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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依然记得，接到费宗惠老师不幸逝世的噩耗时，内心的沉痛。费宗惠是费先生唯一的女儿，也是我交往了20年的老师兼朋友。我曾想过做她的口述史，想通过她了解费先生的早年生活，但我们之间的口述史仅仅做了一次她就生病了。记得她告诉我，他们家解放初期时住在清华大学，那时清华大学教授的待遇很不错，他们一家住的是别墅。费先生基本不管家里的油盐柴米，都是费夫人打理家务，费先生的时间全都用在研究学术和教学上，不时还有学生来家里谈学习，并留下来吃饭，费夫人总是热情招待。
费宗惠高中时就住校。她记得1957年的一天，她从学校回家，知道费先生被打成了右派，从那以后，她跟着吃了不少的苦。后来，她考上了大学，学的是农机专业。改革开放后，费先生复出重建社会学，当时她想跟着费先生学习社会学，但是费先生让她做好本职工作，却把同样学习农机专业的潘光旦的女儿潘乃谷接到身边，并送到美国学社会学，学成归来后成为费先生的学术助手。
后来，她从学校退休以后一直和丈夫张荣华先生（费孝通先生的秘书）一起照顾费先生。我是在1996年认识费宗惠老师的，那时我在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做博士后，有机会经常到费孝通先生家请教。每次去费先生家谈话，晚了就留在费先生家用餐，每次费宗惠老师都很热情地为我夹菜，那时费夫人已经去世了，因为有费宗惠老师，让我感到了费家的温暖气氛。为了费先生的长寿，她学习了许多的养生和按摩方法，为费先生做食物调养和按摩。
1996年我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理论系获得博士学位，到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做博士后，那个所是费孝通先生建起来的，当时虽然他还在带学生，但实际只是挂名而已，因为他当时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我们这些学生是不可以单独到他家去的，一般只有他生日时大家一起到他家贺寿，或者是他到所里来做讲座，我们才偶尔有机会和他近距离接触。
我有机会单独向费先生请教，是因为1997年费孝通先生受邀去景德镇考察，当时我所写的有关景德镇民窑业的田野考察报告刚刚完成，为了事先了解景德镇的情况，费孝通先生想看看我的报告。就这样，我写的《传统与变迁——景德镇新旧民窑业田野考察报告》被送到了费孝通先生手里。后来潘乃谷教授（当时的副所长）通知我说，费孝通先生的秘书在路上打来电话，说费孝通先生看了我的报告后很有感触，回北京后，想让我去见见他。当时我一点也没有想到费先生会重视我的考察报告，因为，我虽然已经是博士后，但在人类学的领域里可以说还是一个新兵。见到费先生后，他对我考察的内容和方式的肯定，真的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他说：“你的研究不是从书本上来到书本上去，而是到生活实践中去，亲眼看人做的事情，亲身体验社会的发展，这是很好的。”费孝通先生作为人类学家，最重视的就是田野考察，他认为中国传统的文人是书斋里做学问的，但要真正地了解中国社会，还必须走向田野，走向实地考察。所以他提倡“从实求知”。
而且，费先生晚年非常重视中国历史的研究。20世纪的90年代中期，他不仅读梁漱溟、钱穆、苏秉琦等人的著作，还参与考古学界有关玉器的讨论。在这过程中，他提出了一个“活的历史”的概念。为此，著名的港台人类学家乔建先生把他定位为历史功能主义（费孝通先生的老师马林诺夫斯基是非常有名的功能主义学派的领袖）。而我当时写的博士后出站报告《传统与变迁——景德镇新旧民窑业田野考察》，就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讨论当时景德镇发生的陶瓷手工艺复兴问题的。因此，他对我的研究非常感兴趣，他说：“任何文化它都是有根的，因此要了解一种文化就是要从了解它的历史开始，这是对的。这种文化的根是不会走的，它是一段一段地发展过来的，能把这个道理讲出来也是很有意思的。”他还说：“文化有它的深度、有它的廣度；有它的过去、有它的未来，我们要在创造中继承这一关系。刚才我们讲的是一个历史、一个传统和创造怎么结合的问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希望你在这方面要多思考、多下点功夫。”
和费先生讲话非常轻松，看起来他是在随意和我聊天，谈学问，但后来我整理出来，才发现他是紧扣主题的，并在结束时概括和总结出来。在那次谈话快结束时，他说：“我们今天讲话的主题就是，从传统和创造的结合中去看待未来，创造一个新的文化的发展，也就是，以发展的观点结合过去同现在的条件和要求，向未来的文化展开一个新的起点。你写的书就是表达这样一种思想的一个例子之一。”这篇谈话后来他将其题目定为“文化的传统与创造”，被他收编在《费孝通文集》第14卷中。
