁入湘赣边界的移民，由于来得比较早，他们占据了平原和良田。而客籍居民则是指明末清初从广东梅州及福建泉州、莆田迁入湘赣边界的移民。因为平原地带被先来的土籍占据， 他们只得住在山脚下或山里。他们讲的是客家语言， 又客居在别人的地盘上， 故被称为客籍。土客籍矛盾指的就是这两大社会群体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矛盾。
客籍人最早的移居方式是一种春至冬归候鸟式的迁徙，即“初住茅棚，每岁腊闭户入，春来器皿不丢”。但由于路途遥远，来去耗时多，多有不便，于是有些拓荒者便举家迁徙。这个时期，由于规模不大，加上土籍居民因劳动力缺乏，又有多余的田地和山地，因此他们对客家人的到来并不表示反对。在遂川、井冈山等地，土籍居民甚至还送田送山给客家人耕作，而客籍人则也会把捕获到的猎物送给土籍人。但随着客籍人大规模的迁入，特别是随着客籍人经济、政治地位的上升，土客籍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也在逐渐增多。
一是在社会地位方面的矛盾比较凸现。客籍人又被当地土籍人称为：棚民、新民、客籍、怀远籍，也有人称之为闽广流民、流寇、流贼、流寓、佃客，即使后来在赣土生土长的客籍后代也被如此称谓。从这些称谓中，不仅可以看出土客双方之间的群体界限和主客界限，也可以看出由主佃关系而导致的土客籍之间社会地位的差别。
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也说道，“客籍占领山地，为占领平地的土籍所压迫，素无政治权利”。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由当时极不合理的户籍制度造成的。即土籍居民拥有本地正式的里甲户籍，即“土籍”，又称“本籍”，但移居至此的客籍人却不能轻易取得当地正式的里甲户籍，他们只能取得“寄籍”（又名“客籍”）或“民尾户”。所谓“寄籍”就是客籍人把户口和田产寄放在由当地土籍控制和支配的里甲户籍中，没有自己独立的户籍，完全受到“里长户”（土籍大户）的控制和约束，“纵使子孙繁衍数世，田产粮赋众多”，也不可能享有在当地参加科举考试等基本的社会政治权利。所谓“民尾户”，就是在新移居州县土籍居民户籍的末尾另立户名，它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临时性的户籍，它未配有科举名额。由于没有参加科举考试的权利，从而加剧了土客籍双方在社会身份、地位，特别是晋升机会上的不平等，并由此形成深刻的社会裂痕。户籍制度的差别，是造成土客之间森严的社会界限和社会分化的根本原因，是土客籍矛盾问题的实质所在。
二是在经济方面的矛盾比较凸现。客籍人之所以能在异地扎根，除了受环境所迫外，也与客籍人具有比土籍人更勤劳、更吃苦、更坚韧不拔的品格密切相关。客籍人进入湘赣边界之后，所耕之田往往是土籍居民不耕的瘦田，所开发的山区往往是土籍人弃置的荒山。但经过客籍人精耕细作后，一些瘦田变成了肥田，一些荒山变成了熟地，客籍人由原来的无产无业变得相对富裕了，而一些土籍人却逐渐贫困下来。遂川县一则史料生动地记载了土客籍矛盾产生的过程：“以前五年为辟荒，则自种旱稻、姜、豆、薯蓣等物，后五年为熟土。始以杉苗插地，滋长未高，仍可种植食物。如此前后十年之内专利蓄余，彼已娶妻作室，隐厚其基。逮二十年后，售木受价，或百或千。山主得之于意外，尝以耗靡竭之；佃家得之于辛勤，更以节俭饶之。于是佃室日益饶，主家日益竭，佃家始而佃，继而并主之业以自成业主。主家始而业，继而委业于佃，至欲求为佃者之佃而不可得。”
随着经济状况的改善，客籍人的政治地位也逐渐上升，一些客籍子弟在科举考试中也榜上有名，如：陈宝箴、陈立光、陈寅恪祖孙三人。客籍人政治、经济地位的不断上升，使土籍人感到了压力，从而逐渐萌发了把客籍人赶回原籍的想法。于是，一些土籍居民以祖业权为借口，要收回客籍世代经营的田地山场，企图驱赶客籍回原籍，或依仗权势，直接强夺事实上早已属于客籍人的田地山产，或要客籍交纳很重的田租山租，提高租种率。清政府虽然也会对这种矛盾进行调和，但为了加强对客籍的管理，一些地方甚至利用这种矛盾，达到以“土”治“客”的目的。在土客籍的一些纷争之中，政府常常无原则地倒向土籍人，压制客籍人。