那是我第一次单独有机会听取费孝通先生的教诲，我觉得他是一位非常有仪式感的老师。讲话结束时，他送给我两本书。一本是英国的维基伍德瓷厂（该厂的技术最早源于中国景德镇）的历史介绍，是1981年费先生到英国领英国皇家人类学学会颁发的赫胥黎奖章时，到该厂参观时厂方送给费先生的，费先生把它转送给我。他说，送这本书给我的目的是希望我能在立足本土文化研究的同时，还能看到中国文化与世界的连接。另外，他还送了一本苏秉琦先生写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给我，他希望我能够仔细研究中国文化的传统和历史，掌握中国文化的根柢，也就是一方面要面向传统，另一方面也要面向世界，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融会贯通起来进行自己的研究。
谈完话以后，已到中午，费先生留我在家里吃饭。也就在是这样的机会中，让我认识了费先生的女儿费宗惠女士，还有费宗惠女士的丈夫、费老的秘书张荣华先生。
临走时，张荣华先生对我说，有时间你要多来看看老先生，他喜欢和你们这些学生聊天。费老也说，你出去考察回来，别忘了来看我，告诉我，外面发生的事。还有，你平时看到有什么好看的书也给我带点来。从这里可以看到费孝通先生不仅关心学生们的成长，同时也很注重通过学生的考察了解社会新的发展状况，同时不断增加新的知识，他是一个永远在不断学习的伟人。
以后，每次到老先生那里去，他都让我带上一个录音机，将他的谈话整理出来。每次，费老都将整理好的谈话录仔细看过，并作一些适当的修改和调整，然后签上他的名字，我再交给杂志社刊登。他认为这种方式不失为一种表达学术思想的好方式，因为自由的谈话常能给人带来平时不曾有的激情和灵感。 费宗惠女士和张荣华先生对费孝通先生的任何事情都非常尽心，每次费先生和我谈话的时候，他们都尽量不打搅，但在每次谈话的上午或下午的中途，他们都会让保姆做一碗莲子羹或白木耳羹送上来给费先生吃，而我也沾光地跟着一起吃。
2000年国家提出了西部大开发的号召，作为一直关注西部经济发展，西部少数民族文化研究，并提出过“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费孝通先生，不能不关注这一战略的实施。费孝通先生认为，西部大开发，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这一战略是对的，但西部不仅是我国经济落后的地区，也是蕴藏着众多人文资源的文化沃土。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其中大部分的少数民族都集中在西部的10个省、市和自治区，是我国文化最多样性的地区，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西部大开发也可以是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大开发，在这一过程中，不同民族文化的接触与碰撞在所难免，解析不同民族文化的变迁历史、寻找文化沟通、交流的有效途径，并从中找到各民族文化共同发展进步的新生之路，应是西部开发中所要研究的重大问题之一。而且我国的西部不仅有许多珍贵的自然资源，还有许多珍贵的人文资源。我们的许多优秀的传统文化就蕴藏在这些人文资源之中。因此，在西部开发中，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西部的人文资源。
那时我觉得自己的人类学功底不够，想请费先生推荐我去英国伦敦大学（费先生的母校）做访问学者，开始费先生也答应了。但后来，费先生认为，到西部去研究人文资源比出国做访问学者更重要。他认为，许多的人文资源都是以民间艺术的形式呈现的，因此由我所在的中国艺术研究院来牵头承担这一项目最为合适。于是，在费孝通先生的倡导下，我们院牵头申报了“西部人文资源保护、开发和利用”的国家级重大课题，由费孝通先生出任该课题的学术指导，我担任课题组组长。为此，费孝通先生还专门到我们院作了一次有关西部“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的学术报告，除中国艺术研究院全体研究人员之外，原文化部部长周巍峙等文化部及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主要领导也都前来听取了这次讲座。
为了完善这一课题的前期论证，费先生曾带领我到西部不同的地区做考察。每次出门时，费宗惠老师和张荣华老师都必须同行，张荣华老师是费先生的生活秘书，而费宗惠老师当时已经退休，一路上她可以帮助照顾费先生。为了照顾费先生的身体，费宗惠老师经常看医书，了解经络，常常帮费先生按摩。在随行的一路上，我也常得到她关照，她经常将一些养生方法传授给我，希望我在做研究之余能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除了跟随费先生一起到西部的一些省份考察之外，我还跟随过费先生到他的家乡吴江市和他考察过的江村做考察。费先生家乡离苏州很近，那是一个很有文化的城市，业余时间费宗惠老师还单独和我一起去苏州逛当地的文化界和古玩市场。看得出来她是一个受书香熏陶的文人后代。正是因为这些出行考察，我和费宗惠老师夫妇结下了很深的情谊，也有了许多在一起聊天的机会。
费宗惠老师受费先生的影响，很喜欢读文学和历史类的书，经常问我要我写的中国陶瓷史和田野笔记之类的书看，看完后还和我一起交流读后感，对我帮助很大。
但我觉得费先生的鼓励还是非常有用的，费先生去世以后，我们这些学生有什么重要的学术活动都会请她和张荣华老师参加，每次她都会在会上做一个发言，从她的发言中我们能感受到，她一直在努力学习和领会费先生的思想，而且讲话的水平一次比一次高，看得出来，她是下了功夫的。
费先生去世以后，她和张荣华老师每年都会邀请我们这些费门学生一起聚会，学生们举办的所有的与费先生有关的学术活动都得到了她和张荣华老师的大力支持。就我自己来说，西部人文资源课题成果出版时，费先生已经去世了，是她带领我们课题组成员们一起到费先生的墓前做的汇报和悼念。我们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每一隔一年都要颁发一次“费孝通艺术人类学奖”，她不仅每次都到场，而且还发表讲话。由于她和张荣华先生的努力，让我们感到费先生并没有离开我们，因為他心爱的女儿“小妹”（费宗惠老师的昵称），还有他的爱婿张荣华老师还和我们在一起。
费宗惠老师生病后，虽然我曾多次到医院看她，但因为事情多，时间忙，并未能给予她更多的帮助。每每到医院看到她生病时的痛苦，我就想起了当年生病住院的费先生，当时，费先生的身上也是到处插满了管子，我看了以后心里很难过，但又无能力帮助他减轻病痛的压力，每次都是无奈而归。现在，费宗惠老师也一样，面对她的痛苦，我一样无能为力，只能在心中祈祷上帝能减轻一点她的痛苦。现在，她已经离我们远去，遥望着她远去的灵魂，虽然心中不舍，但觉得她终于摆脱了病痛的折磨，压在心中的那块石头反而变轻了。
但愿她不断升腾的灵魂能与她亲爱的父亲在天国相聚，但愿她离开人世时，能够再次回望她的亲人，回望曾生她养她的故土，同时也希望她的灵魂能得到安息！
她的亲人，她的朋友都会永远地记得她，包括曾经得到过她的帮助的费门学生们都会永远地怀念她！而费家两代人给予我的帮助将永远铭刻在我的灵魂中，也在我的学术生涯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费宗惠高中时就住校。她记得1957年的一天，她从学校回家，知道费先生被打成了右派，从那以后，她跟着吃了不少的苦。后来，她考上了大学，学的是农机专业。改革开放后，费先生复出重建社会学，当时她想跟着费先生学习社会学，但是费先生让她做好本职工作，却把同样学习农机专业的潘光旦的女儿潘乃谷接到身边，并送到美国学社会学，学成归来后成为费先生的学术助手。
后来，她从学校退休以后一直和丈夫张荣华先生（费孝通先生的秘书）一起照顾费先生。我是在1996年认识费宗惠老师的，那时我在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做博士后，有机会经常到费孝通先生家请教。每次去费先生家谈话，晚了就留在费先生家用餐，每次费宗惠老师都很热情地为我夹菜，那时费夫人已经去世了，因为有费宗惠老师，让我感到了费家的温暖气氛。为了费先生的长寿，她学习了许多的养生和按摩方法，为费先生做食物调养和按摩。
1996年我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理论系获得博士学位，到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做博士后，那个所是费孝通先生建起来的，当时虽然他还在带学生，但实际只是挂名而已，因为他当时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我们这些学生是不可以单独到他家去的，一般只有他生日时大家一起到他家贺寿，或者是他到所里来做讲座，我们才偶尔有机会和他近距离接触。