三是文化、习俗、观念方面也存在较大的隔阂。为排挤客籍，土籍还从封建宗法、文化教育、商业贸易等各个方面对客籍进行限制。如在遂川、永新、宁冈等地，客籍初来，可以建造祠堂。但随着客籍人势力的壮大，土籍人对客籍人修建祠堂的规格却进行了限制，后来甚至禁止修建。为了区别和欺负客籍人，有的地方规定客籍人只能盖土坯房，不能盖砖瓦房。甚至少数地方还规定客籍人打灶也不能挨到地面、客籍人赶集不能经土著人的地盘，等等。为压制客籍人在政治地位上的提高，土籍人办的书院不收客籍学童。在婚姻方面，土籍人鄙夷地称客籍人“山里佬”，坚决不与客籍人通婚，流传“鸡子不绕鸭子，土籍不绕客籍”的俗语。但客籍人崇尚文化，以兴学为乐，以耕读为本，十分重视子弟的教育，自办了许多书院。坐落在宁冈的龙江书院，就是由江西宁冈和湖南酃县、茶陵三县的客家人创办的，是客家人的最高学府。客籍人为了不受土籍欺侮，男子还有练武防身的传统，在练武的过程中不仅锻炼了体魄，而且还磨砺了意志。另外，在一些风俗习惯方面，土客籍之间也存在较大隔阂，如客籍人始终坚守“宁卖爹娘田，不改爹娘言”的观念，世代顽强地保持自己的语言习俗；客籍妇女因生产的需要，早已摒弃了缠足传统，生就了一双大脚。而土籍妇女，仍保留缠足的传统。
二、土客籍矛盾对根据地建设的不良影响
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说到：“这种土客籍的界限，在道理上讲不应引到被剥削的工农阶级内部来，尤其不应引到共产党内部来。然而在事实上，因为多年遗留下来的习惯，这种界限依然存在”。湘赣边界的土客籍矛盾之所以能直接反映到革命斗争的过程当中，成为井冈山根据地建设中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其原因主要是与当时中共组织成员的构成及工农革命军的组成有关。
大革命期间，宁冈县和永新县的大多数中共党员为土籍。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是土籍居民经济上比较富裕，其子弟比起客籍子弟更容易得到受教育的机会。部分土籍子弟，如龙超清、刘辉霄、谢希安等人在长沙、南昌、吉安等城市学习期间，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参加了共产党组织。他们返回故乡后便宣传革命，扩大中共组织，开展农民运动。但这种扩大方式，带有浓厚的家族色彩，使中共组织的一些活动带上了家族色彩。湘赣边界特委书记杨克敏（又名杨开明，杨开慧堂弟）在提交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是这样描述这一现象的：“边区如强征人夫般地招收党员，往往一个村有一个党支部，支部开会的时候，简直就是在开家族会议，苏维埃的组织也是一样”。1928年2月，中共宁冈县委和县工农兵政府成立之初，以龙超清为书记的县委和以文根宗为主席的工农兵政府，主要负责人几乎都是土籍。
大约自 1925 年起， 袁文才、王佐在绿林中逐步崛起， 各自掌握了一支数十条枪的队伍，成为客籍的民众领袖和客籍利益的保护者。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后，积极团结改造袁文才、王佐。经过改编后的袁文才和王佐所部正式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袁文才任团长，王佐任副团长。但这个团的大部分力量是客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