我有机会单独向费先生请教，是因为1997年费孝通先生受邀去景德镇考察，当时我所写的有关景德镇民窑业的田野考察报告刚刚完成，为了事先了解景德镇的情况，费孝通先生想看看我的报告。就这样，我写的《传统与变迁——景德镇新旧民窑业田野考察报告》被送到了费孝通先生手里。后来潘乃谷教授（当时的副所长）通知我说，费孝通先生的秘书在路上打来电话，说费孝通先生看了我的报告后很有感触，回北京后，想让我去见见他。当时我一点也没有想到费先生会重视我的考察报告，因为，我虽然已经是博士后，但在人类学的领域里可以说还是一个新兵。见到费先生后，他对我考察的内容和方式的肯定，真的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他说：“你的研究不是从书本上来到书本上去，而是到生活实践中去，亲眼看人做的事情，亲身体验社会的发展，这是很好的。”费孝通先生作为人类学家，最重视的就是田野考察，他认为中国传统的文人是书斋里做学问的，但要真正地了解中国社会，还必须走向田野，走向实地考察。所以他提倡“从实求知”。
而且，费先生晚年非常重视中国历史的研究。20世纪的90年代中期，他不仅读梁漱溟、钱穆、苏秉琦等人的著作，还参与考古学界有关玉器的讨论。在这过程中，他提出了一个“活的历史”的概念。为此，著名的港台人类学家乔建先生把他定位为历史功能主义（费孝通先生的老师马林诺夫斯基是非常有名的功能主义学派的领袖）。而我当时写的博士后出站报告《传统与变迁——景德镇新旧民窑业田野考察》，就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讨论当时景德镇发生的陶瓷手工艺复兴问题的。因此，他对我的研究非常感兴趣，他说：“任何文化它都是有根的，因此要了解一种文化就是要从了解它的历史开始，这是对的。这种文化的根是不会走的，它是一段一段地发展过来的，能把这个道理讲出来也是很有意思的。”他还说：“文化有它的深度、有它的廣度；有它的过去、有它的未来，我们要在创造中继承这一关系。刚才我们讲的是一个历史、一个传统和创造怎么结合的问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希望你在这方面要多思考、多下点功夫。”
和费先生讲话非常轻松，看起来他是在随意和我聊天，谈学问，但后来我整理出来，才发现他是紧扣主题的，并在结束时概括和总结出来。在那次谈话快结束时，他说：“我们今天讲话的主题就是，从传统和创造的结合中去看待未来，创造一个新的文化的发展，也就是，以发展的观点结合过去同现在的条件和要求，向未来的文化展开一个新的起点。你写的书就是表达这样一种思想的一个例子之一。”这篇谈话后来他将其题目定为“文化的传统与创造”，被他收编在《费孝通文集》第14卷中。
那是我第一次单独有机会听取费孝通先生的教诲，我觉得他是一位非常有仪式感的老师。讲话结束时，他送给我两本书。一本是英国的维基伍德瓷厂（该厂的技术最早源于中国景德镇）的历史介绍，是1981年费先生到英国领英国皇家人类学学会颁发的赫胥黎奖章时，到该厂参观时厂方送给费先生的，费先生把它转送给我。他说，送这本书给我的目的是希望我能在立足本土文化研究的同时，还能看到中国文化与世界的连接。另外，他还送了一本苏秉琦先生写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给我，他希望我能够仔细研究中国文化的传统和历史，掌握中国文化的根柢，也就是一方面要面向传统，另一方面也要面向世界，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融会贯通起来进行自己的研究。
谈完话以后，已到中午，费先生留我在家里吃饭。也就在是这样的机会中，让我认识了费先生的女儿费宗惠女士，还有费宗惠女士的丈夫、费老的秘书张荣华先生。
临走时，张荣华先生对我说，有时间你要多来看看老先生，他喜欢和你们这些学生聊天。费老也说，你出去考察回来，别忘了来看我，告诉我，外面发生的事。还有，你平时看到有什么好看的书也给我带点来。从这里可以看到费孝通先生不仅关心学生们的成长，同时也很注重通过学生的考察了解社会新的发展状况，同时不断增加新的知识，他是一个永远在不断学习的伟人。
以后，每次到老先生那里去，他都让我带上一个录音机，将他的谈话整理出来。每次，费老都将整理好的谈话录仔细看过，并作一些适当的修改和调整，然后签上他的名字，我再交给杂志社刊登。他认为这种方式不失为一种表达学术思想的好方式，因为自由的谈话常能给人带来平时不曾有的激情和灵感。 费宗惠女士和张荣华先生对费孝通先生的任何事情都非常尽心，每次费先生和我谈话的时候，他们都尽量不打搅，但在每次谈话的上午或下午的中途，他们都会让保姆做一碗莲子羹或白木耳羹送上来给费先生吃，而我也沾光地跟着一起吃。
2000年国家提出了西部大开发的号召，作为一直关注西部经济发展，西部少数民族文化研究，并提出过“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费孝通先生，不能不关注这一战略的实施。费孝通先生认为，西部大开发，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这一战略是对的，但西部不仅是我国经济落后的地区，也是蕴藏着众多人文资源的文化沃土。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其中大部分的少数民族都集中在西部的10个省、市和自治区，是我国文化最多样性的地区，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西部大开发也可以是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大开发，在这一过程中，不同民族文化的接触与碰撞在所难免，解析不同民族文化的变迁历史、寻找文化沟通、交流的有效途径，并从中找到各民族文化共同发展进步的新生之路，应是西部开发中所要研究的重大问题之一。而且我国的西部不仅有许多珍贵的自然资源，还有许多珍贵的人文资源。我们的许多优秀的传统文化就蕴藏在这些人文资源之中。因此，在西部开发中，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西部的人文资源。
那时我觉得自己的人类学功底不够，想请费先生推荐我去英国伦敦大学（费先生的母校）做访问学者，开始费先生也答应了。但后来，费先生认为，到西部去研究人文资源比出国做访问学者更重要。他认为，许多的人文资源都是以民间艺术的形式呈现的，因此由我所在的中国艺术研究院来牵头承担这一项目最为合适。于是，在费孝通先生的倡导下，我们院牵头申报了“西部人文资源保护、开发和利用”的国家级重大课题，由费孝通先生出任该课题的学术指导，我担任课题组组长。为此，费孝通先生还专门到我们院作了一次有关西部“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的学术报告，除中国艺术研究院全体研究人员之外，原文化部部长周巍峙等文化部及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主要领导也都前来听取了这次讲座。
为了完善这一课题的前期论证，费先生曾带领我到西部不同的地区做考察。每次出门时，费宗惠老师和张荣华老师都必须同行，张荣华老师是费先生的生活秘书，而费宗惠老师当时已经退休，一路上她可以帮助照顾费先生。为了照顾费先生的身体，费宗惠老师经常看医书，了解经络，常常帮费先生按摩。在随行的一路上，我也常得到她关照，她经常将一些养生方法传授给我，希望我在做研究之余能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除了跟随费先生一起到西部的一些省份考察之外，我还跟随过费先生到他的家乡吴江市和他考察过的江村做考察。费先生家乡离苏州很近，那是一个很有文化的城市，业余时间费宗惠老师还单独和我一起去苏州逛当地的文化界和古玩市场。看得出来她是一个受书香熏陶的文人后代。正是因为这些出行考察，我和费宗惠老师夫妇结下了很深的情谊，也有了许多在一起聊天的机会。
费宗惠老师受费先生的影响，很喜欢读文学和历史类的书，经常问我要我写的中国陶瓷史和田野笔记之类的书看，看完后还和我一起交流读后感，对我帮助很大。
但我觉得费先生的鼓励还是非常有用的，费先生去世以后，我们这些学生有什么重要的学术活动都会请她和张荣华老师参加，每次她都会在会上做一个发言，从她的发言中我们能感受到，她一直在努力学习和领会费先生的思想，而且讲话的水平一次比一次高，看得出来，她是下了功夫的。
费先生去世以后，她和张荣华老师每年都会邀请我们这些费门学生一起聚会，学生们举办的所有的与费先生有关的学术活动都得到了她和张荣华老师的大力支持。就我自己来说，西部人文资源课题成果出版时，费先生已经去世了，是她带领我们课题组成员们一起到费先生的墓前做的汇报和悼念。我们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每一隔一年都要颁发一次“费孝通艺术人类学奖”，她不仅每次都到场，而且还发表讲话。由于她和张荣华先生的努力，让我们感到费先生并没有离开我们，因為他心爱的女儿“小妹”（费宗惠老师的昵称），还有他的爱婿张荣华老师还和我们在一起。
费宗惠老师生病后，虽然我曾多次到医院看她，但因为事情多，时间忙，并未能给予她更多的帮助。每每到医院看到她生病时的痛苦，我就想起了当年生病住院的费先生，当时，费先生的身上也是到处插满了管子，我看了以后心里很难过，但又无能力帮助他减轻病痛的压力，每次都是无奈而归。现在，费宗惠老师也一样，面对她的痛苦，我一样无能为力，只能在心中祈祷上帝能减轻一点她的痛苦。现在，她已经离我们远去，遥望着她远去的灵魂，虽然心中不舍，但觉得她终于摆脱了病痛的折磨，压在心中的那块石头反而变轻了。
但愿她不断升腾的灵魂能与她亲爱的父亲在天国相聚，但愿她离开人世时，能够再次回望她的亲人，回望曾生她养她的故土，同时也希望她的灵魂能得到安息！
她的亲人，她的朋友都会永远地记得她，包括曾经得到过她的帮助的费门学生们都会永远地怀念她！而费家两代人给予我的帮助将永远铭刻在我的灵魂中，也在我的学术生涯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